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上相契合。在宇宙观上，马克思唯物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在契合；在天下观上，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视野契合；在社会观上，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不谋而合；在道德观上，马克思主义“真正人的道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尚德”有机耦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准了契合点，凸显了两者实践性、人民性、辩证性和革命性的理论特性。
Abstract: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in terms of cosmology, world view, social view and moral view. In the cosmology, Marxist materialism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osmology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kind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world view, the “world for the common good”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ocial organism” vision of Marxism; in the social view, the “commonwealth society”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wealth society” vision of Marxism; in the social view, the “commonwealth society”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wealth society”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world view, the “world for the common good”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incides with the Marxist vision of “social organism”; in the social view, the “cosmopolitan society”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incides with the ideal of the communist society; in the moral view, the “virtue”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incides with the Marxist concept of “true human morality”. In terms of morality, “virtu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ism's “true human morality” are organically coupled. Marxism and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have found a point of convergence, highlighting their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ity, people’s nature, dialectic and revolution.
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剖析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趋势，从而深入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指导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世界民族解放斗争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源自农耕文明，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积累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观念，这些价值理念体现了在中国人的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源自欧洲的理论远渡重洋和源自农耕文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这清晰表明两者之所以能结合是两者之间存在相契合的思想交点，尽管两者存在时空上的迥异，但二者理论特质上相融相通，两者的结合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又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存在时空上的迥异，但二者思想理念上相融相通，存在一定的契合之处，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场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产生化学反应，两者的结合是以“破”和“立”的方式进行[1]，从而形成新的生命体。
2.1.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宇宙观上内在契合
中华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哲学意蕴的宇宙观，其中唯物论和无神论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就是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具有决定作用的，物质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客观规律，但人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去演绎历史的进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宇宙观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中国传统哲学对何为“天”或者“宇宙”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屈原《天问》中有“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相关概述，《管子》将宇宙描述为“宇中有宙，宙中有宇”且宇宙有春夏秋冬的轮转规律，中国传统哲学家们将“五行”之说构成了世界万物，孔子还采取了无神论的立场[2]。中国传统哲学家们通过观察自然和社会的变迁逐渐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观点彰显了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基于此，中国传统文化对宇宙的认知从天地观到天道观探索世界和人的关系，即“天一合一”。这个概念囊括了“天、地、人”三者，而从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构成了世间万物。相较而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基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历史实事，明确指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物质是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通过物质世界的底层逻辑，阐明了物质世界具有客观性，物质世界有其发展的规律，规律是可以被人认识和利用的，客观事物不存在神秘主义，而且人和自然界也是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不存在上帝或者神创造世界的活动。恩格斯说：“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3]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了物质世界第一性，但人不能随心随意改变客观世界，必须要合规律性，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2.2.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天下观上视域融合
在中国传统哲学叙事中“天下”有不同的含义，具有伦理、道德、政治等多重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包涵了地理学和政治学范畴，具有协调性和整体性，具有世界视野，其讲究是“天下一家”的理想境界，“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理念思想代表了中国人对“天下”的认识和追求。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天下”做具体的描述，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思想，这种转化打破了各个民族和国家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状态，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越来越紧密。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中，普遍交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整个世界越是普遍联系和发展，人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人，每个人都处于世界交织的大网中，世界也成为有机发展的整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也有世界和宇宙的意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天下为公”。“公”不是代表政权，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要到达这个理想社会就必须从整个世界出发，探讨人与人，与人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各个领域能达到协调发展的程度，才有实现“为公”的可能，不论是何社会群体各司其职，达到权力共有，天下共治，命运与共，而要实现这种理想的世界，需要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寻求利益的共同体，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协和万邦”的美好世界追求，这何尝不是一种追求协同发展的美好向往。这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有机体”思想相契合。马克思明确阐释了社会有机体是具有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有机整体，往往这些社会有机体的构成要素之间是有矛盾的，只有当这些矛盾发展到相互协调和共处的状态时，社会有机体才能有序生存和发展，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就世界视野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天下观上视野相契合。
2.3.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观上不谋而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观是构建在对“天、地、人”统一基础之上强调“和谐”。实现人格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生态的和谐以及世界的和谐，是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当下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以国家、社会和个人和谐共生关系为基本范畴，探索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体的和谐共生关系，思考未来社会的发展形态。共通的社会理想、契合的实践精神以及一致的价值立场仍为二者理论互构提供了内在张力[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愿景是希望能达到“大同社会”。在《礼记·礼运》中描绘了社会理想蓝图，在这个理想王国中“老有所依、幼有所教、人有所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状态。马克思主义也描绘了一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未来社会发展愿景——共产主义社会。两者都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两者在理想社会形态上相契合。一是两者对理想社会都有共产制的影子。“大同社会”首先是要社会财产是共同的，这也是“大同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中要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他们提出：“这时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与管理”[5]。也就是未来社会要实现共产主义，从私有制到社会所有制的转变。二是两者对社会发展的审视上都秉持发展的观点。中国哲人也把社会看作是不断发展的，其中“小康社会”就是一个印证，小康看似是一个幻想的理想社会，实际上也表明了中国哲人是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社会发展，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也以发展视野审视社会发展规律，指出人类最终通往共产主义的和谐之路。三是两者都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取向。《尚书·五子之歌》记载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古代哲人把民本思想认为是政治理论的核心，素有“敬天保民”、“仁政”等说法。中国古代的智者就从历史兴衰更替中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强调民众是社会的根本和主体，只有民众富之安之，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与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价值关怀相契合。在马克思看来消灭了私有制，人不会成为资本的奴隶，人的个性也不会被异化，人也就成为真正有个性的人、自由的人，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人的联合体将是人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真正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现实的人”的利益共同体，而要实现这种利益的联合只有社会发展到达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某种程度上，“大同社会”具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形态，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叙事范式。
2.4.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道德观上有机耦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并积淀下来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代表了中国人精神领域的追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从人的社会关系范畴出发，衍生出个人道德、家庭道德、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来调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精华概括。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具有鲜明的实践思维，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能动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这种能动性体现了人是有目的的和意识的，在实践活动中人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达到人的解放的终极目的，从而实现“真正人的道德”。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道德，崇尚道德。由于农耕文明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观强调人格的养成，形成个人——家庭——国家为一体的道德要求，强调群体为重的意识，中庸和谐的理想，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理性务实与经世致用的作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观从社会发展实际，倡导个体人格的修养，以“君子”和“小人”作为道德践履水平的高低的分水岭[6]。在注重个人人格修养的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观也强调个体价值的实现，这种道德观认为只有人格完善才是自我价值实现的先决条件，讲究“内圣外王”。十分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观强调群体价值，注重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的联系。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具有实践思维也强调集体主义马克思以前的哲人将道德认为是绝对的、永恒的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道德法则，是思想的禁锢和反叛资本主义的无心枷锁。马克思则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回应“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深层问题，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是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只有打破资本主义冷冰冰的利己主义的状态，实现人真正的自由、平等，才能形成真正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不是永恒的，道德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能代表现状变革和代表未来发展的道德以及能保持长久发展的道德就是无产阶级的道德，只有超越了阶级对立，真正人的道德才有成为的可能，两者在道德观上有内在共通性。
3.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理论特性
3.1. 两者提倡理论的实践性
实践观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性主要围绕“知”和“行”范畴展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知”和“行”是不可分离的，素有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倡导实学的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践主体出发，侧重将“知”与“行”的关系践行与道德伦理上，更加关注人所处的现实社会，将人具体化在社会关系中，通过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即实践活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阐明了认识的来源、功能等，表明认识和实践紧密结合，。马克思也强调哲学并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的手段，而实践恰恰是将理论转化为现实的桥梁。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是通过实践活动产生的现实的人而形成的，这种实践活动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类社会，也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但人的实践活动并不是盲目的，因此就要求人的实践活动要合目的性和规律性，只有在实践中人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2. 两者彰显理论的人民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与主体内容就是寻求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精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是宇宙的中心，认为离开人去谈社会发展，无异于天方夜谭。其次是将人本主义精神和社会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人看作是社会性的存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抽象概念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人的社会属性具体化了，甚至到了近代中国，中国哲人逐渐看到“众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人的社会主体作用，并使人的发展更加具体化。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终极目标，是人民的理论。马克思自己经历过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应该是获得最多利益的群体，他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关注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价值，以求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3.3. 两者注重思维的辩证性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从而成为强有力的批判武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对立统一规律、量变与质量发展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精华，唯物辩证法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基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从春秋时期中国哲人就探讨“物生有两”讲求事物发展的对立面及相互作用，道家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提出：“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的矛盾转化观，儒家则从阴阳相互转化方面指出矛盾是变化发展的，相辅相成的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谐”就是对这种辩证思维的集中表达，就是将“天、地、人”的运行达到合适的境地。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在认识世界的发展中找寻运转规律，达到人与世界的和谐发展的境界。正是两者基于对自然和社会历史进程的辩证运动的相通认识，筑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桥梁。
3.4. 两者具有斗争的革命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历史的洗礼能传承至今，本身就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求图新、批判继承创新的革命性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性不仅仅表现在阶级斗争上，更突出的是其蕴含的革故鼎新、自强自新的精神。从中国的神话故事中就已经鲜明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革命性贯穿在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一方面表现在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上，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人是具体化的，有立命、立言、立身的人生追求，正是在这种人生追求中激励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一切事物都秉持着变革发展的观点。《礼记·大学》中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动态发展的视野审视社会发展，其中在社会革命中表现最为明显，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中无论是汤武革命还是政治家改革都企图拥有更加合法合理的统治地位，而这就和前者相关联，只有统治者的价值理念合理，统治地位才能更加巩固。马克思主义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将事物发展认为是永恒的形而上学的旧观点，以普遍发展的眼光审视社会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在揭露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性、揭露阶级压迫的过程中，以彻底的革命性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
4.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人类社会的智慧结晶，两者虽然在构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准了契合点，两者的契合之处，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连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桥梁，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两者的结合使得“魂脉”与“根脉”更好融贯融通，更好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飞跃发展。
基金项目
2024年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研究》(项目编号：XJ2024G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