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认语言学视域下周星驰电影片名日译的“创仿”路径分析
A Path Analysis of “Creation and Imitation” in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Stephen Chow’s Film Tit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摘要: 在国际交流中,为最大化电影的商业与文化价值,译者常通过“创仿”路径翻译片名,即结合“创造”与“模仿”,采用意译、直译等策略。本文基于体认言语学,从现实、认知与语言三个层面,运用文本分析与路径模拟法,综合探讨周星驰电影片名的日译路径。研究发现,译者除在语言层进行直译或音译外,更常在现实与认知层实施“创造”。其中,译者有时通过消解原片名隐喻,有时借助译出语中相似概念进行转换,并结合情节、人物与修辞等因素,完成更具创造性的翻译。
Abstract: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films, translators often translate film titles through the path of “imitation”, that is, combining “creation” and “imitation”, using free transl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other strategies. Based on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path of Stephen Chow’s movie titles from three aspects: reality, cognition and language, using text analysis and path simulation. It is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literal translation or transliteration at the language level, translators often implement “creation” at the reality and cognitive level. Among them, the translator sometimes achieves a more creative translation by dispelling the metaphor of the original title, and sometimes by converting similar concep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ombining factors such as plot, characters and rhetoric.
文章引用:钟海东. 体认语言学视域下周星驰电影片名日译的“创仿”路径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6): 166-172.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6578

1. 引言

在日本国内上映的欧美电影,其片名被译成日语时,译者通常优先考虑英译名的音译。然而,译者在翻译中国电影片名时,除了考虑英译名的音译之外,基本上还会选择“创仿”。王寅[1]曾对“创仿”一词进行如下解释:该词结合了“创造”和“模仿”两个含义,其中“创造”即意译、注释、增译等,而“模仿”则为“直译”。“创仿”主要涵盖语言、认知与现实三个维度。是否可采用“模仿”,需从语言维度加以判断,即直译是否可能导致原文本意义的偏离或表达效果的削弱;而“创造”的运用,则应从认知与现实两个维度分别考察译出语与译入语使用者的认知机制及其经验背景。电影片名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恰恰体现了语言、认知与现实三者交互作用的特点。

2. 文献综述

关于电影片名翻译的现有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侧重翻译策略的语言维度研究、关注双语认知机制的认知维度研究、分析语境制约的现实维度研究,以及尝试融合三者的综合研究。

语言维度研究多聚焦直译与意译等策略,但常停留于文本表层,忽视认知加工与现实语境的作用。认知维度则强调概念框架的转化。谌莉文[2]指出,翻译受“空间效应”(跨文化原型差异)与“时间效应”(文化预期变化)影响。例如美片Legally Blonde译为“律政俏佳人”,通过“俏佳人”表达了智慧与魅力并存的女性形象,但其认知依据和抽象过程仍未明确。

现实维度研究则强调影片内容对译名的影响。李佳[3]从角色、主题等要素出发,认为现实因素制约翻译策略。如《百变星君》的英文名Sixty Million Dollar Man源于主角被改造的设定,但实际上只花费6000美元,现实层解释显得牵强。若结合认知框架,可理解为借用了美片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的概念,唤起“改造人”联想。

也有学者尝试三维融合。温玉斌[4]分析美片Mrs. Doubtfire译为“窈窕奶爸”,认为该译名通过矛盾组合再现了修辞冲突,兼顾语言、文化与主题。但其三维划分不够清晰,如“奶爸”既可视为现实中的身份,也可属认知层的隐喻再构,导致分析系统性不足。

综上,尽管片名翻译研究已从语言扩展至认知与现实维度,但综合性不足仍是瓶颈。为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引入更具整合力的视角。王寅[5]提出“体认语言学”框架,强调翻译中现实、认知与语言信息的递进过滤过程,指出源语与译语的三维互动也逐步减弱。该理论为三维划分与整合提供了逻辑基础。本文拟在体认语言学视角下,梳理语言、认知与现实三维间的动态关系,探讨周星驰电影片名翻译的生成机制与“创仿”路径。

3. 体认观与翻译研究

“体认”一词意为“体验、观察和认知”,最早见于宋代《朱子语类》,2005年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四川外国语大学“体认团队”[5]于21世纪初首次将其作为认知语言学的术语引入学术界。与“认知”相比,“体认”更强调身体经验与现实世界的互动。认知语言学源于莱考夫与约翰逊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强调人类经验对语言的塑造。然而,王寅[5]指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偏向“唯心论”,忽视了身体经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继而基于后现代哲学的“体验人本观”和“SOS”等理论基础,提出“体认语言学”,以修正和拓展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王寅[6]强调,语言的生成和理解必须基于人类的身体经验、认知过程和现实互动,并将体认语言学核心原则概括为“现实–认知–语言”,即语言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体认结果,经过两次滤减(从现实到认知,从认知到语言)而形成的,体认语言学进一步指出,语言的高度概括性决定了其无法穷尽所有认知,因此语言的生成和理解必须回归到认知和现实层面。这一观点,也恰恰推动了体认语言学在翻译领域的发展。

王寅[7]认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译者在充分进行现实体验互动后,会运用多种体认方式(如隐转喻、概念整合、识解等)将现实映射进译入语,再用创造性模仿机制将其建构和转述出来。这一观点强调翻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注重语言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同时也恰恰与“创造性模仿”密切相关。该概念作为“舶来品”被体认语言学本土化为“创仿”,这也是体认观下翻译研究中所强调的“既有模仿,又有创作”的辩证法原则。王寅[1]指出,“创”即为“创造”,由“体认”中的“认”来体现;“仿”即为“模仿”,由“体认”中的“体”来保证。较于过分强调“信”的传统译学和过分强调创造的后现代译论而言,在体认观下,译者应该将“创”和“仿”结合起来,以“仿”为主,“创”为辅。坚持“模仿”优先原则,当无法坚持“模仿”时,再考虑适当地“创造”。这一理论为电影片名的翻译路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此外,王寅[1]将翻译路径分为三层:现实层:强调译者对语境和实景的再现,互动程度最高;认知层:注重概念与表达的转化,互动程度次之;语言层:偏重词语层面的对等,互动程度最低。

在“模仿”路径中,语言层的互动程度最低;而在“创造”路径中,认知层和现实层的互动程度更高。这一分层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框架。

通过以上理论框架,体认语言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在翻译的主体性、现实互动性和认知差异性方面。本文以“创仿”理论为抓手,结合体认观下翻译研究的分层路径理论,对电影片名的翻译路径进行实证研究,旨在验证体认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在实际翻译实践中的适用性,并探索如何通过“创仿”机制实现译文的高忠实度和创造性。

4. 体认语言学之不足及补正

尽管体认语言学提供了综合考察现实、认知与语言三层面的方法,但学界认为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王寅[8]将“部分直译、部分意译”归为语言层的翻译活动,但笔者认为,此类实则应属于认知层的范畴。再者,张书贤和张智义[9]指出既有的体系翻译研究偏重静态考察,主要针对一些翻译文本分析哪些根据现实维度翻译,哪些根据认知维度翻译,哪些根据语言维度翻译,但是对现实、认知、语言三维的动态整合不够。王寅[8]基于体认翻译学的现实、认知、语言三要素,对红楼梦中三百个成语进行了语料分析,发现不同译者在这三要素中各择其一或其二进行翻译,几乎没有三层面同时兼顾进行成语翻译的现象。

关于分类不合理的问题,本文结合中国电影的日译名实践,尝试明确三层路径的分类与定义,具体补正如下:1) 语言层:“直译译入语全部内容”定义为“直译语言型模仿”,“部分内容直译”为“半直译语言型模仿”;2) 认知层:“一部分直译、一部分意译”为“半原义认知型创造”,“译出深层含义”为“原义认知型创造”,“借助译入语相似表达”为“换词认知型创造”;3) 现实层:“兼顾译出语义、语境及实景”为“认知现实型创造”。这些分类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与策略判断。

为了完善动态考察上的不足,同时进一步展示这一理论机制,本文借鉴王寅[8] [10]绘制的结构图,并以中国电影日译名的“创仿路径”为例,进行了如图1的修正与可视化模拟。

Figure 1. The “creation and imitation” path diagram of Japanese translators of Chinese film titles

1. 中国电影片名日译者的“创仿”路径图

图1所示,在横向维度上,两种语言的路径均遵循王寅[1]提出的“现实 → 认知 → 语言”原则,且由于语言层所承载的信息为经过两次滤减的结果,故路径每跨越一层,其影响力(以箭头粗细表示)依次减弱。纵向维度中的双向箭头亦呈现不同粗细,反映出中日两种语言间的互动程度差异。此外,从汉语语言层出发,指向日语的现实与认知层的箭头为虚线,表明语言层对其他层别的影响相对较弱。

在修正王寅[8]提出的路径分类的基础上,笔者从电影原片名到日译名的大致路径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原片名 → 日译名”、“原片名 → 认知 → 日译名”以及“原片名 → 现实 → 认知 → 日译名”。第一类中,原片名与日译名处于同一语言层,互动性较强,适用于“直译语言型模仿”或“半直译语言型模仿”。第二类中,路径跨越一个层次,语言影响力有所减弱,适合“半原义认知型创造”及其他意译路径,如“原义认知型创造”与“换词认知型创造”。第三类路径跨越两个层次,原片名在现实层几无影响力,此时译者通常采取“认知现实型创造”。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基于体认观的翻译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外互译的单一维度,鲜有涉及第三语言参与度的探讨。然而,在中国电影片名的日译过程中,部分译名路径中涉及参考英译名的环节,尽管并非必经环节,但对日译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为区分是否受英译名影响,本文将此类路径标记为“基英式”。此外,部分电影续集如《逃学威龙》系列,英译名为Fight Back to School,其日译名“ファイト·バック·トゥ·スクール”保持一致,因此归为“模仿”路径。

5. 体认观下日译者的“创仿”路径及典型案例分析

本研究对周星驰40部电影日译名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创造”型路径占主导,共23部,其中亦包括“基英式创造”。具体的分类结果如表1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ranslation path to Japanese titles

1. 日译名的路径统计表

层别

路径类型

数量

语言层

直译语言型模仿

7

基英式 直译语言型模仿

8

半直译语言型模仿

1

基英式 半直译语言型模仿

1

认知层

半原义认知型创造

8

基英式 半原义认知型创造

3

原义认知型创造

1

基英式 原义认知型创造

0

换词认知型改造

1

基英式 换词认知型改造

1

现实层

认知现实型创造

9

基英式 认知现实型创造

0

综合分析表1后发现,译名的翻译路径具有以下特点:

从整体来看,除“基英式创仿”外,译者在各层次中选择的“创造”路径较为均衡,反映出体认层次在翻译决策中的主导作用。具体而言,语言层、认知层和现实层的翻译策略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征,且各层次间的互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在语言层,译者普遍优先采用“直译语言型模仿”。这一策略在中日语言文化具有较高相似度的语境下尤为显著;在认知层,“半原义认知型创造”成为主流策略,这一策略体现了译者在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平衡取向;在现实层,“认知现实型创造”尤为显著,这一策略体现了译者对现实层语境和文化背景的深度考量。

基于上述特点,我们将从周星驰的喜剧电影的日译名中,选取三种最突出的翻译路径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三种路径分别是:直译语言型模仿、半原义认知型创造和认知现实型创造。

“直译语言型模仿”是一种基于语言层面高度相似性的“模仿型”翻译策略,其生成路径为“原片名 → 日译名”。虽然语言维度间的互动较弱,但由于在这一路经中,中日双语母语者在语言维度的概念领域具有高度重合性,译者能够通过“模仿”,即直译手段有效再现原片名的表达效果。例如,《新精武门1991》中的“精武门”这一文化意象,因1972年李小龙主演的经典电影而在亚洲范围内广为传播,成为中日两国共享的重要文化符号。在此基础上,原片名通过添加“新”字,成功唤起了观众对经典形象的延续性期待。由于该构词方式及其概念建构在日语语境中同样具有高度可识别性,译者采取了直接翻译的策略,将片名译为“新精武門1991”。这种翻译策略不仅保留了原片名的文化内涵,还通过语言层面的直译模仿,确保了译名在目标语语境中的文化适应性和观众接受度。

其次,“半原义认知型创造”是一种基于认知层面的“创造型”翻译策略,其生成路径为“原片名 → 认知 → 日译名”。在这一策略中,由于中日双语的部分表达在语言维度上缺乏直接对等关系,译者会借助较强的认知维度互动,对源语片名所承载的文化与语用信息进行加工与重构,从而体现出一定的“创造”倾向,即意译的特征。以《师兄撞鬼》为例,该片名中的“师兄”在粤语语境中特指男性警察的前辈,具有特定的语境色彩。然而,这一称呼在日语语境中缺乏对等的表达,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选择省略“师兄”这一元素,仅保留更具普遍接受度的“鬼”元素,译为“ゴースト”。此外,“撞鬼”在字面上意为“遭遇鬼魂”,但在香港喜剧片中,这一表达已语用化为一种轻松诙谐的表达方式,如《开心鬼撞鬼》等片名中,“撞鬼”本身具有弱化恐怖、增强轻松氛围的功能。因此,日译名“ゴーストハッスル”通过引入“ハッスル”(hustle)一词在日语中的引申义——“活力”“热情”——有效削弱了“鬼”所引发的恐惧联想,重构出一种轻松诙谐的氛围。这一翻译策略充分展现了译者在认知层面对片名意义的灵活处理能力,既保留了原片名的核心文化元素,又通过认知层面的重构,确保了译名在目标语语境中的文化适应性和观众接受度。

最后,“认知现实型创造”是一种基于现实与认知双重维度的“创造”型翻译策略,其生成路径为“原片名 → 现实 → 认知 → 日译名”。在这一策略中,当语言维度的互动无法满足翻译需求时,译者会进一步转向认知维度和现实维度的互动,以实现译名的创造性重构。具体而言,译者首先关注现实层的情节与人物形象,结合认知层的概念建构与原义理解,最终生成具有文化适应性和创造性的译名。以《国产凌凌漆》为例,其“国产”与“凌凌漆”在语言层上难以通过直译准确传达影片的发生地及人物设定。因此,译者转向现实层,发现影片背景设定在中国香港,主角是地位边缘的特工,女主角来自北京。基于这些现实信息,译者在认知层作出如下推理:“凌凌漆”是对“007”这一经典特工形象的音韵模仿,隐喻“间谍电影”概念;“国产”则戏仿了英国007系列电影中的From Russia with Love (日译“ロシアより愛をこめて”)。通过这一推理过程,译者最终生成了日译名“0061北京より愛をこめて!?”。这一译名既通过“0061”复刻了“007”模式的幽默隐喻,又借“北京”取代“ロシア”,成功唤起了日语观众熟悉的概念框架。在保留原作趣味性的同时,该译名还巧妙地营造出文化差异与互文性的双重效果,充分体现了“认知现实型创造”策略在翻译实践中的灵活性与创造性。

综上,周星驰喜剧电影的日译片名在模仿与创造之间呈现出多样化的路径,既考虑语言层面的表达习惯,又充分调动观众的文化背景知识与认知期待,展现出极具策略性的跨文化翻译实践。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体认言语学,从语言、认知与现实三个层面,将周星驰喜剧电影的日译名“创仿”路径划分为三类:“原片名 → 日译名”、“原片名 → 认知 → 日译名”以及“原片名 → 现实 → 认知 → 日译名”,翻译策略又分成“直译语言型模仿”、“半直译语言型模仿”、“半原义认知型创造”、“原义认知型创造”、“换词认知型创造”以及“认知现实型创造”共6种。研究发现,译者多在直译和音译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翻译,常结合情节、人物及修辞等现实要素,通过认知机制转化原题隐喻,实现文化与商业价值的兼顾。本文尝试补充翻译路径动态分析的不足,并为中外电影片名译者提供参考。限于篇幅,其他影片与路径类型留待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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