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民族节庆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的关键标识。2024年9月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1]民族节庆的空间生产通过特定时空场域的精心建构与意义赋予，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具身化、情境化、情感化的关键路径。通过参与民族节庆活动，不同民族的人们能够深入体验彼此的文化，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尊重，进而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场域。
列斐伏尔系统地阐述了空间的概念，批判将空间视为“静止容器”的观点，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它是一个产生在目的上的社会实践，是一个社会关系产物”[2]。列斐伏尔提出理解空间生产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及表征性空间的“三元辩证法”。“空间实践”，即日常感知和使用的物质空间，涉及空间的生成和使用；“空间表征”，是认识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如规划师、管理者、权力机构等精英通过话语所构想的、主导性的概念化空间；“表征性空间”，指居民和使用者通过其意象、符号、情感和日常生活经验直接生活的空间，是被动体验与主动创造交织的、充满想象和象征的空间。民族节庆作为一种高度组织化、仪式化的社会空间实践，其核心价值在于它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空间生产场域，深刻形塑着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与广度。民族节庆不是文化展演的“静态容器”，而是一个通过多元主体实践、权力文化表征与生活体验共同作用而持续生产的社会空间。这一空间生产过程的核心社会功能在于为各民族成员提供了一个结构化且具有互动张力的阈限性接触场域。在此场域中，物质、精神、社会三个维度相互嵌套，共同推动着超越单一民族边界的、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共同体的动态再生产。
许多学者将空间生产理论运用于民族节庆和文化的研究，黄晓通和李玉雄认为民族节庆的社会互动功能、文化叙事功能和经济发展功能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和共同进步[3]。柴冰等研究了土家族传统民俗节庆活动“舍巴日”，发现其从民族节庆到区域文化演变过程中“舍巴日”的仪式结构、意涵空间与实践主体不断地被重塑和再发明，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和空间媒介，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了地方性知识和力量[4]。赵芳等发现对广西三江花炮节举办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阈限空间，空间内通过群体认同、群体记忆以及仪式互动，构成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场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现实保障[5]。李玉雄和史梦娜考察发现泼水节具有拓展物质空间、符号空间以及精神空间的功能，可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6]。方素梅分析了壮族三月三从民族传统节日逐步发展成为广西各民族人民共有共享共创精神文化的内在机制和现实意义，认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在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7]。王钧、张文鹏认为屏边苗族花山节的文化在物理、社会、文化多维空间中的生产形成了多主体认同倾向，提出少数民族节庆体育文化的空间生产需要打破认同壁垒，促进地方建构和民族文化传播[8]。部分学者对三月街的起源[9]、文化变迁[10]、游客满意度[11]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从茶马古道沿线集市[12]和空间展演仪式[13]等视角探索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本文基于已有研究，通过空间生产视角从物质、符号与精神空间生产解构大理白族三月街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逻辑并指出“三月街”面临的空间生产困境和优化措施。
2. 从茶马互市到民族节庆：“三月街”的溯源与形成基础
2.1. 历史溯源
大理“三月街”起源于唐朝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的讲经庙会，活动内容以佛教讲经和祭拜观音为主。宋朝时，“三月街”成为我国南方最大的马匹、药材交易市场。当时大理国因出产良种马闻名中原，南宋王朝在广西邕州专门设立买马司，进口大理马。据明代李浩《三迤随笔》记载，大理国白王“每遣使入宋朝货，必购数良马入献”1。同时期还在马市设了“马擂”制度，这一官方组织的竞技活动标志着节庆文化中体育竞技维度的正式制度化。明清两代，随着滇缅茶马古道贸易网络的扩展，“三月街”逐渐由区域性骡马交易市集发展为涵盖药材、丝绸等大宗商品贸易的跨地域商贸枢纽，其经济辐射范围北接川藏、南达东南亚，成为西南边疆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民国时期，在近代化进程加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下，“三月街”的传统商贸功能呈现结构性衰退，其作为多民族社会交往空间的文化整合效应亦随之弱化。
1991年三月街被确定为大理州各族人民的法定节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地方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的协同驱动下，“三月街”经历了意义深远的符号重构。政府通过节庆策划、仪式再造与文化展演等手段，将其转型为集民族文艺汇演、传统体育竞技与文化旅游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
2.2. 基础条件
2.2.1. 区位条件优越
大理地区在古代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通道之一，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此交汇，使其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经贸往来交通枢纽。此外，大理海拔梯度形成的立体气候催生差异化种植结构，如温带坝区种水稻、养蚕桑，高山地带种药材、畜牧业发达。这种垂直分工和区域内实现供给自足的可能促使“三月街”发展为跨海拔经济圈层的交换平台，实现产品时空差序配置。“三月街”占据大理坝区稀缺性平原腹地的核心位置，其平坦地形带来的空间可达性优势，有效突破了滇西山地地貌对传统集市辐射范围的物理限制。同时，持续性节庆机制不仅吸引坝区高密度人口参与，更通过跨年度周期性聚集模式，将周边山区的离散型居住群体纳入市场网络。因此，“三月街”的市场圈很自然地延伸到四周，形成了区域层级的市场容量[14]。
2.2.2. 良好的经济基础
大理地区气候温和，自然资源丰富，农耕条件相对优沃，是历朝历代乃至今日主要的农耕劳作区。南诏大理国时期，农作物种植种类已覆盖“五谷”及其他常见作物，在生产工具方面普遍使用铁器和耕牛，引泉水灌溉。“六畜”等牲畜饲养以及养蚕业在当时不仅齐全，而且还比较发达。元明时期，汉人入滇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水稻和小麦的种植范围扩大，大理地区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同时手工业快速发展，白、汉间的交往更加广泛，农业剩余产品与手工业制品构成“三月街”早期交易的主体商品。
大理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较早，清朝即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喜洲商帮”和“鹤庆商帮”两大白族商帮。两大商帮实现了商号的跨区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茶马古道及“三月街”市场的物资供给，保障了西南边疆各民族的物质基本需求。在大理境内，滇藏茶马古道沿线开发的商贸城镇大多都是多民族聚居区，如喜洲、鹤庆、巍山等，商贸型城镇的不断发展壮大吸引了更多的人流、物流聚集。随着物资和人员的流动，地方社群的社会共同性或族群共同性得以延伸，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被商人等群体在特定的空间移动过程中跨越[15]。广泛的商贸联系，推动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
2.2.3. 社会思想基础
大理白族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白族的“天下观”和“民族观”。因此，白族重视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动态”趋势，而非体质上的差异，为族际通婚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奠定了思想基础[16]。白族文化呈现出“主体创造–互动涵化–共生演进”的形塑过程。土著白族在长期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首先创造、积累了独特的白族文化。其次，迁徙而来的族群积极适应白族文化，并主动选择白族文化中的有益元素与本民族文化融合，白族文化就在包容他族文化的基础上日益繁荣，形成了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开放多元的民族特性为“三月街”的延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多元文化汇聚于大理地区。同时，白族人民是具有文化自觉的[17]，他们可以很好地调节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善于取长补短。因此，在“三月街”的千年变迁中，白族人民既能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传承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和认同感，又能兼收并蓄地利用其他文化，实现共同发展。
3. “三月街”的空间生产功能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权力关系与文化认同的具象化表达，强调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统一。他主张将空间研究的重点从“空间中的生产”转为理解“空间本身的生产”。“三月街”的空间生产过程深刻体现了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理论内核(见图1)。互嵌性物质空间以商贸交往为纽带、功能分区为架构、人员流动为载体为跨民族经济共生与社会网络编织提供了结构性基础，打破了地理文化隔阂。共享性符号空间通过符号体系将文化异质性转化为互动资源，物物交换超越市场逻辑，集体记忆的再重塑与官方话语引导赋予“三月街”超越族群边界的共同意义，在开放性的节庆氛围与文化实践中培育各族群众的情感联结与文化互鉴。共情性精神空间激发积极民族情感并强化了各族群众互动共享实践，参与者通过舞蹈共跳、美食共享等亲身体验进行情感互动和意义再诠释，生成对“中华民族”的具身化感知，构成自下而上的认同再生产基础。在三重空间的持续互动生产中，为各民族成员创造了深度交往、理解互鉴、情感联结的综合性场域。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the “March Street” to promote ethnic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图1. “三月街”空间生产促进民族“三交”的分析框架
3.1. 物质空间生产承载各民族的交往实践
“三月街”的集市属性和多元经济活动形式为物质空间生产搭建了桥梁。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强调物质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具象化容器与生产工具。从空间实践角度看，“三月街”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和功能的物质空间，它可以实现生产要素跨区域重组，为各民族提供了经济交往的场所。历史上，它是茶马互市的重要据点，促进了藏区与内地的物资交换，推动了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新时代，“三月街”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商家。这种经济交往不仅满足了各民族的物质需求，还构建了利益共同体，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大理借助旅游资源和“三月街”文化遗产打造了多元业态，创新消费场景。有风集市、文创集市以及康养旅居博览会等文旅综合体，丰富了“三月街”的经济活动形式。这些新业态吸引了不同民族的消费者和从业者，如白族银器匠人与藏族商人开始合作直播带货，拓展了跨族际经济互动的实体场域。各民族在经济活动中相互协作、相互交流，加深了彼此的联系和了解。
“三月街”呈现出的清晰功能分区提高了物质空间生产的效率。集市区域作为物资交流的核心，摊位依商品种类有序排列，这种有序性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各民族参与者在长期的商业互动中，基于经济规律与交易便利性需求，共同塑造的空间秩序。白族小吃摊主向笔者介绍：“我们家去年也在三月街摆摊，就卖这个油粉，酸辣口的。旁边那家卖竹筒饭的几乎年年来，他们是傣族，我是大理白族人。再过去转角处还有卖南涧油粉呢，他们的话锅巴会多一点，要搭木瓜醋吃。现在大家被统一分配到一块地方，赶街的人买吃东西、问路也方便，我们家顾客也比去年多。”表演场地设置在集市中心或周边开阔之处，充分考虑到观众聚集与节目展示的空间需求，为文艺表演和体育竞技等文化活动提供了适宜的施展空间。赛马场相对独立的设置，则是基于赛马活动对场地特殊的规模、安全性以及运动特性要求所做出的规划。这种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本质上是各民族在空间实践中，通过不断的协商、调整与适应，达成的一种空间共识，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使得“三月街”空间的多元功能得以高效发挥。
“三月街”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是各民族物质空间生产的催化剂。“三月街”并非一个固定的物理场所，而是充满社会关系张力的周期性动态社会空间。2025年三月街举办期间的人流量达95万人次，省外游客约占26.7%2。“我来三月街摆摊的目的不仅是赚钱。之前就有听说三月街民族节很热闹，正好我今年在云南旅居就和一些小伙伴做了手工的串珠来售卖，主要是重在参与，来感受一下三月街的氛围和大理的风土人情”，来自山西的赵女士如此说到。这种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是空间实践的直观体现，人们在集市中穿梭购物，其身体的移动轨迹与交易行为共同构建了集市的商业活力空间；在表演场地欣赏节目时，观众的欢呼、掌声与专注的神情，与表演者的精彩演绎相互呼应，塑造出充满文化感染力的表演空间；在赛马场呐喊助威时，观众的激情与赛马的紧张激烈氛围相互交融，形成极具动感与活力的竞技空间。个体的实践活动从微观层面汇聚成宏观的空间活力，不仅有力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互动，更通过货币、商品与劳动力的空间重组使得人们在参与过程中，通过身体感知与实践体验，逐渐形成对“三月街”空间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空间的社会意义。
3.2. 符号空间生产构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通道
“三月街”中各类物象符号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提供物质载体。空间表征作为权力与知识主导的符号秩序，在“三月街”体现为文化符号体系的再生产。丰富多样的文化符号如白族扎染、本主祭祀中的图腾符号、剑川木雕、非遗展演等，构成了空间表征的重要视觉与文化景观。这些文化符号作为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标识，并非孤立地存在于“三月街”空间，而是通过展示、传播等文化实践活动，被有机地融入到空间叙事之中。它们成为连接民族文化记忆与“三月街”现实空间的关键纽带，不仅使人们在感知空间，而且能够直观地接触与理解各民族的文化内涵，通过符号的象征力量，在无意识层面激发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三月街”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叙事资源可以为各民族文化交流重塑集体记忆。“三月街”借助口头传承(如马帮故事口述)、文献记载、民俗表演等多种方式，文化记忆在空间中得以再生产。本地游客张先生是“资深赶街客”，“三月街的物资交易历史比较久，我年轻时候每年也来赶三月街，那个时候主要是跟着村里的大人买骡子买马顺带着买点糖。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三月街上的骡子和马很多都是彝族和藏族人来买卖的，品种多质量也好。现在我比较喜欢逛卖茶叶和中草药的摊位，老年人就喜欢喝喝茶，今年听说买中草药还可以去找专家咨询，我打算去看看。”人们讲述“三月街”的历史故事、传说时，将民族记忆与当下的空间紧密相连，赋予空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种历史记忆的传承并非简单的过去重现，而是在当下社会语境中，通过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与重新阐释，不断重构“三月街”空间的文化意义。作为惯习性的集体记忆实践，不仅成为各族民众在社会交往交流中共同的认知和信仰，更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使得“三月街”空间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中，持续积累与丰富其文化内涵，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载体。
“三月街”举办的官方话语可以为各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互动平台和保障。政府将举办“三月街”民族节视为展示地方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的关键平台。在官方宣传话语体系中，“三月街”被赋予“民文化的盛宴”等积极意义，这种话语构建并非简单的修辞策略，而是借助官方权威，将特定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嵌入“三月街”空间之中。通过强调各民族在节日中的平等参与与共同发展，官方话语为“三月街”空间设定了一种和谐、团结的社会秩序框架，引导各民族参与者在这一空间中遵循相应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准则，进而营造出有利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空间氛围，促进各民族对“三月街”空间的广泛认同，强化了这一空间在民族关系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3.3. 精神空间生产达成各民族的情感交融内核
“三月街”通过独特的历史底蕴促进情感唤起和生成。表征空间作为使用者主动创造的体验领域，孕育着情感交融的“第三空间”。对于各民族群众而言，“三月街”是一个承载着深厚民族情感的特殊空间。在该空间内，各族群众能够与本民族同胞相聚，共同参与传统节日活动，重温民族文化记忆，感受民族文化的温暖与力量，这种情感体验强化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与此同时，与其他民族的广泛交流互动，如共同参与民俗活动、互嵌式入驻商贸区等，使得他们能够突破民族界限，增进对其他民族的了解与尊重。文艺表演队队员张女士向笔者介绍：“我们这个文艺表演队在开幕式主要跳白族霸王鞭，但是也有汉族和彝族队员，大家霸王鞭跳的很好的。我们一部分队员表演结束后也会去参加对歌会，他们比较喜欢(对歌)，现在对歌会的歌很丰富，像我们平时外出表演也会唱白族调。每年来三月街都会认识很多文艺爱好者，整个文化范围特别好，大家也互相学习，包括演出服装、编舞设计这些，收获还是很多的。”这种民族情感在空间中的不断积累与传递，为民族互动创造了积极而温馨的氛围，使得“三月街”空间成为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情感熔炉，进一步推动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深入发展。
“三月街”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机会。从品尝各民族特色美食，到欣赏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再到参与妙趣横生的传统游戏，人们在亲身体验中真切感受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文化体验的共享，并非简单的文化消费行为，而是一种深度的文化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得以充分展现，文化隔阂逐渐被打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得以深化。人们在空间中共同构建起深厚的文化记忆与情感纽带，使得“三月街”空间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文化共同体空间，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
4. “三月街”的空间生产困境
大理白族三月街由乡村集市发展到民族节庆，是促进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容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的重要载体。但在当代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4.1. 基础设施停滞与活动模式固化
作为民族节庆“三月街”举办期间游客数量巨大，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随之提升。游客激增与交通拥堵加剧了节庆空间的承载力矛盾，卫生、安全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减弱了游客的归属感和体验感。其次，各族群众与“三月街”的关联更多停留在现场体验，“三月街”的举办多年来保持固定的节目展示、庆祝场域、活动内容，创新度较低，本土化资源与现代化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很难调动游客的再次期待，开办模式陷入固化困境。“三月街”也在积极拓展云上服务，但当前“三月街”的线上传播多聚焦饮食展演、节庆狂欢等感官体验型内容，大数据算法推送形成的信息茧房效应，导致“他者凝视”主导内容生产，使得“马帮精神”“本主信仰”等核心文化基因在数字化转译中遭遇文化折扣，难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深层叙事。
4.2. 商品同质与文化融合浅表化
符号空间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其被赋予的文化意蕴和历史记忆是各民族群众文化。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三月街”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化浪潮的冲击，过度商业化现象日益凸显。大量商业资本涌入，导致摊位租金大幅上涨，许多小商贩难以承受经营成本被迫退出。一些传统的民族特色商品摊位逐渐被各类同质化的旅游纪念品摊位所取代，扎染、银器等手工艺品脱离本土语境，转化为标准化旅游商品，其工艺背后的“地方性知识”被抽离。其次，在短暂的节日期间，文化快消费容易导致人们关注享受而忽视传承。“三月街”的参与群众仅通过走马观花浏览传统器物、服饰宣传、歌舞展演等浅层次文化符号，难以全面地了解“三月街”文化背后的价值意涵。另一方面，“打卡式旅游”的热潮以及自媒体与商业导游建构的“浪漫化民族叙事”，将白族文化简化为“风花雪月”的景观意象，导致游客对白族民俗先入为主的偏离式解读与碎片化欣赏，进而对“三月街”符号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形成实质性阻碍，
5. “三月街”的空间生产优化
5.1. 优化公共服务，满足现实需求
要整合资源，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满足人们对月街的基础期待和现实需求。“三月街”举办期间的公共空间是各族人民群众最具直接体验的场域，公共服务的质量对参与主体的主观感受和实际体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主导方需要具备强烈的服务和责任意识，合理规划商贸布局、提升商品品质以及规范市场秩序，对旅游开发坚持传承发展的理念，提升大众对月街公共服务的信任感。同时，不断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外资并改善当地的酒店、餐饮及交通条件，推动“三月街”辐射区域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完善进程。突破既定场域，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等现代化资源和本土优势资源创新和丰富月街内容，拓宽各族群众与“三月街”的交集。
5.2. 创新文化叙事载体，提升“符号空间”厚度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促进“三月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要素。在文化传承方面，应加强对“三月街”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建立完善的文化档案和数据库。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等方式，深入了解“三月街”的历史渊源、传统习俗、民间技艺等，将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进行系统记录和保存。针对“三月街”的起源传说，组织专业人员对民间流传的多个版本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以文字、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存档，为后人了解“三月街”的文化内涵提供丰富的资料。拓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叙事载体，能够使其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发展，使文化交流超越时间空间上的界限([6], p. 145)，提升符号表达的厚度。
6. 结语
大理白族三月街不仅是白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促进各民族经济共生、文化互鉴、情感交融的重要平台。在经济交往方面，三月街从最初的小型贸易集市发展成为如今涵盖药材、茶叶、民族特产和非遗等多元商品的大型商贸盛会。在文化交流方面，各族文化在空间生产中交流碰撞，相互滋养，共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在社会交融方面，节庆期间各族群众广泛参与，打破了隔阂，增进了理解，有力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凝聚力的提升。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三月街”既要满足现实需求、提升服务效能，更需着力于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并探索创新表达方式，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核心平台作用。
NOTES
1李浩. 三迤随笔[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2数据来源：大理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