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同源性
地方优秀文化是特定地域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独特文明成果，包含着民俗风情、传统技艺、历史典故及自然景观等。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及文化记忆，是地域认同的标志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根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包括革命遗址、英雄事迹及理论成果等。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集中体现。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同源性，是指二者在历史渊源、精神内核、价值取向及实践载体等方面存在深层的基因关联与互动关系。这种同源性既源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也更根植于特定地域的文化实践。
从历史渊源来看，地方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中根据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逐渐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它承载着一个地区的历史记忆，反映了当地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积累的智慧与经验[1]。红色文化则是在近代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实践。从精神内核来看，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地方文化所蕴含的正义、公平、勇敢、团结等价值追求，与红色文化所弘扬的革命精神高度一致。从价值导向来看，二者都着重强调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社会公正的坚守。地方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活智慧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和谐社会的追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进程中锻造出的一种特有文化形态[2]。从实践载体来看，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都通过具体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与发展。地方文化的实践载体包括传统技艺、民俗活动、历史建筑、自然景观等。红色文化的实践载体则包括革命遗址、纪念馆、博物馆、英雄事迹等。这些载体通过展示革命历史和英雄事迹，传承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之间的同源性不仅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还体现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地方文化为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红色文化则在地方文化的滋养下不断发展壮大，并反过来影响和丰富地方文化的内涵。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文化借助地方文化的传播渠道和艺术形式，迅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开来。
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同源性在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背景下对自身深厚历史底蕴的传承与创新的体现，前者承载着地域文明的独特基因，后者凝聚着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核，但两者在文化根脉、精神特质与实践逻辑上存在深刻的同源性——它们同源于中华文化的精神母体，共生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群体利益的捍卫以及对高尚精神追求的不懈探索。这种同源性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也要求我们在实践中“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为推动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融合发展提供根本动力与创新源泉。立足新时代，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通过将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相结合，创造出更多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理解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同源性，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红色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2. 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价值功能的互补与共生
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既非孤立存在，亦非简单叠加，而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功能互补，价值共生，实践互构的动态关系，地方文化为红色文化提供扎根的土壤与叙事的载体，红色文化为地方文化注入时代的灵魂与创新的动能，共同构建起传统与现代相互呼应、地域特色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的文化生态，二者在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形成了互补与共生的关系，共同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一) 地方文化为红色文化提供土壤与载体
地方文化为红色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坚实的载体。地方文化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它蕴含着当地人民独特的精神气质、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这些元素构成了一个地域的文化生态，为红色文化的孕育、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价值观层面来看，地方文化中往往蕴含着对正义、公平、勇敢等美好品质的追求，这与红色文化所倡导的革命精神高度契合。许多地方文化中都有崇尚英雄、敬仰先贤的传统，这种对高尚品德的尊崇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共鸣的基础。当红色文化在这些地方扎根时，它能够借助地方文化中已有的价值观念，迅速被当地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在生活方式上，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场景。无论是乡村的农耕生活，还是城市的商业活动，地方文化都塑造了当地人民独特的生活节奏和交流方式。红色文化可以通过地方文化的节日庆典、民俗活动等形式融入其中，借助地方文化的传播渠道，深入到每一个角落，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结构方面，地方文化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家族、邻里等关系紧密，信息传播迅速；在城市中，行业组织、社团等社会结构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红色文化可以通过这些社会关系网络，快速地在不同群体之间传播，形成广泛的影响力。总之，地方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独特的价值观念、多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为红色文化的扎根、生长和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坚实的载体。红色文化在地方文化的滋养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了理想和信念而奋斗。
(二) 红色文化为地方文化注入灵魂与动能
红色文化为地方文化注入了时代的灵魂。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爱国主义、奋斗精神等核心价值，为地方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例如，大别山精神不仅体现了大别山人民的坚韧不拔，也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精神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了地方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同时通过将红色文化融入地方文化，地方文化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地域性的文化，而是具有了更广泛的时代意义和精神价值[4]。红色文化的时代性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创新与传承。红色文化的时代性要求地方文化不断创新传承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例如，将革命旧址与地方文化景观相结合，不仅为红色记忆提供了空间依托，也激活了地方文化的当代生命力。
(三)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二者交相辉映
在价值层面地方文化作为文化根脉，承载着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地方文化中的语言、风俗、艺术等形式，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载体[5]。通过将红色文化融入地方文化，不仅丰富了地方文化的内涵，也提升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力。红色文化所蕴含的普遍价值则为地方文化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核。这种结合不仅保留了地方文化的个性，还拓展了文化认同的边界。在实践层面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构建了传统记忆与现代叙事的共生空间。通过将革命旧址融入地方文化景观，红色记忆获得了空间依托，同时也为地方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许多地方建立了红色文化主题公园，将传统记忆与现代叙事相结合，使红色文化在新时代得以延续。红色文化推动了民俗活动与红色体验的结合，使地方文化在实践中得以传承。例如，通过举办红色文化旅游活动，将地方民俗活动与红色文化体验相结合，让游客在体验地方文化的同时，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6]。
3. 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 深化理论研究，构建红色文化育人资源库
深化理论研究是推动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融合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来看，地方文化作为特定地域长期积淀的精神财富，与红色文化所蕴含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崇高精神价值具有天然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不仅体现在历史渊源上，更表现在价值追求的深层契合。通过系统梳理二者的内在联系，可以构建起“文化传承–价值内化–行为引导”的完整育人链条。具体实践中，需要建立完善的红色文化育人资源库，对地方志、革命档案等原始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和智能化标注。以沂蒙精神为例，通过挖掘其“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的奉献精神[7]，结合当代乡村振兴战略，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政课程模块。这种理论研究的深化，既保留了文化的本真性，又赋予了时代内涵，为二者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二) 创新教育载体，开发沉浸式思政教育产品
创新教育载体是实现文化融合的关键突破口。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当代学生的学习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8]的指示精神为教育载体创新指明了方向，在实践中，可以运用虚拟现实技术重现革命历史场景，如开发长征路上的民歌VR体验课程，让学生在沉浸式环境中感受红色精神与地方文化的交融。同时，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化学习平台，实现教育资源的精准推送和个性化学习。值得注意的是，载体创新不仅要注重技术应用，更要重视内容建设。将红色主题与地方戏曲、民间艺术等传统文化形式相结合，创作出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化产品。例如，将大别山革命故事融入黄梅戏表演，既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创新了思政教育形式，实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三) 强化协同育人，构建全域思政教育生态
构建协同育人生态是确保融合成效的长效机制。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的融合发展不能局限于校园范围，而应该构建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在学校层面，可以通过开设地方红色文化选修课、组织主题研学活动等方式，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在家庭层面，开展红色家书诵读、革命家风传承等主题活动，将文化熏陶延伸到日常生活。在社会层面，联合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化机构，共建实践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教育活动。特别要重视新媒体的传播作用，打造红色记忆短视频平台，鼓励学生创作和传播优质内容。这种全方位的育人生态，既拓展了教育的时空维度，又形成了育人合力，使文化融合真正落地生根。
(四) 完善评估机制，构建融合质量保障体系
质量提升与成效评估是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环节。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需要从过程性和结果性两个维度进行考量。过程性评价重点关注学生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可以通过学习档案、实践记录等方式进行跟踪。结果性评价则侧重考察学生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改变，采用情景测试、深度访谈等方法进行评估。同时，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定期收集师生反馈，不断优化融合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评价不仅要关注短期效果，更要重视长期影响，通过追踪调查等方式，评估文化融合对学生终身发展的促进作用。
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合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理论创新、实践探索和制度保障的协同推进。通过深化理论研究明确方向，通过创新教育载体增强实效，通过构建育人生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开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这不仅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对红色基因的创新性发展，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展望未来，地方文化与红色文化的融合发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如何应对价值多元化的冲击，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研究：一是加强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二是探索代际传承的新机制，增强文化传播的持续性；三是研究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传播规律，提升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只有不断创新思路、完善机制，才能充分发挥文化育人的独特优势，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4. 结语
地方优秀文化是思政教育的丰厚土壤，红色文化是立德铸魂的精神火炬，二者的深度融合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彰显了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通过构建“文化传承 + 价值引领”的思政教育新模式，既能让地方文脉滋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又能以红色精神激活文化自信。这种融合不仅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创新路径，更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文化根基。只有持续深化二者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更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感召力。
基金项目
课题：2024年池州学院校级人文一般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实现维度研究——以池州学院为例”(CZ2024RW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