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始建于1956年,下辖十一个分场1,内部人口以湘籍支边人员为主,本地各民族职工、思普和墨江等省内招工移民、重庆和昆明等地落籍知识青年为辅。醴陵市是湖南省辖县级市,地处湖南省东部,醴陵话属于赣语宜浏片方言。景洪农场醴陵话方言岛是国家计划性“橡胶移民”的直接产物——出于发展橡胶垦殖的大量劳动力需求,景洪农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接纳了一大批湘籍移民2。为了实现支边移民在当地的落户和扎根,景洪农场内部的湘籍移民“依然按照以前所在的公社或生产队来进行编制,所以基本上保持了湖南村社文化的整体迁移”[1]。在这种整体性迁移的情况下,醴陵籍支边移民在原籍地的社群关系得到很大程度的保留,随之迁移到景洪农场的醴陵话并未被当地的固有方言所同化,而是在多元语言和文化的包围之中形成了方言岛。
从湖南醴陵迁移到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农场,身处多元的语言文化环境之中,醴陵话与其他语言的接触主要表现为:(1) 受制于经济、文化、人口等社会因素,出于对外交流的需要,景洪农场的醴陵籍移民基本上都是醴陵话和景洪话的双方言使用者,作为岛方言的醴陵话势必要受到景洪市通用汉语方言景洪话的影响;(2) 西双版纳当地各族人民“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以及农场醴陵籍职工与当地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居住现实,使得景洪农场的醴陵话与当地以傣语为主的少数民族语言交流密切;(3) 农场内部人员混杂,以湘籍支边人员为主,本地各民族职工、思普和墨江等省内招工移民、重庆和昆明等地落籍知识青年为辅的人口结构,使得景洪农场的醴陵话与以祁东话为主的湘方言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接触。
“在方言地理学上,被另一种方言(或语言)包围的方言称为方言岛”[2],围绕方言岛的语言演变,前人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近期研究则在理论与实证层面更趋深入,如林宸昇、甘于恩(2025)从语言接触的“梯级过渡”假说出发,探讨漳腔闽南话方言岛两类接触音变的语音表现,并对其背后的方言认同心理进行了分析[3];陈荣泽、脱慧洁(2023)在方言岛与源方言、迁入地方言语音、词汇、语法比较的基础上,对关中山东方言岛语言接触的制约机制、过程机制、变化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4];钟昆儿(2023)对闽语区官话方言岛双尾韵的形成与演变进行了考察,以此探讨语言(区域)联盟与系统感染这一类语言接触中音节结构渗透的相关问题[5]。学界既有成果已为方言岛语言演变研究构建起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景洪农场醴陵话与各语言的多元接触则可为移民语言和方言岛等语言接触相关研究提供方言实例。在语言接触方面,景洪农场醴陵话的源方言湖南醴陵话本就处于湘赣交界地区的方言过渡带,因而有不少聚焦湖南赣语与其他方言/语言接触的研究成果,如董正谊(1990)提到湖南省攸县汉族和十一个少数民族杂居,涉及湖南赣语和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6];代少若(2020)对湖南赣语词汇的情况进行了全貌描写,其研究指出:“西南官话、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如苗语、瑶语及侗语等,都与洞口、绥宁、隆回的赣语具有一定的接触”[7]。此外,还有零星几篇关于云南醴陵话方言岛的研究,如《河口蚂蝗堡农场醴陵支边群体家庭语言转用现状的调查》(肖来,2016) [8]、《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醴陵话的语音变异研究》(李冬香、易惠媚,2020) [9]等,主要涉及语言使用和语音变异等问题。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云南醴陵话方言岛词汇演变的相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在语言的诸要素之中,词汇总是能最敏锐、最迅速地反映语言发生的变化。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迁移到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后,身处方言岛频繁的语言接触当中,词汇借用成为景洪农场醴陵话新词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其词汇系统当中因而出现大量的借词。本文旨在运用语言接触相关理论,从词汇借用的角度入手,对景洪农场醴陵话中借词的类型和特点进行归纳与总结。
2. 景洪农场醴陵话中借词的类型
就借词的类型而言,从借用方式来看,可以分为音译、意译、音意兼译和字形借用等(叶蜚声、徐通锵,2010) [10];从借用动因来看,可以分为填补空白、优化表达、趋附优势语言等(游汝杰,2016) [11];从语法类型来看,可以分为开放词类(名、动、形)和封闭词类(介、代、连)等(史有为,2013) [12]。为了反映醴陵话借词的整体面貌,本节从语义和语法两个角度对景洪农场醴陵话中的借词进行分类讨论。
(一) 借词的语义类型
按照借词的意义范畴对其进行语义类型上的划分,是为了观察语言接触中哪些语义领域更易受到接触语言的影响,同时也能了解一个语言社群在特定环境下的交际需求和开放程度。根据词汇语义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可以将借词的基本语义类型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行为状态、抽象概念四个类别。物质文化类指称具体、有形的事物,一般是语言接触中最先被借用的语义类型;社会文化类关涉社会制度、称谓、观念等抽象文化结构;行为状态类描述动作、行为、状态等;抽象概念则表达高度概括、思维性的抽象观念与范畴。就此而言,景洪农场醴陵话中的借词主要为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两类。
1. 物质文化类
景洪农场醴陵话中物质文化类借词主要有植物、动物、饮食三类,指代边疆农垦生活中常见的具体事物:
(1) 表示当地特色植物的词
西双版纳优越的气候条件以及相对原始的生态系统孕育了极其丰富的特色植物,因而被誉为“植物王国”,当地植物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使得景洪农场醴陵话从景洪话中大量借入表示当地特色植物的词:
果蔬类:油梨牛油果[iu13li13]、神秘果[səŋ13mi22ko31]、刺五加[tshɿ22u31tɕia44]
草木类:跳舞草[thiu22u31tshau31]、鱼尾松散尾葵[i31uei31səŋ44]、黑心树铁刀木[xɛ45ɕiŋ44ɕy22]
鲜花类:缅桂花[min31kuei22fa44]、鸡蛋花[tɕi44tuŋ22fa44]、寄生花[tɕi22sən44fa44]
菌类3:蚂蚁骨头菌[ma31i13ku45thəu13tɕin22]、鸡枞[tɕi44tsuŋ31]、白森[pɛ45sən44]
傣语借词:马蒙芒果[ma31məŋ44]、麻哩嘎番石榴[ma31li44ka31]、嘎哩啰槟榔青[ka31li44lo44]
(2) 表示当地特色动物的词
动物类借词主要包括当地特色养殖品种和原始热带雨林中经常出没的野生动物两类。此外由于热带雨林蜜源植物丰富,云南蜂类多样性居全国之首,景洪农场醴陵话中还有一批蜂类借词。
养殖类:冬瓜猪滇南小耳猪[təŋ44kua44ky44]、罗非鱼[lo13fən44y22]
野生类:麂子[i31tsɿ22]、水獭猫水獭[suei31tha13mau44]、黑陶公白喉红臀鹎[xɛ45thau22kuŋ44]
蜂类:葫芦包[fu13ləu22pau44]、七里蜂[tɕhi45li22fəŋ44]、狗屎蜂[kəu31sɿ31fəŋ44]、吊蜂[tiau22fuŋ44]、算蜂[suŋ44fəŋ44]、岩蜂[ai13fəŋ44]、草蜂[tshau31fəŋ44]
(3) 反映当地特色饮食的词
热带雨林独具特色的丰富食材以及当地湿热的环境等,共同孕育了傣族酸、辣、生、凉、烤等独具民族特色的饮食习惯和文化,这种饮食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强烈的民族特色使得一些反映当地特色饮食的词借入到景洪农场醴陵话中:
主食小吃:米线米粉[mi31ɕin22]、米干[mi31kuŋ44]、饵丝[ŋiɛ31sɿ44]
青苔制品:青苔片[tɕhiŋ44thai22phin22]、蒸/煎青苔[tsəŋ44/tɕin22 tɕhiŋ44thai22]
特色烹饪:包烧鸡[pau44sau44tɕi44]、舂干巴[tshəŋ44kuŋ44pa44]
傣味美食:剁生[tuo22səŋ44]、泡皮[phau44phi22]、酸肉[suŋ44ȵiu22]
毫诺索[xau13lo44so44]:傣语音译,傣族的一种用石梓花粉和糯米粉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梓花糯米糕,一般在傣历新年(泼水节)期间食用。景洪农场醴陵话又称为“诺比索[lo44pi44so44]”或“傣族粑粑[tai31tsu45pa44pa44]”。
泡鲁达[phau22lou31ta13]:缅语音译,著名的东南亚甜品,是一种以紫米饭、西米露、特制面包干、新鲜椰丝、缅甸炼乳等为主要原料,加上冰块和水做成的特色饮品,后逐渐流行于云南西双版纳等地。
撒撇[sa45phiɛ45]:傣语音译,西双版纳傣族撒撇主要指由牛羊肉肉糜加上芫荽、小米辣等佐料,以及用牛羊等动物的苦肠熬制的苦水做成的调味菜品。一般有牛撒撇、鱼撒撇[y13sa45phiɛ45]和撒撇米线等,因混有苦肠水而带有浓郁的苦味。
喃咪[la45mi44]:傣语音译,指西双版纳傣族以西红柿和树番茄为主要原料,再加入当地芫荽、大蒜、小米辣等配料制成的特色蘸水调料。
2. 社会文化类
(1) 体现当地独特节庆的词
深受当地多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染,景洪农场的醴陵籍移民也逐渐参与到周边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之中。与此同时,西双版纳日益发展的旅游业也使当地各民族的传统节日不再局限于本民族,而是逐渐演变为地方性的公共庆典。从节日名称,到文艺表演,再到节日祝福,一些节庆类的词汇被借入到景洪农场醴陵话中:
节日名称:泼水节[pho44ɕy31tɕiɛ45]、水灯节[ɕy31təŋ44tɕiɛ45]、盘王节[phaŋ13uaŋ13tɕiɛ45]
节庆活动:取水仪式[tɕhy31ɕy31i13sɿ45]、洗佛浴佛[ɕi31fu13]、游街[iu13kai44]
节庆舞蹈:孔雀架子舞[khuəŋ31tɕhyɛ45tɕia22tsɿ31u31]、腊条舞[la45thiu13u31]
节庆乐器:象脚鼓[ɕyŋ22tɕio45ku31]、芦笙[lou13səŋ44]
特懋克节[thɤ45mau22khɤ45tɕiɛ45]:基诺族年节,基诺语中“特”意为“打”,“懋克”意为“大的铁”,特懋克节实际上就是打铁节,是基诺族为纪念铁器的创制使用而创立的节日,时间为每年的2月6日至8日。
嘎汤帕节[kha44thaŋ44pa44tɕiɛ45]:哈尼族年节,“嘎汤”是哈尼族纪元年的名称,哈尼语“嘎汤帕”意为“万象更新”,是哈尼族祭祖宴请、辞旧迎新的节日,时间为每年的1月2日至4日。
拉祜扩节[la45ku22khuo22tɕiɛ45]:拉祜族年节,拉祜语中“拉”为老虎,用火烤食物吃叫做“祜”,“拉祜”即意为“用火烧烤虎肉吃”。拉祜扩节一般分为大年节和小年节,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间歇持续九天。
章哈[tsaŋ44xa44]:傣族的一种传统说唱形式,也用来称呼演唱章哈的歌手,是一种兼具朗诵性与歌唱性,柔美抒情而极具民族风情的曲艺表演形式,一般会在泼水节等节日期间演唱,代表剧目有《兰嘎西贺》《吾沙麻罗》等。
如哩金湾[lou13li31tɕiŋ44uaŋ44]:傣语音译,意为“吉祥如意”,一般用为泼水节新年祝福语,如“桑康比迈,如哩金湾”即意为“新年快乐,吉祥如意”,是泼水节期间大家互相祝福的常用语。
(2) 称谓类借词
称谓类词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较高,且为了在沟通交流中表现出亲切感,包括景洪农场醴陵籍移民在内的当地汉族,在与傣族交流时都直接使用音译傣语的称谓类词语来指称对方,这类词汇也就逐渐发展为借词:
猫哆哩[mau22to44li44]:傣语音译,傣族对男孩子的称呼。
哨哆哩[sau44to44li44]:傣语音译,傣族对女孩子的称呼。
咪淘[mi22thau31]:傣语音译,傣族对老年女性的称呼,又“老咪淘[lau22mi22thau31]”。
淘布淘[thau44pu44thau44]:傣语音译,傣族对老年男性的称呼。
摩雅[mo44ia44]:傣语音译,傣族对医生的称呼。
(3) 地名
从历史根源来看,傣族是西双版纳地区历史最悠久、最主要的世居民族之一。在部落建立后的漫长历史中,作为当地人口上占多数、政治文化上占主导权的主体民族,傣族用自己的语言对当地的地理实体进行了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行的语言文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得当地以傣语为主的少数民族语地名主要以音译的方式得以保留。出于指称的需要,这些少数民族语地名多通过云南方言转借到景洪农场醴陵话中:
勐X:勐养[məŋ31yŋ31]、勐海[məŋ31xuei31]、勐腊[məŋ31la45]、勐醒[məŋ31ɕiŋ31]
曼X:曼斗[maŋ22təu31]、曼山[maŋ22saŋ44]、曼听[maŋ22thiŋ44]、曼弄枫[maŋ22ləŋ22fəŋ44]
山岳:基诺山[tɕi44lo31saŋ44]、南糯山[laŋ13lo44saŋ44]
江河:澜沧江[laŋ13tshaŋ44tɕiaŋ44]、罗梭江[lo13so44tɕyŋ44]、南腊河[laŋ13la44xo13]
其他:西双版纳[ɕi44suŋ44paŋ31la45]、景洪[tɕiŋ31fəŋ13]、嘎洒[ka22sa22]、打洛[ta31luo45]
在这些傣语地名借词中,有一类都以“勐”开头,有一类则都以“曼”开头,这是因为与汉语不同,傣语地名在命名时都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傣语中的“勐”意为“平坝/地方”,“曼”意为“村寨”,如“勐腊”即指“献茶水之地”,“曼山”意为“编制竹器的村子”。
(二) 借词的语法类型
笔者词汇部分的田野调查(2025年)常用词部分依据由范俊军、肖自辉所制备的《汉语方言词汇调查表》,代际差异部分所用的词表为代少若《湖南赣语词汇研究》中的1248条湖南赣语方言词语,总共收集到的景洪农场醴陵话常用词数量在4000词左右,其中筛选出借词303个,约占总词量的7.6%。从语法类型来看,景洪农场醴陵话中的借词主要为开放词类,包括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另外还有少部分量词及感叹词,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loanwords, by grammatical type, in the Liling dialect of Jinghong farm
表1. 景洪农场醴陵话中各语法类型借词的数量及比例表
语法类型 |
数量 |
比例 |
名词 |
283个 |
93.3% |
动词 |
16个 |
5.2% |
形容词 |
1个 |
0.3% |
量词 |
1个 |
0.3% |
感叹词 |
2个 |
0.6% |
1. 名词
景洪农场醴陵话从当地方言/语言中借入的名词主要为一般名词和处所名词两类,一般名词包括上文提及的物质文化类别中的植物类词、动物类词和饮食类词,以及社会文化类别中的节庆类词和称谓类词;处所类名词主要为通过景洪话转借的傣语地名词:
一般名词:树茄[ɕy22kha13]、辣蚂蚁[la45ma31mi13]、舂菜[tshəŋ44tshuei22]
处所名词:勐龙镇名[məŋ31ləŋ13]、曼景兰村名[maŋ22tɕiŋ31laŋ13]、傣医院[tai31i44in22]
2. 动词
景洪农场醴陵话从当地方言/语言中借入的动词则以动作类动词为主,主要是当地的一些节庆风俗及民间游戏,有些源方言地本来就有的,也同样借入,如捉迷藏源方言地说“捉蒙蒙/躲摒”,借入景洪话的“躲猫猫[to31mau44mau44]”,另外借用“嚄人[xuo44ȵiŋ13]”表示毛毛虫叮人等。
节庆风俗:洗佛[ɕi31fu13]、游街[iu13kai44]、放高升[fuŋ22kau44səŋ44]、抢婚[tɕhyŋ31fəŋ44]
民间游戏:转秋秋[tsuan22tɕhiu44tɕhiu44]、踢踢间[thi44thi44tɕin22]、摸电[mo44thin22]
其他类别:薅地锄地[thau13thi22]、嚄人毛毛虫叮人[xuo44ȵiŋ13]、赶摆赶集[kuŋ31pai31]
3. 其他
景洪农场醴陵话中的借词除了主要的名词和动词两类外,还有几个为数不多的形容词、量词和感叹词:
形容词:憨傻[xaŋ44]
量词:傣拽[tai31]
感叹词:水水水[ɕy31ɕy31ɕy31]、如哩金湾[lou13li31tɕiŋ44uaŋ44]
在源方言地,醴陵话形容人傻用形容词“宝”,景洪农场醴陵话借入景洪话的说法“憨[xaŋ44]”,相应的还有“憨包傻子[xaŋ44pau44]”;量词方面借入了一个傣族货币量词“傣拽[tai31]”;从傣语中借入的酒桌干杯吉祥话“水水水[ɕy31ɕy31ɕy31]”和泼水节祝福语“如哩金湾[lou13li31tɕiŋ44uaŋ44]”(相当于说吉祥如意)则可以视为感叹词。
总体而言,从语法类型来看,景洪农场醴陵话从当地方言/语言中借入的主要为开放词类,包括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其中以名词为最多,占比90%以上,动词次之;封闭词类代词、介词、连词等因形式化等级较高而不易接纳新的成员,景洪农场醴陵话只借入了极个别的量词和感叹词。
3. 景洪农场醴陵话中借词的特点
景洪农场醴陵话中的借词呈现出数量庞大、来源多元、语义类型丰富、借用方式灵活、不断发展变化等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 数量庞大
词汇借用现象的出现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景洪农场醴陵话与其他方言/语言深度接触的必然结果。从笔者所调查到的语料来看,总共收集到的景洪农场醴陵话常用词数量在4000词左右,其中筛选出借词303个,约占总词量的7.6%。经粗略统计,景洪农场醴陵话中的景洪话借词数量在255个左右,其中植物类144个、动物类16个、饮食类39个、节庆类19个、其他类37个;傣语借词数量在42个左右,其中地名类23个、节庆类2个、饮食类9个、称谓类6个、其他类2个;其他外族语借词包括缅语借词1个、泰语借词1个、基诺语借词2个、哈尼语借词1个、拉祜语借词1个等等。由于田野调查不可能穷尽所有词汇,景洪农场醴陵话中借词的实际数量应该更多。词汇的借用符合景洪农场醴陵话方言岛自身演变的趋势,双方言阶段带来的语言接触的深入是其大量出现的原因。具体而言,从当地方言/语言中借入大量词汇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自然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景洪农场醴陵话的源方言地湖南醴陵位于北回归线以北,主要的气候类型为亚热带季风气候,而景洪农场所在地西双版纳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沿,主要的气候类型为热带季风气候,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导致的气候、物种、生活习惯等差异是景洪农场醴陵话中借词大量出现的自然原因。西双版纳当地大量的热带水果、蔬菜、鲜花以及雨林中经常出没的野生动物等,在湖南醴陵是非常少见的,因而源方言中并没有指称这类事物的词,景洪农场的醴陵籍移民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只好从当地的云南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借入词汇以填补自身词汇系统的空缺。
二是多元的语言文化环境。作为云南省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具有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鲜明特点,当地的13个世居民族中,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语言,当地的交通指示牌以及公共场所除使用汉语外均有傣文标注,在当地的街头和集市上也经常能够听到少数民族的人们操着自己民族的语言交谈。这种开放多元的语言文化环境为外族语词汇的借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浓郁民族风情的感染下,当地少数民族独特的饮食、节庆、文化等词汇自然而然地被借用到景洪农场的醴陵话中。
三是方言岛自身发展趋势。方言岛的演变有四个方向:“岛民使用双语;方言岛消失;方言岛稳定发展;方言岛的消溶”[2]。景洪农场醴陵话方言岛目前处于“岛民使用双语”的阶段,即醴陵籍移民基本上都能使用醴陵话和当地的云南方言景洪话。有的老一辈第一代移民认为自己只会讲醴陵话,但实际上与当地人交流时使用的就是景洪话,还有的是醴陵话、景洪话、傣语、哈尼语、四川话、上海话4等多语使用者。景洪农场的醴陵籍移民以开放的心态积极融入当地的生活,双方言现象的出现是方言岛自身发展的趋势,而这为本族语和外族语词汇的借入提供了语言上的条件。
(二) 来源多元
来源上,景洪农场醴陵话中词汇借用的对象既有当地的汉语方言景洪话,又有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如傣语、哈尼语、基诺语、拉祜语等,同时还有境外民族语言如缅语和泰语等。一方面,就语言环境而言,当地各民族之间以本地的汉语方言景洪话为通用语,作为方言岛的岛民,景洪农场醴陵籍移民出于日常生活和对外交流的需要,一般都兼通包围方言景洪话而成为双方言使用者,在与周边族群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词汇以丰富自身的语言表达。受制于经济、文化、人口等社会因素,景洪农场醴陵话与景洪话之间的接触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词汇的借用主要从强势方言景洪话流向弱势方言醴陵话。醴陵话词汇系统中出现的大量借词,主要都是直接从景洪话中借入的,以具体的词汇材料为例,景洪农场醴陵话中的“马鹿鹿、洋芋土豆、橄榄果橄榄、盐巴盐、秋秋秋千、脑门额头、憨笨”等借词都直接体现出景洪话的影响。
另一方面,醴陵籍移民来到景洪农场后,落户在各个分场,有些分场与少数民族村寨相邻,有的直接与少数民族形成交错杂居的居住格局。景洪农场醴陵籍移民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主要是以景洪话为中介进行的,但也存在直接使用醴陵话的情况,如以醴陵人为主的九分场,内部就以醴陵话为通用语,当地的汉族和相邻村寨的少数民族都会讲醴陵话。从刚到边疆时因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而产生隔阂,到与少数民族“打老庚”5,再到相互通婚成为一家人,景洪农场醴陵籍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逐渐形成了民族大团结的场群关系。这种磨合和交融,在景洪农场醴陵话的词汇系统中则体现为以傣语为主的少数民族语借词的出现,西双版纳的民族多样性造就了其借词来源的多元性。
(三) 语义类型丰富
语义类型上,景洪农场醴陵话中的借词涉及自然、饮食、民俗等方方面面。本族语借词涉及的语义类型主要有植物类、动物类、饮食类和节庆类四种,其中以植物类为最多;外族语借词涉及的语义类型主要有地名类、饮食类、节庆类和称谓类四种,又以地名类为最多;总体而言,本族语借词和外族语借词中都较多地涉及饮食和节庆两种语义类型。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西双版纳当地的饮食和节庆文化,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同时又和醴陵话源方言地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种词汇系统层面“你有我无”的不对称性和日常生活使用的频繁性就促使景洪农场醴陵话从景洪话和傣语中大量借入饮食和节庆两类语义类型的词汇,以满足日常交流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主要的语义类型外,还有一批含有语素“傣”用以指称与傣族相关事物的借词,这种语义类型的词也比较独特,从景洪话中批量地借入到醴陵话里,如“傣家乐[tai31ka44lo44]”是当地为了迎合旅游业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傣族经营或以提供傣味食物为主的农家乐,“水傣[ɕy31tai31]”则是当地汉族给傣族取的绰号,反映了傣族依水而居的生活特点。这类借词体现了景洪农场醴陵籍移民与当地傣族人民接触甚多、相处融洽的局面:
傣锦[tai31tɕiŋ31]、傣药[tai31io45]、傣歌[tai31ko44]、傣戏[tai31ɕi22]、傣拽[tai31]
傣医院[tai31i44in22]、傣家乐[tai31ka44lo44]、水傣[ɕy31tai31]、傣瓦[tai31ua31]
(四) 借用方式灵活
就借用方式而言,本族语借词从云南方言中直接借入,外族语借词则一般通过云南方言转借。在词汇借用的过程当中,因同为汉语方言,醴陵话在借用景洪话词汇时,往往只要稍作语音改造就能直接将其纳入到自身的语言系统之中。这种系统上的相似性为双方之间的词汇借贷铺平了道路,使其成为一个高效、自然且必然的过程。反观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醴陵话在向与自身类型学差异较大的傣语借用词汇时,往往困难得多,其中“许多借词的产生并不是通过两个语言之间的直接接触,而是经过书面转借,或通过别的语言的中介”[13]。出于语言使用的经济性原则,傣语借词往往以景洪话为中介进入到景洪农场的醴陵话中。作为本土的汉语方言,景洪话与傣语之间的接触更久且更为频繁,在长久的接触交流中,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概念已经通过当地的通用语景洪话流通并且固化。景洪话已经将原生态的少数民族语音系初步适配到了汉语的音系框架内,醴陵话也就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一过程。例如当地的少数民族语地名,景洪话中已经形成了广泛流通且较为固定的说法,出于相互之间交流沟通的可行性和高效性,这类少数民族语词汇被直接借入到醴陵话之中。此外,在借入少数民族语词汇时,以音译为主的借用方式也同样出于语言使用的经济性、保留文化的原真性等考虑。作为当地通用语而具有的强势语言地位,造就了景洪话沟通各语言的中介性,也决定了醴陵话词汇借用的基本方式。
(五) 仍在不断发展变化
除了源方言中没有对应说法的外,基本上都是借词与源方言或普通话两用,如对蜥蜴的称呼,既用云南方言借词“蛤蚧[ko44kai31]”,又使用源方言“四脚蛇[sɿ22tɕio45sa35]”的说法。但这些词汇并非一经借用后就一成不变,而是同醴陵话方言岛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与主体汉文化之间复杂而动态的互动关系相适应,在语言内部形成新一轮赣语老语词、当地西南官话和少数民族语借词、普通话说法的三方竞争。如老一辈醴陵籍移民从云南方言中借入的“五丫果[u31ia44ko31]”一词,在当地已经逐渐改说普通话的“杨桃”,目前是两用但“五丫果”说法逐渐衰退的情况。又如番石榴,在景洪农场醴陵话的词汇系统当中,除了普通话的说法外,还有景洪话借词“叶子果[iɛ45tsɿ31ko31]”和傣语借词“麻哩嘎[ma31li44ka31]”,这些不同来源、不同类型,但又表示相同事物或者概念的借词,在后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势必要相互竞争。因使用频率较高,许多借词已经融入景洪农场醴陵话日常生活用语当中,成为表达特定事物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农场发展过程中民族关系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的演进,赋予了借词时代性。总而言之,景洪农场醴陵话中借词的不断发展变化,反映了语言生态与社会发展的共变关系,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
4. 总结
景洪农场醴陵话方言岛词汇演变的本质是源方言、当地方言及普通话的三方竞争,借词的大量出现反映的是当地方言景洪话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在竞争性演变过程当中对醴陵话词汇系统的影响。从语义类型来看,景洪农场醴陵话中的借词主要有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两个大类;从语法类型来看,则主要以名词、动词为主,兼有个别形容词、量词和感叹词。总体而言,景洪农场醴陵话中的借词呈现出数量庞大、来源多元、语义类型丰富、借用方式灵活、不断发展变化等几方面的特点。置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多元的语言文化环境之中,顺应方言岛自身的发展趋势,景洪农场醴陵话的词汇将继续发展演变下去。
NOTES
1前身分别是曼青农场、曼沙农场、广龙农场、光华农场、天河农场、南联山农场、飞龙农场、曼海农场、曼波农场、红旗农场、胜利农场。
2据《国营景洪农场支边纪念碑碑文》记载,从1959年至1962年,先后有5万多名青壮年及其家属响应国家号召由湖南迁至云南垦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行动,“西双版纳10大农场总计有湖南支边青壮年13,125名,家属7688名,其中景洪农场有青壮年4301名,家属2612名”。经由本次国家计划性移民迁移至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醴陵籍支边人口大约有4384人。
3蘑菇属于真菌类生物,出于行文的方便置于此处。
4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景洪农场曾接收数千名来自上海、四川、北京等地的知识青年,部分醴陵籍移民因而学会上海话和四川话。
5老庚,湖南醴陵话指同庚,即年龄相同的人,打老庚又指相互之间结为朋友、亲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