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集》汉译本之求真与务实——以郑振铎和冯唐译本为例
Truth-Seeking and Utility-Attaining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tray Birds—A Case Study of Zheng Zhenduo’s and Feng Tang’s Versions
摘要: 以《飞鸟集》的郑振铎和冯唐译本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求真”与“务实”行为。通过对两个译本的研究,分析发现在翻译风格方面,冯译自身风格凌驾于原作气韵之上;在语言运用方面,冯译大胆创新,不惜改动原词,郑译典雅含蓄,用词准确规范;在文化素养方面,冯译注重个人文化理解和情感体验;在译文准确度方面,郑译更胜一筹,忠实传达原文意境与精神。本研究有助于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把握“求真–务实”连续统的平衡点,以更好地传达原文思想和感情,同时满足读者期待和社会需求。
Abstract: Taking Zheng Zhenduo’s and Feng Tang’s translations of Stray Birds as research subjects,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ranslators’ “truth-seeking” and “utility-attaining”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By analyzing these two translations, it is revealed that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style, Feng Tang’s personal style overshadows the original’s charm; in language use, Feng Tang is keen on creation, even altering original words, while Zheng’s translation is elegant and implicit with precise and standardized wording. In terms of cultural literacy, Feng’s translation emphasizes personal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translation accuracy, Zheng is more faithful in conveying the original’s mood and spirit. This research aims at helping translators in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Truth-seeking-Utility-attaining evaluative model of continuum”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reby better conveying the original’s thoughts and emotions while meeting readers’ expectations and social demands.
文章引用:诸葛明凤. 《飞鸟集》汉译本之求真与务实——以郑振铎和冯唐译本为例[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12): 720-725.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21205

1. 引言

《飞鸟集》是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著作,300多首短诗既赞美山川河流之壮美,日月星辰之灿烂,亦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在翻译上,国内汉译版本众多,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饱受读者赞誉,而由冯唐翻译的《飞鸟集》褒贬不一,二者翻译风格迥异。郑译本以忠实于原文为基调,传达作者意图与感情;冯译本个人风格强烈,追求在创作背景下重塑诗歌。本文依据“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从翻译风格、语言运用、文化素养和译文准确度四个方面,对比研究《飞鸟集》的郑译本和冯译本,旨在更加全面地评估译者的翻译质量和翻译策略,探索如何达到“求真–务实”平衡点,以便指导翻译实践。

2. “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概述

周领顺2010年提出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可用于解释译者行为的动因以及评价翻译社会化程度。译者行为批评将翻译看作一项社会性活动,认为译者身上兼具语言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第一译者具有语言属性,译文趋向于“求真”,求真于作者/原文;第二译者具有社会性,译文趋向于“务实”,务实于读者/社会[1]。“求真”指向原文,原文语言所营造的意境、携带的文化内涵、语言风格是复杂的,译者可部分求真或全部求真,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认为译者是意志体,译者在翻译时会掺入自己的私心,选择不同的翻译态度和方法,此时译本就会从“原文/作者”一端偏向“读者/社会”一端。

在翻译活动中,根据译者的意志和目的,有时译者充当三种角色:译者、读者、作者[1]。郑振铎在翻译过程中既是译者也是读者,他非常注重原文的艺术效果和审美价值,这是“求真”的一面,同时也考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这是“务实”的一面。而冯唐主要是充当了作者的角色,虽然尽量保持了原文诗意和哲理,但常常运用一些富有创意和想象力的表达,试图传达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冯译本更具现代化和个性化特点。译者角色不同,翻译环境不同,翻译的侧重点就不同,故而研究译者行为以及怎样实现“求真–务实”最佳平衡,就要重点关注译者“翻译内”和“翻译外”因素对译文质量的影响。

3. 译外行为研究

“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是一种综合翻译批评方法,它将翻译内因素和翻译外因素结合起来。翻译内因素以“求真”为目标,译者需要忠实于原文的语言、意义、风格。翻译外因素以“务实”为目标,译者需要考虑目的语读者、读者的接受度、以及译者自身的文化素养等等。

3.1. 郑振铎:“求真–务实”不偏不倚

3.1.1. 文本选择

郑振铎的译文语言简洁明了,简洁而富有哲理,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境。郑振铎翻译《飞鸟集》时值五四运动,即思想大解放的时代。郑振铎作为新文学先驱,以此为出发点,郑译本实现了与泰戈尔跨时空对话,非常注重原文的艺术效果和审美价值,意图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与成长。一位合格的译者可以搭建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将文中的象征意义与修辞手法展现得淋漓尽致,令读者自然而然领悟到其中真意。

例如,“The clouds fill the water-cups of the river, hiding themselves in the distant hills.”[2],郑译为:“云把水倒在河的水杯里,它们自己却藏在远山之中”[2]。这象征着一种无私与奉献的精神。云虽然拥有水,但并不炫耀或独占,而是将其奉献给河流,滋养大地和生命。这也象征着人们在生活中应该学会给予和分享,而不是仅仅追求个人的利益和满足。又例如,在翻译“I am the autumn cloud, empty of rain, see my fullness in the field of ripened rice.”[2]时,郑译为:“我是秋云,空空的不载着雨水,但在成熟的稻田中,看见了我的充实。”[2]这句诗以秋云自喻,虽然看似空空无物,但在成熟的稻田中却留下了充实的印记。这象征着人们在生活中可能看似平凡无奇,但在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下,却能为社会和他人带来实实在在的贡献和成果。郑译本准确地传达了作者思想,告诉世人要持有的人生态度与追求,实现了作者与译者的对话,读者与原文的对话,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原文的忠实,又做到了务实于读者。

3.1.2. 适度“异化”原则

在翻译过程中,郑振铎也注重适度化异原则的应用,这体现了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与译文之间平衡的考量。他通过借鉴和吸收英语语言的某些特点,对句式结构进行调整,适当进行的语言转换和文化背景的补充,使译文在保持中文语言特色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异域色彩。中英语言特点大有不同,中文多松散句,而英文多用长句。郑译长句时尽量保留了原文长句结构。例如,“The earth hums to me today in the sun, like a woman at her spinning, some ballad of the ancient time in a forgotten tongue.”[2],郑译为:“今天大地在太阳光里向我营营哼鸣,像一个织着布的妇人,用一种已经被忘却的语言,哼着一些古代的歌曲。”[2]英文中多使用介词in,此处异化“在……里”,保留了完整的长句,但是为了符合中文读者阅读习惯,郑译增加了动词,让句子的逻辑更清晰,更有节奏感,故郑译达到了“求真”,又务实于目的语读者。

3.2. 冯唐:“求真”与“务实”割裂

3.2.1. 读者接受度

高接受度的译本往往能够获得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和更好的市场反响,从而延长译本的生命周期和影响力;低接受度的译本则可能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甚至引发争议和批评,对译者的声誉和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在译者行为批评中,“译文”是否受到社会的欢迎,跟其究竟是不是“译文”不完全成正比,完全受欢迎的译本,有可能是再创作的产物[3]。冯唐译本《飞鸟集》的读者接受度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笔者将其读者分为三类:普通读者、出版社与阅读推广机构、学者与评论家。第一类普通读者对冯译本的评价两极分化,一方面认为他通过独特的翻译方式为《飞鸟集》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和诗意;另一方面认为冯译本更倾向于现代化。第二类则担心冯译本具有误导性,不利于青少年读者身心发展。第三类学者则从文本批评或文化批评视阈评判冯译本,批评译本不尊重经典,不考虑社会认可度[4]。从“求真–务实”连续统看,为了满足读者阅读需求,冯唐使用了归化翻译策略,使译文更接近中国读者的语言习惯,而且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对原文进行了改编,也因此导致了原文意境的扭曲破坏,即未求真于原文内涵,偏向务实。冯译《飞鸟集》较多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认为翻译是一种创作,忽略了读者期待和审美需求。

3.2.2. 译者的文化素养

冯唐选择翻译《飞鸟集》一方面是对泰戈尔诗集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的中文表达能力的自信。他认为郑译更贴近20世纪初至中叶的读者的需求,因此他重译《飞鸟集》也是对现代汉语发展的一种回应。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中,整体而言冯唐翻译离原文最远,离写作最近(如下文表1可见),已经不是翻译,而是创作,例如“Chastity is a wealth that comes from abundance of love.”[5],冯译为:“爱满了/就没空地儿花心了”[5],舍求真而达到了务实。翻译活动实际上是译者自身在翻译作品时展现的文化素养与审美的交流与碰撞。翻译最终呈现效果与译者文化素养和审美两个因素有重大关联。译文连续统表现为“语言性–社会性”,在翻译中译者应该注重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从其语言的角度,扭曲意境,从社会的角度,用词粗鄙可能会让一部分追求经典的青少年读者产生误读和误导。译者在翻译中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是要培养对经典的尊重意识,对翻译的尊重。

4. 译内行为之求真与务实对比

泰戈尔创作《飞鸟集》诗集时歌颂自然与人文,字里行间蕴含着象征意义,运用了大量象征与比喻手法,赋予诗歌生命力,原文中的云与水,日与月等都深深寄托了泰戈尔的美好志愿。郑译本注重保持原文的简洁、清新和富有哲理的语言风格,这是“求真”的一面,同时,郑译也考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这是“务实”的一面。冯译本的翻译文体格式选择中国现代诗格式,语言更简明,文章顿感较强,更偏向于务实。两位译者的译内行为规律如下表[6]

Table 1. Indication of the regularity of intra-translation behavior

1. 译者行为规律标示

程度

角度

求真度

务实度

合理度

主观评价

郑振铎

冯唐

郑振铎

冯唐

郑振铎

冯唐

郑振铎

冯唐

字词翻译

+

-

+

+

+

-

最佳

较次

句子翻译

+

-

+

+

+

-

最佳

较次

修辞翻译

-

-

+

+

+

-

较佳

较次

例1: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2]

郑译: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翰的面具揭下了。

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2]

冯译: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5]

例2:The sun goes to cross the Western sea, leaving its last salutation to the East. [2]

郑译:太阳横过西方的海面时,对着东方,致他的最后的敬礼。[2]

冯译:太阳将巡西洋/将最后的敬礼留给东方[5]

例1中,郑振铎通过“浩翰的面具”和“永恒的接吻”等意象,生动地描绘了世界在爱情面前的转变。浩翰的面具象征着世界的广阔和深邃,而揭下面具则意味着放下防备和伪装,展现出真实的自我,强调了爱情的力量和美好。郑译让文字变得温柔如水,还原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歌颂。冯唐则不同,他采用了更为直白的意象来表达原诗的意思。他将“puts off its masks”比作“解开裤裆”,意味着放下束缚和禁忌,展现原始的自我。这种翻译方式过于直白和粗俗,偏离了原诗的意境和风格。例2中,“Western sea”一词,郑求真原意“西方的海面”,营造出一种日向西沉的庄肃之感;而冯译为“西洋”,从地理角度上说,取西方的海面更为准确,并非特指“西洋”,这一词在中文语境指的是“郑和下西洋”拜访的印度洋沿岸地区[7]

4.1. 句子的翻译

例1:What you are you do not see, what you see is your shadow. [2]

郑译:你看不见你的真相,你所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2]

冯译:你无法看到自己/你看到的是你认为的自己[5]

例2: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n. [2]

郑译: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歌唱,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他们没有什么可唱的,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2]

冯译:夏日的飞鸟来到我窗前/歌/笑/蹁跹/消失在我眼前

秋天的黄叶一直在窗前/无歌/无笑/无翩跹[5]

例1这句诗歌表达了人类无法完全认识自己真实面目,往往只看到表象的深刻哲理。郑译传达了原文的隐喻意义,即人们看不见自己的真相(本相),只看得见自己行为或者思想投射的影子“shadow”(表象),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人类自我认识的局限性;冯译将“your shadow”翻译为“你认为的自己”,其表达方式更口语化,侧重表达个人主观认识的局限性,而非针对全人类的普遍困境。例2这句诗歌以自然界的飞鸟和黄叶为喻,展现了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更迭。在第一小句中有两个动词“sing”和“fly”,郑求真与原文,译为“歌唱”、“飞去”,而冯不同,他译成“歌/笑/翩跹”,与下文“无歌/无笑/无翩跹”有所对应,但又忽略了“flutter and fall”,导致译文丧失了黄叶飘零、生命流逝之感。故而可见郑译是求真与务实二者兼并,而冯译求真不足,务实一般。

4.2. 修辞的翻译

例1:The trees, like the longings of the earth, lift their branches to the sky in silent aspiration. [2]

郑译:群树犹如大地的愿望似的,竖趾立着,向天空窥望。[2]

冯译:树/大地的渴望/踮着脚偷窥天空[5]

例2:The great earth makes herself hospitable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ss. [2]

郑译:大地借助于绿草,显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2]

冯译: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5]

这两句诗歌使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like”的汉语表达有“犹如”、“仿佛”等表达。例1中,郑译用“犹如”来处理该比喻句,部分求真原文,在处理“lift their branches”时,展现原文拟人的手法,译为“竖趾立着”,并增加了动词“向天空窥望”,由求真走向务实;而冯译则直接忽略“树木”与“大地欲望”的比喻意义,整个句子虽然也切分成三个小句,但是比喻句的缺失使句子顿感增强,语意不连贯。例2也运用了拟人手法,“hospitable”展现了大地与绿草是相互依存的,是共生关系,大地给予绿草营养,同时彰显自己“殷勤好客”(包容、欢迎的心态),而冯译的“挺骚”使这种双向互补关系变成单向成就关系,译者的求真度不足,个人理解占上风。

5. 总结

本文借助“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分析得出在字词、句子和修辞方面,冯译本求真与务实“割裂”,舍弃“求真”,偏向“务实”;而郑译本则是偏向于“求真–务实”平衡,求真与务实兼具,达到了“求真为本,务实为上”的标准。笔者对译者行为视阈下研究《飞鸟集》冯唐译本进行补充,可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对比研究《飞鸟集》译本。

“求真的本身即是务实的,求真就是务实性求真,微观操作层面上的求真又总体表现为向务实的滑动,译者既要‘滑动’但又要克己,要尽可能地保持翻译各要素间张力的平衡”[8]。求真于原文本该是译者遵循的翻译态度,是翻译的初心所在,注重求真原文意蕴,传达精神;务实从于翻译目的,目的过强则会走向“读者/社会”一端,译者要尊重读者审美需求,关注社会效果。求真与务实不是割裂的,是可以共存的,译者既要求真,又要克制发挥个人理解,唯有此才能正真做到求真与务实平衡,提高译文合理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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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领顺.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评价模式的辩证性——译者行为研究(其四) [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2(2):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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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飞鸟集[M]. 冯唐, 译. 杭州: 浙江文学出版社, 2015: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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