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疾病是中外文学中重要的书写对象，它的表现形式并不拘于某种客观的存在实体，往往与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修辞”。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开篇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疾病是生命的阴面”。她也明确地提出疾病有作为“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并且举出很多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去论证疾病与修辞活动的密切关联。但是桑塔格认为看待疾病“最健康也是最真诚”的方式是“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1]，她是从治疗和患者心理的角度出发的。然而在西方文学中，这种疾病的“隐喻”式或修辞式思考从未中断，尤其在进入20世纪后，从弗洛伊德将对精神病患者的研究投射到文学文本的研究中，到福柯的名作《精神疾病与心理学》，很多作家和批评家都有意识地从修辞的角度思考“疾病”的存在。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第一个利用“疾病”修辞的作家是鲁迅。无论是《狂人日记》中得了“癔症”的“狂人”，和《药》中肺结核缠身的小栓，鲁迅笔下的“病”有着某种特殊的修辞学意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癔症”表现出未觉醒者的愚昧与觉醒者的痛苦，《药》中的肺结核一方面构成书写人民愚昧的工具，另一方面也隐喻国民性的孱弱。鲁迅自己也承认其作品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将“疾病”视为了中国人国民性的某种“阴面”。他的表达中并不真的认为所有中国人都得了某种需要救治的重病，而是以此指代中国人性格中某些他认为应当去除的部分。当代文学中林斤澜的小说《十年十癔》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疾病”在他的笔下充分发挥了恐怖的感受，他利用疾病巧妙地揭示出时人的恐惧与不可言说并存的文化心理。同样的还有严歌苓的小说，如《乖乖贝比》中的虐待狂，和常常出现在她作品中一些稍显“迟钝”的女性人物，都成为她书写生命悲剧的一种方式，利用这些疾病完成修辞的效果。
在卢新华的小说中也常常利用“疾病”实现修辞的效果，尤其在进入新世纪后，他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更多地用“疾病”的修辞替代早期的“伤痕”的修辞。通过对疾病与创伤的修辞，他勉力表现“人类心灵的灾难”[3]。在新作《米勒》中，卢新华更把握住了当下世界中的物质化“症候”，将“疾病”与世事人生的关系进一步加强[4]。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卢新华新世纪小说中对“疾病”的修辞是多样的，在语用与文艺语体的风格上产生独特的作用。
2. 作为隐喻的“疾病”
疾病作为隐喻之喻体，是其在小说修辞活动中最主要的功能。卢新华对疾病的隐喻性书写有两个层次，一是桑塔格所说的，疾病象征和召唤着对死亡等物的恐惧，因此构成了对这种未至而将至之物的隐喻；二是鲁迅式的由个体性的疾病书写，隐喻国家与族群的“疾病”。卢新华多次表达出他对鲁迅的尊重与学习，他对疾病的隐喻性表达很大程度上也是从鲁迅发展而来，即将疾病视为某种“阴面”，某种潜在的危机。在这一部分中，本文将主要讨论其第二个层次，即书写个体的疾病以隐喻文明的病灶。
卢新华对疾病的书写，恰恰意在表现社会中部分人的行为状态或人的生存境遇，在这里“疾病”由某种实然的物质性存在转化为人物与社会的某种特征。“疾病”的隐喻超越了日常的言语模式与思维方式，利用一个相对具体的形象表现出被隐藏的、相对隐形的人物的生命状态与行为模式。
这种“隐喻”在《紫禁女》中体现为主人公石玉的生理缺陷与国家改革开放后的迷茫、踟蹰之间的隐喻关系。女性主人公石玉罹患先天性的生理缺陷，这种生理缺陷使她整日陷入痛苦而又不能说出。尤其是在面对她的男朋友，她更感到说出这种缺陷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即使后来石玉前往美国，这种疾病的阴影仍然伴随着她，使她始终无法自由地投身到恋爱过程中。“可以说，石玉在中国的痛苦是‘无法成为正常的大多数’，到了美国，她的痛苦在于对西方文化的隔阂与疏离。”[5]这种场景正是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的复现，在这一层面来看，石玉的疾病隐喻的是她的先天性的不足，也导致了她过分强烈的羞耻心。在更广阔的角度上看，《紫禁女》中石玉的形象整体上构成更大的隐喻，她的“闭锁”隐喻社会的闭锁，她的焦虑隐喻社会面对外来文化的某种程度上的无所适从。也因此，卢新华在这一层面上继承了鲁迅借助“疾病”修辞批判国民性的传统，他也借助石玉个人的疾病影射、隐喻当时社会的落后、陈腐、封闭之“病”。
在《紫禁女》中，石玉的“隐疾”具有羞耻性、难以言说甚至其自身都懵懵懂懂(表现在她自己都不清楚这个病究竟能不能治好)，这与当时社会的状态高度相似，表现出当时人们不仅对未来感到迷茫，更对自己“迷茫”的状态三缄其口。这也是卢新华之疾病隐喻的成功之处。
而在《伤魂》中疾病的隐喻也有所表现，龚合国患上的精神病隐喻了当时社会中部分人的所谓“生活哲学”。主人公龚合国的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彼时社会上部分道德低劣者的生存模式与违法行为。因此，龚合国最终患上精神疾病首先正是对这种行为的正面的讽刺，对这种人必将灭亡的结局的文学呈示。其次，龚合国个人的精神疾病也象征着部分人病态的生存方式。他们被熏心的权力欲与财富欲所控制，一心关注着如何扩大自己手中的财富与权力，这已经无形中异化了他们自己的人格，成为了他们人性中的“病”。这也构成了卢新华对这些品性低下者的又一重批判。
在卢新华的新作《米勒》中，这种作为“隐喻”的疾病更加隐性。作者首先着力刻画了一众人物对各自目标的过分执着，米勒(乔森)追求完全的“无漏”甚至“燃指供佛”，犹太青年想要在赌桌上不断赢钱以至于不愿给一点点小费等。他们近乎偏执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病”。小说中借赌场这一场域，展现出人与文明被物欲腐蚀的情形。坐在赌桌上的那一刻起，从发牌员到赌徒，都怀着一种对物欲的期望，在某种程度上预支了赢钱和物欲得到满足的快乐。然而只有犹太青年一个人在赢钱，其他人都在输钱，包括发牌员“我”也没能拿到小费，对物欲的快乐的预期就转化成一种妒忌甚至是仇恨的情绪。卢新华透过他们病态的行为，表现出现代人对“金钱”(货币)与“信仰”这些概念的病态的偏执并由此导致某种“虚无”感，而这种“虚无感”恰恰是漫漶于物质世界表象之中的，这构成了他第一重的修辞。同时，他们的“偏执”更投射出现代社会的某种“时代病”或“症候”，这一系列症状是时代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的“执迷不悟”更隐喻人在这个社会中的艰难处境。
3. 疾病的“以言行事”功能
“以言行事”是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重要的一环，这一语用特征在“疾病”的修辞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关涉到疾病的修辞在卢新华的小说文本中如何发挥效力，以及“疾病”这种手段其特殊之处何在。
卢新华对疾病与“以言行事”的问题已有关注，这与他“干预生活”和国民性批判的文学观有密切的关系。他认为，鲁迅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且“他基本上是不开药方的”，但“我在揭示出时代和社会的病灶时，也试图着能开出自己的药方”[6]。这表明卢新华不但有意识地书写疾病，而且也有意识地试图在此基础上“干预”病情。虽然这并不等同于严格的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以言行事”，但他在本能性的“以言述事”的过程中以及蕴含了“以言行事”的成分，这与疾病隐喻功能的发挥也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卢新华小说中疾病隐喻所构成的“以言行事”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卢新华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表达的他个人改变社会的设想，这总体上仍然停留在“述事”的层面，但是包含了一部分“行事”的成分；二是卢新华借助“疾病”本身的性质与文化心理所完成的带有“以言行事”性质的叙述，这一层面的“以言行事”主要表现为小说中出现的“预言”“梦幻”“暗示”等元素。
卢新华小说中的“以言行事”首先体现在他对人物的命名上。他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一个外号或者诨号，这些外号往往高度地概括了人物的特征与生命走向。比如《细节》中主人公郗杰的外号叫“细节”，他的名言正是“大事留给上帝去抓吧，我们只能注意细节”，这也精准地概括了拥抱物质文化的郗杰的价值观。文中也借“细节”之死暗示了他的道路的最终失败，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主人公郗杰、“我”以及那一代人迷茫的“心病”。卢新华借“细节”的故事，意在模拟一个按照“细节”价值观运行的社会状态，他借助对“细节”个人的“心病”的揭示，表现了这一社会模型内部所存在的“脑体倒挂”等病灶，预言了这个社会模型的灭亡结局，这是其“述事”过程中隐含的“行事”即改造世界的意味。
而疾病“以言行事”是有传统的。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中举了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中对特定疾病的“避讳”背后，包含了一种暗示，即“疾病”的被说出与其到来之间“因果关系”的迷信与恐惧，这种机制正体现了语言“以言行事”的效力。在中国文化中也存在这种传统的痕迹，比如说出“我不会得病”这样的话是一种禁忌，似乎正是因为说了这样的话，导致这种疾病最终找上门来。卢新华的小说中也极大地发挥了这一“以言行事”的效力。
这首先体现在《紫禁女》中。一是主人公石玉先天性的生理疾病因为发生在隐私部位，所以天然地带有某种禁忌色彩，而且又面对相对传统和保守的风气，她更不愿意主动说出。比如石玉在妇科医生面前，面对医生的问诊，石玉只是说“不是(这个病)”“也不是(那个病)”，至于究竟是什么病，石玉终于没有说出，而是让医生“你看看就知道了”。这种“避讳”的心理一方面出于传统的文化心理，这个病灶的部位比较隐私，因此使得这个病也带上某种隐秘的意味。另一方面，在卢新华的叙述中表现出，由于害怕被别人发现，石玉在确诊后很快做了一场被轮奸的梦，也即对石玉而言，向外说出这种隐疾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轮奸”构成了一种隐性的隐喻关系，也成为了某种预言性的“以言行事”。受到“以言行事”的逻辑的影响，这种“言说”的阴影缠绕着石玉。二是石玉在面对医生时，医生无论是说能治还是不能治，都仿佛是一纸判决，这个疾病的能否治愈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病理学的问题，还牵涉到个人的生命尊严与爱情完满。
这种效力在《米勒》中体现得更加清楚，主人公米勒原本是越南的佛教徒，信奉“无漏”的教旨，米勒最初对“无漏”的偏执是病态的，他为此压抑了自己的爱情，极端地燃指供佛，甚至为此间接地害死了别人。在这一过程中，“无漏”本身就构成了“以言行事”的效果，从语法上，“无漏”与奥斯丁所说的“Shame on you!”的例子都是祈使句，这种含有使令性的语气，从语用上，这种“无漏”的偏执先验地操控了米勒前半生的行为，也反映了它们在句法意义上的完结与行为意义上的完结具有同构性，构成了对米勒前半生的某种“偏执”的精神疾病及其结局的预言。
在《不平行的世界》中，这一功能体现得更加显豁。首先是阴险的越南医生因为“我”不愿切除胆囊，而“忽然恶狠狠地也像是诅咒似的对我说：‘不手术，你会死的。’”[7]这样的话之所以为“诅咒似的”，正因为中国文化心理中对“疾病”与“死亡”等语汇的“以言行事”效力的“迷信”。另一方面，小说中“我”患病和出院的时候，浣熊都来“我”家中“拜访”，这使“我”觉得“不仅人和人之间会‘心有灵犀一点通’，人和动物之间有时也会‘心有灵犀一点通’。要不然，怎么能解释在我住院的那天和出院的这天，浣熊们要携家带口踩着点儿来光顾我的鱼塘呢？”[7]也体现出“浣熊”的到访与“疾病”的发生之间构成一种奇特的隐喻关系，而且这种隐喻关系在被“言说”的同时也完成了其效力的发挥，构成了一种超物种、超时空的“以言行事”性质的预言。
4. 疾病隐喻的意义结构
关于文本的意义结构的修辞问题，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已有所重视，他提出了将辞格分为“材料上的辞格”“意境上的辞格”“词语上的辞格”“章句上的辞格”四类，其中“章句上的辞格”已经表现出了对“章句结构”的关注[8]。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中进一步关注到了文本意义与结构之间的修辞关系，他提出了“句际关系与结构模式”的说法，并且提出在句际关系上存在句子或句群、段落之间的次序相对稳定的“纵式结构”与句子或句群、段落之间在关系上相对自由的“横式结构”[9]。但是归根到底，他们仍然将意义结构限定在句群甚至句子的范围之内，未能真正就段落、篇章的范畴展开探讨。然而美国学者Mann和Tompson曾提出“修辞结构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简称RST)，以“描写自然篇章组织”[10]。本文将以RST理论为基础，兼参陈望道先生及王希杰先生的框架，对卢新华小说中疾病隐喻的意义结构展开分析。
根据自然段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可以将小说划分为数个自然段组，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卢新华小说(主要体现在《米勒》《不平行的世界》两部)的意义结构，在自然段组内部上以时间发展的纵式关系为主，即RST理论的结果关系、详述关系、推深关系、对话关系等；从自然段组与自然段组之间的关系上看主要表现为时空与时空之间的平列，也即一种横式关系，也即RST理论的相关关系或平行关系。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意识流写法的影响。但是“疾病”的隐喻在本体与喻体、表象与能指之间构成了某种具有类似因果性的意义关系，在平列的横式结构中形成了几条贯串的、纵式的线索。
这一点在《米勒》一文中体现得格外突出。《米勒》中书写了三对作为喻体、符码、能指的“偏执”病：一是乔森(米勒)对“无漏”的偏执，他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旨归，不惜压抑自己珍贵的懵懂爱情，甚至“燃指供佛”；二是赌桌上犹太青年对不断积聚的筹码的偏执，他不断地赢钱，但是对钱的欲望似乎永远不能满足，甚至连给发牌员一点小费都不肯；三是文中的“我”，曾经的发牌员Terry，则被赌场的氛围影响逐渐产生“拥有更多的钱”的欲望。他们分别对应着过分的“克己复礼”和对自然人性的压抑、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中强烈的物质性欲望、转型期的“中国”的迷茫与传统的失落。
这些内容在文本中由类似意识流的形式组织起来，也即“由特定物象联想起过去的某件事”这一模式，它导致文本中自然段组之间的关系比较散漫，大多数是由“特定物象”构成的“相关关系”。如：
我几乎踏遍家周边20公里以内的所有苗圃，也未能找足需要的青竹。//忽一日，我想起以前住过的阿梯夏市附近有一个很大的跳蚤市场，好像也见过卖花木盆景和青竹的，便决计前往踏勘一番。(“//”表示自然段与自然段之间的分隔，下同。)
但忽又听她似乎有些不放心地问：“米勒真是你朋友？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这——”我犹豫了一下，含混地说，“说来话长。回家我再告诉你。”……//我第一次见米勒，还是我在赌场作为一年级新生发牌的时候。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例一中构成自然段组间“相关关系”的是由“青竹”产生的联想，例二中则是由“米勒”勾起的回忆。因此从表层的意义关系来看，卢新华的小说相对比较散漫；而这三重疾病——隐喻的对应关系构成了纵式的“结果关系”的意义结构，它将本来仅仅呈“相关关系”这一弱关联的自然段组联系起来，强调了作为小说的内在统一性，形成了比较复杂的、纵横相济的意义结构。
5. 结语
疾病作为卢新华新世纪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处理这一核心命题的方式与他个人的文化认同相缠绕，反映了其由中国作家至美华作家甚至为“文化居间者”之间的转捩与多重面向。卢新华在书写疾病的同时，召唤着作为华人的文化伤痕与病痛经验，同时与世界文学中的疾病隐喻、疯癫与“我执”对话。这种书写首先关涉着新移民文学的生态，一场牵连着疾病、身体与人的生存的疫情成为大陆、海外华人与世界文学共享的生命经验，作为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和新移民作家，卢新华流转于三种文学场域之间，疾病与生命成为一个共有的符号。具体到卢新华个人的写作中，则体现出更加丰富的向度。其一，疾病作为其书写中国的隐喻，以现代化的躯体的创痛勾连着古国面对世界的迷茫和踟蹰。疾病的隐喻也同现代性的阵痛与“疯癫”相缠绕，在“世界公民”的眼光下牵动着文明的病灶。疾病书写映照出卢新华对世界与中国的“热眼”，及其“揭出病苦”并试图加以“疗救”的“游方和尚”式的关怀。其二，疾病成为贯穿其小说中人物形象序列的符号，起到以言行事的功能，成为其书写人性的跳板。其三，疾病在卢新华的小说中呈现出一种纵式的意义结构，与其文化隐喻一一对应，丰富和拓宽了小说的意义世界。
致 谢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王艳芳教授为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指导与一手材料，江苏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生张竞文、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生徐若荑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建议与意见，在这里一并向她们献上笔者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