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庸俗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观、空想社会主义和庸俗经济学等思想是构成欧根·杜林“新世界观”的主要内容，而由于其迎合了当时工人阶级的理论兴趣和工人运动的现实需要，杜林的这种理论体系不仅在社会上收获了一大批强烈的拥护者，也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和意义消解。但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杜林思想体系的反击和批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了首次完整建构，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人心。因此，要想全面、深入地学习和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我们还需要对杜林的思想观点有整体性的了解和认识。
Abstract: Vulgar materialism, idealistic philosophical outlook, idealistic socialism and vulgar economics were the main elements of Eugen Dühring’s “new worldview”, and because it catered to the theoretical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real needs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at that time,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of Dühring not only gained a large number of strong supporters in society, it also caused a strong impact and dissipated the meaning of Marx’s scientific socialist worldview an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also through the counter-attack and refutation of the Dühring ideological system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chieved its first complete construction, further making the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deeply popular. Therefore, in order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Marxism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and to understand the scientific and truthfulness of Marxism, we also need to have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Dühring’s ideological views.
1. 引言
作为19世纪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重要代表的欧根·杜林，最早是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的一名讲师。19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国际工人运动开始进入“和平”时期，各国纷纷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将工人运动推向高潮[1]。同时在这一时期，杜林宣布改信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和改革家自居，并在1871~1875年间先后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和《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等著作，大肆宣扬其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而随着杜林唯心主义哲学观及其“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群体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杜林这种“高超的胡说”和伪科学的追随者。此外，由于迎合了当时工人阶级的理论兴趣和工人运动的现实需要，杜林的理论体系甚至在伯恩斯坦、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理论家中也收获了一大批强烈的拥护者[2]。对此，恩格斯意识到必须暂时停止《自然辩证法》的撰写工作并对杜林的错误思想进行全力反击和批驳，从而将德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拉回正确的轨道，重新确立起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以更加大众化的方式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内在联系，重申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意义，对杜林的庸俗唯物主义、先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庸俗经济学等思想展开了猛烈批判。也因此，《反杜林论》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但要读懂《反杜林论》、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要对杜林的思想观点有整体性的了解。换言之，只有知道了杜林的错误观点是什么，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科学的。
2. 杜林的“自然辩证法”
关于杜林的基本哲学思想可以细究到其著作《自然辩证法》一书。对于这一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恩格斯在1873~1882年撰写的、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辩证法问题却未最终完成的手稿《自然辩证法》——这一书名是苏联学者后来为恩格斯添加的。但杜林所理解的自然辩证法与恩格斯想要阐述的自然辩证法是截然不同的。在杜林看来，辩证法是更高的逻辑原则，它研究的是逻辑学的基本原理；而“自然”这一含义是日常意义范围内的，指向的是包含在常识中的推理原则，恩格斯所要解释的“自然”则是自然界即与人类社会相对的物理世界。事实上，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去考察，那么杜林的自然辩证法既不“自然”也不“辩证”。
按照杜林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核心概念包括“无限性”和“事实性”。杜林认为辩证法的主要问题就是研究如何在日常意义上理解“无限”——杜林在数学意义上来解释的“无限”是指在一个既定的量上可以无节制地添加另外的量，因此杜林的自然辩证法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色彩即把数学、物理学作为科学的楷模，而杜林也以此作为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3]。至于杜林自然辩证法的另一个概念“事实性”，杜林认为，“事实性是所有设定的最终基础，它是一种简单的形式，所有知识归根到底要追溯到事实性。”[4]换言之，事实是具体的、可感知的，并非来自某种抽象或理论的推导，而是基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观察和经验总结。价值的判断应该建立在对某种事物的直接感受和实际经验之上、与生活中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同时，从日常生活和具体经验出发来理解事实和判断价值，而不是依赖于抽象的原理或观念。由此，杜林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应始于对现状的把握、核心概念的厘清以及基本原则的重释，重点关注物质的存在及运作和变化的基本规律。其核心观点包括：强调宇宙不是无穷无尽而是有其起点和边界，物质和力是宇宙运动和变化的基础，物质的总体是恒定的，物质与机械力的统一是宇宙从不变到运动的内在、两者的结合是理解宇宙变化的关键，有机物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变化，等内容。
3. 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杜林基于唯心主义的立场，提出了一系列包括“原则第一性”、“永恒道德”和“绝对真理”等在内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价值观点，公开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相对立。
在杜林关于“原则”在前、对象在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中，“原则”是完全凌驾于社会和历史之上的、是先于世界存在的，“是真正的、从一开始就起作用的天然的推动力”[5]。杜林以此作为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根本出发点，认为只要在哲学层面上发现并掌握了那些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行之有效的“原则”，“就不仅对于直接知道和接触到的东西，而且对于我们不知道和接触不到的世界也都有意义”[6]。同时，在杜林看来，只要从头脑中先验地规定好基本原则，然后把这些“原则”套用到要认识的事物上，就能得到一切超阶级、超历史和超社会的真理性认识，而杜林也正是从思维的这种统一性中引申出“存在”的统一性，最终得出世界统一于“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对此，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6]此外，杜林还将所谓“原则第一性”的世界观应用到社会生活的领域，从而得出“永恒道德”和“绝对真理”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观点。
在杜林看来，一定存在着某种能够“适用于一切世界”和可以“扩展到一切时代”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而与此相应的，真正的真理也一定是具有永恒不变的特性，它不受各种时间、地点、条件等历史的民族的等因素限制，是支配这个世界运行而颠扑不破的绝对适用的原则。换言之，只要是正确的必然永远正确，真理是绝对性和唯一性的永恒统一，它与谬误是对立存在的。显然，杜林对真理的认识没有离开形而上学的意义范畴，而承认“绝对真理”的存在也就意味着知识世界的终结。至于那些“二乘以二等于四，三角性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如此确凿的以至于对此有任何怀疑都等于发疯的“绝对”的真理，恩格斯认为“这不过是一些分析性的陈词滥调”[6]。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人的认识是相对性和绝对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则是相互转化的，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对于杜林那种认为否定绝对真理必将导致“比单纯的虚无主义更坏的腐蚀性怀疑、一片混乱以及诸如此类的可爱的东西”，则是在不经“批判性的科学的研究和判断”所“直接进行道义上的谴责”[6]，反而暴露出杜林唯心主义哲学的无知与荒谬。
同时，杜林以“绝对真理”的认识为基础，又提出“永恒道德”的观点。杜林认为，既然存在一个绝对不变的真理，那么只要人人都遵从理性的规则，也就一定能够发现类似于数学真理的道德真理；它与“绝对真理”一样，适用于所有时代和一切的阶级。杜林的“永恒道德”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中实现的，而杜林的“永恒道德”则是一种先验的存在，是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
4. 杜林的“现代社会主义”
杜林的“现代社会主义”使其获得了大量的工人乃至革命党人的拥护与追随，他本人甚至被视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伯恩斯坦认为：“杜林在他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辛辣的批评，并没有削弱我们对他的信仰。一位果断的科学家挺身而出做社会主义的见证人，而从力求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和这件事实比起来，我们认为，他同《资本论》的作者之间的理论分歧是不重要的。”[7]但事实上，杜林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的消解，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甚至，为了瓦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达到攻击和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为突出自己“创造体系”的重大“贡献”，杜林对历史上的自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进行了毫无根据的否定甚至谩骂[8]。杜林歪曲康德的星云假说“只是一种非常浮泛的概念”，诋毁费希特和谢林关于自然哲学的思想是“怪现象”，攻击黑格尔的思想不过是“热昏的胡话”，贬低威廉·配第的经济学思想是“幼稚的看法”，污蔑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在“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同时，杜林还把三大空想主义者污蔑为“社会炼金术士”，攻击圣西门是“宗教狂”，否定傅立叶是社会主义者，辱骂他是“神经错乱”“笨得无法形容”的“白痴”，污蔑欧文的思想是“无力而贫乏的观念” “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博爱的真正怪物”。
至于杜林所宣称的自己发现的“最后的终极真理”，则是一些历史唯心主义的老生常谈。杜林仅从社会历史表面考察，便认为是政治状态决定经济状况，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本源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1]。在杜林看来，“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次等的相反结果……只要人们把政治组合不是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作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那么不管这些人看来是多么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他们总是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反动性。”[6]换言之，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因素。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上，杜林片面地强调历史上发生的某些个重大政治事件，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暴力。对此，杜林还以鲁滨逊对星期五的奴役为例，认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事实上就是人对人的奴役历史(恩格斯认为鲁滨逊对星期五的奴役是出于一种利益的需求，暴力是手段，经济利益才是根本目的)。在杜林看来，现代的所有制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所有制，而私有财产则是这种暴力政治必然结果——社会中的人们通过暴力掠夺他人的财物形成私有财产并由此造成社会分配和财富地位的不平等。同时，杜林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两者的政治组合不是为了进行统治的资产者的“糊口目的”，而是一种功能性的、为了实现各自目的、旨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而存在的产物，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不仅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提供了合理性的辩护，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进行了掩盖。此外，在杜林的观点中，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成熟而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社会本身的发展成熟，还有无可避免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冲突，而资产阶级试图以直接的政治暴力改变这种社会状况以维持自身统治地位的行为，反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灭亡。然而，杜林这种表面上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消亡的观点，事实上却是在否定无产阶级运动中暴力革命的历史意义——因为杜林认为，资本主义的推翻是由资产阶级自身发动的政治暴力决定的，社会主义运动应该以更加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
5. 结语
本质往往隐藏于似是而非的各类社会历史现象之中，而与之相呼应的真理则常常需要“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个人自觉地拨开层层迷雾去寻找。杜林自诩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和改革家，把持着自以为是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火把，漫行在肤浅表面的历史进程中[1]，自以为照亮了历史的真谛和永恒的真理，实则不过是偏执地迷失在了社会历史的表面现象中罢了。杜林公开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立，兜售自身错误的价值主张，迷惑了大批学者和社会革命人士，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进行虚无主义的解构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更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相对衰退。但另一方面，相较于彼时马克思的学说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印行后所遭致的“沉默的阴谋”，杜林作为一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回应反倒成为了难能可见的“好事”[2]。而《反杜林论》的出现及其对杜林学说后续的斗争、批判，更是成为了恩格斯向世人深入阐释和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