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为激进文化批判理论之一，阿多诺关于辩证法否定性的阐述对于破除资本主义的同一性原则，重新激活辩证法的革命潜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多诺从绝对的否定性出发，坚决地拒斥任何的本体学、第一性的始基以及体系哲学。在绝对否定的辩证法视域中，我们生活的世界既不能以一个简单的同一物或是通过思辨抽象所得的头脑里的物或精神为本源，而是许许多多异质的，平等的“多”，世界本身的多样性拒绝被统摄一切的概念单一地把握。同样，作为改造世界的主体的人也不是能被理性同一性和总体化的原则异化为无足轻重的简单存在物，而是独一无二、无比丰富的存在。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radical cultural criticism theories in Western Marxism of the 20th century, Adorno’s exposition on the negation of dialectic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breaking the principle of capitalist identity and reactivating the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of dialectics. Starting from absolute negation, Adorno firmly rejects any ontology, primacy, and systematic philosophy. In the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f absolute negation, the world we live in cannot be based on a simple same thing or the mind’s object or spirit obtained through speculation and abstraction, but on many heterogeneous, equal, and diverse concepts that refuse to govern everything. Similarly, as the subject of transforming the world, people are not insignificant and simple entities that can be alienated by the principles of rational identity and totality, but rather unique and immensely rich entities.
1. 引言
西奥多·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被公认为辩证法在20世纪最出色的使用者。他曾在1931年的就职演说《哲学的现实性》中提出希望建立一门既辩证又唯物的哲学，这门同那些为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作辩护的肯定性的保守哲学不同，它将追随马克思的批判路径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终结的命运。阿多诺从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基本立场出发，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同一性逻辑进行无情地批判，并揭露了同一性逻辑与资本主义统治之间的共谋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由同一性逻辑所主导的统治逐渐延伸到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人在其中越来越丧失了反抗与反思的能力，沦为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附庸，成为突破同一性秩序下的肯定性的枷锁。阿多诺启用了辩证法中的否定性要素，借此打破同一性逻辑自我再生产的怪圈，在他辩证法的大量哲学前提里，黑格尔的辩证法无疑是最重要的，他的主要观点都来自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与批判。因此，要理解阿多诺的辩证法及其如何从本体论层面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进行批判，并说明资本主义最终会因其内在矛盾运动而崩解的命运，就必须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进行溯源式的思考。同时，深入研究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也能够帮助我们有力地对抗资本逻辑中的同一性原则对我们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入侵，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过程中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2. 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
“形而上学”源自于亚里士多德哲学，据说，后人在编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一部分著作放在物理学之后，所以称之为“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虽然这个词在亚里士多德以后才出现，但其基本意义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已经初具雏形，柏拉图的理念论把世界一分为二，将感性的、流变的东西贬低为无意义的，次要的，把理念上升为绝对的，永恒的本质。从这以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就致力于探索世界背后那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永恒的“一”，即一条能将整个宇宙理解为一个总体的原则或基点，对同一性的追求也就成了传统哲学追求的基本精神。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主义的本质还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它只着眼于被抽象掉一切特殊性后留下的那个普遍存在，也就是作为万事万物最终摹本的“理念”，在这种形而上学中，主体作为特殊存在者的方面还没有被发掘，同其他自然存在物处在同样的简单存在的地位。不同于在场形而上学把人作为世界图景中微不足道的存在，近代理性主义的主体形而上学转向则实现了由自然中心向人类中心论的转向[1]。也就是说，自笛卡尔的“我思”主体以后，理性主体的本体论地位上升到了极高的程度，而客体则逐渐成为主体的附庸和对立物，最终导致了主客体的二元分立。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运动致力于消除这种二元对立，却在努力的过程中逐渐达到唯心主义的顶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通过对自在之物和现象界的划分揭示了理性的限度，他把空间、时间等范畴界说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形式和先验条件，人只有通过先验框架才能对世界有所认识，更进一步说，世界只有通过人才能被知晓。这样的结果就是把主体推到了世界的中心即人为自然界立法，从主体出发实现了现象世界和理性概念的同一。不同于康德和费希特把客体作为已然存在的、一成不变且有待认识的东西，谢林的自然哲学把整个自然作为永恒生成的活动本身，“冥顽化的理智”在一系列的辩证运动中逐渐生成与成熟，由主观性逐步上升至客观性，最终与人类理性达到绝对的同一，自此理智不再受表象的“欺骗”，反而可以直观事物的本质，这样的理智就是事实上的上帝直观。可以说，谢林实现了由主观理性到客观理性的转向。黑格尔在谢林哲学的基础上用辩证法对谢林的理智直观进行了批判，他否定了这种从主观认识到客观事物间的直接性，正如康德所说，没有主体条件和理性，任何世界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黑格尔则进一步指出，脱离了那些并非主观的事物也就是世界这个“大全”，任何关于世界的建构甚至包括精神的任何生产性条件也都是不可能的。于是，对于黑格尔来说，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那个最终的“一”只是镜花水月。因此，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总概念，不同于我们在日常使用中的非反思的直观反映论，以为剔除思想中的主观因素就能达到对事物不偏不倚的客观认识。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恰恰相反，辩证法强调中介性，即一切对客体的认识都早已经被观念所中介，包括直接性本身也总是已经包含间接性的它者在内。它揭示出客体与其自身的概念之间的永久对立，是那种将理性自身的批判意识与对象的批判经验结合起来的不懈努⼒。真理就是体系，为了完成这个无所不包的体系，绝对精神作为一切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它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自身，认识自身，甚至异化自身来认识它的自己的本质，在排除了所有不和谐的因素后，主体实现了对客体完全的支配，以上帝的姿态将世界把握为“一”，精神作为与社会生产劳动相分离的因素将自身扩展为一个意义连贯的总体性，矛盾才归于和解与平静。面对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傲慢姿态，阿多诺形象地把这类理性形而上学的思辨模式称为“唯心主义的狂怒”，因为在这类哲学中都无一例外地包含有主客体同一性的预设，于形而上学家们来讲，始终相信对象是能够被概念完全把握是他们思考与理论建构的起点。于是他们热衷于借助概念建立普遍的先验逻辑，以便道出世界背后隐藏的、不变的终极真理。在终极真理的指导下，世界过去以及未来的模样都被一劳永逸地掌握了，世界也就趋于了静止。对于阿多诺而言，这不仅凸显了人类理性的狂妄，而且是形而上学上的极权主义的表现，且这种极权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犹太集中营中被完全地实现了。于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多诺必然坚决地拒斥任何的本体哲学、第一性的始基以及体系哲学，在非同性哲学的视域中，纷繁复杂的世界既不能以一个简单的同一物或是通过思辨抽象所得的头脑里的物或精神为本源，而是许许多多异质性的，平等的多，应该抛弃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把世界归还给世界本身。
3. 启蒙与理性“同一性”
启蒙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思想社会运动之一，曾在近代欧洲历史中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的贡献。其对理性与自由的追求直至今日仍然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与目标。然而，启蒙理性在对封建主义，宗教神学的胜利中逐渐显露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内涵，若不能意识到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它就会变成自己曾经打败的敌人。康德曾在《何谓启蒙》深刻地指出：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2]。为此他呐喊人应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在启蒙运动的洗礼下，人们运用理性来改造世界和自身的思维方式，突破天主教的迷信和世俗的愚昧枷锁，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启蒙运动的使命也最终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实现。从结果上来看，似乎人类真的已经摆脱野蛮，步入了文明时代。可惜这样的幻想并不持久，在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道灾难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意识到了“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3]。他们认为，在神话时代，神话是最初的启蒙，启蒙在对神话的反动中确认自身。在过去，神话曾经发挥着与理性同等的作用，它通过想象与夸大的方式被创造出来，借神秘主义帮助人类对抗未知的、凶险的自然。遗憾的是，即便是众神也无法让人心安，以迷信为基础的神话不能令人摆脱对混沌般的自然的恐惧，只有在理性主义与科学精神登上历史舞台后，依靠它们帮助人们制造工具，建立庇护所，这才真正克服自然带来的种种危险，迈进文明时代。可以见到，理性主义为人带来的福祉是无可指摘的，但在它肆无忌惮的发展中却走向自己的反面，落入自身的辩证法中。理性的运用从对自然威胁的克服转变为了对自然的征服，甚至，对自然的征服和支配同样也将运用在被剥离了社会属性的人身上，人变成工具与数据，在建造神话般的理性王国的总目的下终日劳碌。因此。即使受到启蒙的世界仍然充斥着不幸，日趋膨胀的工具理性取代了神灵鬼怪过去的位置，创造了自己的神话，并对人实现了全面的异化和统治，这无疑是给刚刚挣脱神话统治的人们又上了一道枷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切人和物都抽象为一个概念“价值”，都成为无差别的物。交换价值成为新的神话，不论是人还是物，只有当其能被货币资本所计量，才被认可为真实地存在。一切个性的发展全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获得更多的资本或优势符号上的增殖，除此以外的无助于人在资本和社会地位上获取优势的事物，都要被打上无用的标签，早早被丢弃，首先是哲学，然后是增殖速度慢的文学、艺术等等。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最无用的东西也能通过娱乐化和庸俗化包装成取乐大众的文化符号，达到增殖的目的，也就是说，无用性本身也被拽进了与有用性同一化的进程。在过去，哲学家还能高高在上地向人们解释躲藏在表象背后地神秘本质，现如今，只能成为资本主义大市集下的一个提供消遣的摊贩。在资本主义同一性逻辑的强制要求下，人们消费的所有对象都经过重重筛查，在剔除了各种“有害的”的不和谐的因素后摆上货架，消费者被迫放弃思考，只能简单地接受文化工业为他们塑造的趣味、品味、爱好等。同时，文化工业也在不断地复制现实，证实与加强现实的神圣合法性，这不仅取消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而且一切都被同一化与无害化了，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根本上的质疑与批判的意识在萌芽状态时就被早早地禁止和销毁，改变现存状况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为此阿多诺曾愤怒地指出：“整个世界就是通过文化事业的过滤而被统治的。”从根源上看，启蒙理性之所以最终退化成可怕的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其思想中的核心观念就来自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理性同一性的极端化，要打破理性神话的带来的统治，跳出同一性逻辑的罗网，就必须重视非同一性和特殊性，直面差异性和多元性。
4. 非同一的主客体关系
黑格尔辩证法的认识论革命性在于揭示了“同一性”概念内部必然蕴含的“非同一性”逻辑。作为首位系统揭示理性逻辑内在矛盾的哲学家，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论证了任何试图通过概念建立主客体绝对同一性的努力，都将导致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其辩证法的理论突破不仅在于承认矛盾对抗的永恒性，更在于将这种矛盾具体化为概念系统的结构性悖论：概念的确定性诉求要求其必须通过定义实现自我固化(如“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所示)，这种逻辑形式化过程表面上达成了符与对象的瞬时同一；然而概念的指涉性本质又迫使它必须突破自身的静态边界，在持续的概念化运动中追逐无法被完全符号化的实在。这种根本性的二律背在《精神现象学》中被表述为“实体即主体”的动态认识论模型——概念系统既不能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又必须承认这种追求在存在论层面的不可能性。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精辟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真正启示在于揭示“同一性即是非同一性的真理”，这种本体论层面的否定性最终宣告了任何总体化方案的必然失败，因为概念的每一次自我确立都同步生成其否定项，真理永远存在于扬弃的未完成时态之中。但是，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完成自我认识的最后关头，为了绝对知识体系的最终完成，有条件之物与绝对者间的差别被取消，或者说，被同一性的规则排除在总体之外，作为维持总体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润滑剂而存在。阿多诺说：“在历史的高度，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4], pp. 6-13)。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对非同一性的抗拒中选择了和解与妥协，走向自身的反面，丧失了革命的、否定的维度，成为保守的普鲁士官方哲学。要超越来自同一性的虚伪统治以及主客的二元分立，使辩证法重新获得革命的维度，就必须要重新解释主体与客体，概念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解释主客体关系方面，阿多诺深受他的好友本雅明的影响，他和本雅明一样用了“星丛”这一天文学术语来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众所周知，星星与星座的关系不是固定的，随时间的推移会有不同的星星取代原来星星的位置构成星座，星星和星座间那种既松散又联结的存在状态形象地表明了概念与事物之间存在的非强制的辩证关系。与传统形而上学不是客体压制主体就是主体完全吞没客体的同一性逻辑不同，在这主客结构中，既不存在客体对主体的统治，也没有主体性思维对异质客体的统摄，就如黑格尔所言，没有理性和建构者的主体条件，任何世界和被建构者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脱离事实性的主体，从⽽最终就是脱离那些并⾮单纯主观的事物，那么任何建构者，精神的任何生产性条件都是不可能的([5], pp. 254-255)。客体的表象总是或只能通过主体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里，不止是客体在表象自身，主体也在呈现自身。因此，主体与客体是相互中介的，不存在独立为一的主客双方，客体对于主体的优先性只是辨证意义上的优先性。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真正超越恩格斯提出的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传统形而上学基本问题而不落回争论思维与存在究竟何者占据第一性位置的旧问题式。在概念和事物的关系方面，否定辩证法致力于消除一切同一性逻辑下的概念拜物教，概念拜物教的基本思路是用同质性的内容掩盖概念与事实之间的不可协调的不一致性，这种意识形态依赖于一种虚假的“无限性”，这中“无限”就像绝对精神的“肚子”，将无限丰富和复杂的客观世界还原为逻辑命题和同一的抽象本质，并构造出柏拉图的完满的理念世界。观念的辩证法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概念和事物的最终统一，与同一性的概念拜物教在幻象中通过强制性的共相抹杀事物的真正个性不同，否定辩证法主张从事实和事物特殊的方面出发，坚持异质性的东西，放弃拜物教式的希冀总体性地把握事物的幻想，尊重事实的差异性和个别性，在思维与行动上始终保持批判和否定的姿态，使概念流动起来，因为概念一旦凝固，便不再能够有效地反映现实，成为僵化的形而上学，它不仅不能帮助人们认识事物的发展运动，反而成为进一步获取真理道路上的阻碍。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这既是概念的局限性，也是客体本身在拒斥被概念彻底地把握，从这一点出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异化为客体的工人阶级天然就带有反抗和挣脱这一关系的能力，这是由辩证唯物主义许诺的本体性的解放力量。
5. 对虚假“总体性”的批判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总体性”概念，本质上是针对资本主义物化结构的认识论突围。通过对商品形式导致的社会关系碎片化的批判，卢卡奇试图揭示无产阶级意识的辩证潜能——当作为“历史主客体统一体”的无产阶级突破物化意识桎梏时，能够以总体性认知重构被资本主义割裂的历史进程。这种理论建构明显承袭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遗产，尤其体现在将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置换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但这一置换也延续了黑格尔体系的内在困境：卢卡奇预设了主客体对立将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达成终极和解，认为通过“被意识到的必然性”的革命实践，异化现象将随着商品拜物教的消解而瓦解，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结构性分裂也将被“具体总体”所统摄。这种理论构想暴露出卢卡奇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目的论残余。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卢卡奇的总体性叙事实际上复制了“同一性暴力”，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历史辩证法的过渡环节。其逻辑框架与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批判具有同构性：两者皆遵循从原初“类本质”状态出发，经历劳动异化阶段，最终指向共产主义作为人性复归的终极场域。阿尔都塞对此批判道，这种三段论式的历史哲学本质上是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法则移植到社会形态演进中，最终导致对辩证法的实证主义解读。与阿尔都塞相仿，阿多诺则认为这只是唯心主义的美好理想而已，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强制综合——它试图通过概念体系将非同一性强行纳入同一性逻辑的框架，但这种总体性始终包裹不住其内在的否定性内核。非同一性元素作为“未被消化的剩余物”，既无法被同一性逻辑彻底同化，也不会因历史辩证法的运动而消失；它们以本雅明所言的“历史废墟”形态存在，成为总体性叙事中永恒的断裂点。这些被压抑的异质性碎片虽然暂时沉入历史连续体的幽暗地层，却始终保持着“救赎的潜能”——正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强调的，每一块“废墟”都携带着被进步史观排除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记忆”，它们将在未来的辩证星丛中重新现身，以“爆破线性历史连续体”的方诉说自身被总体化进程驱逐的创伤性真相。阿多诺由此揭示：真正的唯物辩证法不应追求黑格尔式的终极和解，而必须守护这些“非同一性的褶皱”，因为正是这些看似边缘的否定性存在，构成了抵抗同一性暴力的最后堡垒。与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唯心式批判逻辑不同，黑格尔的真正功绩在于道明了精神的总体性与社会的总体性是同构的这一真理，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就可以被视为⿊格尔体系的完成和实现，黑格尔所追求的“一”实际上被资本的抽象统治轻松实现了。一方面，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王国中，事物的存在要靠交换原则作保，因此它们不得不与其他事物抽象地等值以便和他物发生联系与交换。等价交换的原则导致差异不得不被量化的同一性指标埋葬。于是，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可交换、可替代、可牺牲的物品，这是个人被同一性的暴力抹杀的时代。奥斯维辛集中营是这种暴力的集中体现，诞生于理性的高科技设备和先进的组织手段被用于集中营里对犹太人有计划、有组织的屠杀，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被取消了一切权力，成为一串冰冷的数字，这样的清除异己的行动，充分展现了理性同一性原则的傲慢，也宣告了建立在理性同一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与文化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浪潮里，相同评价体系、商品的拜物教以及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等等都已经深深嵌入社会运转的系统甚至是人们的意识结构，所谓个人、个性早已经是整个进步主义和社会生产的附庸，个人被命运般的看不见的手摆布，在为了利润而进行的生产的过程中，财富迅速地被积累，人也迅速地走向匮乏。阿多诺之所以反对黑格尔的那句名言——真理是总体，是因为所谓的社会总体是在虚假的盲目的物质生产过程中造就的无意识的抽象总体，而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现实总体。个人的主体性在客观的物质生产过程中被工具理性压制，主体受到自己创造的客体秩序的奴役，迷失在客体中。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成为统治 。要超越这种统治，就需要强调辩证法中的非同一性原则，高扬个体性和差异性，把辩证法从黑格尔肯定的，调和的结局中解救出来，用彻底的不断的否定代替肯定、调和的结局，从而在不断拒斥异化的抗争里保持希望，在无限重复的绝望运动中看到总体必然崩溃的逻辑。
6. 结语
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与巅峰，将精神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如他所言，宇宙隐而不露的本质在其自身没有任何能够抵抗勇敢的认识者的力量。这虽然造就了他宏伟的精神殿堂，也使得无限丰富客体在主体面前黯然失色。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中主体对客体的统治地位以及最终的大和解，阿诺多的辩证法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客体对象的优先性地位，并同样强调辩证法否定的方面，否定就意味着非同一，不妥协。这既是物质对固化的精神——概念的永恒反抗运动，亦是作为改造世界的主体的人既不是，也永远不能被理性同一性和总体化的原则彻底异化为无足轻重的简单存在物，同时也预示着主体向独一无二、无比丰富之存在的必然回归，也即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时代的必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