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重要语言，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大学英语课程作为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肩负着提升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培养其跨文化交际素养以适应国际交流需求的重要使命。笔者所在学校的大学英语课程建设虽卓有成效，但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在学校原有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课程目标通常较为宏观，大纲也仅列出教学内容，而缺乏具体教学实施的路径，导致教师在教学中难以将抽象的能力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课堂活动。例如，教师可能明确“学生需要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目标，但缺乏具体方法设计符合学生实际水平的教学活动。而不同教师对课程目标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容易造成教学效果参差不齐。此外，教学资源(如课时、教材、教师精力)的分配往往缺乏科学依据，导致部分教学内容重复或缺失。例如，教师可能因教材内容与教学大纲要求不匹配而耗费大量时间补充材料；或因课时分配不均，导致学生英语高阶能力训练不足。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学校英语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学生英语能力的有效培养。
由于语言能力等级量表能帮助教师有效安排不同水平阶段的语言教学，并能测试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水平[1]，为了增强教学与测评体系的科学性和一致性，笔者在作为大学英语必修课程负责人期间，遵循外语教育的规律，结合学校以理工类专业本科生为主体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基于语言等级量表指导课程建设探索。
2. 常用语言能力等级量表与课程设计综述
就常用语言能力等级量表而言，《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CSE)是目前在国内英语教学领域两个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语言能力测评体系。CSE由2018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颁布，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CEFR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经验。CEFR将语言能力从低到高分为六个等级(A1~C2)，并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对每个等级的能力进行了详细描述[2]。CSE则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将语言能力划分为三个阶段(基础阶段、提高阶段、熟练阶段)九个等级，以语言能力为评价核心，通过科学、系统的量化指标，对英语能力进行细致的分级和描述，涵盖了听、说、读、写、译等多方面的语言技能[3] [4]。这种分级方式虽然与CEFR的分级逻辑类似，但进一步拓展并细化了能力描述，使其更符合中国学习者的特点。
从课程设计角度出发，CSE与CEFR的应用存在诸多联系。例如，两者都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注重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CSE在课程设计中强调“能做”目标，即学生在不同等级下应具备的具体语言运用能力；CEFR则通过“行动者”概念，将语言能力与具体的社会交际活动相结合[5]。这种理念的共通性使得基于CSE和CEFR的课程设计在目标设定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近年来，基于这两个量表进行课程设计的研究逐渐增多。例如，有研究探讨了CSE在高中英语写作形成性评价中的应用，指出CSE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具体的评价标准，帮助教师更好地监督学生的写作过程[6]。此外，也有研究对CSE与CEFR在阅读技能方面的级别对应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对清晰的对应关系[7]。这些研究为基于CSE与CEFR的课程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然而，在课程设计的具体实施方面，CSE比CEFR更加细化，这种细化使得CSE在课程设计中能够更具体地指导教学实践，帮助教师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学习进度。另外，CSE更注重与国内教育体系的对接。它不仅是新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修订的指导性文件之一[8]，能够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明确的指导，而且对接了国内外知名大规模英语水平考试[9] [10]。相比之下，CEFR则更多地应用于国际考试和跨国教育项目中。这种差异使得基于CSE的课程设计在实施过程中更符合中国的教育现状，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内教育改革的需求。因此，CSE为笔者所教英语课程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改进以及课程评价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更明确的参照依据，能帮助笔者设计出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的英语课程。
3. 课程教学实践及研究方法
笔者将CSE指导的课程建设在大学英语必修课和其它两门通识英语选修课进行教学实践。具体而言，必修课“南科大英语III”对标CSE“语言能力总表”第7级、选修课“职业发展英语”对应CSE“语用能力总表”的5~7级，“批判性思维与英语辩论”对应CSE“口头表达能力总表”的6~8级。
教学实践的授课对象是2019~2024年笔者所教授的504名各年级理工类专业本科生，之前均已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所有课程均为16个教学周，必修课每周4学时两次课，总计64学时；选修课每周2学时一次课，总计32学时。每次教学均采取行动研究的方式，研究的数据来源如下：笔者课后的教学反思日志，每一年所教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8次课堂教学的录像，每门课由5名学生在结课后参与的焦点小组访谈实录，以及学校两名英语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督导对笔者课堂观摩给予的书面反馈。
笔者通过对这些质性数据的分析，一方面检验所教授的理工类本科生在这样的课程设计教学下是否能够让其达到CSE量表所要求的相应英语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则归纳总结出CSE指导大学英语课程建设及教学实践的主要模式。
4. CSE指导大学英语课程建设及教学实践的主要模式
笔者对CSE指导大学英语课程建设方式的探索，融入了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中“立德树人”的理念，其系统化方法可总结为以下模型(图1)。该模型分为三个阶段和六个主要部分，最终指向教学实践。
Figure 1. CSE guided model for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development
图1.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指导大学英语课程建设的模型
课程建设的第一阶段从CSE英语语言能力描述出发，这是构建课程的基础。CSE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英语能力框架，帮助教师明确学生在学习课程后需要达到的语言水平。根据CSE的描述，教师需要设定学生学习的具体目标，这些目标是能力描述的细化，确保课程内容与学生的实际需求相匹配。在明确了课程目标之后，则进入到第二阶段。教师需要选择合适的教学材料，可以是纸质的，也可以是数字化的，以适应不同的教学环境和学生的偏好。教学材料的选择应基于课程目标，确保它们能够有效地支持学生的学习。教学方法的设计是这一阶段课程建设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模型强调了包含AI等数字化工具的使用，这表明教学方法应当与时俱进，利用现代技术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体验。第三阶段是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的设定。作为确保教学质量的重要步骤，评价标准应非常明确，包括问题答案解析和评分细则等，以便于教师和学生都能清楚地了解评价的依据。评价方法则应多样化，包括测试、项目展示等，以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最后将所有这些元素整合，形成完整的课程用于教学实施。这个模型强调了课程建设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确保每个环节都能有效地支持最终的教学实践。通过这一建设方式，大学英语课程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被设计和实施，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随后，在笔者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借鉴了Engeström [11] [12]提出的第二代活动理论，构建了一个以CSE为中介的教学活动系统模型(图2)，旨在进一步提高课程建设的质量。这一模型是以教学活动为核心的教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主体在规则的框架下，通过中介CSE的作用以及共同体的协作和分工，一同完成教学活动，反哺课程建设。
Figure 2. A Systematic model of teaching activities mediated by CSE
图2. 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为中介的教学活动系统模型
在该模型中，CSE作为中介，为教学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能力目标和评价标准，帮助英语教师和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实施教学内容。活动的主体是师生，即教师负责设计和实施教学活动，学生则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提升自身的英语能力。规则包括学校的课时安排、教学大纲、教材等，这些规则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依据。共同体由课程团队、跨校虚拟教研共同体、教师培训项目等组成，这些共同体打破了教师单打独斗的局面，通过多方位的协作与交流为教学活动的持续开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分工则明确了师生各自的职责和任务，教师负责教学设计和组织管理，学生负责学习和实践，课程团队负责课程规划和资源共享，跨校虚拟教研共同体负责经验交流和教学创新，教师培训项目负责教师的能力提升、专业发展并反哺课程建设。而客体是完成培养量表中所述语言能力的教学活动，促进学生学习，即通过教学活动帮助学生达到CSE所规定的英语能力水平。这种系统化的教学活动设计，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果，还能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生能力的提高，最终实现进一步提升课程建设质量的目标。
5. 解决的教学问题及反思
经过多轮行动研究对教学进行的迭代和改进，笔者通过将CSE作为核心指导，系统整合教学规则、共同体协作与分工机制，有效解决了大学英语课程目标落地难、资源分配低效这两个教学难题。
针对课程目标落地难的问题，首先，笔者的课程建设模型以CSE量表为中介，将课程目标细化为具体的语言能力指标，并以这些指标为抓手，实现教学评一体化。这种基于量表的教学目标设定，不仅为教师提供了清晰的教学方向，也为学生提供了明确的学习目标，使教学活动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教师可以根据CSE量表中对应等级的能力描述，设计具体教学任务和评估标准，确保学生在每个阶段都能稳步提升语言能力。例如，笔者结合课时、教材和大纲进行系统规划，依据量表设计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活动，确保教学活动与能力目标匹配。笔者还将教材内容整合为模块化单元，并分配课时。比如设计分阶段的写作训练计划，逐步提升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其次，笔者在教学评价体系上也进行了创新设计，构建了一个基于CSE量表的动态监测与反馈机制。通过CSE量表的能力等级描述，笔者设计了包括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在内的多样化评价方式。比如在必修课教学当中，笔者对学生的形成性评价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课堂表现、作业、小组讨论等方式，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能力发展。学生完成的口语和写作作业质量表明其均达到了课程涉及的CSE量表所要求的相应英语语言能力。而终结性评价笔者则通过期末的阅读和听力标准化测试，评估学生是否达到预期的CSE能力等级。结果表明，每年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均分在74%以上，达到了CSE要求的听读英语语言能力等级(60%为达到等级要求)。这种动态监测与反馈机制不仅能够及时发现学生学习中的问题，还能为教师提供教学改进的依据，确保教学活动的持续优化和学生能力的稳步提升。例如，笔者利用CSE制定了评估标准，设计分层听力测试题，并利用量表反馈学生当前水平与目标等级的差距，调整教学策略。
而对于教育资源分配低效的问题，笔者在规则层面强调教材与量表的协同性。第一、教师可依据量表的能力框架，对现有教材进行二次开发。例如，因教材侧重语法知识但缺乏实际交际训练，笔者补充了符合量表“互动交际能力”要求的真实语料(如情景对话视频、跨文化案例分析)，确保教学内容全面覆盖能力目标。第二、通过量表的层级化设计，教师可明确各阶段的教学重点。例如，针对英语能力较弱的学生，笔者优先分配了更多课时用于基础听力与词汇积累；而针对较强的学生，则增加学术写作与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时间。第三，教师可利用虚拟教研共同体共享优秀课时设计案例，避免资源浪费。笔者与课程团队和跨校虚拟教研共同体教师借助教育企业数字化产品(如U校园、对分易等)搭建了资源共享平台，大家上传量表相关的课件、试题库和教学案例。例如，针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训练，数字化教学平台提供的不同文化背景的短视频资源，帮助笔者快速获取到了适配材料，减少了备课时间。
当然，在这5年教学实践中，笔者主导的教学活动系统内涌现出“矛盾”问题，包括规则与习惯的冲突(如新教学规范与师生传统行为模式的摩擦)、工具与主体能力不匹配(如先进教学技术与教师现有技能水平有差距)。教学中，笔者与共同体通过观察、分析、评估识别核心矛盾，明确问题后集思广益，采取针对性策略和可行措施应对解决，如结对互助、互相听课并反馈。这些努力为课程发展注入动力，推动教学体系优化升级，让教学更高效科学，为学生发展奠基。同时，教学共同体和笔者对改革效果客观评价，深入剖析偏差、不足和新问题，反思局限性和挑战性，也为未来的教学实践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6. 课程建设与教研的推广成效
CSE指导修订的课程实施教学5年来，在教学改革和资源建设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在教学改革方面，该体系依托2个校级教改项目实施，均取得了相应的改革成果。在资源建设方面，与该体系相关的1门必修课程以及2门选修课程均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建设了相关的教学资源库，可供融合式、混合式以及纯在线教学使用。其涉及的学术英语和职业英语这两个专门用途英语方面的教学均对接了与之相关的大规模英语水平测试——托福和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学生受益面较广。
在教学研究方面，与该课程体系建设相关的5篇教研论文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内容涉及CSE指导大学英语课程建设、混合式教学以及数字化教学等方面。与此同时，笔者在2019~2023年在5场英语教育相关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探讨该成果所涉及的教学评改革元素及实践案例，受到了与会专家及同行的肯定。另外，体系涉及的课例也在英语教师虚拟共同体以及教师培训师研修班亮相，其示范作用得到了共同体组织者、资深培训师和同行的赞誉。由于笔者取得了英语教师培训师的资格，该体系相关的课程教学案例、课程建设方式于2019~2022年进入到知名英语教师培训课程和企业培训课程。
CSE指导下的课程建设在媒体的宣传下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首先，学校官网在2019~2021年报道了笔者指导的学生获得国家级和省级英语竞赛的奖励，在招生时获得了高中学生及家长的关注。其次，这一英语课程建设方式及教学案例在学术会议网站以及师训企培项目官方公众号上都进行了大力宣传，推广效果良好，受到了致力于大中小外语教育一体化贯通培养和在业界进行国际人才职业英语提升方面专业人士的广泛关注。
7. 价值及应用前景
基于CSE的大学英语课程建设首先展现了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学术上，它为大学英语课程建设提供了一套科学的理论框架，解决了传统课程中语言能力量化标准缺失或模糊的问题。结合CSE与教学规律，优化了课程目标和内容配置，也为语言教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范例。实践上，其明确了师生职责，促进了教学共同体的有效协作，系统化、专业化了英语教学活动。教师可以依据CSE量表设计教学活动，学生则在量表描述语的指导下提升自己的英语能力。这样显著提升了教学效果，增强了学生的语言应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更支持了全球化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该课程建设方式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作为国际交流工具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CSE的指导下构建大学英语课程标准的细化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教学目标落地难、资源分配效率低等问题，为高校英语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可行性方案。笔者的试点应用显示，基于该方式的教学显著提升了大学英语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英语能力，有助于学生适应国际学术交流和职业发展，从而有潜力在全国高校推广，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其不仅适用于大学英语，还可拓展至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英语课程，提供统一的量化标准和教学指导，推动中国英语教学从“经验驱动”向“标准驱动”转型。同时，该课程建设方式也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通过参与校内外虚拟教研共同体和教师培训项目，教师能够提升其教学能力和CSE量表的应用水平，从而推动英语教育行业的持续进步。
基金项目
本文为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SJZLGC202457)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