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工业高度发展，生活高度物化和异化，缺乏人文关怀，人们神经麻木、压抑空虚，战争也使得人们逐渐看到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妄，“需要一种精神的慰藉与灵魂的解脱”[1] (p. 114)，且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仍然存在偏见，并不了解客观、真实的中国。在此背景下，林语堂选择了苏东坡这样一位洒脱、自由、颇具中国智慧的人物作为创作对象，通过《苏东坡传》向西方人展示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价值取向，同时填补西方社会的文明病痛和人们空虚的心理。《苏东坡传》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是林语堂最著名的一本著作。该书历时三年用英文写成，于1947年完稿，由纽约和伦敦的两家公司先后出版，是林语堂最偏爱的一本书。该书共四卷内容，分别讲述苏东坡一生中四个时期的经历：童年及青年时期、壮年时期、成熟时期、流放岁月和晚年时期，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苏东坡的家庭、政治、文学生活，是对苏东坡一生的重要总结和记录。该书涉及61首苏东坡诗词，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创作意识和文化观念等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现有关于该书中的诗词英译研究极其缺乏。笔者以“《苏东坡传》 + 翻译”为关键词在知网进行主题检索，共得到14篇学术期刊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对比该书两个汉译本的翻译方法，仅两篇文章研究了该书中诗词英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策略选择，但未能全面考察语言转换以及语言转换之外的各种因素。因此，本文通过周领顺教授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研究林语堂《苏东坡传》诗词英译的译者行为，包括译文的词汇、句式、文体三方面翻译的求真度、务实度研究，以及林语堂的创作意识和文化传播意识、翻译思想和读者意识等译者行为原因研究，全面考察该书中诗词英译的译者行为，从而为后续苏东坡诗词及其翻译研究等提供更多语言材料的参考，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2.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近年来我国翻译学教授周领顺的原创翻译理论。该理论将研究从翻译文本转向操纵翻译文本的人，将译者置于中心地位，认为译者意志影响翻译行为，从而作用于翻译文本，主张从“行为”和“文本”两方面观察译者身份和角色的变化，从而将翻译批评的行为视域和文本视域结合起来。该理论认为翻译者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译者”和“社会人”，对翻译的影响不可忽视——作为“译者”，需要对原文进行语言层面的转化，因而具有“语言性”；作为“社会人”，是有情感、思维的意志体存在于社会之中，翻译也要满足社会和读者的需要，因而具有“社会性”。该理论的核心理论框架是“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求真指的是译文与原文一一对应，译文把原文所蕴含的信息都表达出来，同时没有改变源语的意象[2]；务实指的是译者通过翻译方法，达到目的性务实效果[3]。“求真”面向语言层面，“务实”面向社会层面，二者分别位于连续统的两端，相互制约、互相包含，因而有“求真性务实”和“务实性求真”。对于译者的翻译实践而言，“求真–务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译者努力在二者之间保持理想中的平衡”[4] (p. 87)。为使该模式对译者行为和译文进行的描写和解释更加全面、客观和科学，周领顺提出了三个“度”——“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5]。“求真度”涉及翻译内即语言层面的表现，“务实度”涉及翻译外即社会层面的表现，二者共同形成了“合理度”。该理论实现了以译文和原文对照的传统翻译研究中文本批评研究范式与“文化转向”后把文本和译者放置于社会背景中的文化批评研究范式相结合，是相对全面的翻译研究方式。
3. 《苏东坡传》诗词英译的“求真度”和“务实度”研究
(一) 词汇层面的求真度与务实度
中文是一门意合的语言，且诗词语言简洁、思维跳跃较大；而英语是一门形合的语言，更加注重语言在形式上的对应，讲究句子成分的完整、语句之间的衔接等。语言差异背后反映的是英汉民族思维的不同，因此基于英汉语言差异，翻译的过程中要尽量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
词汇层面的求真度
在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三原则中，忠实第一，这一点在词汇层面体现明显。在词汇层面，林语堂在忠实的前提下采取直译的方法，确保了译文的求真度，因而，从词汇角度看，林语堂的译文具有一定的求真度。
原文：
缩颈夜眠如冻龟……
青山有似少年子……
译文：
Lying huddled in the night, I slept like a frozen turtle,
...
The green hills were like a youth transformed...
该诗选自《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冻龟”指的是因天气极度寒冷，作者缩着脖子如同冻着的乌龟，“青山”在此指长满植物的“青葱的山岭”。林语堂在此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分别将其翻译为“a frozen turtle”和“the green hills”，实现了较高的求真度。此外，英文中具有类似的表达，英语读者读来简单易懂，可以从译文表达中推断出原文的含义，因而也兼顾了务实度，呈现出简洁明了的译文。
词汇层面的务实度
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作为中英文造诣颇高的译者，在翻译诗词的过程中，在忠实的前提下兼顾了英文的特点和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灵活采取务实的翻译，使译文晓畅、地道，因而，林语堂的译文在词汇层面具有较高的务实度。
原文：
闲对宫花识旧香。
译文：
I sit facing the palace flower and recognise its old fragrance.
这句诗节选自《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林语堂认为其中暗含苏东坡对堂妹的旧情，原文中并未提到“我”等字眼，而译文中则加入了I这一主语代词，体现了林语堂句译为本位的翻译思想，更加直白地指出这几句诗所写的是诗人自己的感受和情感，也让译文在语法结构上更加完整，读来通顺。除了英汉语言差异带来的词汇增减情况之外，由于中英文化差异，中文诗词中的一些中国特有文化意象和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表达在林语堂的翻译中被译为为英语读者所熟悉的意象和表达，异化的翻译方式方便读者理解原文。比如：
原文：
欲求五亩宅……
译文：
I want to find a farm of five acres...
这几句诗节选自《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其中的“亩”是中国特有的土地面积单位，林语堂将其翻译为“acre”，意为英亩，显然，英亩与亩虽然都是土地面积单位，但却代表不同的面积大小。但原诗中的“五亩”指的是苏东坡想要退隐朝廷，靠几亩地度过余生，因此，英亩的翻译也能够传达出这一主要情感，同时也能够便于让英文读者理解。如果将其翻译为“mu”，对于不了解中国计量系统的英文读者则难以理解。再如下面这首《洗儿诗》：
原文：
无灾无难到公卿。
译文：
And, free from calamities, end up as a premier.
这句诗是苏轼在其儿子出生不久“洗儿”礼之时所作，表面上是对儿子的期望，实则是对自身遭遇的不平和对朝廷权贵的讽刺。其中，“公卿”指的是“三公九卿”，意为高官。林语堂将“公卿”翻译为“premier”，意思是“总理”、“首相”等，这是英语读者所熟悉的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官职，虽不同于三公九卿，但是二者都指的是高级官员，对于英语读者也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
(二) 句式层面的求真度和务实度
句式层面的求真度
林语堂将大多数中文诗词翻译为英语时保留了诗歌原文的句式，非常贴近原文，即陈述句译为陈述句、疑问句译为疑问句，实现了极高的求真度。
句式层面的务实度
然而，林语堂并非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而是根据英文表达习惯、读者阅读习惯等对句式进行了较为灵活的处理方式。
原文：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译文：
What difference is there between myself
And those more ignorant than I?
这一句诗节选自《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主要写了苏轼认为囚犯作为百姓，是为了糊口才犯法，因而对他们比较同情，希望囚犯也能在过年的时候回家和家人团聚。诗中提到“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诗人认为自己和囚犯一样都是为了生存而放弃自由，没有贤良和愚蠢之分。林语堂把这一陈述句在英诗中改为了疑问句，从而加强了诗人的自嘲意味，让感情传递直抵人心，引发读者代入并进行思考，更使诗人对囚犯的同情之心明显表达出来，令读者为之动容。
再如下面这首悼念亡妻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原文：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译文：
And even if we did meet
How would you greet
My weathered face, my hair a frosty white?
这首悼亡词是苏东坡悼念亡妻王氏逝世十年所写，诗中从现实写到梦境，虚实结合，表达了诗人对亡妻的深切思念和无限凄凉。诗词上半段最后一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写尽年华逝去，斯人老去，容颜更改之态，是诗人想象和妻子重逢的场景。关于这句诗，许渊冲的译文“Revived e’en if she be, could she still know me? My face is worn with care And frosted is my hair.”[6] (pp. 98-99)，把原文的陈述句改为了一般疑问句，且主语为“she”，第三人称作主语给人以旁观者的视角，也让人感受到诗人与亡妻之间的距离，说明诗人此时见不到亡妻只是在想象相见的场景。美国汉学翻译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则采取了与原文句式一致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Even if we met you wouldn’t know me, dust on my face, hair like frost.”[7] (p. 65)，陈述句式紧贴原文形式，且用we和you作主语，能够看出诗人此时想象与亡妻见面的场景，似乎二人之间距离很近，也能够让读者代入诗人的感情。林语堂将原文的陈述句改为特殊疑问句，与上述两个译文相比，该译文化用了拜伦的“If I should meet thee, After long years, How should I greet thee?”，既实现了诗人好似在与亡妻对话的效果，让读者更加直接地体会到诗人对亡妻的无限怀念，生动地传达出原文的情感色彩，实现了较高的求真度，又以英语读者所熟悉的句式呈现出来，有利于读者体会诗人的情感，有利于实现较高的务实度。
(三) 文体层面的求真度与务实度
文体层面的求真度
《苏东坡传》中共计61首苏轼诗词，林语堂英译时在文体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第一，译诗为诗。全书中59首诗词都被翻译为英诗，最大程度地贴近原文，实现了对原文形式上的“求真”。第二，译诗为散文，从而用便于读者理解的方式传达出原文的内涵；第三，译诗为诗，在后面的文段加上注释。篇幅有限，笔者不在此一一列举。因此，在文体方面，林语堂的诗词翻译具有较高的求真度。
文体层面的务实度
在本书的诗词翻译中，并非所有诗词都被翻译为诗。林语堂在原著的序言中写道：“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为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8] (p. 5)。因此，在诗词翻译的文体方面，林语堂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处理方式，而非僵硬地将其全部译为英文诗歌，失去了原文的意思，给读者带来了阅读和理解方面的困难。这体现了林语堂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的翻译思想，也与周领顺所提倡的务实比求真更重要一致，即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务实高于求真”，但也不能不顾求真，否则就超出翻译的范畴，不见原文的影子[9] (p. 29)。
原文：
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译文：
I sit facing the ragged prisoners and witness their flogging. When I talked with my superiors, my mouth said ‘yes’ but my heart said ‘no’.
这句诗节选自《戏子由》，这六句中，苏东坡用“阳虎”这一典故借指他鄙夷但是又不能得罪的达官显贵。这便是林语堂所言“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译成英诗后，若不加注释，则不了解中文和中国历史的读者难以理解诗人在此想表达的真实含义，若加注释，则需要加上许多文字来解释典故的由来，不免显得冗长繁杂。因此，林语堂采取散文的方式翻译，省去“阳虎”这一典故，而直接指出身居高位却人品不佳的达官显贵这一苏东坡厌恶的对象，使得译文简洁明了，易于理解。
此外，林语堂译诗为诗，在后面的文段加上注释。比如《和刘道原见寄》这首诗中用典较多，译者在将其直译为诗歌后，又紧接着在后面的文段中一一指出所用典故，包括：原诗第二行所引用的东汉大经学家派弟子东行的典故、第三行所指的萧何平淮南王之乱的典故等，既保留了原诗的文体和形式，而且将其中的文化内涵在后文中解释清楚，以揭示苏轼当时内心的忧虑和对朝廷政治的不满，让读者更全面地体悟诗人的思想感情。
4. 《苏东坡传》诗词英译的译者行为原因研究
周领顺认为，“译者研究是把译者置于历史文化和活动语境中，以一定的理论视域和人本研究路径围绕译者所做的互动关系研究”[10]。翻译外的译者行为研究则认为译者扮演着“半译者”、“再创造者”甚至是“创意者”等“社会人”的角色[4] (p. 14)。因此，翻译外研究是从社会领域或维度上进行的研究，需要考察译者的社会角色、译者社会性及其行为社会化，将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的意志性、身份和角色对于翻译的影响等一切译者存在的、人的因素纳入研究的范畴。
(一) 林语堂的创作意识和文化传播意识
林语堂的创作意识受到个人志趣爱好因素的影响：罗章生曾在《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中提出报告文学的评价标准，其中包括对“创作对象的热爱乃至心灵契合”等。林语堂创作《苏东坡传》的原因与上述标准不谋而合。林语堂个人极其喜爱苏东坡，他在序言以及书的正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写该书是出于对苏东坡的喜爱，喜欢他的诗词和为人处世，且真正了解苏东坡，查阅了大量资料，这为该书写作及了解诗词的真正含义提供了详实的参考资料。例如，1936年林语堂赴美之时携带了大量苏东坡的作品或与之相关的资料，这一点从《苏东坡传》附录中一百余种参考资料便可窥见一斑。此外，林语堂与苏东坡心灵相通，林语堂欣赏苏东坡的性情，赞佩苏东坡的才华，用心感悟苏东坡，尽力贴近他的灵魂，“用一颗心感悟另一颗心，以一个人的灵魂贴近另一个人的灵魂，这就是《苏东坡传》最具革命性的地方”[11] (p. 149)。因此，在整本书的创作以及诗词英译过程中，林语堂的主观情感难免会影响对诗词理解的不同、翻译表达的效果，如不同人对《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这首诗有不同的解读，有人并不认同林语堂的理解，否定其中暗含苏东坡对堂妹的旧情。因而，与苏轼灵魂贴近、了解甚深、依据大量史料，使得林语堂在翻译诗词的过程中能较为准确地理解原文，从而创造出忠实且准确的译文。
此外，林语堂学贯中西，又有推介中华优秀文化的文化传播意识，其诗词英译亦受此影响。林语堂用世界眼光打量中华文化，“是故上识之士，以现代文化为全世界共享共有之文化，本国文化，亦不熔铸为世界文化之一部，故能以己之长，补人之短”[12] (p. 4)。在此，林语堂认为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应当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交流、融汇。此外，林语堂在自传中也提及自己“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理想和愿景，并在实际生活中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他“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强烈的震动，被誉为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的‘真正的世界公民’和文化大使”[1] (p. 172)。世人认为林语堂的最大长处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华文化，对中国人讲世界文化，林语堂对此非常赞同。林语堂在翻译实践中也一直践行他作为世界公民以及中华文化传播者的理念，用英语向世界翻译、介绍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人物如孔子、老子、庄子、苏东坡、李清照等及其作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国智慧。有学者认为，林语堂创作《苏东坡传》的原因之一在于“把小说与弘扬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最好的办法是为中国古代杰出人物写传记”[13]，作为林语堂偏爱的人物，苏东坡便被写入传记中以弘扬中华文化、展现中国杰出人物的精神风采。因此，基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意识和中西文化交汇的理念，林语堂对于《苏东坡传》中的诗词英译在词汇层面具有较高的求真度，在内容上贴近原文，且译诗为诗，在形式上贴近原文，传播中华诗词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融。
(二)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
目前，关于林语堂的翻译思想研究大多可分为三类，一类研究着眼于林语堂的整体翻译活动和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编译”、“创译”等翻译思想并对其进行评述；第二类研究按照林语堂翻译实践不同时期研究其翻译思想，该类研究主要集中于1932年林语堂发表的《论翻译》，或者从其晚年的著作中进行探究，对于其早期翻译思想研究较少，罗选民从1924年林语堂发表的《提议》入手，总结了林语堂关于汉字译西洋语音的观点[14]，填补了对林语堂早期翻译思想研究的缺失；第三类研究主要从林语堂某一翻译作品入手，分析其中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思想，该类研究中对《苏东坡传》中的翻译思想研究更少。由于《苏东坡传》发表于1947年，且其诗词为英译，因此，笔者主要结合《苏东坡传》以及该时期前后林语堂关于汉译英的翻译思想的作品，讨论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对其早期的汉字译西洋语音相关思想不作过多论述，既兼顾了不同时期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又有利于改善对《苏东坡传》翻译研究不足的现状。
林语堂对于中英文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差异有清晰的认识。“思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话的语调，在英语与中国话之间非常不同”[15] (p. 50)，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表达方式不同，在翻译的过程中则需要进行变换，且林语堂认识到汉译英的困难，认为除了思维方式不同之外，汉语的文法关系是通过句子构造表现出来的，不如英语有词尾变化和连接词等逻辑清晰明了，汉语句子往往以神统形，英语以形制意。因而，林语堂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语言转换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其翻译实践中也遵循创造性翻译，而不拘泥于语言上的对应和形式上的转化。
此外，林语堂在《论翻译》中提出了三个翻译标准：第一是忠实，第二是语言通顺，第三是美：忠实是译者的第一责任，忠实可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胡译，其中死译是直译的过度化，胡译是意译的过度化，都不为林语堂所赞同。他认为译文应当通顺明畅，忠实不是字译字，忠实不仅要求译文实现达意，还要求译文实现传神，即既要传达出原文的字面意思，也要传达出原文所体现的情感色彩，这也解释了在一些用典的诗词中林语堂选择用散文的形式来翻译，从而兼顾字面意思和情感色彩。此外，林语堂认为，绝对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译者应当实现的是“比较忠实”，即相对忠实。关于通顺，林语堂提出，译者应当对本国读者负责，通过句译为本位的方式来实现译文的通顺明白，而不能“以诘屈聱牙之文饷读者”。所谓句译为本位是指，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当首先看整个句子的意思，再看各个词语的意思，而非直接字对字进行翻译。关于翻译的美的标准，林语堂认为，除了求信求达之外，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翻译视之为一种艺术，尤其是在翻译诗文小说一类的文章，更要注重文字之美。在《苏东坡传》的诗词英译中，林语堂照顾原诗词押韵的特点，译文中兼顾忠实和通顺的前提下，也力求韵律上的和谐，下面这首《西斋》便体现了这一点：
原文：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唾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蝺蝺亦非狂。
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凉...
译文：
In the deep western room, I recline on a bed,
Quite awake from a nap, yet the day seems so long.
I feel tired for no reason and dazed though not drunk,
But the wind from the grove sets right all that was wrong...
原诗每一句最后一个字押韵，韵脚为ang，林语堂在确保忠实、通顺地传达原诗意思的情况下，在译文中也使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单词押韵，韵脚为ong，两个韵脚在读音上差别并不大，且位置相同，可见林语堂努力实现诗词之美，通过翻译将原文之美展现给读者。
(三) 林语堂的读者意识
“翻译中的读者意识主张译者以读者的阅读感受为中心，在不违背原作规范的基础上尽力提升作品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16]。在写作的过程中，林语堂始终把读者放在重要位置。为了避免中国人名复杂而使美国读者苦恼，林语堂便舍弃一些不太重要的人物的名字，有时候只用姓来指代某人而省略其名字，且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为了防止读者混淆，书中的人物从头至尾只用一个名字。这些在诗词英译的过程中也是如此。而且，为了使译文符合英文表达习惯，林语堂在翻译诗词的过程中对词汇有所增减，如加入人称代词，使得译文句子成分完整全面，读来通顺晓畅。此外，由于大多数英文读者并不甚了解中国文化，因此在诗词中涉及运用典故的情况时，林语堂或将其转化为散文进行翻译，直接点明其内在含义，而非将典故堆砌于译文中，或在译文后的文段中一一解释其中所用到的典故，让读者迅速理解原文意义，以免造成译文对于英文读者难以读懂的问题。最后，在一些中华文化特有表达，如计量单位“亩”以及官职“公卿”等，林语堂采取异化方式，运用英语文化中的对应表达来翻译，让译文更加地道、易懂。
5. 结语
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通过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本文研究了林语堂进行《苏东坡传》中诗词英译的译者行为。本文发现，林语堂的翻译在词汇层面具有较高的求真度和务实度，在句式和文体层面整体上求真度更高，但林语堂并不拘泥于原文，而且对原文的词汇、句式、文体进行了较为灵活的处理。这既是受到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影响的结果，也是受到其创作意识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意识的影响。此外，在该书的诗词翻译中，林语堂照顾读者的语言习惯、文化背景等情况，颇具读者意识，为读者呈现出信达且易于理解的译文。通过考察林语堂《苏东坡传》中三个层面译文的求真度和务实度及其译者行为原因，本文旨在为后续苏东坡诗词英译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助力本土优秀翻译理论的传播和中华优秀文化作品走出去，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