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会究竟是如何发展前进的，古往今来中西方众多思想家都进行过探索，但始终没能给出科学的解释。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摒弃了以往自然动力论、神学动力论和理性动力论的理论缺陷，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认为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核心的多种动力因素所构成的“历史合力”是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所在。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党和国家在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然而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新回顾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对于推动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作用。
2. 研究综述
在国内研究方面，学者们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关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并围绕该问题发表了诸多见解。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十余年以来，专门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文章逐渐增多，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考察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理论渊源。诸多学者在阐述思想内容前首先进行了理论溯源，例如谭小霞(2020)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思想是在批判吸收多种动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家的“生产力”动力思想、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动力思想、费尔巴哈的“人性”推动力思想等，都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1]。张小雪(2024)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进行理论溯源，认为这一思想是在批判借鉴古希腊的自然动力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动力观、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动力观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动力观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2]。
二是分析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主要内容。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社会发展是“历史合力”推动的结果，金光磊，霍福广(2017)指出，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动力是一个有机系统，包括根本动力系统、主体动力系统、功能动力系统、渗透性动力系统等等[3]。姜浩(2023)也认为将“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和社会改革”、“科技创新”以及“人民群众”等要素视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因素是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4]。此外，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深化，也有学者提出将科学、创新、文化等新的要素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张蕾(2014)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指出，以往的观点都抓住了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某一方面，但并没有揭示社会发展动力的本质，只有创新才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动力[5]。蔡青竹、胡文木(2024)则认为技术决定论、媒介统治说和机器解放观等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核心观点的片面理解，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思路，才能真正诊断出隐匿在技术进步之后的当代发展问题[6]。
三是评析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价值意义。谭小霞(2019)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视角出发，认为全面深化改革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汇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合力等[7]。陈东，袁华(2022)认为这一思想以全新的角度揭开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神秘面纱，启示要正确认识基本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尊重劳动创造价值，激发人民群众主体意识；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有效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推动世界普遍交往，共创共产主义理想社会[8]。
在国外研究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独特的视角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进行解构和阐释。卢卡奇在肯定经济因素之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时，也反对马克思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主张以总体性范畴加以代替。马尔库塞认为理性在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具有支配控制的作用，同时他吸取了弗洛伊德关于爱欲的理论，将理性和欲望当作文明历史演进的推动力量。哈贝马斯则主张重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交往才是社会前进最基本的动力，生产力无法直接推动社会变革，解决社会问题还是需要交往行为的变革。阿尔都塞既肯定了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又看到了社会结构中各客体要素的相互作用，认为社会发展是社会内部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探讨众多，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理论成果，对于当前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然而，现有研究较少从唯物史观出发结合马克思经典文本分析“人的现实需要”这一社会发展的首要动力，也较少将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与当代改革发展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理性、文化、精神、欲望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很多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色彩，应当在坚持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基本论述的基础上予以批判吸收。鉴于此，本文力图坚持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剖析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当代改革的实际探讨其价值启示。
3. 西方传统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概述
社会发展是由什么推动的？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学问题，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西方许多思想家都尝试着进行解释和回答。归纳起来，西方传统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主要包括将自然万物的始基视为社会发展动力之源的自然动力论、将上帝视为“第一推动者”的神学动力论以及将理性、“绝对精神”作为社会推动力量的理性动力论。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这些理论在给人以哲学启发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1. 自然动力论
古希腊哲学家在追寻宇宙万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时，倾向于从自然界中去寻找答案，继而将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为某种自然必然性。在这种用自然现象解释社会发展的思维范式下，哲学家们试图追溯世界万物的始基，力求在万物本原的探索中阐释社会发展之动力。泰勒斯提出水本原说，认为水生万物，水是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阿那克西曼德则否认水本原说，他认为真正的本原应当是一种无定形的、超越具体物质形态的原始存在——“无限定”，世界从它产生，又复归于它。赫拉克利特提出火本原说与逻各斯说，将万物始基与运动变化之源统一起来，充满丰富的哲学思辨意味。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将古希腊哲学推向鼎盛，他认为原子是构成事物的最小单位，万事万物的生成和灭亡也就是原子的聚散过程。古希腊哲学家们从自然现象中寻求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坚持物质本原的同时却缺乏科学性，带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
3.2. 神学动力论
中世纪欧洲战乱频发，民众深陷苦难，只能借宗教寻求精神寄托，哲学家们对于社会发展动力的探讨也从自然领域转向神学领域。神学动力论主张上帝是万物的造物主，是社会运动发展的“第一推动者”，代表人物主要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奥古斯丁坚持上帝创世说，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从上帝那里得到存在，上帝通过语言便可以创造万物。此外，奥古斯丁还把《圣经》中有关“罪”的说法发展为“原罪”说，“根据这一教义，亚当夏娃受蛊惑所犯下的罪，是世世代代遗传下去的原罪”[9]。作为对人“原罪”的惩罚，上帝为人类增添了各种苦难进行赎罪，因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可以说是上帝掌控下的不断赎罪的过程。托马斯·阿奎那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通过其独创的“五路证明”系统论证了上帝存在的必然性，证明了上帝是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动力因，是事物运动的“第一推动者”，由此确立了神意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主导作用。中世纪的神学动力论将人类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思考从朴素原始的自然动力提高到了新的层面，但却滑向了唯心主义。
3.3. 理性动力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将人类历史进程视为绝对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他们认为理性是认识世界的最高原则，试图通过揭示理性的辩证运动来把握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康德认为，自然界的运行严格遵循客观规律，人类虽然具有意志自由，但依然要受制于自然法则的约束，无法超越规律的限制。人类历史进程呈现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尽管在历史发展中的每个人看似都为各自的目标展开实践活动，但整体历史发展始终遵循着内在的自然法则，并朝着一个终极目标演进。黑格尔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在他看来，“绝对精神”首先是以逻辑的形式存在，然后通过自我外化生成自然界，最终在人类历史活动中扬弃自然界实现向自身的复归。黑格尔认为“理性”支配并统治着世界历史，而这一“理性”实际就是他所说的“绝对精神”，世界历史的发展即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过程。理性动力论坚持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种头足倒立的历史哲学本质上仍然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也为马克思建立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4.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理论建构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西方传统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基础上，对以往社会历史发展进行考察，进而从“人的现实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科学技术”以及“人民群众”等四个方面，科学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动力因素与基本规律，由此构成了系统的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
4.1. 首要动力：人的现实生活需要
马克思认为，人的现实生活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动力。诚然，人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起点，而得到满足的需要本身以及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和生产出的工具又会引起新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原动力，社会历史正是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中获得发展的前进动力。
一方面，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0]历史与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本质意义上就内在包含着人的存在，无人存在的历史本身是不存在的。人在从猿猴进化成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那一刻起，历史也就在这一刻诞生。人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各种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二者是相互统一的，因而不能脱离人的存在抽象地去谈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现实的个人与费尔巴哈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是处于真空里的、概念意义上的人，而是处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人，只有这种现实的人才能作为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另一方面，人的现实需要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首要条件便是满足基本物质需求，正如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1]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人们从事其他活动的首要前提，没有物质的根本保障，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发展与延续。为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人们必须从事现实的生产活动，通过物质生产创造出社会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因而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是激发其创造力与能动性，进而自觉改造生产工具、进行劳动创造的重要动机。当基本的物质需求满足后，人们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由此催生新的现实需要，进而又推动生产工具的革新与生产力提升。人的现实需要推动社会发展前进，而社会的发展变革又反过来促使人们的需求升级，这种“需求–发展–新需求”的循环互动，构成了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
4.2. 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深入剖析的基础上，科学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大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作用，这两大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一，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相应地就会存在与之对应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0]两者相比而言，脱胎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更高的生产力，因而封建社会存在着手工作坊，而资本主义社会则出现了规模化的雇佣劳动关系。其次，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最终会导致生产关系发生质的飞跃，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会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最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也具有决定作用，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其发展变化也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
第二，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生产力起着能动的反作用。一方面，生产关系虽然由生产力所决定，但一旦形成，它们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惯性。生产关系不仅反映了生产力的社会形式，而且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另一方面，生产关系不是完全被动地受生产力所决定，其对生产力也具有反作用。当它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可以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第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发展变革。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原来的上层建筑就逐渐演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这就使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最终激化，从而引发社会变革。马克思认为，社会利益冲突源于社会地位不平等，其本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致。因此从根本上看，社会发展是由两大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所驱动的，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从根本上规定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但这种变迁是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的统一，决不能忽视人的历史主体性而机械地唯生产力论。
4.3. 重要动力：科学技术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1]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他们见证了科学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中进一步指出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其一，科学技术通过变革生产力从而实现对社会发展的推动。科学技术是科学与技术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科学理论与技术经验共同促进生产力三要素的发展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发展演进。其一，科学理论教育与技术培训将复杂的知识体系转化为劳动者的专业技能，促使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提升，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其二，科学技术改进了劳动工具和劳动手段，以智能机器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工具逐步取代旧式简单工具成为现代化工业生产的主要工具，极大提高了生产工作的精确性与高效性。其三，科学技术的利用扩大了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制造出原来自然界没有的新材料，劳动对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扩大。科学技术通过同时促进生产力三要素的变革，使得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革命性变化。
其二，科学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需要辩证看待并合理运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 1861~1863年 > 手稿》中指出：“使用机器的目的……无论如何不是缩短工人从事这种变便宜的商品的生产的劳动时间。”[12]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双重性：一方面，科技作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科技异化为奴役和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加剧了人的异化。为此，马克思指出消解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使得科技异化的现实基础不复存在，并且全部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都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支配之下时，科学技术才能真正意义上成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动力。而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时代，仍旧需要正确看待科学技术的双重性，坚持将科技应用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和保障人类民生福祉。
4.4. 主体动力：广大人民群众
与以往的英雄史观不同，马克思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仅创造着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财富，也创造着社会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还扮演着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因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动力。
其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创造者。广大劳动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他们生产并同时享用着社会物质资料与精神文化产品，没有群众集体能动性的发挥，社会不会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更不会积累如此丰厚的文明成果。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为社会发展创造物质条件。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10]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人们的基本生存都无法得到保障，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也便无从谈起，这是有史以来被经验所反复证明的不变真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同时也绘就着绚丽多彩的精神财富。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科学、文化和艺术等精神产品来源于现实物质生活，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结晶。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生产各种精神产品，推动形成特殊的上层建筑。诸多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等等，专门投入到社会文化的生产中，塑造了人类历史文明的绚丽瑰宝。
其二，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之最终决定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层建筑的更替，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形态的更替，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一规律的实现必须借助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的力量，缺少这一关键环节，就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宿命论。只有人民群众的参与，通过开展一系列具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才能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不断发展，推进人类社会向更高的文明形态前进。需要注意的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受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因而也要历史地、辩证地去理解这一主体动力，既不能陷入“唯规律论”，也要防止跌入“唯意志论”的陷阱。
5.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对当代改革的启示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维度系统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背后的原因，深入剖析了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问题，为人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理论学习和实践创新，在改革进入新阶段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回顾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同时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具体实际，可以为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启示。
5.1. 始终坚持改革的初心使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是改革发展的首要动力，只有着力解决民之所盼、民之所需，激发人民群众社会创造的活力，才能增强改革的动力。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始终坚守改革的初心使命，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工作导向。
一方面，必须将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作为改革的不变初心和使命。满足人的现实需要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首要动力，也是我国进行全面改革的重要出发点。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关键看是否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是否能保障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否则改革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社会进步也无从谈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合理需求为导向，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时代发展的制度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方面全方位出发，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奠定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必须重点关切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个人都有追求和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为之付出各种努力，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社会发展进步。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3]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带领全国人民以改革促发展，推动时代进步，实现人民幸福安康。
5.2. 继续夯实改革的物质基础，以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中最基础的因素，是制约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新时代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要想在此严峻形势下继续将改革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物质基础。
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无论改革怎么改、改到什么时候，绝不能忽视发展生产力这个核心要素，只有切实发展生产力才能推进改革的纵深发展，才能为改革持续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进行全方位布局，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方方面面，重点强调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的健全和构建。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社会改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上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根本上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从而不断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这一系列举措既是我们党夯实改革物质基础的重要抓手，也是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思想继续推进改革纵深发展的生动体现。
5.3. 持续凝聚改革的主体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是社会改革的主力军，对社会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以此获得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在人民最关心、反映最强烈、问题最集中的领域进行重点改革，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邓小平同志曾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其中就有“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4]这一标准，可见改革成不成功，也要看人民对改革成果满不满意。实践表明，对改革价值取向的正确把握，使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改革推向前进，始终争取和鼓励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凝聚改革的主体力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始终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推动人民安居、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发挥人民群众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主体作用，既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具体应用，也是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必将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进一步。
6. 结语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从现实的能动的人出发，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纷繁的物质表象窥探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系统探究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各种动力因素，形成了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一方面，这一思想为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指引着改革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进行；另一方面，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又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实践和创新，其中形成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都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在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时期的关键节点上，应当始终坚持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对改革的指导作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