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物化批判的范式分野与问题域重构
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中的物化现象构成了社会关系的本体论倒置，其本质在于将主体间性置换为物性关系的超验性投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这一过程的辩证结构：劳动的社会属性被异化为商品的客观属性，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被重构为物与物的伪自然性关联[1]。这种物自体化并非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康德式“先验幻象”在社会存在论层面的具象化，其认识论后果表现为社会实在的“双重遮蔽”——既掩盖了劳动价值的历史生成性，又消解了主体对生产关系动态性的批判性反思。传统主客二元论在此遭遇认识论断裂，因其预设的静态认知框架无法穿透物象化所建构的认知迷障。当主体自身被纳入物化结构的再生产机制时，主客体的传统分野便沦为意识形态的自我确证。如何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实现两种范式的有效融合？这是本文想要尝试去靠近的学术目标。
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基底，将无产阶级意识建构为克服物化的救赎性主体。其理论内核在于主客体的历史性同一，即通过阶级意识的觉醒实现被异化总体性的复归。这种方案预设了历史目的论的存在论承诺，将无产阶级视为绝对精神的现实载体。与之相对，广松涉的物象化论彻底解构了实体主义预设，将社会存在还原为主体际关系的动态网络。其“四肢结构论”强调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媒介与关系的共时性交互，物象化在此被界定为关系性存在的误认与重构。二者的理论分野本质上是存在论层面的范式断裂：卢卡奇延续了黑格尔的实体-主体辩证法，而广松涉则通过“事的世界观”实现了向关系本体论的范式转换，将历史规律阐释为非人格化的关系结构自我调适过程。卢卡奇与广松涉的模型分别凸显了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与关系结构的客观向度，呈现出不同层次的维度对比。(见表1)
Table 1. Deep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表1. 理论差异的深层透视
维度 |
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 |
广松涉(物象化论) |
本体论 |
历史总体性(实体–主体辩证法) |
关系基体(非人格化关系网络) |
认识论 |
阶级意识作为救赎性先验主体 |
主体际关系的动态交互(四肢结构论) |
方法论 |
历史目的论与革命实践的哲学耦合 |
关系结构的非人格化生成与动态平衡 |
实践指向 |
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突破物化结构 |
关系网络拓扑学重构消解意识形态遮蔽 |
对两种批判路径的深层剖析需回归概念史与范式批判的双重维度。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承袭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逻辑，其方法论内核是历史目的论与阶级意识形而上学的耦合。“救赎认识论”将无产阶级意识建构为穿透物化迷雾的先验主体，但未摆脱主体形而上学的理论窠臼[2]。广松涉则通过马克思的“关系存在论”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其“事”的范畴彻底悬置了实体预设，将社会变革阐释为关系网络的结构重构[3]。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体现在：前者依赖历史主体的先验能动性，后者强调关系结构的非人格化生成；前者追求总体性的目的论复归，后者注重中介过程的动态平衡。这种分野不仅揭示了物化批判的多重理论向度，更为当代批判理论提供了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可能性路径。
2. 总体性辩证法的历史性重构
2.1. 黑格尔辩证法的祛魅与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批判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降格为机械论决定论的历史节点上，卢卡奇敏锐地诊断出这种经济还原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系统性偏离。第二国际的正统阐释将社会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外在必然性，以经济基础的线性决定论消解了主体实践对历史中介的能动作用[4]。这种实证主义方法论不仅割裂了主客体辩证关系[5]，更将历史进程异化为脱离人类意志的自在实体，导致革命实践陷入“拜物教化的伪具体性”困境。卢卡奇通过重释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提出“总体性”范畴作为克服物化意识的认知框架，强调社会存在作为动态生成的关系总体，其内在矛盾只能通过主体介入的实践辩证法得以显现。
通过对黑格尔绝对精神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卢卡奇建构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客体同一性”的实践哲学范式。他将黑格尔体系中自我展开的绝对精神置换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精神的现象学转化为阶级意识的生成史。资本主义物化结构导致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与主体的碎片化，而无产阶级的生存论困境使其成为“被赋予认识论特权的历史主体”——其遭受的总体性压迫恰恰构成把握社会总体的认识论条件。这种辩证转换既保留了黑格尔历史目的论的批判张力，又将辩证法从观念领域锚定于物质生产领域，实现了历史理性与革命实践的哲学耦合[6]。
卢卡奇将阶级意识界定为“对总体性关系的实践性认知”，强调其超越经验直观的批判功能。无产阶级意识并非个体心理的简单聚合，而是通过扬弃物化意识、把握社会关系本质结构的“上升性认识论飞跃”。然而，这种预设历史主体先天革命性的理论范式，隐含着黑格尔同一性哲学的残余：将阶级意识的觉醒等同于历史必然性的自我实现，未能充分揭示意识形式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复杂中介关系。这种认识论的乌托邦倾向，使其在阐释意识生成机制时陷入“方法论优先于本体论”的唯心主义窠臼，暴露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主体性问题上的理论限度。
2.2. 物化的双重异化结构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合理化进程中，目的理性的扩张构成了劳动异化的核心机制。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工具理性宰制”在此表现为劳动过程的原子化分解——工人在集约化生产中被规训为重复单一操作的“局部机能体”，其主体性在泰勒制流水线中消解为机械系统的附属元件。劳动碎片化遮蔽了生产活动的总体性，更通过标准化操作程序实现了剩余价值的精确量化，形成资本主义特有的“合理化铁笼”[7]。当把劳动者降格为商品生产链中的交换价值单位时，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便以物象化形态完成对社会关系的重构，使人类劳动的本质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自主运动。
社会关系的物自体化现象在金融资本领域达到辩证顶点。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作为“第二自然”的拟象，将资本积累的对抗性矛盾伪装成价值规律的客观显现。这种拜物教意识导致历史总体性的认识论断裂，使个体陷入“虚假客观性”的认知窠臼，误将制度性压迫视为永恒的自然法则。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虽揭示了意识层面的异化机制，却陷入韦伯式合理化范式的认识论局限——其将物化根源归咎于工具理性扩张，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资本主义的内在悖论在于——其通过形式合理性建构的高效生产体系，恰恰成为瓦解系统稳定性的否定性力量。利润率下降规律作为“资本逻辑的死亡判决”，在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暴露出价值增殖过程的历史暂时性。这种根本矛盾决定了对工具理性批判必须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从生产方式变革的实践哲学视角超越“韦伯–卢卡奇”传统的合理化批判范式，方能实现“解释世界”向“改造世界”的哲学革命。
2.3. 总体性辩证法的乌托邦潜能与困境
在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视域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被建构为一种“可推定的总体性”。这种意识并非个体经验的简单聚合，而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中介作用形成的超越性认知结构。其本质在于突破资本主义物化意识对直接性的固着，实现对社会总体的批判性把握。作为革命实践的中介范畴，阶级意识在商品拜物教遮蔽的历史情境中，承担着唤醒无产阶级历史主体性、解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同一性的双重使命。其革命潜能正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使其成为唯一能洞悉资本逻辑非理性本质的历史主体。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具有本体论层面的必然性，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维度审视的一种“前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二律背反，使得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必然外化为阶级对抗的激化。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因其对交换价值抽象普遍性的依附，始终困囿于直接性范畴的物化囚笼。而无产阶级通过总体性辩证法的批判中介，得以穿透物象化表象，将劳动异化现象还原为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构成。这种认识论跃迁不仅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透视”，更通过主客体辩证运动将理论批判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形成“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然而，卢卡奇理论预设的主客体同一性范式在认识论层面遭遇阿多诺式的根本性质疑。当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被构想为绝对精神的历史具象化时，辩证法便陷入黑格尔式的“救赎叙事”循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机制已渗透至主体性建构过程，通过文化工业与计算理性制造出“被管理的世界”[8]，致使无产阶级意识始终处于非同一性的裂隙之中。这种认识论困境在20世纪革命实践中显现为理论与现实的断裂：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依赖先锋队政治的策略性突破，而非纯粹阶级意识的自觉显现[9]。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超越形而上学预设，在多元决定论框架中重构革命主体的实践逻辑。
3. 事的世界观
3.1. 从实体到关系的范式转换
广松涉的四肢结构论通过解构主客二分认识论图式，重构了关系主义存在论的认知范式。广松涉以“显相的所与–意义的所识”与“能知的个人–能识的某人”构成功能性的四肢共轭结构，彻底颠覆了传统实体主义将主客体视为独立实体的预设[10]。这种认识论革新源于对胡塞尔现象学“三项图式”的批判性扬弃[11]，通过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能指–所指”关系模型，将认知活动阐释为“作为”而非“是”的深层规定性运作。在货币认知的典型案例中，四肢结构论揭示出价值符码的本质是主体际商品交换关系网络的功能性节点，其物象化误认源于将关系性存在误植为实体属性，这标志着从实体论向关系论的本体论转向。
“事”对“物”的优先性在广松哲学中构成存在论的根本反转，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分析及马赫的要素一元论。社会存在被重新界定为“现象所与-意义所识”的二肢构造，物质实体不过是主体际实践关系的物象化凝结。这种关系本体论在资本主义商品分析中展现其批判效力——商品拜物教的本质并非物的神秘化，而是生产关系的物象化颠倒。相较于传统哲学将物视为既定实体，四肢结构论揭示出物的存在论地位始终受制于“事”的实践构造，这种动态生成论有效克服了实体主义的静态预设。在历史辩证法维度，广松涉的基体论通过对卢卡奇总体性范式的批判继承实现了理论突破。卢卡奇虽强调主客体统一，但其无产阶级实体化预设仍陷入目的论窠臼，而广松涉通过“能识的某人”概念将历史规律重构为主体际关系动态的涌现。这种关系网络分析模式既保留了物象化批判的锋芒，又将历史必然性解构为多元主体博弈的场域，最终在认识论层面实现了从实体性项无限连接向关系性项无穷包容的范式转换，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新的理论地平。
3.2. 交互主体性与历史性的非人格化
广松涉的“事的世界观”以关系存在论为轴心，通过解构主客二元认知图式，重构了物象化批判的哲学基础。其理论内核在于揭示社会存在的“关系基始性”，主张将实体主义的“物的世界”转换为交互主体性关系网络构成的“事态总体”。这种范式转换突破了康德式先验主体性框架与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局限，在四肢结构论(现象的所与–意义的所识–能知的某人–能识的某人)中实现了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关系主义重构。当传统马克思主义囿于阶级意识决定论时，广松涉则认为历史规律生成于非人格化的关系性场域，社会形态转型是多元主体际关系“协动构造”的动态平衡过程。
在商品交换的物象化分析中，货币作为“关系项”的中介机制，本质上是主体际劳动交换关系的物性具象。这种价值形态的客观抽象并非实体性存在，而是生产-流通-消费链条中多重主体(生产者、运输者、销售者、消费者)实践关系的拓扑化结晶。广松涉指认传统分析将交换简化为客体化商品与主体性需求的二元互动，实则遮蔽了“关系项的误认”——将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性节点实体化为独立自存的物。这种物象化颠倒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生成，其批判路径需追溯至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本体论解蔽。
尽管关系本体论消解了实体主义的形而上学桎梏，但其对历史具体性的稀释导致理论陷入抽象普遍主义困境。当交互主体性网络被绝对化为超历史的结构范式时，特定社会形态中阶级矛盾的具体展开方式被悬置，革命实践丧失情境化的话语坐标。这种理论偏颇源于对马克思“具体–抽象”辩证法的片面吸收，未能充分协调关系基始性与历史特殊性的解释张力，致使物象化批判沦为缺乏实践指向的概念游戏。
3.3. 物象化论的方法论革新
广松涉在重构马克思物象化理论时，提出了“认识论构型”这一核心范式，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转化为关系主义本体论的分析框架[12]。其通过对《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辩证法的再阐释，将商品二重性、货币形态与资本逻辑的演进过程，解构为“关系基体的层累结构”。这种认识论转向突破了传统实体论思维，将社会存在视为动态的主体际关系网络，其中每个层级都承载着特定的交互主体性意义。物象化并非单纯的经济异化现象，而是主体际关系在经验意识中的误认性倒错，即社会关系的客观实在性被误植为物的自在属性，这种认知偏差构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层运作机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历史现象学方法，通过商品形式的二重性分析揭示了价值形式的社会关系本质[13]。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运动出发——货币作为价值形式的完成态本质上是劳动社会化的历史性中介，而资本逻辑的展开则使主体际的劳动关系异化为物象的自我增殖过程。广松涉将这种辩证运动重构为“关系基体的结构化生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既建构着层级化的物象体系，又不断消弭着主体对关系本质的认知可能性。这种认识论构型则认为，对拜物教的批判必须穿透物象的拟像性，在交互主体性的历史境遇中把握关系实在的辩证运动。
然而，广松涉对拜物教理论的认知主义解读存在本体论偏移。马克思揭示的拜物教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其根源在于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而非单纯的主体内在认知偏差。当广松将物象化归结为“主体际关系的误认”时，实际上弱化了生产关系客观结构的决定作用，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维度降格为认识论问题。这种解释进路难以说明资本逻辑的自我增殖如何通过具体劳动过程的剥削机制实现，反而可能将资本主义矛盾的客观性消解为主体的认知缺陷。对物象化的彻底批判仍需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在物质生产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社会关系的客观化机制[14]。
4. 比较视域下的范式冲突与理论互鉴
4.1. 本体论根基的不可调和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论域中，实体主义与反实体主义的理论分野集中体现在卢卡奇与广松涉的本体论预设差异。卢卡奇的“历史总体性”理论以无产阶级的实体性存在为根基，建构起具有目的论色彩的救赎叙事。他将无产阶级阐释为“兼具主体与客体属性的统一体”，其特殊的经济学–存在论地位使其同时承担着物化结构的承受者与历史真理的承载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实体主义立场强调阶级意识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认识论特权，能够穿透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迷雾，实现主客体在历史辩证法中的统一。与之形成激烈对垒的是广松涉的“关系基体论”，该理论通过四肢结构论(主体–对象–媒介–关系项)解构任何实体预设，将社会存在还原为“事的世界观”中动态生成的关系网络。这种反实体主义路径否定历史主体的先验地位，转而关注货币、商品等“物象”背后主体际关系的误认机制，揭示物象化过程如何将社会关系颠倒为物的自然属性。
在物化批判的范式演进层面，两种理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取向。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延续黑格尔式的主客统一逻辑，将物化现象诊断为资本主义社会“第二自然”对主体能动性的压抑，其破解路径依赖于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意识的觉醒实现“具体的总体性”复归。这种救赎性批判强调历史主体的自我救赎能力，将工厂劳动中的异化体验转化为认识论优势，形成突破物化结构的否定性力量。相较之下，广松涉的物象化论则采取结构分析的进路，认为物化本质是主体际关系的认知错位，其批判需要解构实体化范畴的虚假独立性，通过“关系基体”的重新勘定揭示社会存在的交互主体性本质。这种分析范式拒绝任何先验主体的预设，转而聚焦于货币交换中“关系的三元结构”，即主体间关系通过物中介形成的动态关联。
两种批判路径在存在论层面构成“目的论叙事”与“关系主义分析”的范式对峙。总体性辩证法将历史进程阐释为无产阶级实现自我本质的救赎史诗，其本体论承诺暗含黑格尔绝对精神辩证法的变体，将阶级意识觉醒视为消解物化的终极方案。这种叙事模式虽强化了历史变革的能动维度，却面临“理论人道主义”困境，即过度强调主体性可能导致历史决定论的隐性复归。物象化论则通过关系主义本体论实现认识论革命，将社会变革解释为结构关系的动力学调整，其“四肢结构”模型揭示出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对象、媒介与关系的共时性相互作用。这种非目的论的分析框架，既规避了实体主义的形而上学风险，也为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的符号化统治提供了更具弹性的理论工具。二者的理论张力实质映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关于历史主体性与结构客观性的永恒辩难。
4.2. 认识论方法的对立与互补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场域中，卢卡奇的主客同一性预设与广松涉的交互主体性生成构成了认识论范式的双重变奏。卢卡奇通过黑格尔化的历史辩证法，从而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确证为克服物化结构的认识论中介。将主客同一性视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觉醒的认识论基础[15]。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商品形式引发的物化现象导致主客体在认识论层面的异化分离，唯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同一的主客体”的阶级意识觉醒，才能实现历史总体性的复归。这种认识论图式强调主体能动性对客体的辩证统摄，将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中的罢工、示威等集体行动视为阶级意识对象化的历史实践。而广松涉则通过“四肢结构论”重构认识论基础，将主体际关系的动态中介确立为认识活动的本体论前提。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货币的价值属性并非实体性存在，而是主体间社会经济关系通过媒介系统生成的“关系的误认”，这种物象化机制揭示了认识活动本质上是主体际网络的结构性涌现。
两种认识论范式的分野在历史性维度呈现为总体性辩证法与物象化论的深刻对峙。卢卡奇的历史哲学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觉醒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内核，强调其作为“具体总体性”的认识论功能能够穿透资本主义的物化表象，实现历史主客体的辩证统一。这种黑格尔主义的解释路径将历史规律性归结为阶级意识自觉的实践展开，在方法论层面延续了精神现象学的内在逻辑。相较之下，广松涉的物象化论将历史动力机制阐释为“事的世界观”中社会关系的自律性展开，强调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等非人格化结构的相互作用构成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这种认识论转向突破了主体中心主义的历史解释模式，将历史规律性置于主体际关系的动态重构过程之中。
两种理论范式的认识论张力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双重传统嬗变。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通过恢复黑格尔的“真理即全体”命题，在认识论层面建构了主体性美学的革命潜能，但其理论架构仍受制于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形而上学残余。阿多诺对此的批判揭示了这种主客同一性预设可能导致的辩证法的僵化风险。广松涉则通过现象学与结构主义的理论综合，将认识论基点转向主体际的关系本体论，其“四肢结构论”不仅克服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验主体困境，更在认识论层面实现了马克思物象化理论的语言学转向。这种认识论革新为理解当代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但也面临着自然领域物象化解释效度不足的局限。两种范式的辩证对话，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原则的多元可能性，也为构建当代历史认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系。
4.3. 批判效力的辩证评估
在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视域中，历史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性构成了革命意识觉醒的核心机制。通过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升为“历史总体性”的认知框架，该理论超越了第二国际机械唯物论对经济决定论的片面强调，使受压迫阶级得以穿透物化意识的遮蔽，在“主客体同一性”的实践维度中把握社会关系的辩证运动。这种乌托邦叙事并非单纯的精神慰藉，而是以“具体的总体性”为认识论基础，将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现象置于历史发展的中介化过程中，从而揭示出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承担历史救赎使命的必然性。当这种总体性认知转化为实践意识时，便形成了如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般的集体行动逻辑，其本质是对商品拜物教结构的革命性否定。然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已警示，对主客体同一性的过度执着可能导致“星丛”式差异性的消弭，进而演变为以革命名义实施的符号暴力。
广松涉的物象化论则从关系本体论层面解构了实体主义的认知谬误，其“四肢结构”理论将社会存在重新锚定于主体际的交互网络，揭示出商品货币关系作为“事的世界观”的具象化表达。这种关系主义的分析范式有效祛除了传统哲学对“实体”的物神崇拜，但同时也面临消解革命主体性的理论困境：当历史发展被还原为关系结构的自我再生产时，无产阶级的实践能动性可能被简化为系统演化的附带现象。数字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进一步凸显了该理论的解释张力，平台经济的算法操控机制既印证了物象化过程中“伪主体性”的生成逻辑，也暴露出关系自主性叙事在应对数字异化时的解释限度。这要求物象化批判必须重返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传统，在关系结构与主体行动的辩证张力中重构解放政治的哲学基础。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场域中，总体性辩证法与物象化论构成了互补性的分析范式。前者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叙事揭露数据殖民主义的剥削本质，后者则借助微观关系分析解码平台资本的权力拓扑学。这种“双重透镜”的批判进路既保持了卢卡奇对阶级意识形塑机制的关注，又继承了广松涉对实体化迷思的祛魅策略，在数字拜物教的批判中实现了方法论的综合创新。当算法逻辑将人的情感、认知乃至生物特征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商品时，总体性辩证法的革命潜能必须与物象化论的解构智慧相结合，方能在数字异化的星丛中找到打破技术决定论锁链的实践路径。这种理论综合不仅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更为构建数字时代的解放政治学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箱。
5. 结语：物化批判的现代性重构与哲学未来
在当代哲学视域下，关系本体论与历史辩证法的范式融合呈现出本体论重构的迫切性。这种融合指向“具身化的历史总体性”概念，其试图超越实体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认识论困境，将实践主体的历史生成性与关系网络的构成性中介辩证统一。实体主义以超验的实体性预设消解了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如传统唯物论将物质实体异化为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存在；而虚无主义则通过解构确定性陷入价值相对主义的深渊，典型如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连续性的消解。具身化总体性突破这种二元对立，既继承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核心命题，又吸收关系本体论对交互主体性的强调，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置于资本逻辑与阶级关系的动态场域中考察，揭示数字资本主义中平台经济主客体关系的双重中介特性。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治理全面渗透社会存在结构的当下，物化批判正经历着从意识哲学向实践辩证法的认识论跃迁。这种范式转换要求我们以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为方法论基底，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共识机制重构数字劳动的主体际性关系。区块链的不可逆哈希链在劳动过程的历时性中介中，不仅实现了卢卡奇所言“物化意识结构”的客体化显现，更在广松涉“关系存在论”的视域下完成了社会关系物象化的本体论重置。这种基于加密时间戳的劳动价值确权机制，既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实践唯物主义命题，又通过数字化中介实现了主客体辩证法的“四肢结构”重构——在广松涉的交互主体性世界中，劳动者的情感劳动与认知实践通过智能合约的“意义所识”获得本体论层面的具象化。
技术民主化运动作为对抗平台资本拜物教的新型政治实践，其核心在于将GPL协议升维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技术具象。开源社区的互惠性约束机制本质上构成了“理想言谈情境”的代码化实现，通过“共识算法”的规范有效性解构了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物化霸权。这种数字契约伦理的建构，既是对卢卡奇“阶级意识觉醒”命题的算法化回应，又与广松涉对“实体主义认识论”的批判形成对话——当平台资本主义将主体间性异化为数据流量的“伪具体总体”时，去中心化治理模式正以“事的世界观”重构技术生产的承认政治学。
重构数据剩余价值的分配机制，必须直面数字劳动的二重性本体论困境。数字劳动者的活劳动在生成“数据商品”的过程中，其剩余价值通过算法的规训装置被系统性剥夺，形成了德勒兹意义上的“控制社会”新型剥削形态。这种剥削机制的实质在于广松涉所言“关系基始性”的异化——当社会关系的物象化被平台资本编码为数据流量时，劳动者的主体性被降维为算法函数的因变量。为此，需要建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三次分配体系：在初次分配中通过DAO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实现卢卡奇“历史主客体统一”的所有制重构；二次分配借助智能合约的“规范性架构”完成剩余价值的社会化回流；三次分配则通过开源协议的“互惠性承认”实现数字公共领域的价值共创。这种分配体系既延续了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解放政治学，又在数字本体论层面发展了广松涉“四肢结构论”的关系性辩证法，为穿透平台资本主义的物化幻象提供了实践可能性。
理论遗产的批判性重释面临数字异化的认识论挑战。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与广松涉的关系分析，为解析算法统治和数据拜物教提供了方法论根基。算法异化延续了商品形式对主体意识的物化机制，通过数据殖民将主体降维为可计算的存在，这要求我们拓展阶级意识理论，将数据劳动者纳入历史主体范畴。数据拜物教的本质在于将劳动的社会关系误认为物的自然属性，此过程契合广松涉的“物象化”理论，即主体际关系被物象化为独立实体的认识论颠倒。但在后人类境遇中，人工智能引发的本体论危机迫使传统主体概念发生范式转换，需在关系本体论框架内重构具身化主体的边界，将技术中介性纳入历史辩证法的解释体系。
物化批判的终极追问触及哲学本体论的根本重构。传统批判理论预设的“本真性存在”面临关系主义非本质论的挑战，这种张力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实践总体性”与“事态流动性”的本体论之争。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与广松涉的物象化论虽共享黑格尔辩证法的遗产，但其对无产阶级本真性的预设仍留有实体本体论的残余。关系主义本体论通过将存在理解为关系网络的动态生成，消解了物化/本真的形而上学对立，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特殊的关系体系，其抽象统治源于劳动的社会形式而非实体性预设。这种本体论转向要求将数字异化置于关系网络的再生产过程中考察，在算法权力的拓扑结构中揭示主体解放的辩证可能性，最终实现批判理论从本质论到生成论的认识论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