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战略部署，彰显了城乡融合发展在现代化大棋局中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出党对新征程上城乡关系的科学把握[1]。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壮大县域经济”这种提法，自此开始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被紧紧联系在了一起；2004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发展农村批发加工业等非农产业，做好县域经济”；2005年颁布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再次提出“扶持县域经济发展，注重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壮大县域经济”。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也将农村发展与县域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在党中央与国务院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政策倾斜、助力农村发展的大背景下，什么样的行政政策和措施能对农村发展形成强有力的支持、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这些举措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以期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作为一项深度应用实践，其影响力远超单纯的经济效益范畴。随着电子商务产业的逐步成长，其对基础设施需求的不断升级，直接促使农村硬件设施得到显著改善，进而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此外，这一进程催生的非农就业机会，不仅转变了农民的职业身份，还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模式，使之逐渐融入网络经济实体中多元化的生活与工作逻辑。在此转型过程中，农民思想观念的革新，反过来对地区及产业的后续发展产生了何种推动作用，构成了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针对这些变化及其经验的研究与总结，无疑将为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农村落地提供宝贵的参考与启示。
2. 农村电子商务与区域发展模式
2.1. 三种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
2.1.1. 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的概念，源自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著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该模式特指江苏省长江以南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区域，依托乡镇企业推动非农化进程的发展路径。历经二十余载的演进与转型，在“历史终结论”与“创新演进论”的争辩声中，苏南模式日趋成熟，并赋予了新的意义，由原先单一的农村发展模式，扩展为涵盖更广泛区域的全新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概括如下：农民自发创办乡镇企业；企业所有制结构中，集体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乡镇政府在推动乡镇企业发展中扮演核心角色；市场调节机制成为主要驱动力。苏南模式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中极具代表性的经验模式。
“苏南模式”的内在逻辑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体经济根基。苏南地区历史上就有相对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基于集体协作的传统以及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选择了依靠集体力量办企业的方式。村、镇集体通过集资、整合资源等手段，创办工厂、加工厂等乡镇企业，将集体资产增值与村民福利紧密相连，使得农民有强大动力参与到集体经济的发展中来，凝聚起发展合力。二是政府强力引导。地方政府在苏南模式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方面，政府利用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规划产业布局，整合土地、资金等要素资源，为乡镇企业的落地与成长提供硬件基础；另一方面，政府积极与外界沟通，牵线搭桥引入技术、人才，助力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像苏州工业园区的早期建设，当地政府不仅在基础设施上大力投入，还凭借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外资企业入驻，带动本土配套产业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背后是政府高瞻远瞩的规划与强力推动。三是市场需求拉动。苏南地处长三角核心地带，临近上海等大都市，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市场对轻纺、机械加工等基础工业品需求旺盛，苏南乡镇企业敏锐捕捉商机，依托廉价劳动力与灵活经营机制，迅速填补市场空白。无锡的一些乡镇纺织企业，及时响应市场对布料、服装的需求，加班加点生产，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后续企业升级奠定基础，体现出市场导向在苏南模式中的关键引领作用。
“苏南模式”的发展机制在于：产业协同升级 + 人才集聚吸纳 + 外向型经济融合的机制共同作用。
产业协同升级苏南乡镇企业起步阶段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如食品加工、建材生产等。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技术进步，企业间自发形成产业协同。上下游企业在区域内紧密合作，共享技术、物流等资源，逐步向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产业迈进。苏州昆山从最初的“电子代工之都”，通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研发、引进先进技术，如今已发展出涵盖半导体、电子信息等高端产业集群，实现产业由低到高的华丽转身，背后是产业协同升级机制持续发力。
人才集聚吸纳机制。为突破人才短板，苏南地区一方面依托本地教育资源，与高校、职业院校合作定向培养实用人才；另一方面，凭借良好的经济环境、优厚待遇吸引外地人才流入。政府与企业共建人才公寓、科研基地等配套设施，解决人才后顾之忧。常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工程领域专家入驻，同时本地院校源源不断输送技术工人，形成多层次人才梯队，为产业持续创新提供动力源泉，彰显人才集聚吸纳机制对苏南发展的保障作用。
外向型经济融合机制苏南利用沿海开放优势，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循环。早期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步，积累资金与技术后，鼓励本土企业自营出口、对外投资，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同时，引进外资企业带来的先进管理经验、国际市场渠道反向促进本地企业成长。苏州的外向型经济堪称典范，大量外资电子企业扎根，本地配套企业在为其供货过程中学习国际标准、精益生产理念，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借助外向型经济融合实现本土产业国际化蜕变。
“苏南模式”凭借其独特的内在逻辑与高效发展机制，在特定历史时期实现了苏南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经验，虽在后续发展面临新挑战，但诸多创新实践依然闪耀时代光芒。
2.1.2. 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的概念，首先由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它描绘了浙江省东南部温州地区凭借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路径，推动非农产业发展，进而构筑起小商品与大市场相融合的独特经济格局。自1986年起，费孝通三次深入温州实地调研，并相继发表文章剖析温州经济发展态势，这一系列举动奠定了学术界与经济界广泛热议的“温州模式”之基础。
在“温州模式”中，“小商品”意指那些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且运输成本低廉的商品；而“大市场”则是指温州商人遍布全国的市场营销网络。该模式亦被形象地称为“小狗经济”，生动描绘了温州地区小企业、小作坊遍地开花的景象。与侧重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及其为大工业配套服务的产品不同，亦区别于“珠三角模式”依赖外资的发展路径，“温州模式”中，政府采取了更为“无为而治”的策略，对民间经济活动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有时甚至是默许其存在与发展。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地方政府并未压制或取缔那些偏离主流的经济现象，而是允许其生存壮大，这一做法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承受了相当大的政治风险。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地方政府仍需面对外界关于温州私营经济比重过高的批评与指责[3]。
“温州模式”的内在逻辑在于：一是民间创业活力。温州地区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匮乏，迫使温州人必须另寻出路谋发展。在这种生存压力下，温州民众骨子里的商业基因被激发，家家户户开启创业之旅。民众利用有限资金，从简单易上手的小商品生产入手，如打火机、纽扣、皮鞋等，凭借精湛手艺和吃苦耐劳精神，逐步打开市场。二是市场自发拓展。温州企业的发展遵循纯粹的市场导向，自下而上生长。创业者们敏锐洞察市场需求，哪里有商机就奔向哪里。在早期，他们背着装满小商品的行囊，走南闯北，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以低廉价格、灵活交易方式推销产品，逐步建立起庞大的销售网络。三是家族亲缘纽带。在温州模式发展初期，家族、亲缘关系发挥了独特优势。一方面，资金筹集依靠家族内部互助，亲戚朋友之间相互拆借，凑齐创业启动资金；另一方面，企业管理以家族为核心，成员间信任度高，决策执行迅速，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快速应变。
从“温州模式”的发展路径能够看出其发展机制主要是由于块状经济集聚促从而促进品牌塑造升级最后形成商会协作互助机制。
块状经济集聚机制。温州各地基于独特的产品分工，形成一个个块状经济产业集群。同一区域内大量同类或配套企业集聚，共享专业市场、物流配送、技术研发等公共资源。企业间既竞争又合作，在竞争中促使产品质量提升、成本降低，合作则体现在上下游配套协作，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
品牌塑造升级，随着市场竞争加剧，温州企业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从初期的贴牌生产、模仿加工，逐步向自主创牌转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品质，聘请专业设计、营销团队，通过参加国内外展会、广告宣传等途径提升品牌知名度。
商会协作互助机制，温州商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商会由众多企业自发组建，对内规范行业秩序，制定质量标准，避免恶性竞争；对外代表企业发声，与政府沟通争取政策支持，拓展对外合作渠道。在企业遇到贸易纠纷、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时，商会出面协调解决。比如当温州鞋企在国际市场遭遇反倾销危机时，温州商会迅速组织企业抱团应对，聘请专业律师团队抗辩，协调企业调整出口策略，同时引导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助力企业渡过难关，彰显商会协作互助机制对温州民营经济稳健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
“温州模式”精巧的发展机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异军突起，书写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壮丽篇章，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持续启发各地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2.1.3. 珠三角模式
“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主要指的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特区内的佛山市、中山市、江门市、东莞市以及顺德区、宝安区等14个行政区划，依托外向型经济策略，驱动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的路径。随后，该术语泛指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凭借港澳及国际投资驱动，侧重于加工出口业务的外向型企业成长模式。
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率先提出了“珠江模式”的概念，并指出其与苏南城市群区域(即苏南模式)及温州农业地带(即温州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珠江三角洲位于中国大陆南端，紧邻香港与澳门，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能够充分利用境外资金、技术、设施及市场资源，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的浪潮下，珠江三角洲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结合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土地资源及劳动力优势，与外来资本融合，形成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经济模式，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沿海新工业化发展道路。该模式具备四大显著特点：政府的主导作用、外向型经济特征、民营经济快速市场化进程，以及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动。“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规模吸纳香港等地的外资，形成了以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系。
“珠三角模式”的内在逻辑在于：政策地缘人缘协同优势、外向型经济驱动逻辑以及灵活的市场应变机制。
政策优势是珠三角起飞的东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珠三角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特殊政策区域，给予税收优惠、进出口便利等政策支持，吸引国内外资本、技术、人才汇聚。地缘优势同样不可忽视，珠三角紧邻港澳，交通便利，便于承接港澳地区的产业转移。港澳地区当时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阶段，珠三角凭借低廉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成为首选之地。此外，众多海外侨胞心系家乡，利用自身资金、技术和海外商业网络回乡投资兴业，为人缘优势赋能，三股力量协同发力，为珠三角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珠三角企业从诞生之初就面向国际市场。凭借成本优势，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起步，为国外品牌代工生产，融入全球产业链。在长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掌握国际市场需求动态、质量标准和贸易规则，企业不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品质，进而自主开拓国际市场，创立自主品牌，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
珠三角地区市场经济氛围浓厚，企业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和灵活的应变能力。面对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原材料价格波动、贸易政策调整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企业能够迅速调整产品结构、生产规模和市场策略。一方面，企业之间通过产业集群内的信息共享、协同合作，快速应对市场挑战；另一方面，企业家敢于创新、勇于尝试新商业模式，如电商直播带货在珠三角制造业企业中迅速普及，助力产品销售，维持企业竞争力[4]。
“珠三角模式”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突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经验借鉴，持续推动着珠三角地区向着更高质量、更具创新活力的方向迈进。
2.2. 基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新区域发展模式
2.2.1. 信息化带动非农产业发展模式
电子商务作为信息化的重要应用领域，正深刻改变着非农产业的发展格局。以电子商务发展为基础的信息化模式，为非农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动力，推动其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农村电子商务的信息化主要通过多方面带动非农产业发展。在农产品加工领域，电商平台拓展了农产品销售范围，增加了订单量，促使农产品加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升级加工设备与技术，提升加工效率和产品质量，推动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像水果加工企业因电商订单增多，增设生产线，生产更多水果罐头、果脯等产品。在乡村旅游方面，电商平台宣传展示乡村旅游资源，如独特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特色民宿等，吸引游客预订，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等服务业发展。同时，电商还带动了相关配套产业，如为农产品加工提供包装材料的包装业，以及满足电商物流需求的快递业等，形成产业联动效应，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多元化发展。
本质上，农村电子商务的产业模式属于信息化驱动的非农产业范畴。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的成型，关键在于信息可及性相当的情况下，农村地区的地租成本相较于城市更为低廉。农村互联网的广泛覆盖，促进了该地区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及金融服务资源的重新配置，有效缩减了城乡在软件设施方面的差距。农村电子商务的生产组织方式颇为复杂，既包括由市场需求驱动的自然产业集聚，也涵盖因信息技术在特定区域的深深扎根而引发的区域产业迅猛增长。尽管地租优势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电商产业的集聚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信息和快速物流的通达性最终成为了农村产业发展的基石。
以电子商务发展为基础的信息化模式为非农产业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通过拓宽市场渠道、降低运营成本、推动产业升级和带动就业创业等方面，有力地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人才短缺、物流配送体系不健全、市场竞争激烈以及网络安全与信任等问题。通过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完善物流配送体系、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及加强网络安全与信任体系建设等应对策略，可以有效克服这些挑战，进一步推动以电子商务发展为基础的信息化带动非农产业发展模式的持续健康发展，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2.2. 廉价地租和人才聚集引起的产业聚集发展模式
在中国，多数产业集聚依旧凭借低成本策略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这种低成本既源自集聚效应带来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也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供应、税收优惠以及较低的环境成本等因素。然而，依赖廉价资源和环境牺牲来推动经济发展并非可持续之道[5]。
(1) 农村电子商务的区域发展模式的特点
首先，其兴起多为自下而上的自然过程。在农村电子商务发达区域的形成中，个人因素乃至偶然事件常发挥关键作用。往往由某人率先尝试并取得成功后，周边个人和组织纷纷效仿，学习电商知识，转型电商模式，逐步形成产业规模。由于区域内组织间存在地域和亲属关系，信息交流频繁，因此相较于传统技术产业，农村电子商务具有更好的知识溢出效应、更高的社会正外部性和更优的信息对称性。
其次，对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强。农村电子商务以互联网为市场基础，以电子商务为渠道，因此对网络、快递等基础设施的依赖度较高，这是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鉴于农村在区位条件上相较于发达城市及工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存在不足，政府需主导因地制宜地进行互联网接入、快速物流对接等建设，以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同时，还需在信息、物流的提速降费上采取综合措施。
最后，产业流动性较大。与“温州模式”等其他模式相比，农村电子商务对发源地的根植性较弱，地域条件对其约束力小，导致产业流动性大，稳定性降低。因此，地方政府在关注产业发展的同时，不仅需在推动期和硬件建设期给予支持，更需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关注并解决工商注册、产品抽检等辅助性服务问题，提升服务质量。同时，在以农村电子商务为模式的区域经济中，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除关注龙头和示范企业、个人外，更应鼓励电子商务模式创新，不断吸纳相关企业[6]。
(2) 廉价地租引起产业聚集
产业聚集发展模式的形成，得益于廉价地租吸引了最初的一批电商企业入驻，这些企业的入驻创造了就业机会，从而开始吸引人才。随着人才的聚集，企业的发展得到了人才的支持，竞争力增强，进一步吸引更多相关的电商企业。这些新企业的加入又增加了对人才的需求，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促进机制。例如，一个原本以廉价地租吸引了几家小型电商企业的工业园区，随着企业的发展，需要招聘电商客服、运营人员等。当地的人才逐渐被吸引过来，周边的生活设施等也因为人口的增加而逐渐完善。这又吸引了更多的电商企业看中这里的人才优势和不断完善的配套设施，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规模的电商产业聚集区。在产业聚集的过程中，会逐渐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电商产业生态系统。除了电商企业本身，还会吸引物流企业、支付服务提供商、电商服务外包公司(如摄影、美工等)等相关企业的入驻。以电商服务外包公司为例，在人才聚集的电商产业区，它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专业的电商美工和摄影师，为电商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图片拍摄和页面设计服务。同时，物流企业也会因为众多电商企业的集中而提供更高效、更优惠的物流服务，进一步降低电商企业的运营成本。
(3) 实际案例分析
以义乌电商产业聚集区为例。义乌在城市周边有大量相对廉价的土地可供电商企业使用。许多电商仓库和小型加工厂分布在这些区域，租金成本相较于大城市的核心商业区要低很多。例如，在义乌郊区的一些电商仓储园区，每平方米的月租金可能在10~20元左右，而在上海等一线城市类似的仓库租金可能会达到50~100元每平方米[7]。这使得义乌的电商企业在仓储成本上有很大的优势。廉价的土地使得义乌能够建设大规模的物流园区。义乌的物流园区拥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容纳众多的物流企业和仓储设施。这些物流园区与电商企业紧密合作，形成了高效的物流配送网络。例如，义乌国际陆港物流园区，其庞大的空间能够满足大量货物的存储和转运需求，每天有数千吨的电商货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各地。2024年，义乌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5000亿元，同比增长约15%。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1500亿元，占比30%。电商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占当地就业人口的很大比例。这些数据充分体现了廉价地租和人才聚集引发的产业聚集模式在义乌电商产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8]。义乌电商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商人才。在义乌的电商园区，有各种电商培训学校和机构。这些机构培养了大量的电商运营、客服、美工等专业人才。同时，人才之间也会相互交流学习。例如，在义乌的电商论坛和交流活动中，电商从业者会分享最新的跨境电商政策解读、店铺运营技巧等知识，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共享。义乌的电商人才聚集形成了规模经济。企业在当地可以很容易地招聘到各种电商人才，减少了招聘成本和时间。而且，人才之间的协同合作也非常频繁。比如，在义乌的电商直播基地，众多的直播人才汇聚在一起，他们可以联合不同的电商品牌进行直播带货活动。通过整合资源，一场直播活动可以同时推广多个品牌的产品，提高了直播的效率和效果。义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电商产业生态系统。除了众多的电商卖家，还有大量的供应商、物流企业、电商服务机构等。例如，义乌的小商品供应商为电商企业提供了丰富多样、价格低廉的产品资源。物流企业提供了高效的物流服务，电商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了从店铺装修、营销推广到客服外包等一系列服务。这个生态系统使得义乌的电商产业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3. 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效应
3.1. 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对当地的社会效应
3.1.1. 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改善
农村电子商务产业的蓬勃发展对优化农村人口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积极影响，并触发了一系列社会结构的相应调整。首要的是，成熟的农村电商集聚区能够吸引大量本地人口回流，同时，其繁荣的经济环境也成为吸引外来务工人员的新磁极。首批成功转型的“新农人”不仅为自身创造了价值，更产生了显著的示范效应，激励大学毕业生和城镇居民前往农村，寻找并深耕适合自己的细分领域，从而在农村地区开启创业与就业的新篇章[9]。农村电商的发展带动了物流、包装、加工、仓储等相关产业的兴起，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如浙江义乌的一些农村，因电商发展带动了包装、快递等产业的繁荣。
3.1.2. 带动农民向非农产业转变
农村电子商务的崛起为本地农民开辟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使他们无需舍弃土地，即可参与到电子商务相关的配套产业中，获取额外的收入来源。这一过程促进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顺利转型，涵盖如淘宝客服、快递分拣与包装、住宿及餐饮服务等岗位。这些新兴岗位不仅在农村区域提升了劳动力的使用效率，还促进了就业层次的升级。
3.1.3. 改善农村空心化问题
农村电子商务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现象。农村空心化的根源在于劳动力脱离农业，向回报率更高的地区和产业迁移。电商发展展示了农村市场的潜力，吸引企业和资本进入农村，投资农产品加工、物流设施、电商平台建设等领域，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利因素，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远低于城市。然而，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新技术催生了新的生产能力和产业繁荣，显著提升了就业岗位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薪资水平。这使得劳动力能够在家乡附近找到就业机会，成为更加可行和优越的选择，从而有效解决了空心村问题[10]。
3.1.4. 解构乡村的传统乡土关系
随着农村电子商务产业的兴旺，外来人口数量开始增加，他们与本地人口在电商产业的工作中建立起来了联系，使得旧有的乡村封闭人际关系开始走向开放，同时乡村的社会网络开始与经济网络交错融合且变得更加复杂，随之引起了其他社会关系的变化，例如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抱团、外来创业电商主形成联盟等[11]。
3.2. 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对当地的经济效应
3.2.1. 农村地区通过互联网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区位劣势
互联网技术及其形成的跨区域生产销售网络，使得农村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成为可能，农村地区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接入而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区位劣势，从而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加入主流经济的发展浪潮之中，而电商产业落地农村更提高了其在信息化时代的竞争力。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的崛起第一次改变了乡村的产业和经济结构，使得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扁平化的农村产业结构开始出现新的层级。而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产业进一步丰富和重塑了产业结构，尤其是丰富了第三产业的涵盖种类和发展模式。农村电子商务将农村文化、历史渊源与文旅产业相结合形成农村区域新的增长极，挑战着城市在全国经济网络中的霸权位置[12]。
3.2.2. 改善农村地区的租金结构和水平
农村电子商务也加速了工业上下游产业在农村地区的生根发芽，例如产业相关的批发零售贸易、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文旅餐饮等。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使得农村地区的生产关系得到了改善，生产力效率得到了飞速提高，也使得农民有了更高的收入，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租金结构和水平。
4. 结论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现代化，更要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改善、推动农民向非农产业转变、改善农村空心化问题、解构乡村的传统乡土关系。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利于区域产业的聚集形成，对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