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回顾马克思一生的著书，并无明确专写生态思想的作品，但是他的生态思想早已蕴藏于其全部思想观点之中。早在中学，马克思就已经注意到生态这一领域，他在毕业论文中以自然和动物的关系为例，提出自然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任何生命体都应在自然允许的范围内生存活动，否则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并于之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了较为系统地阐述。
2.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内涵及其对当代生态危机的批判性透视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未直接使用“生态学”这一现代术语，但他的著作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批判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思考。这些思想为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被重新阐释和发扬。
2.1.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内涵
2.1.1. “代谢断裂”：资本逻辑下的系统性断裂
“代谢断裂”最初源于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的“新陈代谢”理论，认为种植成果在人类市场进行交换时，并未将从土壤中吸取的养分返回到土壤，进而导致土壤肥力的流失，形成“物质循环断裂”。马克思创造性地将其上升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性缺陷的核心生态范畴，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循环“代谢断裂”的结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将自然简化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库，无视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这种“掠夺性”的生产模式导致“代谢断裂”的全球扩散。
2.1.2.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实践基础上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还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自身，这种相互改造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同时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赋予自身社会意义，即自然的人化，而人也通过劳动内化自然规律形成自身的本质力量，即人的自然化。整个过程既体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又体现了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性，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哲学基础。
2.1.3. 生态异化：异化劳动的自然维度延伸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异化理论，而生态异化正是这一逻辑的合理延伸，主要表现为自然的工具化、劳动与自然的双重异化、消费主义导致的生态代价。实际上，生态异化的形成离不开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根源。在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资本家们对于财富增值的追求驱动自然资源不断转化为商品，进而导致自然的资本化，加之当时科技发展主要以提高剥削效率为目标，自然沦为纯粹服务于资本增值的工具和可占有、可买卖的资本要素。同时伴随着全球化和殖民历史的延续，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链转移，将高污染产业转移至欠发达地区，造成生态的不平等交换，逐渐形成“中心–边缘”的剥削结构，以往的资源掠夺也逐渐发展成发达国家以环保名义控制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绿色殖民主义”。
2.1.4. 资本主义控制下的生态批判：不可持续的根源
在资本主义控制下，生态发展经由人类社会的干预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缺陷，即自然商品化、技术异化和发展短视化。资本主义将自然资源转化为资本家的私人财产，赋予自然资源可交换的商品属性，通过剥削自然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忽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和再生能力，导致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技术发展也并未应用于生态环境修复，反而服务于资本积累，一定程度加剧了资本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不利于自然可持续发展。
2.1.5. 共产主义的生态愿景：超越资本逻辑的和解
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生态愿景，是其批判资本主义生态破坏逻辑后的积极回应，其核心特征是建设循环型社会、生产方式根本变革、重新定义自然价值，强调通过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和解。他在《手稿》中认为，只有通过废除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以满足人的真实需求为导向，而非利润驱动，从而减少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生产。这一愿景并非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剖析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提出的生态可持续性的新型文明形态。
2.2. 《手稿》中生态危机根源与路径的当代映照
2.2.1. 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当代呈现
马克思在《手稿》中将生态问题频发的原因大体归纳为三个部分。一是对自然不合理且无节制地掠夺。人类无止境地索取迫使社会发展采用更高强度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对象，进而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掠夺，如热带雨林加速消失、海洋资源过度捕捞等，以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问题频频发生。二是私有财产是问题频发的经济根源。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出现，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以雇佣劳动方式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引起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如雪球般越滚越大，进一步加剧资源分配不公和生态风险，当代贫富分化与生态破坏紧密交织。三是异化劳动延伸出的自然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这种……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在全球化流水线上，工人与产品、劳动过程疏离，消费主义文化诱导人们通过购物填补精神空虚，形成“生产–消费–废弃”的恶性循环，将人与自然深度异化，这些异化作用到自然界就变成了人与自然呈现出主客二分式的关系。
2.2.2. 关于生态问题频发的应对路径
要想彻底解决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马克思在《手稿》中也对这一问题的应对路径进行了阐述，与上述原因大体对应。第一，实行“自我节制”。马克思认为自我节制不仅仅是对人自身的节制，更是对生活节制、对消费文化深刻反思，有意向地发展循环经济和共享经济满足部分增长需求。第二，“扬弃”私有财产。这里说的扬弃私有财产并非对个人财富的放弃，而是保留合理的、取缔不合理的私有制度，建立将生态成本内部化、优先满足社会生态需求的经济制度。第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第四，进行阶级斗争。“社会从私有财产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1]。类似当今的全球气候正义运动等，工人若不能用和平方式完成社会过渡，就只能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私有剥削和异化劳动带来的苦难，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矛盾，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3.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
3.1. 提供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
马克思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须改变对自然的认识，以平等姿态面对自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危机是人类不合理利用自然的结果，导致超过了自然原本的承载力，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能量转换，导致了这种转化关系的断裂。因此，当代生态危机并非技术失误或者管理不善的偶然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无限扩张与有限生态系统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必然爆发。同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承认人类特有的实践本性，要求人类在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下认识和利用自然，在合理利用资源的前提下满足人类需求。辩证唯物主义的确立，马克思更加认识到了人类同自然界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集合体，而处于现实中的人类实践活动对这一发展变化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马克思充分肯定人进步意义，但是对人自身的肯定是建立在“自然界的优先存在性”基础上的，严格规定人的一切活动绝对不能挣脱自然对人的制约[3]，最终强调要用历史动态的眼光看待生态危机，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和被超越的必然性。
3.2. 开创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经济学新视角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强调阶级分析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性，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延伸，“只有在公有制下，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4]，人与人、人与自然界的矛盾才能真正解决。这一论述将生态解放纳入人类解放的总体进程，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终极目标和价值导向，也为我们认识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制度分析的维度。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探讨了自然资源的价值、生态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提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5]，强调自然生态系统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基础作用，开启了从经济线索研究生态问题的新视角。
4.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生态思想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念，充分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新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变革，构建美好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导进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一现代化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作用。
4.1. 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念
生态问题自资本主义时期已十分严峻，如何进行生态保护与修复已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必须摒弃自然物品化的传统发展观，认识到生态健康才是发展的前提和底线。全球化大背景让生态危机不再仅仅是区域性的问题，已然演变为一场关乎全球人类生存的公共危机。当某个国家面临一定的生态问题，这个危机很快就会蔓延开来，成为全球性的危机，因此，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迫在眉睫。同时，要注重科技在自然保护与修复方面的使用，借助科技力量解决生态危机也是当前全人类的共同心愿，这就需要各个国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携手合力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矫正生态科技观念，认识到科技应服务于生态修复与保护，而非单纯的资本积累和虚假需求制造，将科技发展置于生态伦理和社会民主控制之下。习近平总书记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指出：“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6]。所揭示的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要保持和谐共生关系，对我们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尤为重要，必须一以贯之。
4.2. 指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综合阐述，为我们理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认同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之基的观点，他指出“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7]。进入21世纪，我国生态建设仍然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遵循。一方面，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新理念。面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另一方面，在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中，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主体地位。人类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要正确看待人的主观能动性，合理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造福人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8]。
4.3. 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根本遵循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生命共同体”理念，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二十大报告重申这一思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都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的整个意识形态都以“人”为中心，“美好中国”的终极目的是造福于广大群众，两者不谋而合。“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6]，为此，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生态制度保障，探索建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经济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有效落实“双碳”目标，履行大国责任，践行生态正义。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要清楚地认识到生态环境在维持和发展人类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实践价值。
5. 结语
马克思生态思想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忽视生态问题的误解，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时代问题的敏锐洞察和回应能力。在生态危机成为全球重大挑战的今天，其理论不仅为生态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范式，更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石。它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科学的思想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