摘要: 目的：探讨依恋、权力感、意义感，与不确定性、死亡恐惧间的关系。方法：采用死亡态度描绘量表、生命意义量表、一般权力感量表、简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以及亲密关系经验量表对785名受死亡威胁较大的民众进行调查。结果：① 41岁及以上的被试死亡恐惧总分最高(F = 19.56, P < 0.001)；受教育年限在12年及以下的被试死亡恐惧总分最高(F = 7.09, P < 0.001)；有稳定亲密关系的被试死亡恐惧总分高(F = −2.64, P<0.01)；②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意义感和死亡恐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 = 0.09, P < 0.0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依恋焦虑和死亡恐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 = 0.16, P < 0.001)；③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权力感与死亡恐惧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β = −0.032, P = 0.534)。结论：个体的死亡恐惧主要由依恋焦虑、低权力感和低生命意义感组成，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中介了这一过程。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sense of power, meaning in lif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 and fear of death. Methods: 785 people in areas severely affected by death threat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Death Attitude Profile Revised,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 Sense of Power Scale,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and ECR-Relationship Structure Questionnaire. Results: ① 41 and older had the highest scores for fear of death (F = 19.56, P < 0.001); 12 or less years of schooling had the highest scores for fear of death (F = 7.09, P < 0.001); those in stable relationships had higher scores for fear of death (F = −2.64, P < 0.01); ② IU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and fear of death (β = 0.09, P < 0.01), IU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fear of death (β = 0.16, P < 0.001); ③ The effect of sense of power on fear of death was totally mediated by IU (β = −0.032, P = 0.534). Conclusion: In summary, fear of death is a combination of attachment anxiety, low sense of power and low meaning in life, which was mediated by IU.
1. 引言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是一种认知偏差，其核心是对未知的恐惧，IU程度高的个体将不确定性视为压力和不安的来源，认为不确定是消极的和需要极力避免的，个体的功能在不确定情境下受到较大影响 [1] 。研究发现，IU与死亡恐惧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个体越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死亡恐惧程度越高 [2] 。朴素的观点认为，死亡代表着人们能遇到的最大不确定性。那么死亡恐惧是否等同于对未知的恐惧？死亡恐惧由哪几部分构成？尚且没有确定结论。现如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下简称新冠感染)已累计导致全球至少600万人丧生，给人类造成极大危害，严重影响民众的身心健康，世界也进入了长期的不确定性之中。因此探究不确定性与死亡恐惧的关系，对于提高民众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流行病感染初期的不可预测性，IU被认为是焦虑发作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Akbari等的研究显示，IU在新冠感染恐惧(fear of COVID-19，简称FC-19)与健康焦虑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3] 。疫情的爆发威胁到个体的自我控制感和情景控制感，这些都预测了个体对病毒的焦虑，而IU水平较高的人则认为新冠感染以及H1N1疫情等病毒爆发更具威胁性，似乎IU中介了这一过程 [4] [5] 。国内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对人们的死亡威胁主要体现在亲密关系断裂、控制感丧失以及意义危机三个方面，而不确定性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 [6] 。例如在疫情爆发前，医生常会面对病患的死亡但少有恐惧情绪，然而应对未知的病毒却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其中不确定性是导致恐惧的主要原因。
恐惧管理理论是死亡心理研究的经典范式，该理论认为，面对死亡威胁，人们恐惧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三种：自尊寻求(Self-esteem Striving)、世界观防御(Worldview Defense)以及亲密关系(Close Relationship)。当增加自尊、巩固世界观或增强亲密关系时，将消除死亡提醒效应带来的世界观防御现象。也就是说，自尊、世界观和亲密关系与死亡恐惧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然而该系列研究主要基于北美基督教世界观，对待死亡普遍持有恐惧心理和逃避行为，而文化对死亡态度具有明显的模塑作用，因此研究结果的解释和推广具有一定局限性 [7] 。
有研究者指出，自尊和世界观在恐惧管理理论的体系里同属于个体对世界的某种特定的解释系统，这与生命意义感的概念具有较大的重叠。生命意义感是个体稳定的认知资源，也是幸福感(well-being)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有助于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大量研究也表明，生命意义感和死亡恐惧间存在强有力的因果联系。一项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老年人的死亡恐惧 [8] 。Wong则认为，克服死亡恐惧并过上幸福生活的核心在于对生命意义重建的能力 [9] 。Karataş和Tagay通过对929名土耳其人的研究也发现，IU与生活意义(meaning in life)以及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而与对新冠肺炎的恐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10] 。总之，个体生命意义感的威胁或重建，可以显著预测个体死亡恐惧的高低，也说明两者之间具有强有力的理论联系。
在亲密关系和死亡恐惧的研究中，Caras [11] 从与恐惧管理理论不同的早期依恋关系研究出发，指出高水平的父母关系质量以及他们对儿童独立的支持，与低水平的死亡恐惧相关，分离焦虑在依恋质量与死亡恐惧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对成人依恋的研究发现，相对于矛盾型依恋或回避型依恋风格，安全型依恋与较低的死亡恐惧有关 [12] 。对晚期癌症患者的研究发现，恐惧–回避型依恋及焦虑型依恋的晚期癌症病人具有更高的死亡恐惧 [13] 。
与不确定性和死亡恐惧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权力感。在关注权力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时，一般认为权力感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如焦虑和抑郁症状在高权力感个体身上表现得更轻，幸福感程度更高，甚至拥有更长的寿命，当人们感到力量减弱时，会表现出更多的死亡恐惧 [14] 。Becker同样认为，高权力感可以减轻人们的死亡恐惧 [15] 。拥有丰富物质资源和心理资源的高权力感个体，内心会感觉更加强大，更容易抵御不确定感，在面对死亡威胁时具有更大的安全感 [16] 。
综上可以看出，在死亡恐惧的研究中，依恋、生命意义感和权力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三个变量。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当个体处于依恋焦虑、低权力感和低生命意义感时，将导致死亡恐惧的感受，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其中起着中介的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通过“问卷星”平台于2020年7月及12月向华中、西北、华北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发送问卷818份，被试主要的特征为“受死亡威胁较大的群体”。剔除反应一致、漏答等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785份，有效率为95.97%。在回收问卷中，男性342人，女性443人。年龄18~71岁，平均年龄(29 ± 13)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5.1 ± 2.4)年。被试中有稳定亲密关系的(包括恋爱与结婚者) 376人，占比47.89%；没有伴侣的409人，占比52.10%。
2.2. 工具
2.2.1. 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修订版) (Death Attitude Profile Revised, DAP-R) [17]
本研究采用廖芳娟(2000)编译版本中的死亡恐惧分量表，用来评定人们面对死亡时所引起的害怕、恐惧等负向想法及情感，共7个题项。量表采用Likert5点记分的方式，分数越高，代表死亡恐惧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2.2.2. 生命意义量表(中文版)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 MLQ-C) [18]
本研究采用王鑫强(2013)编译的中文版生命意义量表，包括拥有意义感(the presence of meaning, MLQ-P)和寻求意义感(the search for meaning, MLQ-S)两个分量表，各含有5个题项。量表采用Likert7点记分的方式。本研究中，该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合成信度为0.90，拥有意义感、寻求意义感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均为0.88。
2.2.3. 一般权力感量表(Sense of Power Scale, SPS) [19]
量表由Anderson等人(2012)编制，该量表共有8个题项。量表采用Likert7点记分的方式，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中进行选择。第2、4、6、7题为反向问题，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权力感水平越低。本研究中，该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2.2.4. 简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IUS-12) [20]
本研究采用吴莉娟(2016)编译的中文版本。该量表共12个题项，采用Likert5点记分的方式。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对不确定性容忍程度越低。本研究中，该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2.2.5. 亲密关系经验量表–关系结构问卷(ECR-Relationship Structure Questionnaire, ECR-RS) [21]
本研究采用彭小凡等(2020)编译的中文版本中依恋焦虑维度。共3个题项，采用Likert7点记分的方式。得分越高，表明了这个人越是担心自己在有需要的时候得不到伴侣帮助和支持，就越努力地维持亲密关系。本研究中，该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本模板可直接用于论文及其文字的编排，有的页边距、行距、字体都严格符合规定，请勿修改！尤其是页边距，由于期刊在后期制作过程中需要在页眉、页脚添加各种信息，所以所有论文务必确保现有的页边距不被修改，页面空白不被占用。
2.3. 工具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22] 。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8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0.16%，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变异。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汤丹丹，温忠麟，2020)。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8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0.16%，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变异。
3.2. 不同人口学特征与各量表得分比较
不同年龄、受教育年限和亲密关系情况的死亡恐惧、生命意义感、权力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依恋焦虑得分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同性别的各量表得分没有统计学意义。41岁及以上的被试死亡恐惧总分最高，同时他们的生命意义感总分最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总分最高，依恋焦虑总分最高，21~40岁的个体生命意义感总分最高；受教育年限在12年及以下的被试，死亡恐惧得分最高，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得分最高，依恋焦虑得分最高，权力感在受教育年限上呈现边缘显著，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受教育年限在17年及以上的被试权力感总分显著大于受教育年限在13~16年和12年及以下的被试；有稳定亲密关系的被试死亡恐惧总分高，生命意义感总分低，而依恋焦虑总分高(表1)。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矩阵结果显示，死亡恐惧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依恋焦虑和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生命意义感与权力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呈显著正相关。权力感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依恋焦虑呈显著负相关。依恋焦虑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呈显著正相关(表2)。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mong scores of each scale (n = 785)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与各量表得分比较(n = 785)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matrix analy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varieties
表2. 各主要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
注：*P < 0.05，**P < 0.01，***P < 0.001，以下同。
3.4. 中介效应分析
在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亲密关系现状变量的情况下，采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设置重抽样次数为500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生命意义感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正向预测作用显著，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死亡恐惧正向预测显著，生命意义感对死亡恐惧正向主效应显著(均P < 0.01)，说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意义感和死亡恐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权力感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负向预测作用显著，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死亡恐惧正向预测显著(均P < 0.001)，权力感对死亡恐惧负向主效应不显著(β = −0.03, t(774) = −0.94, P = 0.53)，说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权力感和死亡恐惧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依恋焦虑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正向预测作用显著，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死亡恐惧正向预测显著，依恋焦虑对死亡恐惧正向主效应显著(均P < 0.001)，说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依恋焦虑和死亡恐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3)。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test results
表3.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亲密关系现状作为控制变量。
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权力感对死亡恐惧的负向预测作用经由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中介，中介效应量为−0.03；依恋焦虑对死亡恐惧的正向预测作用，经由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中介，中介效应为0.06；生命意义感对死亡恐惧的正向预测作用，经由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中介，中介效应为0.04，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表4)。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U
表4. 中介效应分析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了横断面的问卷调查，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前文提出的假设得到了支持：死亡恐惧，与生命意义感、IU以及依恋焦虑都呈显著相关关系，权力感与死亡恐惧没有显著相关，但由IU完全中介。可以说死亡恐惧在一定程度上由三部分组成，即依恋焦虑，权力感和生命意义感，并由IU中介。这与Belmi和Pfeffer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发现，个体在死亡提醒的一周后表现出更多的支配行为，原因是死亡威胁则会引发心理安全的丧失，而权力感则可以提供心理安全的保障，当权力感提高时，会让人们觉得他们在控制自己的生活 [16] 。这一结果表明，提升高权力感的控制感可以减轻死亡恐惧，例如仪式行为由于其固定性、刻板性和模式化，可以有效的调节个体情绪进而增强控制感 [23] 。在新冠肺炎流行时期，确定性对人们的生活、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是重要的，那些拥有生命意义的人，在这一时期的适应能力更强。这一观点与本研究结果不同，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生命意义量表中包括拥有意义和寻找意义两个维度，当个体的“寻找意义”维度得分较高时，代表着个体正在寻找生命意义而处于不确定之中，但量表总分可能较高，导致结果出现生命意义总分与死亡恐惧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前人研究也表明高IU水平的人更有可能比那些低IU水平的人，拥有更高的认知闭合需要，他们偏爱秩序，也更容易拥有稳定的生命意义感 [24] 。这也是本次研究中，IU程度与生命意义感程度呈现正相关的另一个原因。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可能有助于减轻那些高IU者的不确定感带来的痛苦。生命意义感是强加稳定感的工具，因此人们天生寻求维持意义，以便使世界变得确定和有意义 [25] 。
本研究发现依恋焦虑对死亡恐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并由IU中介。依恋焦虑会导致情绪调节失调，以及无法忍受痛苦和不确定性，而这反过来又会促进死亡恐惧水平的波动。可以假设，高依恋焦虑的个体可能倾向于体验现实中的不确定性，并将其作为威胁的标志，同时重新激活依恋系统，并创造一个与分离或依恋焦虑相关的恶性循环。Wright等的研究证明了这一假设，研究者发现IU在依恋和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当依恋回避作为协变量加入时也是如此 [26] 。也就是说，IU在成人依恋困难与焦虑的关系中起关键作用。本研究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补充，发现IU在依恋焦虑与死亡恐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Sanchez等则从依恋焦虑的源头进行研究，结果发现IU的出现可能是儿童与早期照料者互动的产物 [27] 。那些在安全依恋下长大的孩子，更能成功应对轻微或中度的压力(例如，朋友或父母的疾病)，成年后也更能抵御其他压力因素，因此安全依恋也被称为压力疫苗 [28] 。可以说个体与早期照顾者的关系，以及成人的人际功能，可能在IU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性别与各量表总分之间不存在差异。这与前人研究相同，即性别和死亡恐惧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 [29] 。然而当性别叠加其他因素时结果则会呈现差异性，研究发现老年女性死亡恐惧程度高于老年男性 [30] 。有配偶的女性，死亡恐惧高于无配偶的女性和男性，原因是死亡会带来分离的焦虑 [31] 。本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即有稳定亲密关系的被试死亡恐惧总分高，原因可能是由于本研究的被试特征为“受死亡威胁较大的群体”，因此会应导致拥有亲密关系的个体担心自己或亲人离世而产生死亡恐惧。同时也可以解释研究中有稳定亲密关系的被试依恋焦虑总分最高的结果。另外，在本研究中，年龄越大死亡恐惧总分最高，生命意义感总分最低，前人研究也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当个体不得不面对死亡威胁同时又缺少关于死亡的解释系统时，容易出现价值观的冲击，从而感受到死亡恐惧 [8] 。本研究则进一步引入了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依恋焦虑变量，解释了随年龄增长死亡恐惧增加的其他因素。本研究还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高死亡恐惧程度越低，说明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世界的认识越全面与深刻，更能够通过理性进行预测，也就越不会受到死亡恐惧的影响。另外，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目前的研究结果可能无法在患有慢性焦虑的个体样本中得到重复。同时，作为通过网络平台收集资料的研究，抽样必须被认为是一个方便的样本，因此，需要考虑选择偏差的因素，通过样本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依恋焦虑、权力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恐惧间的中介变量。其中，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权力感与死亡恐惧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该研究揭示了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个体的死亡恐惧主要由依恋焦虑、低权力感和低生命意义感组成，同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中介了这一过程。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科青年项目(编号：TJSRQN22-004)；天津行政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育项目(编号：22QMWT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