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约2.64亿，占总人口的18.7%。预计到2035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30%以上，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1]。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如何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成为了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老龄化的理念随之逐渐受到重视。这一理念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在1993年《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中首次明确提出，它是指老年人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上积极参与生活，以延长健康寿命、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既强调老年人的生理健康，也注重他们的社会参与、心理适应和个人发展，认为老年人并非社会负担，而是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社会应该为老年人提供支持，并鼓励他们持续学习和自我发展。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老龄化与健康：积极老龄化的全球策略》正式将积极老龄化纳入全球政策框架，进一步阐述了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和实践路径。同时，国际会议和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推动积极老龄化理论的发展。
因此，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与实施，是与积极老龄化理念相呼应的一项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它基于人口经济学和社会福利理论，强调了老年人作为经济资源的重要性，倡导以积极老龄化的视角来看待老年人群体。我国于2024年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2]，并决定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但是，当前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还面临着就业市场对老年人的歧视、技能更新的需求等诸多挑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福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2. 延迟退休政策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意义
2.1. 增加社会的劳动力供给
我国目前处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人口结构的情况之中，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压力，各类企业在招聘员工时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工作，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还能充分发挥老年人在职场中的经验、技能和智慧，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对于新员工的培训成本。老年人在工作期间所产生的收入，一方面可以为国家贡献更多的税收，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福利项目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
2.2. 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升生活满意度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关于全球抑郁症与其他常见精神障碍的最新数据来看，老年人群体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3]。在传统观念中，退休往往意味着一个人职业生涯的结束，许多老年人会感到失落或无所适从。但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老年人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继续在职场中与同事保持团队合作，维持原有的人际关系，感受到被需要和有价值。老年人在社会中的活跃也能够助推社会加强对老年人服务需求的认知和重视，促使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发出更为多样化的社会服务项目，如老年人培训、社区活动及心理咨询服务等。
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来看，老年人群体的健康、社会参与感和心理适应性密切相关。老年人感知到自己仍然能够对社会和家庭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也有助于提升幸福感和心理韧性。政府可以降低对维护老年人心理健康资源的投入，将更多资源用于其他需要帮助的群体，提升整体福利系统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2.3. 促进代际关系的和谐
代际契约的履行需要以稳定、平衡的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为基础[4]，代际之间相互的支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家庭来说，老年人既是经验的传承者，也是年轻一代的支持者。老年人在职场上的持续参与可以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让他们在家庭中保持一定的权威和影响力。年轻一代在经济和情感上对老年人的支持，也可以强化家庭的凝聚力，促进和谐的家庭关系。不同年龄段的人们积极互动、共同参与社会活动，有助于促进家庭和代际关系的理解与支持。
对于职场来说，老年人可以与年轻一代保持代际交流与合作，老年人指导年轻一代、分享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充分感知到自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与价值，一方面老年人可以提升自我满足感，另一方面整体的工作环境也会更加和谐。和谐的代际互动关系既惠及个体，也为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提供了动力，对建设更为包容和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延迟退休政策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挑战
从积极老龄化理论的视角来看，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虽然带来了许多潜在的积极效果，如增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升生活满意度以及减轻社会保障压力等，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影响着社会福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3.1. 社会保障体系适应性不足
老年人工作年限延长，养老金的领取时间相应缩短，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减轻政府养老金支出的压力，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延迟退休其实是在解决日渐延长的个人生命周期与目前的劳动周期的错配，而现行工作与生活二分的劳动制度又强化了这种错配[5]。其一，延迟退休导致老年人在职场的比例增加，但养老金的支出在领取期间内的压力也在加大。其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也意味着退休人口比例的增加，这对养老金的筹集和分配是一个巨大挑战。其三，针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还需要考虑到不同人群，特别是低收入和脆弱群体的利益，种种隐患也在促使着社会保障体系。
另外，当前我国对于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服务往往集中在基础医疗层面，针对老年人特殊需求的个性化服务供给不足，其工作表现和生活质量受到负面影响，最终可能导致老年人健康问题的恶化和社会孤立感的增加，对社会福利体系造成压力。
3.2. 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增加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许多行业面临着结构性调整和岗位减少的挑战，就业市场情况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在一些传统行业和岗位上，如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对体力要求较高的领域，老年人对于工作的持续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年轻求职者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挑战，从而引发对自身未来职业发展的深刻担忧和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可能更倾向于抱怨和抵制延迟退休政策，而老年人则可能感到被误解和边缘化。
一旦社会对于就业政策的信任度下降，对资源分配产生争议，既影响到许多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导致整体社会就业氛围的消极化，削弱社会的整体凝聚力。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年龄群体的需求与挑战，以确保社会福利体系的顺利实施。
3.3. 老年人的健康风险增加用人单位的压力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会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退，患病的风险也显著上升，既会导致个人生活质量的下降，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和长期工作能力，在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方面，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方面也还有所欠缺。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延迟退休政策却要求他们为老年员工提供更加合理的工作安排，包括适合的岗位、灵活的工作时间和良好的工作环境。从“经济理性”角度出发，企业雇佣缺乏法律保护的老年员工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导致不愿为其承担责任[6]。
此外，相较于年轻人来说，一方面老年人的健康风险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司在健康保障、保险和医疗支持方面的支出，不仅对企业的运营成本造成压力，也不利于其他年轻员工的工作氛围和团队合作；另一方面，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一旦恶化，就需要频繁地就医、进行检查和接受治疗，这必然会导致企业缺勤率上升，老年人无法在项目要求时间内完成相应的工作，企业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对年轻人进行培训和替代，既影响了用人单位的生产效率和工作进度，也加大了企业人员流动性管理的难度。
3.4. 老年人的心理负担加重
一些老年人会认为自己是在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下被迫继续工作，特别是在面对随着身体机能下降而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身体疲劳时，他们所承受的心理负担会更加严重，变得对当前的生活感到越来越疲惫和不满。
而且，即使许多老年人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但在高强度和高压力的职场环境中，他们还是经常会遭遇企业对年龄的偏见，认为他们不再适应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老年人的自我认同感被削弱，在心理上感到不被尊重和忽视，工作的自信心和积极性也会被影响。
一旦老年人因工作产生的心理压力而导致健康问题加重时，必然会对医疗服务和心理支持产生更多的需要，但这些需求未必能够得到充分满足，而这些无法满足的需要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福利体系产生额外的压力。
4. 延迟退休政策对于完善社会福利体系的路径探析
4.1. 优化养老金制度的顶层设计
在完善养老金制度时，要强调“多层次”而非模糊的“多支柱”理念，讲究先后顺序。要先建立起一个成熟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统一、公平和法治的基础之上不断完善[7]，优先考虑对不同人群的覆盖，确保全国统筹与公平分配，解决现行制度中的区域差异与群体不平等问题。确保了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才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完善现行的社会福利体系。为此，政府要明确其在推动养老金制度统一和法治建设中的角色，消除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影响，来促进政策的有效落实。
在积极老龄化的视角下，个人养老金制度与延迟退休政策的有效结合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养老金制度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面临着巨大压力，个人养老金制度则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灵活的财务规划选项，让每个人得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状况制定退休计划，一方面，为个人提供了额外的财务储备的途径，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政府和社会都应该鼓励有意愿的人参与，同时取消不必要的门槛，开放市场，符合资质的金融机构都应该被允许经营个人养老金，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参保者的积极性，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同时，政府还应该重点支持养老金极低的居民，例如，政府可以为低收入者提供补贴，鼓励他们参加并缴纳最低保险费，来获得可预期的养老金。
政府应该尽早引导民众合理规划其个人养老金，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为未来的老年生活进行必要储备的重要性，鼓励他们参与到多层次的养老金制度中，完善好一个公平、灵活且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以应对延迟退休政策带来的挑战。
4.2. 优化社会服务供给
帮助老年人获得就业岗位，是应对延迟退休政策、促进老年人全面参与社会的关键环节。对于服务行业、咨询、教育培训等领域的企业来说，老年人的经验往往是一种竞争优势，这些企业可以设立专门的老年人招聘岗位，实行弹性工作制，或者通过兼职岗位和远程工作等方式，让老年人能够灵活地参与劳动市场。社会组织要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建立起为老年人就业服务的平台，开展针对老年人再就业的相关咨询服务，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进行就业信息的对接，让老年人在面对延迟退休政策时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政府要完善一系列政策及法律法规，如为雇佣老年员工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在劳动法框架内明确保障老年人的就业权益等，鼓励企业为老年人群体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此外，有关部门还必须加强对老年人就业的监管与评估，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不断优化社会服务供给体系，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保障，营造更加尊重和包容的就业环境。
积极响应延迟退休政策，还要充分考虑到老年群体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比如，心理咨询服务可以帮助老年人应对因延迟退休带来的心理压力，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丰富的文化活动能够增强老年人的生活趣味，提升他们的社会参与感；志愿者可以定期组织健康讲座、文艺活动等，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促进代际间的交流与理解。开展培训和宣传，可以提高社会对老年人服务的重视程度，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老年人的良好氛围。政府和社会必须大力发展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社会服务网络与社区支持系统，有效整合资源，提高服务供给的效率与质量，为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提供重要保障。
4.3. 完善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服务与心理支持
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8]。但是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意味着老年人将在职场中待更长时间，那么就要求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需要更加重视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与心理支持，遵循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多维现实需求[9]。但是我国现有医疗体系针对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服务尚不完善，如：针对慢性病的长期管理和预防性健康服务相对较少、心理健康服务缺乏针对老年人群体的专门支持和咨询、健康管理服务缺乏整合和协调等。因此，政府社会应该携起手来，联合社会组织和企业，通过多方合作，整合医疗、护理、康复和心理健康服务，形成一个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综合服务体系，以确保不同专业的医疗人员能够协调合作，从而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服务。一方面，提升他们自身对慢性病管理、营养、运动等健康知识的认识，另一方面，老年人参与这种群体活动，也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支持。遵循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多维现实需求，以及适应时代变化发展下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要求。
同时，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服务，也有助于增强社会福利体系的整体效能，支持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是一种正向的循环逻辑。
此外，从老年人自身能力角度来说，文化程度、技能水平等也是衡量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胜任力的关键标识[10]，企业、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要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不断为老年人开发、完善多样化且师资力量强的职业培训项目，如数字技能、财务管理、沟通技巧等。社会组织和有关部门可以采取多渠道的宣传与教育活动方式，包括媒体报道、公共讲座和社区活动，向公众传递积极老龄化的理念，让社会各界理解延迟退休在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方面的重要性。要让社会更加全面地认识到老年人作为资源的价值，改变社会传统观念中“老年人是家庭负担”的消极印象，为延迟退休创造更加友好的舆论环境，一方面可以激励老年人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继续职业生涯，另一方面还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社会归属感，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社会氛围。
5. 结语
总而言之，延迟退休政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为了确保这一政策能够有效落实、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能够符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政策制定者需要提前进行调查，询问老年人在延迟退休政策执行中的意见和感受，倾听老年群体的真实声音，优化社会福利资源的配置。只有将常态化的反馈机制落实到延迟退休政策之中，及时调整政策内容，才能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和受欢迎度，提升社会福利体系的合理性和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