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对于人的本质认识一直以来是学界讨论的重点，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人的本质认识作出了新的回答。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 p. 10)到《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地活动即劳动，再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做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p. 135)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批判继承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思想，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作出了对人的本质最具总括性的概述。在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中，马克思更是把“现实的人”纳入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进一步贯穿和深化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学界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问题进行了丰富探讨，对于人的本质理解，有学者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从实践角度出发，立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对人的本质进行解读1；有学者结合马克思相关文本展示人的本质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2。本文欲通过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再理解，回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思想演进的历史轨迹，探究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所作出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论断的形成过程，揭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对推动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化价值范式基础上实现人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理论指引价值。
2.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索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尽管马克思没有就人的本质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但在对社会现实逐步深入的研究之中，无不透露着对于人的探索与理解的深化，并最终形成从社会关系出发理解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完成，表明马克思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划清了界限，并提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
(一) “人的根本就是本身”：人的本质的逻辑起点
早期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对于人的思考仍然带有青年黑格尔主义的思辨色彩。然而，在担任《莱茵报》主编的过程中，马克思面对遇到的一系列“物质利益难题”，接触到一系列尖锐的阶级矛盾后，他开始对黑格尔所说的国家与法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是统摄外部生活于社会的最高原则等哲学思想产生怀疑。马克思所接触到的现实生活让其认识到，国家与法只是某个阶级利益的体现，面对一系列问题对马克思的巨大冲击，开始动摇了马克思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信仰，并且促使马克思从现实中找出一条新的出路。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逐步转向了从现实中出发去理解人的本质，实现从“抽象的人”的理解像向“现实的人”的理解的转变。
马克思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是基于现实的人在社会中提出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开篇，马克思就首先提出了“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 p. 1)。这意味着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已经开始摆脱从抽象的人去理解人，从意识中去理解人的黑格尔唯心主义，把人逐渐放到现实中去理解。也正因为此，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特别是对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关系的问题上，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1], p. 865)，强调现实的个人在社会当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是基础的作用，并以此来决定国家和法。
马克思在从宗教批判转向哲学批判的过程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 p. 9)。“批判的武器”仅仅只是一种理论、哲学的批判，而它并不能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力量，对于现实的改变，需要寻求现实的力量，而这最彻底、最革命的力量只有是人。随后马克思运用德国对于宗教的积极废除的例子，更是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 p. 10)。马克思认识到只有进行宗教批判，并找到人类解放的革命主体力量，推翻现行的制度，才能最终实现人“类”本质的复归。对于宗教只有从现实中进行批判，才能使人从苦难中解放出来。
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解放出来，以存在于社会中的人为基础，展开了对黑格尔法哲学以及国家哲学进行批判，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 p. 10)。因此，对于马克思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表述，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处于社会中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尽管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难以避免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的影响，马克思没有做出从社会关系中理解人的本质的表达，但也预示着马克思在思想中蕴含着从现实存在理解人的思路。
(二) “自由自觉的劳动”：人的本质理解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在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以及国家哲学的批判以后，认识到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随后转向了经济学的批判研究。通过对现实国民经济事实的考察，他发现了在劳动领域中的异化，并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1], p. 51)。工人在生产的过程中，变为一个机器的零件，不再激发自主性、创造性的状态，工人越来越被禁锢在小的范围。工人为了获得生存资料就要依附于资本家，并且同工业的机器相竞争，工人只有不断的提升自己，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面临着双重压迫：资本家压迫和社会生产发展竞争压迫，马克思认识到工人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并进一步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四种状态。面对多重异化状态，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人把劳动仅仅变成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手段，“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1], p. 59)。
透过国民经济事实的分析，马克思认识到人的存在与确证是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实现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 p. 56)，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才是真正的人的本质，而异化的劳动使人的活动即人的本质成为了一种生存性活动，使得人所从事劳动是与自身相对立的劳动。为此，马克思指出要通过“扬弃”来实现未被异化劳动的复归，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 p. 185)。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下，实现人一切感觉与特性的解放，人不再是异己的对象，而是成为确证和实现其个性的对象，是人本质力量的体现。而在这过程中的前提“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2], p. 190)。
面对当时的工业社会，人们劳动成为了一种异己的活动，但“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 p. 192)。工业社会下的工业活动的开展是一个不断确证人的本质的具体活动，人的异化最终要在工业社会中，在实践的过程中，使人与自然界不断发生关系与作用，满足人的需要，使人的劳动复归到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之中，最终实现人的异化的扬弃。尽管马克思在这个时期，仍然具有费尔巴哈形而上学人本主义色彩以及思辨色彩，仍然把人的本质看作类本质，但是这时候马克思已经开始逐步认识到要从社会现实中，从劳动中寻找人的本质，并从社会现实中寻找扬弃在工业社会下产生的异化劳动的途径，恢复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途径。
(三) “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的落脚点
随着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以及社会历史的深入分析，马克思在与黑格尔划清界线界限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自身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区别，并展开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面对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感性”而非感性活动，批判费尔巴哈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展开了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这一经典论断突出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与现实性，是人的本质思想的现实结果”[3]。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所看到的人仅仅是具有自然属性的人，这样的人不具备社会属性。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1], p. 133)并没有把“感性”理解为“感性的活动”。他仅仅通过把实践活动理解为理论活动，把人的实践理解为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性的活动，最终使人降格成为了与动物一般。在这时候，客观事物只是被当作与人们的实践毫无关系的纯粹客观的对象去认识，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仅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同时，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的联系起来的没有社会关系的共同性，即人的理性、意志和感情。在这里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脱离了人的社会实践去理解、看待人，他无法认识到除了爱与友情，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关系。脱离人的实践的理解，导致费尔巴哈尽管把人从思维中拉回了人间，其所看到的人是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个体，而这也最终造成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错误地、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但事实上。人都是具有社会性的现实的人，宗教感情也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面对费尔巴哈对人的片面的、孤立的、抽象的理解，马克思指出人必须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个人的普遍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p. 135)。人的本质要从人的社会关系的总体上去考察，而社会关系是在社会中在实践的人中产生的。“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 p. 340)。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处于社会范围内，在构成一定社会关系下，才能够从事一定的生产活动，而人的社会关系也在社会的联系、交往中，最终构成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伦理关系等。这时候，人与人、人与自然不再是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人不再是单纯的只有自然属性的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从事实践的，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使人成为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关系，不再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逐渐从“抽象的人”脱离开来，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并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从劳动中寻找“类”本质异化的原因以及复归异化的现实途径。尽管这时候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考仍然具有人本主义色彩，但能够看到马克思早已开始从社会的角度思考人的本质问题，只是没有形成对于“社会关系”的科学认知。直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出现，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渐趋明晰，从根本上摆脱了过去黑格尔唯心主义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从社会现实与实践中寻求解决人的异化的出路，形成了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
3.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认识的深化
随着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考察以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在社会关系中确立起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需要放到全部社会关系总体上去考察的科学论断。面对当时德国流行的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仍停留在离开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实践性以及社会现实的思辨哲学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现实的人出发，对社会历史进行考察，进一步深入阐释了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理解，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破解了西方思辨哲学对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探寻了人的解放的真正的现实路径。
(一) 现实的人在社会关系中确立
马克思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的概述，进一步贯彻到了对历史考察的过程中，指出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首先就是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属性，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 p. 146)，有生命的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形成的自然前提与自然基础，这里所说的有生命的个人并非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有生命的个人出现就意味着一定生活在物质生活条件之中，“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 p. 158)。区别于过去以意识、宗教等抽象范畴来区别人与动物造成的消极的、被动的适应，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是基于自身的需要，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活动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资源，生产人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 p. 147)。人为了生存必然会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必须要与自然发生关系，并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通过人与人的交往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从而使人获得社会属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中，说明现实的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基于自身需要，从事一定生产实践活动，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指出人的存在与发展都是需要以社会存在为背景的，强调现实的人从事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不存在脱离社会独立存在的人，人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没有办法脱离社会的，研究人的本质需要从人的社会关系的总体上去考察。区别于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人并不是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的和固定不变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经验的，并且以一定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形成一定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社会的人。
(二) 现实的人在生产实践中深化
在费尔巴哈那里，费尔巴哈认为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有没有意识，因此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类”，即理性、意志和爱，这直接导致了费尔巴哈那里的人是抽象的、孤立的、永恒不变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考察了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指出人们在开始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时候才是与动物发生区别的关键所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 p. 147)。马克思从社会关系中确立了人的本质，将人自身的改变同社会关系的改变看作一致，并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部展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不断形成和深化的。人在社会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构建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人们的生产方式也会不同，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也会不一样，人们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受到客观物质条件制约的，使人在不同的社会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人们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着生产实践。人为了生存与发展，需要通过对自然的改造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1], p. 147)。从家庭繁衍关系到随着需求的增长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在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不断进一步的扩大，人的本质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得以不断展开。
(三) 现实的人在历史中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四种所有制形式。从部落所有制到资本主义所有制，人们从简单的自然的分工逐步演变到资本主义所有制下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求的增长、人口的增多形成的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相分离的分工，人们的社会关系从简单的家庭关系逐步演变成了多样化的社会关系。在大工业化竞争中，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分工，这种起初包含着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分配还有资本积累分配的方式，当其越发达，其中包含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裂就越强烈，而资本也就愈发集中至资本家手中，阶级的矛盾也就愈加的尖锐。资产阶级通过公开的、无耻的、露骨的剥削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本家向雇佣劳动者们支付的工资，不过是仅仅限于维持工人日常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工人们在领到工资的那一刻，马上就有另外一部分的资产阶级——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向他们扑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发展，私有制条件下形成的分工归根到底造成人的异化，只要我们依旧处于一个私有制社会中，个人的特殊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之间就还会存在分裂，人们的生产活动就会依旧是单一的，生活是被压迫的。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条件下的分工，让人们重新能够掌握劳动这种物质的力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人们才能不再受分工的束缚，人们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现实的生产实践活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仅仅只是确证人本质力量的生活方式，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够在社会的生活中得以真正地全面地展开。通过持续的生产实践活动，分工才会逐步被消灭，社会才会变成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联合体”，人的社会关系才会得以展开，人才能从异化中、从对物的依赖关系中走向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贯彻了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说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命题。考察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说明了现实的人需要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形成的一定社会关系中得以确证，并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满足人的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变化、发展。面对私有制条件下的分工历史地制约着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造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人的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只有分工的消灭，现实的人才最终能够摆脱私有制下既定的社会关系限制，形成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
4.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当代意义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想的探讨，强调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指出人的本质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得以确证，并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人的社会关系也会在历史中不断生成与发展，最终实现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展开。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4], p. 2)。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有着独特的价值。坚持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对于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肯定人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将“现实的人”确立为研究人的本质的逻辑起点，强调人并非抽象的存在，而是处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中。在资本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实践中，人的劳动异化为被迫且无自主性的活动，背离了“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透过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社会关系的考察，指出人呈现异化状态，人的自主性创造性被束缚，人失去了得以全面发展的可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继承了马克思人的本质的思想，同时对其进行了时代的创新，进行了丰富与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建设之中，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物质与精神保障，注重人文关怀和精神追求，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面对西方现代化下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放任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在艰难的探索和总结过程中，在对资本的有效限制下，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独特道路。
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的终极旨归最终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立足“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肯定人的主体地位，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是要追求‘整齐划一’”[5]，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致力于推动人的个性发展、自由发展，充分尊重人民的意愿与肯定人民的创造性成果，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现代化建设的智慧，从而凝聚起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6], p. 33)。对教育、科技与人才的重视，充分展示了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高素质人才的重视，始终坚守人民主体的立场，肯定人民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动能。
(二)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马克思在阐明人的本质生成的现实路径中，“归正了自然的本源地位及其历史演变的样态”[7]。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依赖于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然环境，环境与人是相辅相成的。人们需要从自然界获取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将自然作为自身的劳动对象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人化自然。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不断拓宽世界市场，凭借着生产工具的快速进步与交通工具的便利，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 p. 36)。但西方国家开展以殖民掠夺扩张的现代化方式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使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同时，也对自然资源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重大的难以弥补的创伤。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界定，说明了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必须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和谐共处。
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摒弃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透过对自然的利用保持合理的限度，注重节约资源，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到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努力解决当前存在的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保护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生态友好的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空间，为推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创设了条件。
(三) 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逐利性致使财富在初次分配时便高度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劳动者仅能获取维持生存的微薄工资，其劳动创造的巨大价值被严重剥夺，这种异化劳动割裂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关系，扭曲了人的本质。立足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政策引导与制度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为劳动者创造了公平的劳动环境，促进人的本质在劳动实践中得以彰显。在“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成果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以人的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突破”[9]的过程中，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任务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不断推进精准扶贫开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工作，促使脱贫攻坚的历史任务顺利完成，充分展示了共享共建的发展理念，也有力地说明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并非仅仅为少数人所享有。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党始终坚持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与物质保障，进一步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主体力量。“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6], pp. 22-23)，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构建随着党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得到了不断拓展，我国的规划目标以及布局越发科学，实现了多方面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实现了“并联式”的现代化发展，不断夯实现代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推进物质生产的同时，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上。超越过去局限于物质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等单一维度的现代化发展，转而更加注重实现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四)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马克思在之后的论著中对人的本质的进一步的诠释，说明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主体，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构建起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使人能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全面发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带来了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物质财富分配不公平、劳资关系不平等、社会分裂等深刻阶级矛盾，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冲突，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为目标，化解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困境，始终坚持把人的现代化与国家的现代化相结合，让人们共享发展成果，营造起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对外扩张的现代化，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代化作为超越国界、种族、文化的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中国突破了西方“资本至上”价值范式指导下的西方中心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在面对资本霸权的控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秩序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并利用霸权掣肘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稳定其霸权秩序，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下以经济利益驱动、物质主义横行、对外扩张的现代化老路，始终致力于实现和平、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为全球治理带来了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的同时，也为推动世界和平繁荣稳定贡献了中国力量。
5. 结语
通过对马克思论著的梳理与再思考，能够发现，马克思人的本质的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其演进过程中，马克思通过不断思考现实问题，始终立足于现实社会考察现实的人的存在，最终形成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以此为基点，马克思在之后的论著中对人的本质进行不断的深入考察。人作为社会关系存在，而社会关系是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生成的一个历史过程，人的本质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突破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与费尔巴哈对人孤立的、片面的、抽象的理解。面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下，所形成的封建、压迫、剥削的生产关系难以使人自由个性得到释放，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通过消灭私有制与分工，人的社会关系才能够更好的得以全面形成与展开。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考察，对当今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指导，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制定出更加合理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而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的突破，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的道路。
NOTES
1相关研究包括但不限于：林剑：《重思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人性与人的本质》，载于《哲学动态》2017年第6期；陈培永：《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论断的再理解》，载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导刊》2021年第9期；宋惠芳：《实践哲学视野下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的逻辑建构》，载于《理论学刊》2019年第3期。
2相关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张一兵：《马克思走向哲学新视界的三次非常性思想探索》，载于《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张奎良：《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全景展示》，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王晓朝，刘伟：《从“对象性活动”到“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认识过程的文本学探析》，载于《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