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城》中苦难命运的表现
在《文城》中，主人公小美的一生充满了对女儿的思念和对丈夫阿强的愧疚。尽管她身为妻子，却无法充分展现母性，内心深处对女儿怀有强烈的渴望和歉意。最终，小美因对女儿的无尽思念和对林祥福的深重愧疚，选择在雪地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文城》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清末民初，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战乱频发，土匪横行，溪镇附近的万亩荡成为土匪的藏身之地。随着天灾人祸的不断发生，土匪数量日益增多，他们常常绑架富家女子，向其家人索取高额赎金。顾益民曾对林祥福说：“清朝灭亡后，民国建立，但民国总统更迭频繁，国家的真正主人是谁，无人知晓。”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稳定和民众生活的不确定性。溪镇原本是一个宁静的乡村，居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然而，土匪在林百家订婚时闯入，打破了溪镇的宁静。溪镇作为一个乡土社会，乡绅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为了营救被绑架的人质，乡绅号召村民集资。顾益民作为当地的精神领袖，为了躲避军阀混战和匪祸，组建了溪镇民兵团[1]。
各地民兵团为了抵御土匪的侵袭，土匪也为了自身的发展壮大，不断购置枪支弹药。枪支的增多和滥用，象征着乡土社会秩序的崩溃。同时，乡土社会的崩溃也带来了对人性的考验。商会会长顾益民被绑架后，村民为了躲避土匪和兵祸，不得不离开家乡。在此过程中，他们甚至用金钱买通驻扎在城门的民兵，传统的乡村秩序荡然无存。政治权力的更迭并未带来实质性的权利更替。尽管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但《文城》所描述的溪镇仍处于土匪横行、军阀混战的阶段，导致当地民众生活困苦。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已无法维持居民的正常生活，对于当时的民众而言，这些故事发展情节是他们时代苦难的集体记忆。
除了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动荡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群体性苦难，《文城》中还描绘了自然灾害如暴风雪、龙卷风、饥荒等，这些灾害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不容忽视。雪灾使得溪镇民众的生活变得不可预测，他们害怕没有收成的日子。在男耕女织的时代，民众的收成完全依赖于自然的恩赐，没有收成引发的饥荒是极其惨烈的灾难。对于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民众而言，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祈祷。溪镇城隍庙的香火从未中断，在天灾面前，人类显得弱小无助。
在《文城》中，除了小美和溪镇民众的悲剧命运，其他人物也经历了各自的苦难。例如，林祥福在失去妻子和女儿后，独自抚养儿子，他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孤独。林祥福的形象代表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坚韧和不屈，尽管面对重重困难，他依然坚持生存下去。他的故事反映了个体在社会动荡中的无力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2]。
此外，小说中还描绘了土匪头目陈永良的悲剧。陈永良原本是一个善良的农民，但因战乱和生活的逼迫，最终走上了土匪的道路。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一方面他渴望回归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继续他的土匪生涯。陈永良的悲剧在于他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最终在一次与民兵团的冲突中丧生。
《文城》通过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展现了清末民初社会的动荡和人性的复杂。小说不仅揭示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也反映了社会变革对普通人生活的深远影响。通过这些悲剧性的人物和情节，余华向读者传达了对那个时代的深刻反思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2. 《文城》中苦难命运的形成原因
《文城》所设定时期的政治背景是造成苦难命运的根本原因。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政权更迭、社会变革，民众生活难以得到保障。故事始于晚清时期，封建社会依然存在，随后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民国时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朝代更迭不仅仅是政权的变更，更伴随着政治权力的真空，法律和制度尚未建立，社会秩序随着旧朝代的灭亡而崩溃，人性的恶在社会环境的助推下被无限放大[3]。清王朝覆灭后，匪患泛滥，百姓难以安居乐业，为了生存，甚至有些普通百姓沦为土匪。万亩荡的土匪数量不断增加，他们以绑架富裕人家的女子为业，索取高额赎金作为主要资金来源。面对如此动荡的社会环境，民众曾寄希望于新政权，却发现新政权同样荒唐。所谓的总督如同走马灯般更迭，军阀混战、匪患泛滥，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底层民众注定无法享有安宁[4]。
封建礼教的压迫并未随着清政府的灭亡而消失，小美的遭遇和结局极具代表性。生存过程中所遭受的苦难，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古代封建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她们只能依赖男性生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一传统观念深刻地体现了女性一生的社会地位，她们永远是他人生活的附属品，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没有决定权。小美在这一时期，自我意识也认为女性必须依赖男性，她跟随阿强离开原生家庭，为了阿强偷取林祥福的金条，为了坚守内心的传统礼教，一生都在逃避，最终在内心的愧疚下冻死在城隍庙前。长期的男权压迫使她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内心承受着压迫，却不得不选择背离自我，这对于女性而言无疑是悲惨的。
造成苦难的原因不仅有人祸，还有天灾。通过对龙卷风、雪灾等自然灾害的描写，小说渲染了民众生存环境的苦难。这些自然灾害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不容忽视，无疑是对原本生活就极其困难的民众雪上加霜。在男耕女织的时代，民众的收成完全依赖于自然，有收成意味着能够过上好年景，没有收成则意味着饥饿，由此引发的饥荒更是惨绝人寰。
综上所述，《文城》中造成苦难命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环境的变迁、传统封建礼教的压迫、自然灾害的迫害等，这些原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立体的命运网络，最终导致了悲惨命运。
3. 苦难命运表现的意义与现实价值
通过构建苦难命运，小说突出了人物性格中的“善”。余华在构思《文城》到完成创作的过程中，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在余华早期的创作中，他不避讳描述人性的阴暗面，通过构建阴暗的人物形象，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自私等进行描述。此后，余华在小说人物创作中，转而叙述人物的真实情感，通过构建苦难命运，凸显人性的善。
《文城》中隐去了人性的阴暗面，将一切美好的人性聚集在余华笔下的溪镇普通民众之中。尽管苦难仍是故事情节的前提背景，但其中林祥福为了女儿的生存，去不同人家乞讨奶水，依靠邻里之间的帮助最终养活了林百家；顾益民作为乡绅，全力维护小镇的社会秩序；溪镇遭遇匪祸时，民团与土匪力量悬殊的对战，最终十八位民团士兵壮烈牺牲，林祥福在匪祸中死去等情节，也说明了苦难之中亦有温情。即便生命的脆弱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天灾人祸的存在加剧了故事的悲情，但也正是这些无处不在的困难，让人性的“善”显得更加珍贵[5]。
小美在离开林祥福及女儿后，她和阿强重新回到溪镇生活，她仍然深深地怀念自己的女儿，在睡梦中总是梦见她。正是这份愧疚，并没有让小美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反而让她的人性更加丰满。她虽然两次欺骗了林祥福，但也是出于无奈，直到离世都活在深深的愧疚之中。其他人物同样具有人性之美，在苦难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例如，当林祥福到达千里之外的溪镇时，陈永良一家人热情地接纳了他和他的女儿；木器社开张后，周围的邻居都过来帮忙搬家。这些情节比比皆是，他们的身上因为苦难的存在，人性的“美”显得难得可贵。
林祥福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全意义上的“善人”。与其说余华创作林祥福这一人物是为了与苦难命运形成鲜明对比，倒不如说是其在苦难背景下表达对某种价值的肯定而创作出的人物。小说中的林祥福等人表现出不符合社会常态的绝对和善，做出了不合常理、不合本性的牺牲，生活在溪镇的百姓永远都是友善和睦的，在镇子里甚至没有发生过勾心斗角；例如以林祥福为代表的三兄弟，在生活中无私奉献自己，始终具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可贵品质。当林百家被土匪劫持后，李美莲甚至心甘情愿用自己的儿子换回林百家；匪祸来临时，顾益民仅仅是一个商会会长，但为了维护溪镇的安全，义不容辞地组建民兵，贡献自己的财产、粮食；林祥福为了救回被绑架的顾益民，只身营救而被杀害，这些都是苦难背景之下难得的社会温情。余华通过一群乌托邦式的扁平人物，借此呼唤人们内心的善良，在现实的逻辑中，这样的“理想”扁平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的崇高远远超过想象，正因如此，才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实现情感的抒发。
“借助扁平人物能够清晰塑造人物，让读者能够清楚可感。通过小说《文城》的刻画，扁平人物的存在能够在读者心中留下清晰的印象，并且能够让读者感受作者的创作理念。”总体来说，《文城》的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余华创作的目的并非创作一个传奇故事，而是通过林祥福等“理想”人物的创作，可以看做余华对善良的呼唤[6]。
尽管小说中描写的是一个充满苦难和悲剧的故事，但这种苦难和悲剧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通过《文城》里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各种问题和困难，但也感悟到了传统的情义观和仁厚之心，这也提醒了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生活状况和人生境遇，认真思考人生意义，不负内心所想，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正如同小说未完开放的结局一样，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和正在经历的现在，如何作出选择是当下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人生课题。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余华的小说《文城》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其对苦难命运的表现方式。通过对小说中情节、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的细致剖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余华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生动的人物刻画，表现了苦难命运对人性和人情的影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世界变幻中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人际关系的挑战，他们的命运受到了无情的压迫和限制，从而引发了深刻的情感体验和内心挣扎。
其次，余华通过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手法，以其典型的现实主义笔法和残酷的现实场景，深刻地揭示了苦难命运对人类存在和生活状态的冲击。小说中的描写方式真实而直白，深刻地刻画了人们在命运面前的脆弱和无奈，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象和人类命运的普遍性。
最后，本研究认为，余华在《文城》中通过其深刻的观察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成功地呈现了苦难命运的多维面貌。这不仅丰富了现代汉语小说的文学表达形式，也对读者产生了深刻的触动和启示，引发了对人类命运、生活困境和人性拷问的深刻思考。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仍有待深入探讨和完善。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挖掘余华的其他作品中苦难命运的表现，或者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苦难命运在当代汉语小说中的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