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和价值追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大地孕育了众多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在相互接触、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共同构筑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探讨这三者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价值，并探索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
2. 广袤辽阔的中华大地为各民族文化的交往接触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广袤而丰富的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绚烂多姿的中华文化，中华大地是各民族的大舞台。
2.1. 古代早期——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性奠基
在远古时期直至秦汉之前，中华大地地域广袤，涵盖了高山、平原、草原、沙漠、江河、湖泊等多样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地理区域孕育了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催生了多元的民族文化。在北方的草原地区，从原始部落时期开始，游牧民族便逐水草而居，形成了以畜牧、骑射为特色的游牧文化。这种文化培养出了他们豪放、自由的性格特质，并且在音乐、舞蹈、服饰等文化表现形式中得以充分体现[2]。以匈奴等游牧民族为例，他们的胡笳乐声豪迈奔放，舞蹈动作刚劲有力，服饰也以轻便、实用且具有民族特色的皮毛制品为主。而在南方的水乡地区，自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等开始，农耕民族依水而建，发展出了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温润的气候和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温婉、细腻的文化风格，如江南地区的丝竹音乐，曲调悠扬婉转，园林艺术精巧雅致，充满了诗意与韵味。这种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为各民族文化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使得各民族文化在初始阶段就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为后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奠定了基础。
2.2. 古代中期——交通线路开辟与文化的传播交流繁荣
从秦汉时期到明清之前，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众多的交通线路，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京杭大运河等。这些交通线路不仅是经济贸易的通道，更是文化传播交流的桥梁。
丝绸之路在西汉时期由张骞出使西域后逐渐繁荣起来，它连接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乃至中亚、欧洲等地，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中亚文化、欧洲文化之间的交流。通过丝绸之路，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输出到国外，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同时，也引进了佛教、伊斯兰教等文化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比如佛教的传入，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佛教艺术宝库就是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3]。
茶马古道则加强了内地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从唐宋时期开始逐渐兴起。汉地的茶叶、盐巴等物资与西南少数民族的马匹、药材等进行交换，与此同时，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许多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汉地的教育、礼仪等文化元素，而汉族也对少数民族的风俗、艺术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自隋朝开凿以来，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南方的文化细腻与北方的文化粗犷在交流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南方的戏曲艺术沿着运河传播到北方，与北方的说唱艺术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艺术形式；北方的武术、杂技等文化元素也随着贸易往来传入南方，丰富了南方的文化生活。
2.3. 近现代时期——资源共享与文化的融合发展深化
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后，中华大地经历了诸多变革，但丰富的自然资源依然为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资源共享与文化融合进一步深化。黄河流域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孕育了华夏文明，周边的少数民族在与华夏民族的交往中，逐渐学习和借鉴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在资源共享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学习、相互帮助，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融合局面。
在近代的工业发展进程中，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射技术虽然在军事领域的作用逐渐被现代武器所取代，但它所蕴含的勇敢、坚韧精神依然对中原地区的军事文化产生着潜在影响；而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和手工艺也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将先进的种植技术、纺织技术等带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同时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全国各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4]。
3. 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提供了延续纽带
古往今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流而不断的中华文明滋养了中华民族。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炼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征[5]。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四个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之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又一次丰富完善，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全新的文明视角[6]。
3.1. 儒家思想的影响与文化的认同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中华各民族的精神世界，对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成为各民族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7]。先秦至汉：儒家思想的形成与传播。儒家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儒家思想已经开始在各诸侯国中传播。到了汉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官方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学校教育等方式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这一时期，随着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儒家思想也开始逐渐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开始接触和了解儒家思想的价值观。魏晋南北朝：儒家思想推动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各民族之间交流融合加剧。许多少数民族政权都积极推崇儒家思想，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尊崇孔子，在洛阳建立孔庙，设立学校教授儒家经典。鲜卑族等少数民族在学习儒家思想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和认同了儒家文化，促进了民族融合。同时，汉族士大夫也在少数民族政权中传播儒家思想，使得儒家思想在各民族之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同。唐宋至明清：儒家思想巩固文化认同[8]。
唐宋时期，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理学的兴起使得儒家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如辽、金、西夏等，都积极学习和吸收儒家思想。他们仿照中原王朝建立学校，教授儒家经典，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制定政治制度和礼仪规范。在文化交流中，各民族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不断加深，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依然是官方正统思想，在各民族中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将儒家思想作为道德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思想成为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提供了思想上的纽带[9]。
3.2. 历史记载与文化的记忆传承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记载传统，从《史记》《汉书》等正史到各种地方史志、民族志等，这些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记录了各民族的发展历程，也传承了各民族的文化记忆。先秦至秦汉：历史记载传统的形成。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丰富的历史记载，如《尚书》《春秋》等，这些著作记录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到了秦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全面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其中也包含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记载。《汉书》则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对汉朝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这些正史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记载传统的正式形成，它们不仅为后人了解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素材。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历史记载的丰富与民族融合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纷纷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地方史志和民族志，如《华阳国志》等，记录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风俗、文化等情况。这些历史记载反映了当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为研究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唐宋时期，历史记载更加丰富，官方修史制度更加完善，《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等正史对各民族的历史有了更详细的记载。同时，一些文人学者也撰写了大量的笔记、游记等，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录了他西行取经的经历，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与西域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情况[10]。元明清至近现代：历史记载传承文化记忆。元明清时期，官方对历史记载非常重视，各朝都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不仅记录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还注重对民族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记录。例如，《元史》《明史》《清史稿》等正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记载。到了近现代，随着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对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研究，使后人能更准确地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同时，这些历史记载也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素材和依据。
4.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汇聚提供了社会依托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根脉。回顾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不断发展。从“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各民族一起缔造、发展和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历史[11]。
4.1. 民族迁徙与文化的交融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经历了无数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这些迁徙活动成为了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契机，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12]。
先秦至秦汉时期：民族迁徙的初步发展。先秦时期，华夏民族逐步形成，同时周边存在着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随着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变化，各民族之间已有一定程度的迁徙活动。戎狄等少数民族部落时常与中原华夏民族发生互动，有的戎狄部落因战争或生存需求而向中原地区迁徙。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迁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曾将部分中原民众迁徙至边疆，如将一些有罪之人发配到岭南地区。这些迁徙活动使得中原文化传播到边疆地区，同时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也逐渐传入中原，开启了民族文化交融的初步进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堪称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的重要阶段，“五胡乱华”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13]。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大量南迁，纷纷进入中原地区，与南方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杂居。少数民族带来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如鲜卑族的游牧文化、匈奴族的骑射文化等。在与汉族的长期相处中，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农耕生产方式、儒家思想以及礼仪制度等。同时，汉族也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豪放、粗犷等特质，在艺术、音乐、舞蹈等方面都有所体现。胡服骑射的风格影响了汉族的服饰和军事训练方式，而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也融入到汉族的生活娱乐之中，共同形成了新的文化风貌。唐宋时期：民族迁徙的持续推动与文化交流。唐朝时期，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吸引了周边众多少数民族的归附与迁徙。突厥、回鹘等民族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交流，部分少数民族民众迁徙到唐朝境内定居。唐朝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唐朝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传播。宋朝时期，虽然面临着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但民族之间的迁徙和交流依然持续。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之间的边境贸易频繁，促进了人员的流动和文化的交流，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影响。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及其他迁徙活动的文化融合。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不断涌现，其中“湖广填四川”尤为著名。由于战乱等原因，四川地区人口锐减，于是大量的移民从湖广等地迁往四川。这些移民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如独特的方言、饮食习惯、建筑风格等。他们与四川当地的文化相互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文化的繁荣[14]。
4.2. 政治统一与文化的整合
中国历史尽管历经多次分裂，但统一始终是大势所趋。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统一的时期，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推动各民族文化的整合，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秦汉时期：大一统下的文化初步整合秦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大一统，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文化的统一，如统一文字、度量衡等。统一文字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使得中原文化能够更广泛地传播。汉朝在秦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思想，通过设立太学等教育机构，推广儒家文化，促进了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统一。唐朝时期：开明政策下的文化多元融合。唐朝时期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各民族文化采取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在政治上，唐朝设立了羁縻府州制度，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的自治权，同时通过册封、和亲等方式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在文化方面，唐朝设立学校，推行科举制度，鼓励各民族子弟学习中原文化。许多少数民族子弟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成为传播文化的重要力量。唐朝的文化繁荣是各民族文化交融汇聚的结果，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都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元朝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下的文化碰撞与整合。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统治着众多民族。元朝在政治上实行行省制度，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在文化方面，元朝虽然以蒙古文化为主导，但也重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元朝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和文化事务，如宣政院管理佛教和吐蕃事务。同时，元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频繁，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明清时期：强化中央集权下的文化整合。明朝建立后，强化了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文化的统一。明朝推崇儒家思想，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通过科举考试等方式推广儒家文化。同时，明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促进了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15]。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中的价值
5.1. 共同文化符号的凝聚
汉字作为重要文化符号，在各民族中广泛传播共享。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汉字教育，如蒙古族地区，学生通过学习汉字，得以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打破了民族间的语言交流障碍，增进了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增强了民族认同感。
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凝聚的重要契机。以春节为例，各民族共同庆祝。在彝族地区，春节期间彝族同胞会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一起贴春联、吃年夜饭，同时融入彝族特色歌舞表演，如“达体舞”等。大家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享节日喜悦，拉近了民族间的距离，加深了彼此的情感联系[16]。
传统服饰也承载着民族文化。旗袍，原本是满族的传统服饰，后在各民族中广泛传播和改良，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华传统服饰。各民族女性穿着旗袍展现独特魅力，在文化交流中，旗袍成为了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象征，激发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进一步凝聚了民族情感。这些文化符号跨越民族界限，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
5.2. 共享文化价值观的融合作用
儒家倡导的“和而不同”思想，深刻地强调了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和谐共处的理念。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文化呈现出绚烂多姿的独特风貌，蒙古族豪迈奔放的游牧文化，傣族灵动优美的泼水节文化，汉族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尽管各民族文化特色鲜明，但大家都对“和而不同”的思想表示认可与推崇。以云南地区为例，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以来相互杂居，在这片土地上，彝族的火把节热情奔放，白族的三月街热闹非凡，这些独特的民族节日与汉族的传统节日相互映衬。各民族在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保持自身特色文化的同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构建起和谐共生的社会氛围，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深刻智慧[17]。
“天下大同”的理念，则描绘出人们对一个公平、和谐、没有纷争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无论面临何种艰难险阻，都始终怀揣着对这种理想社会状态的向往。无论是藏族同胞对“香巴拉净土”般美好生活的追求，还是维吾尔族人民对邻里团结、社会和睦的期盼，都与“天下大同”的价值观不谋而合。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让各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实现美好的社会愿景而共同努力。
道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这一理念在各民族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践行。例如，苗族有着独特的传统生态观，他们在居住环境的营造上，依山傍水，巧妙地利用自然地形；在生产生活中，遵循自然规律进行耕种、狩猎等活动，与自然和谐相处，完美地诠释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
这些核心价值观跨越了民族的界限，在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不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更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融合，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
5.3. 伦理道德观念的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孝道、忠诚、仁爱等，对各民族的社会行为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孝道作为重要的伦理观念，在各民族中广泛传承。蒙古族中晚辈对长辈极为敬重，在日常生活中，晚辈会悉心照顾长辈的饮食起居，听从长辈的教诲。这种对孝道的践行，维护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也使得尊老爱幼的传统得以延续。
忠诚的观念在各民族的社会行为中也有鲜明体现。在保家卫国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都涌现出众多忠诚之士。藏族同胞在抵御外敌入侵时，毫不退缩，为了保卫家园和国家的尊严，不惜牺牲生命，展现出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这种忠诚精神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支柱。
仁爱思想同样影响着各民族的价值取向。在回族聚居区，邻里之间互帮互助，遇到困难时大家齐心协力共同解决。无论是生活上的物资帮助，还是精神上的支持鼓励，都体现了仁爱之心。这种仁爱观念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
这些伦理道德观念，跨越了民族的界限，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民族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塑造了中华民族崇尚道德、团结友爱的优良品格，促进了各民族的和谐发展与共同进步。
5.4. 历史记忆与共同体意识的互动
历史记忆犹如一条无形的丝线，紧密串联起各民族，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丰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藏族人民铭记着松赞干布时期的辉煌，那时吐蕃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创制藏文、修建布达拉宫等，这些伟大的历史功绩让藏族人民深感自豪。蒙古族对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建立庞大帝国的历史记忆，激励着他们传承勇敢坚毅的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
历史记忆也是归属感的重要依托。从民族志研究和口述历史来看，在土家族地区，老人们常常向晚辈讲述祖先迁徙、建立家园的故事，这些历史记忆代代相传，让土家族人明确自己的根脉所在，在情感上有了强烈的归属感[18]。
在日常生活中，历史记忆通过多种方式被激活和传承。节日庆典是激活历史记忆的重要契机，如彝族火把节，源于对战胜恶势力、追求光明的历史记忆，节日期间的歌舞、祭祀等活动，让这一记忆不断被强化。家庭聚会中长辈的讲述、民俗文化活动的开展等，也都成为历史记忆传承的重要途径。历史记忆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延续，不断增强着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让各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5.5. 共同历史记忆的构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叙事著作，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在塑造各民族对共同历史的认知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它以丰富多样的体裁，如本纪、世家、列传等，全面展现了各民族的发展脉络。其中对匈奴、南越、东越等周边民族的记载，让各民族知晓彼此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与贡献。例如，匈奴列传中详细描述了匈奴的起源、风俗以及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使中原民族对匈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让匈奴后裔了解到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意识到各民族共同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整体。这种记载方式打破了民族间的隔阂，构建起一种共同的历史认知，让各民族认识到彼此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资治通鉴》则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战国到五代十国的历史。它通过对各朝代兴衰治乱的分析，展现了不同民族政权在历史舞台上的更迭。各民族可以从这部著作中看到自己的历史与其他民族历史的交织点。比如，在南北朝时期，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崛起，《资治通鉴》对这一时期的记载，让各民族了解到当时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以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影响。这有助于各民族认识到共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一体的，不同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历史叙事著作以其权威性和全面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民族对共同历史的认知，增强了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实践路径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过程中，需要突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共性特点和主要内容，“发挥‘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部真实历史电影的伟大力量”，反映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共性、统一性和历史延续性，将其作为基本的路径选择[19]。其中，突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的共性特点和主要内容，成为关键所在。
在政治层面，尽管各民族政权形式多样，但对大一统观念的认同始终是共性。从秦汉的大一统帝国到元朝、清朝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都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元朝推行行省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促进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的融合；清朝在边疆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同时强化中央集权，使各民族在统一的政治框架下共同发展，这种对统一政治秩序的追求体现了历史延续性。
经济上，各民族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显著共性。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贸易通道见证了各民族间长期的经济往来。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与边疆少数民族的畜牧产品、特色资源进行交换，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格局。这种经济联系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发展，也加深了彼此的依赖，是统一性的有力体现。
文化领域，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融合创新。汉字作为重要文化载体，在各民族中广泛传播使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核心价值观也为各民族所认同和践行。许多少数民族文人用汉字创作优秀作品，如元代萨都剌、清代纳兰性德等，他们的创作既展现民族特色又融入中华文化精髓。传统节日如春节，也成为各民族共同庆祝的节日，在庆祝中传递着共同的文化情感。
社会层面，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相互尊重、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无论是在抗击外敌入侵还是面对自然灾害时，各民族都能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时期，各民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彰显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部真实历史电影，承载着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共性、统一性和历史延续性[20]。将其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的基本路径选择，能够让各民族更好地认识到彼此的紧密联系，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7. 结束语
广袤辽阔的中华大地、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为各民族文化的交织接触、交流碰撞和交融汇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延续纽带和社会依托。中华文化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强大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激荡的文化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通过加强文化传承保护、推进文化教育普及、促进文化创新发展和开展文化交流合作等实践路径，可以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不断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繁荣发展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