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跃性进步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逐步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新引擎。从2019年起，国家层面通过《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发布，系统性地规划了数字乡村的建设蓝图。进入2022年，为加速这一进程，中央网信办携手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详细部署了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优化升级、智慧农业创新引领、以及新兴业态与模式培育在内的八大核心行动领域，旨在2025年显著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质性进展[1]。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聚焦，明确将持续深化数字乡村发展行动，通过智慧农业的广泛实践，努力缩小城乡间的“数字差距”。同年5月，鉴于当前发展新阶段的需求，中央网信办与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协同行动，对先前发布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进行了全面修订与升级，推出了《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旨在为我国数字乡村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指导框架。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正步入一个更加成熟、深化的新阶段。各个政策的支持下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关键举措，“数字红利”在农村得到充分地诠释。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浪潮推动下，数字乡村建设已然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这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农村独特发展特点而精心设计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它不仅对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这一方案充分展现了我国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智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对于数字乡村建设目前已经有不少的研究，首先是对于数字乡村的定义，尹广文等学者将数字乡村视为农业和农村地区伴随网络、信息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以及农民信息技能提升而内生发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过程。强调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技术打破了地理空间限制，促进了城乡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数字化工具的应用也加强了国家对乡村基层治理的渗透和影响力[2]。数字乡村建设对于乡村有何作用？陈桂生提出数字乡村建设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数字化赋能和赋权，促进农民增收、防止返贫、精准对接财富分配和回归乡村情感，从而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新的可能性空间[3]。有学者从地域出发去探讨了我国的数字乡村建设目前的发展现状，张焕波等学者发现建设的过程由于地理、经济、社会等多种原因，我国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总体呈现的是“东部发展较快、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的现象[4]。有学者通过对乡村建设的水平进行测量发现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发展整体状况良好，各个省份数字乡村建设的水平逐渐提高的趋势。并且在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上西部地区速度较快，发展潜力较大[5]。最后是针对于我国目前数字乡村建设的不足，孙悦和项松林通过构建TOE-C分析框架和以安徽省为例，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数字技术的“嵌而不入”、组织参与主体的缺位、乡村数字资源的不足以及农民数字素养的匮乏等问题。建议通过引领数字技术以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协同多元主体以推进乡村组织变革、优化数字环境以消弭城乡数字鸿沟、健全教育体系以提升农民数字能力等途径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6]。高鸣和杜志雄在其研究中通过对比分析澳大利亚、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的数字乡村建设实践，提出中国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县乡两级规划不足、基础设施短板、数字人才缺乏等问题。进而指出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而农民的数字素养提升则是关键。此外，数字化转型应以农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以确保技术应用的实用性和有效性[7]。
在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研究中，学者张江龙探讨了社会工作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认为社会工作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中，社会工作依据关系导向和社群赋能的双重逻辑展开行动。在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中，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并在尊重乡村文化的基础上促进数字技术与人文关怀的融合。通过社会工作的社群赋能策略，建立积极的个人关系、和睦的社区联系和宽容的文化氛围，倡导温暖、充满关怀的数字技术应用，实现数字技术的广泛利益，确保其普及和效益。并且社会工作通过其专业方法和技巧，如通过个案管理、小组工作和社区组织等手段，促进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8]。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的研究中，电商作为数字乡村建设中最常见的帮助农民增收的方式，尹洁通过对山东省日照市后村镇农村电商发展的案例分析，展示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电商孵化的有效性。该研究指出，社会工作者通过实地调研、资源整合、政策宣传、技术培训和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电商的发展。社会工作者不仅帮助当地农民建立了电商销售渠道，还通过建立团队公众号、设计电商小程序、开展电商训练营等措施，提升了农民的电商知识和技能，增强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9]。社会工作也有介入到数字乡村治理中，胡卫卫和张露指出社会工作介入能够推进数字治理体系的完善，构建协同共治联合网络，重塑共同在场时空场域，畅通双向信息互动渠道，以及活化数字包容治理理念，这些作用体现了社会工作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价值[10]。
社会工作作为基层社会建设中一个重要角色，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社会工作作为中坚力量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研究较少。贵州作为西部城市，是东数西算的主阵地，数字乡村建设在最近几年也在贵州开始实行，并且贵州省也在大力推进社会工作人才建设，有大量的社会工作人才资源，选取贵州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具有典型性，通过对贵州省数字乡村建设困境的分析，探讨社会工作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2. 贵州省数字乡村建设现状
2.1. 基层党建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数字化已经是作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效途径。在贵州省平坝区天龙镇合旺村与紫云自治县猫营镇黄鹤营村等40个市级数字化赋能农村基层党建试点村，这些村庄通过建设数字乡村平台，实现了“党建 + 大数据 + 乡村振兴”的信息化管理模式。液晶显示屏、电脑控制系统、高清摄像头等设备的引入，让党组织能够实时掌握村庄动态，提升党建工作效率。信息平台不仅方便了党员参与支部活动，还通过整合各类学习资源，推动党员学习常态化。此外，这些试点村还通过数字平台促进了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的数字化、便捷化、高效化，展现了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崭新面貌。
2.2. 便民服务
通过数字化手段，贵州实现了通过数字平台提高了服务效率。大关镇的创新“智慧门牌”，通过每户门牌上嵌入的二维码，村民们能够轻松访问村级“三务”公开和小微权力清单，实现了对村中情况和事务的即时了解与监督。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还加强了群众对村级事务的参与度。在余庆县的花山乡，另一个创新实践——“乡村振兴码”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个系统集成了政务服务、金融服务和便民服务，以二维码为窗口，使村民们能够方便地在手机上查看政务服务信息、办理金融业务、享受惠民服务，并即时了解利民政策。
2.3. 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贵州的广大农村地区，数字化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搭建数字乡村平台，一根网线连接了都市与偏远乡村，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陇黑村、韭黄村、红枫湖镇骆家桥村以及息烽县九庄镇鸡场村等地，高清摄像头、传感器等数字化设备的运用，不仅实现了对农作物和家禽生长状况的实时监控，还通过远程会诊、技术咨询等方式，为农民提供了精准、高效的农业技术服务。数字乡村平台的建立，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的信息化水平，促进了农业现代化，还通过“大数据 + 农业”的普及，推动了特色农业产业延续、补充和强化，为农民增加了收入。同时，数字平台还促进了农村电商的发展，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实现了从农产品销售的数字化转型。
2.4. 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安顺市黄鹤村因为温泉小镇游客络绎不绝。为了应对旅游热潮带来的环境治理和社会治安管理挑战，黄鹤营村引入了数字乡村平台，通过远程监控实现环境卫生和实时情况的即时管理，确保游客体验。数字平台也极大地便利了村民的日常办事流程，提高了便民服务的效率，并促进了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有效沟通。在普定韭黄村，高清摄像头和数字乡村平台的结合更是实现了社会治安的智能化管理，解决了旅游旺季带来的管理难题。我市在试点村的数字平台建设中，整合了多项功能，实现了乡村治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推动了乡村的宜居建设和文明发展。
3. 贵州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
3.1. 主体维度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数字乡村的建设主体缺失，农村农业经济具有不稳定性，面对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城市务工，在贵州省的统计数据中显示了农村面临年轻劳动力流失的状况，留下的只有老人小孩和妇女，发展数字乡村的建设主体缺失[11]。其次是在数字乡村建设的专业人才方面，数字经济和数字乡村建设对人才的需求较高，但贵州省在吸引和培养专业数字人才方面存在不足。一方面，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贵州省在数字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的政策和措施还不够完善，导致人才供给不足。
3.2. 环境维度
在硬件环境方面，贵州省作为山区省份，地理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地区存在困难。这使得乡村地区的通信、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无法满足数字乡村发展的需求。虽然全省实现行政村通光纤宽带、30户以上自然村通4G网络、乡镇通5G网络、乡镇千兆光网覆盖“4个100%”[12]。但是30户以上的自然村只有3.99万，全省的自然村共有13.63万[13]，这就存在部分偏远乡镇和村庄尚未实现宽带网络的全覆盖，导致数字技术的应用受限，影响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
在“软”环境上存在着数字鸿沟，由于城乡二元化，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数字技术传到农村更晚一点，随着网络遍及到农村地区，数字技术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新的可能，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农村社会中，数字技术的融入就会出现“文化震撼”的现象，导致村民对数字技术的难以接受和排斥，最常见就是村民对于移动支付，相当部分村民不会使用移动支付，认为太麻烦不如现金方便，或者是认为钱在手机里面会被“偷”走。
3.3. 组织维度
目前的数字乡村建设的基层组织形态主要是基层的党组织，在贵州省基层党组织以“数字党建”“党建 + 大数据 + 乡村振兴”等形式引领数字乡村建设，但是农村基础党组织成员年龄偏大，在数字技术的接入上存在困境，使用数字技术成为他们工作的负担，呈现出有心无力的局面[14]。基层党组织农村内部村民自组织缺位，数字乡村建设是由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发展路径，但是政府对于数字乡村的建设起到的是一个政策形成、主导大方向的作用，在农村基层的数字乡村建设更多要依靠当地村民自组织，因为村民才是发展和行动的主体，政府主导虽然效率高，但是不能激发村民的自主性。
4. 社会工作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可行路径
4.1. 主体维度：帮助数字技术实现就地化发展
4.1.1. 注重内部人才资源，解决人才困境
在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中，强调不过度关注社区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而是重视社区也有的资源、技术和能力，相信每个社区中居民、团体、组织有能力去做决策[15]。在面对无法吸引外在人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内部人才资源的关注。社会工作在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中，通过社区的前期调研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挖掘农村当地资源和优势，如当地的大学生、网红、能人和土专家等，把这些资源进行整合起来，把个人经验转化为集体优势，共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
4.1.2. 数字技术与适配当地具体情况，实现数字技术的嵌入发展
“十里不同乡，百里不同俗。”在广大农村地区各有其不同的特色，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社会工作发挥其调研、信息收集的能力，在基层中了解农村服务于农村，立足当地风土人情，推动数字技术与农村传统文化融合发展，让传统文化也能够成为一种“新潮流”。如在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为14,050,266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6.44% [16]。少数民族村寨312个，占全国总数的19% [17]。面对这一大特色，可以将民族特色融入到数字乡村建设中，民族地区独有自然资源和民族特色是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有力依靠，帮助民族地区开展数字乡村建设，打造“数字 + 民族特色”示范样板，数字经济与贵州地区民族村寨特色产业融合，助力民族村寨更好的发展。
4.1.3. 构建多层次数字教育体系，满足农民群体的不同需求
在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中，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便是“个别化”，它强调尊重每个个体的独特性，理解并回应其差异化的需求和情境。在贵州农村中面临的人口流失的现状，对于留下来的老年和妇女就成为了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个别化原则显得尤为重要。个体之间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数字技术的认知、接受程度及应用能力。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民群体，根据其需求和贴近村民真实生活，提供相对应的数字教育资源，提升村民的数字技术获得感切实提高农民的数字素养。
4.2. 环境维度：弥补硬件不足，形成数字乡村建设氛围
4.2.1. 促进资源和经验共享，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步伐
贵州作为“东数西算”主要阵地，有丰富的数字资源，如黔农智慧乡村数字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是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贵州省农村信用社于2022年初联合开发建设的一套依托于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系统，目前在开阳和清镇开展试点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在促进各地基础设施完善的基础上，推进这样的服务平台在乡村的普及，把资源链接到农村，加快数字乡村的发展。
贵州的数字乡村建设中已有一些不错的实践成果，如第一批入选国家级数字乡村示范点的四个地区，由于起步较早，现已有一定的成效。社会工作可以作为资源链接者帮助农村地区之间搭建共享平台，不同地区可以分享各自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创新做法和优秀案例。这样的共享机制不仅加速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步伐，弥补人才上的短缺，还激发了更多地区的创新活力。
4.2.2. 打造数字乡村建设氛围，减少村民的排斥
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应深入农村社区的日常实践之中，以社区为基本单元，通过教育和培训活动，激发村民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学习和掌握，进而认识数字技术赋予的潜在经济与社会利益。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着眼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情感维度，通过策划和实施多元化的数字实践活动，实现村民对数字技术的熟练运用，以此促进农村社区数字乡村建设氛围的积极形成。此外，应特别关注数字技术的普惠性，确保所有村民，包括边缘群体，均能平等地享受数字技术的益处，以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全面性和均衡性。
4.3. 组织维度：培养农村数字乡村建设的自生动力
4.3.1. 培养数字乡村建设农村自组织
自组织作为农村自我管理的重要途径，对于数字乡村建设尤为重要。社区自组织通过培训，能够提升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使社区成员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数字乡村的建设和管理中来，提高民主参与和社区自治的效能。例如，通过在线社区议事平台的建设和使用，居民可以直接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建立数字乡村培训中心、开展现场培训和在线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可以确保乡村人员获得实用、有效的数字化培训，提高他们的数字化技能水平。
4.3.2. 推动农村组织多方联动
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下，社区作为共同体的构建与运作，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与集体努力。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指导与支持，对于动员和整合社会组织、驻村机构、自发性团体以及社区居民等多方力量至关重要，这些力量的参与和支持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因素。社会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桥梁和纽带角色，通过发挥其资源整合的专业优势，有效地服务并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社会工作实践应注重激发和增强居民的参与意识，通过参与式方法和策略，促进居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积极参与，进而构建一个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数字乡村发展模式。
5. 总结
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本文以贵州省为例，深入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困境以及社会工作在其中的创新路径。针对这些困境，本文提出了社会工作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可行路径。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和创新路径，可以有效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社会工作者和研究者关注这一领域，共同为数字乡村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