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党建通过制度性嵌入与价值传导机制，为解决非公有制企业“重效益轻责任”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方案。文章基于制度理论与社会责任理论框架，系统探讨非公企业党建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耦合机制。通过文献分析与实证研究发现，当前非公企业党建在组织建设、文化塑造与能力提升三个维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显著影响，但存在党建工作形式化、区域发展失衡等结构性矛盾。对此，文章提出以制度嵌入、文化融合与能力协同为核心的优化路径，为非公企业实现经济效能与社会责任的动态平衡提供理论参考。
Abstract: Under the strategic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Party building provides a Chinese approach to resolving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non-public enterprises that “prioritize profit over responsibility” through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and valu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frameworks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Party building in non-public enterprises and CSR.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current Party-building effort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CSR fulfillment across three dimensions—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haping, and capability enhancement. However, structural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formalistic tendencies in Party-building work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pathway centered on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apability synergy, offer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non-public enterprises to achieve a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1. 引言
新时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我国非公企业为全社会新增就业所做出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一支关键性力量[1]。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党建通过制度性嵌入与价值传导机制，为解决非公有制企业“重效益轻责任”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此背景下，切实抓好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不断强化政治引领作用，无疑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一项至关重要且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然而，企业逐利本质与社会责任诉求间的张力持续凸显，亟需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价值调适。非公企业党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构成，其“政治嵌入性”特征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实践提供了独特的制度通道。既有研究表明，党组织通过价值传导与资源整合功能，可有效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但关于党建作用机制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本文立足组织社会学视角，结合案例分析与文献研究，试图构建非公企业党建引导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框架。
2. 非公企业党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耦合逻辑
2.1. 制度嵌入：党建的政治保障功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对非公企业的管理和引导，将对非公企业的政治引领视为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2]。已有非公企业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制度设计嵌入企业治理结构，形成了“双向赋权”的治理模式[3]。这一制度性嵌入的核心在于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一方面，通过党委成员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直接参与战略决策，确保国家政策法规的精准传导；另一方面，管理层党员兼任党委委员，实现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目标的协同整合。
2.2. 文化传导：价值认同的塑造机制
非公企业党组织借助意识形态教育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文化内核，实质是通过“意义生产”重构组织成员的认知框架[4]。这种文化传导呈现“三重路径”：一是仪式化传播，如通过“政治生日”“红色教育基地参访”等活动强化党员身份认同；二是叙事化建构，将社会责任实践嵌入企业成长故事，如京东党委将抗疫保供行动提炼为“红色物流精神”；三是符号化渗透，通过党建标语、视觉标识等形成文化场域。
2.3. 资源整合：能力建设的协同路径
非公企业党的组织力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各方协同发力[5]。非公企业党组织依托政治网络优势，构建了“资源再配置–能力再建构–价值再创造”的协同路径。在资源整合维度，党组织通过三种模式赋能企业：一是政策解码，为企业解读数据安全法等法规要点，避免合规风险；二是关系嫁接，搭建“党建联席会”等平台促进政企、银企资源对接；三是知识转移，推动高校智库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
3. 党建引领非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实困境与结构矛盾
3.1. 制度悬浮：形式化倾向突出
非公企业党建存在形式主义现象，党组织与企业战略决策呈弱关联性[6]。这种形式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三会一课”机械执行、主题党日活动与企业经营脱节、党建档案“美化包装”等行为。究其原因，部分企业管理者将党建视为“政治任务”，而非治理工具，导致组织生活沦为“拍照留痕”的表演场域。更深层次矛盾在于制度设计缺陷，现行政策未明确党组织参与企业决策的法定程序，使得党建活动易被边缘化为“软约束”。
3.2. 区域非均衡：非公企业的制度盲区
区域非均衡性是非公企业党建制度盲区的核心表现，其本质在于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空间错配。从制度覆盖维度看，东部发达地区依托产业集群与园区经济，通过“党建联盟”“红色孵化器”等创新模式实现规上企业党组织全覆盖，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3西部县域经济百强研究》，西部地区小微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不足40%，形成“东密西疏”的梯度差。在政策执行层面，沿海省份已将党建指标纳入地方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建立“党建–税收–信贷”联动机制，而内陆地区仍停留于运动式督导，导致制度效能衰减率高达47%。更深层的矛盾源于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失衡，《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3)》显示，党建经费投入呈现“二八分化”，头部企业获得68%的政策资源，而占市场主体95%的小微企业仅分得12%的支持额度。这种非均衡性不仅加剧区域间企业发展质量鸿沟，更削弱了党建制度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整体牵引效能，亟待通过差异化政策供给与数字化治理工具实现制度盲区的系统性弥合。制度缺位引发连锁反应，非公企业常因缺乏政策引导，将社会责任等同于“应付检查”[7]。
3.3. 激励缺位：评价体系的碎片化
现行评价体系多侧重经济指标，缺乏对党建与社会责任关联度的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呈现碎片化的特征[8]。一是指标体系的割裂性。评价内容过度聚焦经济指标与党建形式要件，如台账完整性、活动频次等，忽视党组织在企业战略决策、社会责任议题中的实质性参与程度，导致党建与履责目标脱嵌，形成“双轨运行”的结构性矛盾。二是区域标准的差异性。不同地区采用迥异的评价框架，部分区域强调创新性指标，如数字化党建应用，另一些地区则固守基础性要求，如党员发展规模，这种标准的分化削弱了评价体系的整体性与可比性。三是激励机制的离散性。现行评价缺乏将党建效能与社会责任绩效挂钩的联动机制，政策激励力度薄弱且传导路径模糊，难以形成“履责投入–制度回报”的闭环反馈，客观上加剧了企业的短期功利倾向。
4. 党建引领非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优化路径
4.1. 深化制度嵌入
一是构建法律保障体系。制度嵌入的深化需以法律强制性为基础，通过完善《公司法》等商事法律制度，明确党组织在企业治理中的法定地位。现行《公司法》虽提及企业应支持党组织活动，但缺乏操作性条款，导致党组织在企业章程中的存在形式模糊。建议修订《公司法》第十九条，增设“党建入章”强制性条款，要求非公企业在公司章程中载明党组织参与决策的范围与程序，例如规定党委会须对涉及环境责任、员工权益等重大事项行使“前置审议权”。
二是优化决策参与机制。制度嵌入的核心在于实现党组织与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机融合，需建立党委–董事会协同决策的常态化机制。具体可推行“三议三公开”制度：党组织提议、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决议，并同步公开决策依据、过程与结果。同时，需细化党组织在重大社会责任项目中的否决权范围，如对污染性投资、违反劳工标准的合作方引入等事项设置“一票否决”条款。
三是强化监督评估效能。制度嵌入的可持续性依赖闭环式监督体系的构建，需将党建效能与社会责任绩效纳入统一评估框架。建议推行“双轨考核制”：一方面，由上级党委对企业党组织建设质量进行年度评估，重点考察“三会一课”与社会责任议题的结合度；另一方面，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进行独立评级，并将党建指标权重设定为不低于30%。
4.2. 构建文化共生系统
一是建立党建与CSR融合教育体系。文化共生系统的构建需以系统性教育为起点，通过开发“党建 + CSR”融合培训课程，实现政治认同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双向强化。具体可设计“三阶递进”教育模块：基础层强化党章与社会责任理论通识教育，进阶层聚焦行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案例研讨，实践层组织党员参与乡村振兴、社区服务等沉浸式履责项目。同时，可推行“双导师制”，由党校教授与企业CSR专家联合授课，借助情景模拟、沙盘推演等教学方法，促进政治话语与商业逻辑的有机转化。
二是创新文化融合实践载体。文化共生需通过具象化载体实现价值内化，可借鉴“党建品牌工程”模式，将国家战略转化为企业文化实践场景。此外，可创建“社会责任积分制”，将党员参与志愿服务、节能减排等行为量化为积分，与晋升评优、股权激励挂钩。对于新生代员工，可开发“红色剧本杀”“VR党史馆”等数字化体验项目，使年轻员工在虚拟场景中理解社会责任的历史逻辑。
三是构建跨层级的文化传播网络。文化共生效应的扩散依赖立体化传播渠道建设，需形成“内部渗透–外部联动–数字赋能”三位一体的传播矩阵。在企业内部，通过设立“党建融媒体中心”，整合内刊、广播、数字屏等媒介，打造“社会责任故事会”“党员先锋榜”等常态化栏目。在外部联动层面，可联合高校、智库举办“党建与CSR创新论坛”，促进经验共享与标准共建。数字化方面，运用大数据分析员工价值观偏好，定向推送个性化党建内容。
4.3. 完善协同机制
一是构建ESG(环境、社会、治理)导向的党建评价体系。协同机制的完善需以科学评价为基础，建立党建与社会责任深度融合的ESG指标体系。建议设置三级评价框架：一级指标聚焦党建效能，如党组织决策参与度、党员履责覆盖率；二级指标衡量社会责任绩效，如碳减排量、员工福利投入比；三级指标评估社会价值外溢，如产业链带动效应、社区满意度。同时，引入动态调整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行业特征与区域差异，例如对互联网企业增设数据安全合规性指标，对制造业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权重，确保评价体系的适配性与引导性。
二是强化政策激励的杠杆效应。通过制度性红利激发企业履责动能，需构建“经济–政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激励机制。经济层面，推行阶梯式税收优惠：对ESG评级A级以上的企业减免15%所得税，对党建与社会责任融合创新项目提供专项补贴。政治层面，将党建考核结果纳入政府采购评分体系。社会层面，建立“履责信用积分”制度，积分高的企业可优先获得银行贷款、上市融资等支持。
三是激活利益相关者协同网络。动力机制的可持续性依赖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需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共建共享的责任生态。政府端，建立党建指导员派驻制度，从国资委、工商联选派专家驻企指导，协助制定《社会责任行动路线图》。企业端，推行“价值链党建”，要求核心供应商、经销商同步建立党组织，并将社会责任标准纳入采购协议。社会端，搭建数字化监督平台，允许公众通过扫码查询企业履责数据，并建立“履责众筹”模式。同时，可引入“共享价值”理论，推动企业将社会责任转化为核心竞争力。
5. 结语
非公企业党建与社会责任履行的协同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本文通过制度嵌入、文化传导与资源整合的三维框架，揭示了党组织在企业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价值重塑与资源协同功能，提出以制度嵌入、文化共生与能力协同为核心的优化路径。未来需进一步构建党建与社会责任的量化评估模型，探索数字经济时代组织形态的适应性变革，为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企业治理现代化提供持续动能。
基金项目
淮阴工学院横向科研项目“非公企业党建引领企业发展路径研究”(Z421A25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