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以来，由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发展至由巴赫金得出的超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由过去的系统以及抽象的探讨逐渐朝认知以及具体的探讨方向进行转变。实现了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随后，在“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哲学重心由研究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转向探讨语言与人类思维、现实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语言哲学，由此话语逐渐走向开放，与社会、权力、霸权等现实社会不同方面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则通过话语权力理论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紧密联系，挑战了传统的主体观念。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则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强调通过对话达成共识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话语理论的内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演变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提出了话语霸权构建的理论转变，为理解当代社会的主体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巴赫金话语与行为理论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继承与不同，表明了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过程。第二部分则阐述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背景下，话语逐渐与现实社会因素相互交织影响。
Abstract: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the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 theory proposed by the famous linguist Saussure to the super-linguistic theory derived by Bakhtin, linguistics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 systematic and abstract approach to a cognitive and concrete approach. The shift from language to discourse was realized. Subsequent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center of philosophical gravity shifted from the study of ontology and metaphysics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hich explor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human thinking, and the real world, and as a result, the discourse has gradually become open to the complex intertwining of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real society, such as society, power, hegemony, and so on. French philosopher Michel Foucault, on the other hand, revealed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discourse and power through the theory of discursive power,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he subject. German sociologist Jürgen Habermas, on the other h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interactional behavior,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reaching consensus through dialogue, further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discourse theory. 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mplic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class analysis faces more and more challenge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Laclau and Murphy, as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post-Marxism, have proposed a theoretical shif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ursive hegemony,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show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language to discourse mainly through the inheritance and difference of Bakhtin’s theory of discourse and behavior to Saussure’s linguistic theor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explain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the “linguistic turn” in the 20th century, discourse is gradually intertwined with real social factors.
1. 引言
20世纪以来，西方话语理论经历了重大变革。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到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实现了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在“语言学转向”背景下，话语逐渐与社会、权力等现实因素相互交织。福柯揭示了话语与权力的紧密联系，哈贝马斯强调通过对话达成共识的重要性，拉克劳和墨菲则提出了话语霸权构建的理论。本文将深入探究20世纪西方话语理论的发展历程，分析其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贡献及相互关系。
2. 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
(一) 索绪尔：言语 ≠ 语言
被誉为“现代语言学奠基者”的索绪尔，在其经典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清晰界定了“语言(langue)”与“言语(speech)”这两个核心术语。首先，提出区分问题的由来。索绪尔所处的时代正值历史比较语言学蓬勃发展之际，然而，他却主动置身于这一领域的边缘地带，以冷静的头脑进行深刻反思，并敏锐地揭示了语言学中存在的核心缺陷。他强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仿佛是一系列杂乱无章、彼此孤立的现象。”为了改善这一现状，他呼吁应迅速推动语言学向一门“纯粹”科学的转变，并明确其研究对象。索绪尔指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存在显著差异，因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往往是预先设定的，且可从多角度进行探讨；而语言学则不然。”“在语言学中，并非先有对象再有视角，而是先有观点，再依据观点确定研究对象。”为了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索绪尔引入了“语言”与“言语”这一对概念，并将人类的言语活动划分为语言和言语两大组成部分。他坚信，“语言与言语活动不可等同视之，语言仅是言语活动中一个明确且至关重要的部分”，“言语活动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具体而言，语言是“潜藏于群体思维中的语法架构”，而言语则是“个体意志与智能的展现”。尽管“语言和言语相互依存，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也是其产物”，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作为两种独立实体的地位”。过往的语言学家往往将整体的言语活动视为研究对象，而索绪尔则认为言语因带有个人主观性而难以被语言学精确把握。因此，他主张科学的语言学应将具有稳定性的语言作为研究焦点，而非言语。他进一步认为，语言学研究可以排除言语活动中的其他要素，正是这种排除，使得语言学能够得以构建和完善[1]。
其次，言语与语言的区别与联系。语言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体系，由全民共识的词汇库(涵盖形态、声音及意义)遵循特定语法规则组合而成，构成了人类独有的、至关重要的交流媒介。相比之下，言语则是指个体利用语言媒介进行信息传递(诸如说话、书写等实践活动)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对语言的理解以及运用其来表达思维的活动。两者的区别：语言作为社会全体成员共通的交流媒介，与言语——个人对语言的实际应用及其产物——形成了鲜明对比。简而言之，“中文”代表一种语言，而“这段文字”则是言语的一个实例。说话行为构成了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而口头或书面表达的具体内容则构成了言语作品(speech work)。进一步辨析：从社会与个人维度看，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展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为全社会所共有；相比之下，言语则是一种心理现象，体现个体性与多变性，属于个人行为范畴。从抽象与具体层面分析，语言具有抽象性，涵盖词汇与语法规则，潜藏于个体思维之中或记录于词典与语法著作；言语则是语言的实际运用，依据具体交流需求组织，呈现为具体的话语形式。从有限与无限角度考虑，尽管一种语言的词汇丰富，但终归有限；而言语则因能依据特定交流需要灵活构建，形式与意义随时调整，故具有无限性[2]；两者联系体现在：1. 相互依存性：言语无法脱离语言存在，缺乏语言，个体无法通过言语进行交际或思考；同样，语言若失去言语活动的支撑，也无法发挥其功能。2. 起源与演进：语言源自对具体言语行为与作品的抽象提炼。个人所掌握的语言体系，作为一种抽象的理性认知或理论知识，源自对言语行为与作品的观察与总结。3. 工具与成果：语言既是言语表达的工具，也是言语活动的产物。言语是对特定语言的实际应用，而语言则寓于各式各样的言语实践之中[2]。
(二) 巴赫金：具体的话语
作为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提出的对话理论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使人们意识到语言不仅具有描述和报道的功能，还具有完成行为、表达意图等多种功能。对话作为人类生存的本质，巴赫金认为，对话不仅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更是人类生存的本质。他强调，无论是外在的言语行为还是内在的心理意识，都充满了对话性。人类通过对话来认识世界、理解自我，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第二，语言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在于互动。语言具有显著的双声性，也就是说，语言既是作者的声音，又是他人的声音。每个人在使用语言时，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和互动，这种互动使得语言具有了丰富的意义和复杂的结构。“语言是一个由社会言语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不断形成的过程”；真正现实是言语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言语的相互作用是语言现实的基础。他批判以洪保为代表的个人主观主义。因为这种观点把语言的规律看作是个人心理的规律，认为个人心理是语言的源泉；认为语言是一个由个人言语行为实现的不间断的创作过程；认为语言作为一个稳定体系是抽象的、死板的沉淀物。他说：“语言形成的规律绝对不是个人心理的规律，但是它们也不可能脱离说话者个人。语言形成的规律是社会学的规律。”
第三，语言是通过言语行为来实现的。因而他强调话语(或表述)作为言语行为的产品在语言中的重要地位，话语是交际的实际单位，提出所谓的“超语言学”，即要超越词、短语、句子等传统语法单位，从话语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他认为抽象客观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强调语言体系的唯一重要性、排斥言语行为作为个体的话语。话语是社会的，“话语结构纯粹是社会结构。话语，就其本身而言，存在于说话者之间”。个人主观主义强调言语行为的重要性，却错误地把它作为个体的，试图从说话者的个人心理生活环境中去解释它。
第四，语言的意义重于形式，因为对于说话者来说，重心不在于形式的一致性，而在于他在具体语境中获得新的、具体的意义。意义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凭借语音综合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认为，一个表述中，如果只考虑其指物意义内涵，就无法透彻地理解和解释其情态。表述的情态除了表示自己对对象的态度，还表现说者对他人表述的态度。此外，还专门论述了客体意义与评价的关系，强调评价的重要性。每一个说出去的词，除了其指涉对象的客体意义外还有评价；客体的意义是由评价形成的，评价决定客体意义进入说话者的视野，而且评价还能改变客体意义，使词语从一个意义的语境转入另一个语境。
第五，语言的运用是依赖于一定语境的，这个语境主要是社会意识形态，包括系统化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意识形态(即社会心理)；“语言在其实现的过程中，不可分割地与其意识形态或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语言与意识形态内容的分离，是抽象客观主义最大的错误之一”。强调语言的变化性，“属于同一语言集体的理解对应于一定的语言形式，但不是把这一形式作为不变的、自身一致的标记，而是作为变化的和灵活的符号”；语言形式的结构因素不在于标记自身的一致性，而是它的特殊变化性，因为理解语言形式的过程也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在形成之中定位，而不是在不变的存在中定位[3]。
(三) 巴赫金与索绪尔语言理论的迥异
首先，两位语言学巨匠索绪尔与巴赫金在研究对象上持有不同见解。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结构系统理论，富含辩证思维，他明确指出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在于明确研究对象，为此他界定了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等核心概念，并认为语言具有封闭性、抽象性、内在性和规约性，是符号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符号具有独特的特征。然而，巴赫金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语言学的研究重心应落在话语上，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他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明确指出，语言的真正表现形式是话语，话语是一种具有社会约束力的行为活动，具有社会性，与语言符号共存。巴赫金强调，尽管话语的定义与语言结构有所不同，但两者并不能完全割裂开来，他主张在真实自然的交际环境中研究语言，认为语言研究必须与语言的实际生命力紧密相连。
其次，在研究范围上，两者也存在显著差异。索绪尔将语言学划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两大领域。内部语言学旨在界定语言研究的范畴，它摒弃了系统之外的所有元素，专注于探讨纯心理的、不依赖于个体的、仅受系统约束的语言，更注重语言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然而，巴赫金认为内部语言学的抽象探讨方式并不适用于实际情况，他认为这种分析方式仅适用于翻译或描述无生命的语言。在面对活生生的语言时，内部语言学无法成为阐述和解释语言意义的基础。巴赫金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超语言学”的概念，这通常被视为外部语言学的同义词。巴赫金的分析范围与索绪尔大相径庭，他的超语言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对索绪尔的理论进行了补充，他在充分认可索绪尔理论的基础上，发现了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从而突破了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性。
再者，两者在研究内容上也有所不同。索绪尔将结构、系统和价值视为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他采用了一种相对稳定和抽象的研究模式。他将语言符号作为排除所有外部因素后的真正、唯一研究对象，认为语言学研究是一个相对封闭、规约和系统的领域。通过引入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索绪尔区分了相邻单位，并划分出语言系统的不同构成单位，通过分析系统内部结构，找出语素之间的差异，从而揭示语言的稳定规律。与此相反，巴赫金认为语言实际存在于交际中，他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认为语言研究必须基于真实的言语交际。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存在差异。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采用了全新的方法和理论，以与新语法学派进行辩论和对抗。该书出版后，语言研究的趋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索绪尔将语言研究方向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转向了20世纪的描写语言学，从而奠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初的中心地位。索绪尔强调语言的静态研究和共时性研究，坚持在静态语言学状态下研究语言，提倡共时性研究中的同一性和现实性方法。而巴赫金则更倾向于从客观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他认为共时性与所有客观因素均不匹配。巴赫金认为言语活动是解释语言规则的切入点，具体的言语交际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强调语言研究的对象应为活生生的语言。巴赫金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将语言视为社会现象和人际交往工具的观点，认为语言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团体的意识矛盾。他认为任何语言都需要继承与融合，没有一种语言能够完全脱离时空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语言研究应采用动态的历时研究方法。
3. “语言学转向”下逐渐走向开放的话语
在语言学转向发生之前，哲学的核心聚焦于本体论与形而上学的探讨，哲学家致力于揭示世界的本质与存在的深层次意义。然而，随着语言学领域的不断进步，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意义及其运用在人类思维与存在中的关键作用。他们开始把语言视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基础，深入探究语言与人类认知、现实世界之间的错综关系。这一转变预示着哲学研究从本体论与形而上学的传统框架向语言哲学的全新领域的迈进。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持续深化，哲学家们愈发重视语言在人类思维与沟通中的不可或缺性。语言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其研究方法论与理论体系日趋完善，为语言学转向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石。语言学家凭借客观的观察、数据的搜集以及实证的检验，揭示了语言的本质特征与运作规律，这些研究成果为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一) 福柯：话语与权力交织
米歇尔·福柯以其独特的权力话语理论揭示知识、话语与权力之间交织复杂且深刻的关系，阐释了话语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话语成为权力实施和斗争的重要工具。他强调，知识是权力的形式，话语是权力的工具，而权力则无处不在地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层面。知识与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并明确指出，知识不仅仅是客观的、中立的，而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福柯看来，每一种知识都是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下被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知识的形态，还决定了哪些知识被认为是真实和有价值的。例如，在历史领域，历史写作的话语并非纯粹客观的记录，而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所处的权力关系的影响，从而选择性地呈现某些事实，忽略或淡化其他事实。这种选择性的呈现，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的体现[4]。
他进一步指出，话语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权力的工具。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都是权力关系得以建立和巩固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权力的运作[5]。在现代社会中，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央视新闻作为官方和权威的代表，其话语体系不仅传递了信息，还体现了国家的权力和意志。央视新闻通过特定的话语表达、话语平台和话语内容，成功地构建了自身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进而影响了公众的认知和态度；同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还强调了权力的微观运作。他认为，权力并非仅仅存在于宏观的政治机构和国家机器中，而是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层面。这种微观的权力运作，通过规训性的权力技术，如规范化的训练、纪律、检查等，来支配和控制人的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学校、工厂、医院、军营等机构都是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这些机构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奖惩机制，对个体进行规范化的训练和管理，从而实现对人的控制和支配。这种控制并非通过暴力或强制手段实现，而是通过日常的纪律、检查和训练，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并服从权力的安排[6]。
(二) 哈贝马斯：话语与社会共识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通过理性对话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认为话语是连接不同主体的桥梁，交往理性关注的是可靠主张的主体间性，是生活世界的理性。只有通过交往行为，人们才能在平等、真诚的基础上实现理解和共识。交往行为的核心是交往理性，要求对话双方遵循四个有效性要求，并构建理想言辞情境。在这种情境下，人们能够在平等、真诚的氛围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从而达成理解和共识。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归结为两种基本类型：工具性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性行为主要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如劳动；而交往行为则是一种“主体–主体”间遵循有效性要求，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的核心是交往理性，它不是以单个主体为中心的，而是涉及对话关系的，是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中说话和行动的。要求对话双方遵循四个有效性要求，并构建理想言辞情境。在这种情境下，人们能够在平等、真诚的氛围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从而达成理解和共识[7]。
为了实现理性对话并达成共识，哈贝马斯提出四个有效性要求：可理解性：对话中的言辞必须是可理解的，即对话双方必须使用共通的语言和逻辑，以便对方能够明白自己的意图；真实性：言辞内容必须是真实的，对应于客观世界，要求语言的内容和语言本身都是真实的，言说者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说者的知识；正当性：言辞行动必须是正当的，对应于社会世界，要求在道德规范上是合适的、合理的。言说者必须选择本身是正确的一个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真诚性：言辞者的意向必须是真诚的，对应于内心世界，要求言说者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这四个有效性要求构成了理性对话的基础，也是达成共识的必要条件[8]。
除了四个有效性要求外，哈贝马斯还提出构建理想言辞情境的概念。他认为，在理想言辞情境中，所有话语的潜在参与者都有同等的参与机会和权利，沟通不会受到外界权力的干扰，是无强迫性的。在这种情境中，话语行动的参与者能够自由地表达好恶、情感和愿望，并有权利实施调节性话语行为，比如发出命令或拒绝命令、做出承诺或自我辩护。理想言辞情境的构建是实现理性对话和达成共识的重要前提。只有在这种情境下，人们才能在平等、真诚的氛围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从而达成理解和共识[9]。
(三) 拉克劳和墨菲：话语与霸权结合
拉克劳和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解读和构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理论。他们从语言在哲学中的地位为切入点，对马克思主义中传统的、本质的、规律的成分进行批判，试图建立一种以语言为思想核心的非还原主义、反本质主义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
第一，关于话语的定义。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也不仅仅是行为，而是语言与行为的内在组成部分所构成的总体[10]。这种总体在其自身之内既包括语言成分又包括语言外成分，如社会实践、文化符号等。他们强调，话语是一套关系体系，是一种认同，而且是动态中的认同；第二，话语的建构作用。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意义是由话语建构的，每一个社会行为都具有其意义，也是由话语建构的。他们将一切客体存在都纳入话语之中，认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只有在话语中才能被认识、被理解，才具有意义[11]；第三，话语与主体的关系。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中，主体是通过话语构建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强调主体的多元性、差异性和流动性，认为主体身份是可以被建构和解构的；第四，话语的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还提出了话语领导权的概念，认为话语不仅是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更是政治斗争的场域。他们希望通过建构话语领导权来替代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的变革[12]。
4. 结语
20世纪西方话语理论的发展丰富而多元，从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的区分，到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及具体话语理论，再到福柯的话语权力、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霸权构建，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语言、社会、权力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深刻的视角。它们不仅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也对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代社会，这些理论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我们思考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权力的运作以及社会变革的途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基金项目
本课题由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号：YJSJJ23-B06)，为云南师范大学2024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拉克劳和墨菲话语主体身份的构建路径及其反思”(YJSJJ23-B06)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