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doi:10.12677/ass.2025.14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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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41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DOI: 10.12677/ass.2025.148751, PDF, HTML, XML,
作者: 赵荣波：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关键词: 营商环境；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Business Environment；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摘要: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已有研究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探寻了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但对于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赖和协调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文章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例，通过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2017~2021年长三角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情况。研究显示：长三角地区的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耦合关系，但协调程度不尽理想，呈现出耦合度高而协调度弱的特征。在空间分布方面，耦合协调度省会城市 > 经济强市 > 普通城市，沿海城市 > 内地城市，总体上呈现以上海市为基点向其他三省辐射的网状结构。据此提出了推动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Abstract: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a country’s or region’s economic soft power and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achiev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empirically tested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explored ways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on the dependence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s 41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 and measur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7 to 2021 through the entropy method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clear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but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s not ideal, presenting a characteristic of high coupling and weak coordination.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shows that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 economically strong cities > ordinary cities, coastal cities > inland cities, and overall presents a network structure radiating from Shanghai to the other three provinces. Based on thi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文章引用：赵荣波. 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8): 559-57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8751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多年来，随着我国各级政府对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视和努力，我国的营商环境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尽管政府在提升高水平城市营商环境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各地城市的发展水平仍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长三角地区，虽然营商环境得到了改善，但也仍面临着多项挑战。《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该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机制建设尚不完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水平仍需提高。因此，长三角各地区需要有效协调营商环境各要素，以推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在商业活动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内外部因素的总和，包括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金融服务、创新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七大要素[1]，目前已被学界广泛采用[2] [3]。当前学者们围绕着营商环境的内涵理解、价值意蕴、优化路径、影响因素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研究，聚焦于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这个细分议题，也已经有部分学者展开探讨。学界的探讨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关系研究，另一个是营商环境优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李文娟[4]等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科技创新在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但是注意到营商环境是由诸多子环境构成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也涉及诸多方面，因而营商环境发展不均衡[5]的原因探析，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多维度测度[6]也逐渐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刘运青等[7]采用fs-QCA的方法对营商环境相关要素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杂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指出了营商环境的多个要素通过协同联动形成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多样化组态配置模式，这有助于进一步增进营商环境子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的理解。然而，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目前学界却鲜少涉及。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与依赖关系如何？依赖与制约程度如何？如何进一步协调两者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亟待回答。因而本文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寻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

2. 文献回顾

关于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以区域性分析为主。崔鑫生[8]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会促进人均GDP增加，即营商环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赖先进[9]将全球162个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营商环境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经济体越发达，这种促进作用越大。郑力中[10]运用156个国家2004~2017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会随着营商环境的优化而显著变好。任宗强[11]等选取我国一、二线城市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赵德森等[12]对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营商环境仅在2004~2012年间对绿色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先上升而后下降。

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侧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内。张军扩[13]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五位一体的协调化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用指标体系衡量。刘志彪[14]指出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构建包括发展战略转型、现代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深化、分配结构调整、空间布局结构优化、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以及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等在内的支撑要素。汪同三和郭美晨[15]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不断提高全要素增长率；王一鸣[16]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从“数量”到“质量”，从“规模扩张”到“结构升制”的转变，高质量发展要尝试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切入。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陈景华[17]等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其进行测算，并采用基尼系数解释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化及其来源，运用核密度估计刻画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布动态及演进趋势。刘和东和刘童[18]通过对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分析，构建了区域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度进行准确测度和可视化实证分析。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于营商环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已有研究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探寻了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但对于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赖和协调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 研究设计

3.1 指标体系构建

考虑到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系统之间的关系、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基于耦合协调原理，借鉴相关学者在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别构建营商环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3.1.1.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测度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课题，我国学者聚焦于省份[19]、城市[20]和行业营商环境[21]，基于我国政策法规和国际代表性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如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22])，搭建起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指标体系。因而，综合考虑到研究的科学性以及数据获取的可行性，针对长三角41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本文主要参考和采用武大—北大营商研究联合课题组出品的《2023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3]，报告依据“国际可比、对标世行、中国特色”的评价原则，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所提营商环境建设的四个方面——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作为一级指标。对照四个一级指标及其效果目标，主要从两个方面确定二级指标：其一，吸纳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19)、经济学人智库(EIU/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4)、中国市场化指数(王小鲁等，201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李志军，2021)、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聂辉华等，2022)等国内外主流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关指标；其二，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款中提炼。结合城市层次数据可获得性，最终获得13个二级指标。之后，报告逐条对照《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与二级指标内涵并编码，计算出各二级指标权重，并加总获得相应一级指标权重。最后，基于二级指标内涵和相关数据的短期可获得性、长期可持续性以及来源权威性，确定了二级指标下的22项三级指标。由此，构建出新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ese cities

表1.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及其权重	目标	二级指标及其权重	三级指标	测量方法	基础数据来源
市场环境26.93%	公平竞争	融资2.69%	融资水平	金融机构存贷规模/户籍人口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创新2.69%	专利数量	专利授权量/户籍人口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创新2.69%	研发投入	科学技术支出/户籍人口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竞争公平10.78%	企业品牌设立	商标注册数/户籍人口数	国家知识产权商标局 (中国商标网)
		竞争公平10.78%	创业企业数量	创业企业数量	企查查
		资源获取4.04%	供水	供水总量/用水人口数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电力供应	全社会用电量/户籍人口数	中国经济信息网
			土地供应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户籍人口数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人力资本	高校生数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网络	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户籍人口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交通服务	货运量和客运量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市场中介6.73%	租赁及商业服务业	租赁及商业服务业人数/户籍人口数	各省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
政务环境49.85%	高效廉洁	政府关怀12.13%	政府关怀度	政府关心指数	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报告
		政府效率24.25%	政府规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DP	EPS数据库
		政府效率24.25%	电子政务水平	电子服务能力指数	中国政府电子服务能力指数报告
		政府廉洁13.47%	政府廉洁度	政府廉洁指数	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报告
法治环境16.48%	公正透明	产权保护7.57%	专利纠纷行政裁决	专利侵权纠纷裁决数/专利授权数	中国裁判文书网
		社会治安5.17%	万人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户籍人口数	中国裁判文书网
		司法服务3.74%	律所	律师事务所	企查查
人文环境6.73%	开放包容	对外开放1.35%	贸易依存度	对外经济贸易/GDP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对外开放1.35%	外资企业比	(港澳台 + 外资直接投资企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社会信用5.38%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数/GDP	中国裁判文书网

Table 2. Index system for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表2.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技术创新	专利授权数(件)	+
	环境协调度	绿地面积(公顷)	+
		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居民生活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人)	+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	+
		户籍人口(万人)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金融活跃度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万元)	−
	金融活跃度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万元)	+

3.1.2.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学界对于其发展水平的测度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冯晓华、邱思远(2022) [24]等学者采用单一指标构建生产函数模型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马茹等(2019) [25]认为运用单一指标难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维度。因此，大部分学者采用多层次、多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26]、主客观分析法[27]、均等权重赋值法[28]，以及动态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29]、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效率指数[30]等方法来进行测度。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虽已形成丰富探索，但尚未形成统一范式，现有研究在指标选取与体系构建上仍存在改进空间。一是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其活跃程度直接影响创新投入、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但多数研究聚焦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环境等传统维度，对“金融活跃度”这一现代经济的核心枢纽关注不足；二是部分体系为追求“全面性”纳入大量相关性高的指标，导致测度结果受共线性干扰。所以，本文主要参考刘运青等对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解读，结合新发展理念与现实需求，从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环境协调度、居民生活以及金融活跃度五大层面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具体可见表2。

3.2. 研究方法

3.2.1. 熵值法

熵值是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因而利用熵值携带的信息进行权重计算，结合各项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这个工具，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依据。因而本文采用熵值法为指标体系赋予权重，其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第i项指标下第j年份指标值的比重P_ij，

$P_{i j} = \frac{Y_{i j}}{\sum_{j = 1}^{m} Y_{i j}} (0 \leq P_{i j} \leq 1)$ (1)

第二步，计算第i项指标的熵值，

$e_{i} = - \frac{1}{\ln m} \sum_{j = 1}^{m} P_{i j} \ln P_{i j} (0 \leq e_{i} \leq 1)$ (2)

第三步，计算第i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d_{i} = (1 - e_{i})$ (3)

第四步，计算各评价指标权重，

$w_{i} = \frac{d_{i}}{\sum_{i = 1}^{n} d_{i}}$ (4)

第五步，使用加权求和公式求得综合指数,

$S_{j} = \sum_{j i = 1 = 1}^{n} P_{i j} \times w_{i} (i = 1, 2, 3, \dots, n)$ (5)

综合以上步骤，本文采用熵值法计算出的高质量发展指数评价体系的权重如表3所示。

Table 3. Summary of weight calculation results using entropy method

表3. 熵值法计算权重结果汇总

处理项	信息熵值e	信息效用值d	权重系数w
NMMS_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万元)	0.9968	0.0032	0.59%
NMMS_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	0.9883	0.0117	2.17%
MMS_户籍人口(万人)	0.9629	0.0371	6.89%
MMS_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0.9677	0.0323	6.00%
MMS_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万元)	0.8904	0.1096	20.33%
MMS_专利授权数(件)	0.8974	0.1026	19.03%
MMS_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0.9969	0.0031	0.57%
MMS_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0.9902	0.0098	1.82%
MMS_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人)	0.8765	0.1235	22.91%
MMS_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万人)	0.8938	0.1062	19.70%

3.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耦合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实现协调发展的动态关联关系，可以反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程度。协调度指耦合相互作用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它可体现出协调状况的好坏。耦合协调度模型共涉及3个指标值的计算，分别是耦合度C值，协调指数T值，耦合协调度D值。并且最终结合耦合协调度D值和协调等级划分标准，最终得出各项的耦合协调程度。

对于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其计算公式为：

$C = 2 \sqrt{\frac{U 1 \times U 2}{{(U 1 + U 2)}^{2}}}$ (6)

式中：C表示耦合度，U₁表示营商环境发展水平，U₂表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对于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的评价，计算公式为：

$D = \sqrt{C \times T}, T = α U_{1} + β U_{2}$ (7)

式中：T表示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大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α、β表示待估权重系数。本文认为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大系统同等重要，因此α取值与β取值相同，即α = β = 0.5。D表示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其取值范围[0, 1]，D值越大说明两系统发展水平越协调，反之则说明两系统之间协同程度低。表4展示了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标准。

Table 4.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表4.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D值区间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0.0~0.1)	1	极度失调
[0.1~0.2)	2	严重失调
[0.2~0.3)	3	中度失调
[0.3~0.4)	4	轻度失调
[0.4~0.5)	5	濒临失调
[0.5~0.6)	6	勉强协调
[0.6~0.7)	7	初级协调
[0.7~0.8)	8	中级协调
[0.8~0.9)	9	良好协调
[0.9~1.0]	10	优质协调

3.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时间跨度为2017~2021年，其中营商环境指数2019~2021年数据来源于武大—北大营商研究联合课题组出品的《2023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17和2018年的营商环境指数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库2023”；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的评价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8~2022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EPS数据库。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或均值法进行补齐。

由于本文选取的指标较多，各指标在离散程度上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确保数据在整体上具有可比性，并能消除标准化值的量纲和绝对水平，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选择的标准化方法是极值法。

对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专利授权数”等正相关指标，采取正向化的方法，其公式为：

$Y_{i j} = \frac{x_{i j} - x_{\min}}{x_{\max} - x_{\min}}$ (8)

对于“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¹”两项负相关指标采用负向化处理，其公式为：

${Y^{'}}_{i j} = \frac{x_{\max} - x_{i j}}{x_{\max} - x_{\min}}$ (9)

式(1)~(2)中：i表示二级指标；j表示年份；Y_ij、 ${Y^{'}}_{i j}$ 分别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值，经处理后指标数据在[0, 1]之间；X_ij为j年第i项二级指标的发展水平；X_max为长三角三省一市基年中的最大值；X_min则为三省一市基年中的最小值。

4. 实证分析

4.1. 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演变特征

文章评价的是2017~2021年长三角41座城市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因而接下来分别就营商环境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个维度对其发展指数进行简单的梳理和评价。

4.1.1. 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指数变化特征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而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民营经济发展，长三角也走在全国前列。图1、图2报告了2017~2021长三角城市营商环境优化总体状况。如图1所示(由于数据过多，因而仅展示部分代表性城市和均值)，从总体来看，长三角地区的营商环境指数均值在2017~2021年间略有波动，但总体呈现向好趋势。具体来看，上海市作为直辖市拥有特殊的地位、地理区位与资源，因而营商环境水平表现较为优异，而江苏省的省会南京市、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市和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市虽然不及上海市，但是营商环境指数也不低。但是具体来看，南京市和杭州市的营商环境优化水平较高，而合肥市略有落后。

Figure 1.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ex of som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7 to 2021

图1. 2017~2021长三角部分城市营商环境指数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 (2020) 318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ex of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8 to 2021

图2. 2018~2021长三角各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分布图

4.1.2. 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变化特征

根据构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计算得到长三角各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将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值作比较，如图3、图4所示，长三角区域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逐年向好，但是内部差异明显，总体上呈现以上海市为基点放射扩散的分布状。上海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三省，主要原因是上海经济规模较大，远高于各市平均水平，同时作为直辖市，统一协调能力远高于各省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力，所以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三省城市的平均水平。同理，安徽省总体发展水平落后其他区域，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均值较低。而浙江与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接近，但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波动性大，浙江和安徽增长比较稳定，上海增长幅度较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趋于稳定。

Figure 3.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of som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7 to 2021

图3. 2017~2021长三角部分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 (2020) 318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in som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8 to 2021

图4. 2018~2021长三角部分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分布

4.2. 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特征

4.2.1. 耦合协调度总体特征

在测算了长三角城市群的营商环境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之后，将长三角的营商环境优化情况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作为两个系统对其进行耦合协调分析。表5展示了2017~2021年长三角各城市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D值、五年均值以及基于五年均值而评定的协调等级和耦合协调程度；图5展示了2018~2021年长三角各城市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分布状况以及动态演进。

Table 5. D-valu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arious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7 to 2021

表5. 2017~2021长三角各城市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D值

城市/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均值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上海市	0.942	0.957	0.967	0.973	0.992	0.9662	10	优质协调
南京市	0.613	0.682	0.614	0.7	0.677	0.6572	7	初级协调
无锡市	0.557	0.585	0.602	0.659	0.654	0.6114	7	初级协调
徐州市	0.548	0.509	0.457	0.514	0.498	0.5052	6	勉强协调
常州市	0.494	0.496	0.491	0.592	0.603	0.5352	6	勉强协调
苏州市	0.685	0.623	0.649	0.741	0.777	0.695	7	初级协调
南通市	0.463	0.462	0.402	0.522	0.537	0.4772	5	濒临失调
连云港市	0.415	0.388	0.343	0.35	0.188	0.3368	4	轻度失调
淮安市	0.411	0.383	0.397	0.463	0.566	0.444	5	濒临失调
盐城市	0.439	0.326	0.379	0.513	0.506	0.4326	5	濒临失调
扬州市	0.525	0.516	0.452	0.484	0.548	0.505	6	勉强协调
镇江市	0.431	0.444	0.369	0.47	0.492	0.4412	5	濒临失调
泰州市	0.442	0.468	0.451	0.483	0.476	0.464	5	濒临失调
宿迁市	0.386	0.389	0.356	0.376	0.477	0.3968	4	轻度失调
杭州市	0.668	0.658	0.671	0.765	0.695	0.6914	7	初级协调
嘉兴市	0.493	0.464	0.527	0.52	0.516	0.504	6	勉强协调
湖州市	0.464	0.477	0.417	0.474	0.449	0.4562	5	濒临失调
舟山市	0.417	0.312	0.384	0.318	0.337	0.3536	4	轻度失调
金华市	0.552	0.568	0.595	0.543	0.528	0.5572	6	勉强协调
绍兴市	0.429	0.49	0.459	0.507	0.529	0.4828	5	濒临失调
温州市	0.504	0.506	0.402	0.456	0.48	0.4696	5	濒临失调
台州市	0.521	0.438	0.455	0.502	0.503	0.4838	5	濒临失调
丽水市	0.325	0.359	0.322	0.353	0.256	0.323	4	轻度失调
衢州市	0.369	0.341	0.246	0.355	0.403	0.3428	4	轻度失调
宁波市	0.619	0.615	0.584	0.679	0.683	0.636	7	初级协调
宣城市	0.158	0.293	0.323	0.366	0.466	0.3212	4	轻度失调
宿州市	0.435	0.33	0.356	0.411	0.375	0.3814	4	轻度失调
滁州市	0.37	0.374	0.388	0.482	0.482	0.4192	5	濒临失调
池州市	0.224	0.343	0.312	0.34	0.391	0.322	4	轻度失调
阜阳市	0.266	0.183	0.186	0.188	0.351	0.2348	3	中度失调
六安市	0.35	0.328	0.333	0.303	0.388	0.3404	4	轻度失调
合肥市	0.469	0.392	0.526	0.613	0.543	0.5086	6	勉强协调
蚌埠市	0.361	0.363	0.383	0.37	0.347	0.3648	4	轻度失调
淮南市	0.318	0.335	0.344	0.375	0.325	0.3394	4	轻度失调
铜陵市	0.365	0.375	0.377	0.388	0.438	0.3886	4	轻度失调
马鞍山市	0.379	0.382	0.422	0.448	0.408	0.4078	5	濒临失调
淮北市	0.239	0.199	0.339	0.34	0.307	0.2848	3	中度失调
芜湖市	0.389	0.382	0.401	0.473	0.457	0.4204	5	濒临失调
安庆市	0.398	0.428	0.348	0.372	0.443	0.3978	4	轻度失调
黄山市	0.297	0.321	0.345	0.34	0.344	0.3294	4	轻度失调
亳州市	0.356	0.376	0.329	0.28	0.392	0.3466	4	轻度失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 (2020) 318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8 to 2021

图5. 2018~2021长三角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分布图

从总体耦合协调度的情况来看，目前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不容乐观，并且存在较为显著的地区分布差异。除了上海市达到优质协调外，41个城市中达到初级协调的城市仅有5个，分别是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杭州市和宁波市。而达到勉强协调的仅有6个，分别是徐州市、常州市、扬州市、嘉兴市和合肥市。除此之外，其他29个城市不是处于失调当中就是濒临失调。从耦合度和协调度来看，可以发现长三角城市群营商环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都很高，但是协调度较差，这反映了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依赖或相互制约程度很高，但是协调程度并不好。进一步观察地区分布，可以发现，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在地理上总体呈现以上海市为基点的放射式网状分布，越往内地城市协调程度越差，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发展情况优于其他地级市，而江苏省和浙江省辖区内城市的耦合协调程度总体上优于安徽省。

4.2.2. 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及分解

上文的分析指出，长三角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存在空间、时间方面的差异。以下分别就耦合协调分维度差异、空间差异和时间差异进行进一步分析。

在耦合协调分维度方面，长三角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总体上呈现耦合度高而协调度弱的情况，这反映出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依赖程度高但是两者发展的协调程度欠佳。营商环境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投资便利、法制环境等，要促进诸方面的发展可能并非易事。而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政府在一段时间内的财力、人力以及注意力是有限的，因而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难度较大。所以，这决定了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段时间来磨合和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空间差异上，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在地理上总体呈现以上海市为基点的放射式网状分布，越往内地城市协调程度越差，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发展情况优于其他地级市，而江苏省和浙江省辖区内城市的耦合协调程度总体上优于安徽省。这种情况是与地理区位、城市级别以及历史传统有关。上海市作为直辖市，有政策资源支持，统一协调能力远高于各省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力，且在长三角口岸，占据了优良的地理区位，因而其耦合协调程度遥遥领先。而浙江省和江苏省都是我国的民营经济大省，有悠久的民营经济传统，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向来比较重视营商环境的优化；而安徽省在地理区位上占据劣势，又在产业传统方面等略有落后，因而耦合协调程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在时间差异上，本文获取到的最新数据是2017~2021年度的，从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时间演进上看，可以发现，长三角各城市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并非呈现显性的线性发展趋势，而是在波动中缓慢上升。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度耦合协调度在多个城市普遍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联系现实实际观察，这种短期的同步性回落现象，很可能是受到同期内全球性重大不确定性事件带来的广泛外部冲击影响。此类冲击通常会导致国内外需求端显著萎缩、供给端面临阶段性约束，并加剧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运营成本和潜在风险。这直接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和企业经营活动构成压力，短期内对营商环境优化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反向作用力，进而体现在耦合协调度的暂时波动上。尽管如此，从整体趋势观察，波动中的趋优态势依然表明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期韧性。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对长三角地区的41个城市的营商环境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2017~2021年的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发现长三角地区的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耦合关系，但协调程度不尽理想，呈现出耦合度高而协调度弱的特征。具体而言，上海市在协调程度上表现较为优异，而其他城市大多处于初级协调或勉强协调状态，甚至有部分城市处于失调状态或濒临失调。

为了进一步优化长三角地区的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以下几点建议值得重视：一是针对优质协调和良好协调城市，要巩固优势，强化“引领型”辐射功能。上海、杭州等处于“优质协调”阶段的城市，其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制已较为成熟，因而可以输出“制度模板”，如将上海“法治护航营商环境”、杭州“数字赋能产业升级”等经验提炼为长三角区域示范经验，通过“示范区政策协同机制”向其他城市推广。二是针对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城市，要聚焦短板，实施“突破型”精准改革。这部分城市应找准自身短板，制定更有针对性和更有效的政策，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减少市场壁垒，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市场活力和竞争力。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的扶持力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针对濒临失调、轻度失调和中度失调城市，要系统补漏，构建“兜底型”保障机制。这部分城市营商环境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应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地推进两者耦合协调关系改善。应建立健全应对危机和风险的机制，提高企业和政府的应对能力，减少外部冲击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本研究的“协调度”仅反映2017~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静态协同水平，未完全涵盖长期动态互动与因果关系。未来可进一步拓展指标体系、采用动态耦合模型，以更全面地揭示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互动规律。

NOTES

¹本研究关注金融体系的资金运用效率，因此将存款余额视为逆向指标，反映资金未有效投放市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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