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神农架林区位于湖北省西部边陲，西接四川省巫山、巫溪二县，与大巴山脉相连；北靠竹山、房县，与秦岭、武当山相近；东邻湖北省保康县，与荆山、大洪、松柏诸山相望；南濒兴山、巴东，濒临三峡，隔天险长江与武陵山系对峙。平均海拔1700米，山峰多在1500米以上，为华中第一峰，有“华中屋脊”之称。据传在上古时代，炎帝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攀登悬崖绝壁；遍尝百草，寻找中药，为黎民治病；架木为巢，给百姓御风寒、避走兽；架木为坛，跨鹤升天。”[1] 世人为感谢神农恩惠，铭记神农教训，便称神农老祖当年搭架采药的山峰为神农架。人们曾经认为，神农架地处偏僻，开发较晚，唐代开始有人类活动，清代才有较大的开发。那么，历史时期神龙架林区人类活动真相究竟如何，怎样认识神龙架林区开发历史，揭开其神秘面纱，成为一个关乎森林开发与生态环保意义的课题。
2. 先秦时期的神农架人类开发的初现
先秦时期，由于险峻的地形和闭塞的交通，神农架林区与外界联系较少，被认为是未开垦的处女地。通过各种考古发现和相关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认识到先秦时期的神农架并非是曾一度以为的历史洪荒，而是存在较早的原始文明。那时的神农架为一片广袤的原始林区，各种资源极其丰富，为原始人类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空间。
2.1. 原始文明时期的考古发现
史学界一度认为史前时期的神农架没有人类活动，但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可以得知神农架的历史比我们的想象更加久远。各种出土文物是考证历史的可靠依据，我们可以从各种考古发现中去了解神农架的历史。
1989年1月，湖北省考古研究所与林区考古专业员组成的考古队在神农架朝用乡龙潭嘴河滩发现20多块远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经有关专家鉴定，为典型的旧石器( [2] p. 139)。人类使用旧石器，是在200万年前至13,000年前这段漫长的时期。旧石器的发现，说明神农架早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了人类活动。
除了在龙潭嘴出土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考古工作者在阳日镇也有新发现。阳日镇地肥水美，气候适宜，适合古人生存，留下了很多历史遗存。在阳日镇乐意村出土了一件石斧，这件石斧长21厘米，宽8厘米，表面光滑，经湖北省博物馆、省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距今已有数千年 [2] 。通过这些遗物，我们可以断定，新石器时代的神农架也有各种人类轨迹。
考古工作者于1989年5月在神农架山区的郧县发现了一个南方古猿头骨化石，引起了考古界的极大关注。经专家鉴定，该化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南方古猿化石 [3] 。这一发现填补和连接了古人类发展阶段中南方古猿阶段的空白和脱环。考古学家把南方古猿看作是猿向人类转化的重要环节，甚至认为是人类的直接祖先。南方古猿化石的发现，为研究人类进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依据。为此，学家们推断，神农架山地是古人类的起源地、栽培植物的发源地和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
根据以上各种考古发现，表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神农架，不是人们曾经以为的历史荒漠带，而是有一定数量的古人类。该时期华中地区的古人类以神龙架森林为摇篮，从森林中得到充足的食物、丰富的水资源和可以藏身的大树石洞，采集和渔猎成为主要生存方式，可以说有丰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神龙架森林哺育了这里早期的人类。
2.2. 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神龙架地区人类活动的文献记录
三代以来至秦灭六国之前，神农架地区是长江流域诸多部落、部落联盟、方国及诸侯国的活动区域。据《史记》记载，至少在西周时期，这里及其周围曾经存在过诸多小国，如扬国(杨子国)、巴国、庸国、糜国、楚国等。其中，巴楚两国曾在神农架地区活动的历史最具可信度。
史载周成王在位时，巴楚曾向成王进献“比翼鸟”、“毛人”等贡品。从现代野生动物学视角看，这些珍禽异兽出自秦巴深处的神农架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楚人逐步强大，坐大于长江流域，逐步吞并神农架地区的其他小国，从而使该地区纳入楚国的版图范围之内。至秦始皇灭楚而并入秦境，神农架与楚国的关系，史料记载较为充分。如《姓考》记载，“罗国即房州也，后灭于楚”，房州属今神农架，楚灭罗国之后，当对该地有实际控制；《兴山县志》亦载，“兴山旧为楚始封地”，楚国始封之地是否在兴山虽可进一步商榷，但最起码可以说明，兴山与楚国是有关联的。神农架地区一部分旧时曾属兴山县，因此，同样可以说明楚国对神农架地区的实际掌控。
3. 秦汉至宋元时期流放人口为神农架开发带来了新文化
秦汉至宋元时期，房州成为闻名于世的贬斥罪臣的流放之地，众多帝王将相及其眷属先后被贬迁于此，流放人口为开发该地区带来了新文化。
3.1. 秦汉时期两次大流放引来了众多的皇室贵胄
秦汉时期，神农架地区被称作房州、房陵。因其远离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又处于川陕豫鄂四省交界之地，境内林密山大，地势十分险峻，加上高湿、高温的气候，致使居住在此地的人容易生病和变得羸弱，所以被人们冠之为“瘴痍之地”、“流放之地”。基于此，它成为中国历史上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的流放地之一，仅史书上有明文记载被流放到这里的帝王就有14位 [4] 。房陵第一次大规模的流放活动始于秦始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平定嫪毐叛乱后，将嫪毐等二十人斩首示众，并灭其宗族。“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 [5] , p. 227)。《史记·吕不韦列传》：“始皇帝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徙吕不韦舍人万于房陵”( [5] , p. 2505)。根据史料可知，嫪毐余党达4000余家，吕不韦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童多达一万多户，可见秦朝时，多达几万人被流放到房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兵击赵，虏赵王迁。始皇帝迁赵王于房陵”( [5] , p. 233)。此外，始皇帝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朝消灭代国后，将代王也贬迁到房陵。由此可知，在秦朝强盛时期，房县已成为秦王朝流放各种朝廷命犯的主要流放地。由于流放到该地人口的不断增加，为了加强对流放地的治理，秦始皇在消灭六国，实现大一统后，在此设置房陵县，属汉中郡所辖。《元和郡县志》谓：“初为防，后汉改防为房，以陵为名”。由此可知，汉承秦制，此地区依旧被称作房陵县。
房州的第二次大流放出现于两汉时期，据《汉书》记载，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高祖刘邦的女婿赵王张敖因与赵相贯高谋反一事有关而受到牵连，被高祖免去诸侯王的高贵身份，废为宣平侯，不久被流放房陵。今房县城西百里有宣平侯张敖墓，这与历史记载相互印证。除此之外，根据《汉书》记载，还有多位皇族贵胄被贬于此，具体如下：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济川王明坐杀太傅、中傅，废迁房陵。”( [6] , p. 407)；“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济东王彭离常与亡命少年行动杀人，有罪，被废，废徙上庸。”( [6] , p. 82)；“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常山王刘舜薨，子勃嗣立。武帝斥其庸。”( [6] , p. 82)；“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常山王刘舜薨，子勃嗣立。武帝斥其父病时照顾不周，办丧事未尊守礼仪，被废，迁置房陵。”( [6] , p. 417)；“(公元前70年)广川王刘去废迁上庸。”( [6] , p. 2432)；“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6年)，清河王刘年，因图谋反叛被发配房陵。”( [6] , p. 253)；“汉宣帝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广川王海阳有罪，废迁房陵。”([6] , p. 2433)；“汉元帝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河间王元，因滥杀无辜，被废，迁置房陵。”( [6] , p. 294)；“汉哀帝建平三年(公元4年)，哀帝下诏废除东平王云王爵，废徙房陵。”( [6] , p. 452)。
据史料可知，两汉时期，朝廷将多位皇室成员及其眷属流放到房陵县，也就是现今的神农架地区。数万人从都城迁至房陵，不但带来了人口的繁荣，也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生活方式，使房陵无形中成了不是陪都的陪都。这对于当时的房陵来说，无疑是一个开发的绝佳契机，有力地推动了房陵县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进步，尤其是因帝王将相流放所带来的宫廷文化成为房陵文化中最具特色和价值的重要成分。
除了各种流放人口外，秦汉时期的神农架还有一些历史名人的记载。据传西汉留侯张良，完成辅佐刘邦成就帝业的使命后，便“弃人间事，随赤松子游耳”，选择退隐到神农架。据《房县志》载“北有山曰送郎山，山之主峰名张公院。张公者，张良也。张公院在南山举场，离城百四十里，山峰独立，翠耸云霄，登眺则众山俱俯” [7] 。现今的张公院位于宋洛山中段的送郎山主峰，遗址犹存。此外，以“昭君出塞”闻名于世的
王昭
君来自神农架，其故乡位于神农架南坡的兴山县城。如今的兴山县仍有昭君亭，关
于王昭
君的各种芳闻轶事更是留传甚广。据说神农架的重要支流香溪河因
王昭
君曾在此浣纱洗脚，香气扑鼻而得名。
再看秦汉时期神农架开发的考古发现。1989年在松柏镇发现一古代墓葬，墓内所葬为一男一女。墓内清理出的残存器物有：五铢铜钱22枚，小五铢钱一枚，铜镜残片一件和完整的花纹砖70块。这座墓葬虽早已遭到破坏，随葬器物被盗，但墓壁和墓底保存较好，墓葬结构清楚。根据墓葬的形制、墓砖的纹饰以及出土的钱币分析，可以断定这座墓葬的时代为东汉([2] , p. 129)。出土的铜镜残片中都有双蚺纹并见有铭文“位”字。此种铜镜完整时应为“位至三公”四字，多出自东汉末期，所以该墓葬属东汉末期墓葬。
1991年4月，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大坪村发现了两座砖室墓葬。经过清理，M1出土陶器六件，其中壶一件、双耳罐两件、直腹罐一件、盂两件，多为泥质灰陶，部分黑陶。M2出土一件破碎陶罐、345支铜币、一件蒂形铜饰器、一件铜环、两件铜钗、两件银臂、一件银钗和银环。两座墓葬的建造方法，墓砖纹饰和尺寸基本一样，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两座墓属同一时代。出土的钱币中有西汉时期的半两钱和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和货泉，但大多为东汉时期的大五铢钱，还有汉灵帝时的四出五铢，因而专家推测这两座墓葬的时代应属东汉晚期( [2] , p. 132)。
这两座汉墓的出土器物虽说不多，但出土的陶器、银器、铜器和部分钱币，在神农架还是首次发现。松柏汉墓和阳日镇墓葬的发现，填补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空白，为研究神农架的开发和汉代历史，无疑提供了可贵的实物依据。
3.2. 三国至隋唐时期流放人员的级别地位不断提高
三国时，神农架被吴国和蜀国管辖，从其行政建制可以得到体现。根据史料可知，三国在白帝城设巴东郡，巫县设建平郡，房陵设新城郡，上庸设上庸郡。巴东郡属益州，为蜀地。建平郡和新城郡属瓶州，为吴地。到了隋唐，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神农架。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改设房陵郡。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改光迁县为房陵县，为房州治，隶山南东道。
隋唐时期，贬徙到房陵的皇亲国戚人员，虽然不如秦汉那样众多、频繁，但被贬者者的级别之高、声名之隆、影响之巨，为史家所共识。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九月，唐太宗的爱子、《括地志》的编撰者、魏王李泰，因谋嫡失败，被贬迁均州郧乡县( [8] , p. 6204)。关于李泰被贬于此，有考古发现予以证明。在神农架附近的郧县发现了李泰的家族墓群，墓主是李泰、阎婉、李欣、李徽。这些墓群和出土的文物对研究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
根据《旧唐书》可知，公元686年，唐中宗李显被武则天贬为庐陵王，由均州(今丹江口市)迁到房州(今湖北房县)，被贬于此地长达近二十年。境内神农架山脉被命名为“皇界”，山脉的北麓均为庐陵王辖地。在此期间，他朝拜神农氏的行宫山宝洞，求老祖帮他反周复国出谋划策，神农老祖托梦于他。李显遂命薛仁贵的后裔薛刚为元帅，令其在神农架的大九湖秘密屯兵、练兵。经过长期准备，终于一举推翻了武则天的统治，改周为唐，李显于705年顺利登上龙位，年号为“神龙”，自命“应天景龙皇帝”。神农架被封为“景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与此同时，大赦天下，免去全国当年的租赋，免房州、神农架山脉北麓三年租赋。为了感念神农老祖指点庇佑的大恩，唐中宗下旨在山宝洞下建立神农塔 [9] 。由于庐陵王被贬于此，朝廷便在此为其修建了颇具规模的宫室。时隔一千多年后，考古专家于2006年7月在湖北房县化龙镇古城村发现了唐代庐陵王城址。出土了许多属于唐代的遗物，如唐代的铜镜和瓦当 [10] 。这是湖北首次发现唐朝的王城址，为研究唐代历史和唐代神农架区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实物资料。
至于历史上记载的薛刚屯兵于神农架大九湖，更是可以得到证明。在神农架，有关薛刚与纪兰英的轶事，可谓妇孺皆知。相传唐初名将薛仁贵后裔薛刚反唐失利后，为逃避官府追剿，率兵至神农架深山，试图据神农架天险养兵储粮，以便再度举兵。薛刚与在此落草为王的女将纪兰英结为夫妻。他们开荒种粮，广招兵马。为防唐王朝派官军进剿，他们在山口要隘等地修筑寨堡，在大九湖平川扎下带有字号的九个兵营，加上薛刚帅府所在地帅字号，大九湖共有十处营地。如今的大九湖，仍有许多“薛刚反唐”的遗址，大九湖乡各村庄的地名多沿用薛刚反唐时的兵营字号，如帅字号、一字号至九字号等。当年薛刚、纪兰英夫妇驻守的古寨，目前仍保存较好，被后人称作薛刚寨。该寨位于神农架官封乡官封村的紫竹河畔，考古人员在古寨西段的岩壁上，发现数十个方孔，岩边有破碎的瓦砾一堆，经考古人员认定，这是当年守寨军士所驻扎的营房遗址。根据现存状况来看，薛刚寨是迄今为止神农架发现的保存最为壮观的古寨。
除了庐陵王和李泰流放至此，流放房陵的皇室成员还有：唐太宗附马、房玄龄之子房遗爱，高宗将其贬为房州刺史；唐高宗太子燕王李忠，9岁时转任房州刺史；城阳公主与薛瓘夫妇，七年后死在房州；广武王李承宏，665年贬为房州别驾；温王李重茂，714年任房州刺史，不久死于房州 [9] 。
这些考古遗址、现存古寨的发现与史书记载十分吻合，充分说明唐代的神农架在流放帝王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尤其是朝廷专门为流放帝王建造宜居宫室、兴修道路和饮水工程，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快了当地的开发力度，刺激了当地经济的直接发展。
3.3. 宋元时期完善行政建制和管理措施，以有效管理外来人员
宋朝时期的神农架地区分属州、路管辖，元朝的神农架隶属于行省，具体行政建制如下：
唐代的兴山在今香溪滇，北宋时迁至今兴山县城；巴东位于今巴东县城，属于荆湖北路归州辖。房县和竹山属于房州，隶属于京西南路。四川大宁监(今巫溪)、巫山属于夔州路。
元代秭归、兴山、巴东属归州，属于湖广行省，房陵、竹山属房州，属于河南江北行省。大宁州、奉节届于四川行省。
关于该阶段的神农架地区的历史记载不多，但依然可以通过有限的文献资料找到开发该区的蛛丝马迹。据记载，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五月，宋太祖赵匡胤之弟、秦王廷美，以“欲乘间窃发”获罪，迁居房陵 [11] 。324到了元代，流放罪犯一般是南人发北，北人发南。《元史·刑法志》中所说：“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 [12] 可见，流放地主要为“烟瘴”之地的湖广与苦寒闭塞的辽阳，而此处的湖广包含历史上的四大流放地——房陵县。
通过对秦汉时期的神农架、隋唐时期的神农架和宋元时期的神农架分析，不难发现此阶段主要是各种规模不同的流放活动。在此阶段，仅史书记载就有14位帝王被流放于此，与之相随，上千户的亲戚、门客、眷属也被贬迁到这片大山区。这种具有长时性、规模性的流放活动使得房陵无形中成为谪迁特区，这对房陵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刺激最为强烈。因为一批接一批的外来人员至此，物资供应和生活设施必须跟上需求，这就迫使和推动了种植业、垦荒业、畜牧业、手工业、作坊、水利、交通、商业、建筑等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行业不断发展和前进。
4. 明清时期神龙架林区行政建制增加及社会环境变迁
4.1. 为安抚荆襄流民不断增加该区的行政建制
明清时期，先后有数百万流民涌入荆襄山区开荒种地。为了安抚流民，明代将房陵改称房县，先属于襄阳府，后属于湖广省。明宪宗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朝廷设郧阳抚治管辖整个汉江、大宁河和部分清江流域。后在房县马良坪设保康县衙，保康县即从房县析出，房县改属郧阳府。万历十年，兴山、巴东、归州属于荆州府，属湖广省 [13] 。清代时巴东县、归州县、兴山县均属宜昌府管辖，房县、竹山县隶属于郧阳府，属于湖北省。大宁县、巫山县隶属于夔州府，属四川省管辖。
可以看出，此时的神农架林区归郧阳府管辖。据《明史》载，郧阳府是为处置鄂、豫、陕三省的荆襄(所谓荆襄地区，是指荆州府的西部山区，即今湖北宜昌、当阳、秭归、兴山、巴东等县和襄阳府的西部山区，即今南漳、光化、谷城、保康、房县、均县、郧县、郧西、白河、竹山、竹溪，还包括河南南阳府西部熊耳山区的邓县、内乡、西峡、浙川等县。)流民而建，设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一直延续到1912年民国建立而被正式废止，经历了半个明代和整个清代，历时约四百三十五年之久。其治所一直在今湖北郧县，归其管辖的属县虽然屡有变更，但一直都有房县、郧县等地。明成化十二年(1476)，郧阳府管辖郧县、上津、竹山、房县、竹溪、均州、郧西，后又增辖保康县 [14] 。如图1所示。
明清以后，以流民为主体的外来人口构成了神农架山区社会的基本主体。说到该地的开发，不得不承认流民在神农架林区开发史上的重要作用。外来劳动力是明清时期开发荆襄山区资源的主力军，流民被称作明清时期荆襄山区社会乃至经济的主要特征。由于该地区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明清之时，这里依然森林密布。“三省老林，就其最深广者而言，楚则二竹(即竹山与竹溪县)、兴(山)、房、巴、归(州)，环绕数百里也。” [15] 最重要的是，这里人烟稀少，有大片肥沃但未被开垦的土地，可以满足流民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明史》载：“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扼塞、林箐深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 [16] 明清时期被引进的各种高产作物红薯、土豆、玉米都能适应鄂西北的山地环境，在鄂西北地区得到大面积种植。加上该地区气候温和，介于南北方之间，雨水比较适中，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均可以在此地发展。“寒者易以为衣，饥者易以为食” [17] 。优越的自然环境，使来自炎热南方的流民和来自较为寒冷北方的流民都能在此找到合适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这可以从明代的《大学衍义补》中“荆州、襄阳、南阳三府兼有水路之利，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於此者比他郡为多” [18] 得到证明。同时因“山高皇帝远”而不容易被官府控制，总体来说，统治力量较为薄弱。朱元璋建立
图表来源：《郧阳地区行政区划资料》。
Figure 1. Yunyang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map (Ming Dynasty eighteen A.D. 1590)
图1. 郧阳府治行政区域图(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
明朝后，深知深山密林容易引发暴乱，便将郧阳山区列为全国最大的封禁区。“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到了明朝中后期，吏治腐败，朝廷昏聩无能，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为了生存，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自然而然，荆襄地区成为了流民心中的理想归宿。“其地多崇岗丰箐，川险林深，中间仍多平旷田地，可屋可佃；更产银矿砂金，可淘可采” [19] 。“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 [20] 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原杰在郧阳共登记流民113,371户，共438,644人 [21]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郧阳山区自“正统二年，岁饥，民徙不禁”，自明天顺年间(1457年~1465年)至成化年间(1465年~1488年)，全国有二十个省份失去土地的近两百万流民先后来此谋生 [22] 。
清朝依然有大量流民，但清王朝吸取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在面对流民问题时，招抚政策和怀柔政策成为主流指导思想。众所周知，明朝时期因处理流民问题不当而引发了规模宏大的荆襄流民大起义，这种暴乱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几度威胁到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此外，由于荆襄地区明末清初战争不断，人口大量减少，土地日渐荒芜，需要大量劳动力恢复该区的社会经济。因此，清朝统治者对荆襄流民不再大肆镇压，而是采取怀柔手段，实行轻税赋、宽徭役的休养生息政策，鼓励流民开垦土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鉴于鄂西北地区人口锐减的现实，康熙十六年(1667年)，清政府颁布“严督有司力行招徕劝垦，鼓励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谕旨。在该政策的压力之下，江西、湖北武昌(今鄂州市)部分外籍移民被迁入郧阳地区，尤其以江西人为多，今日神农架地区仍可见清代江西人修建的建筑万寿宫。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清代中前期，鄂西北地区共有移民76万余人( [23] , p. 452)。康熙五十一年二月，清圣祖玄烨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增加税赋”。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下，人口大量增长，这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人口越多，对粮食的需求量也越大，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极大突破的传统社会，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无疑成为主要手段，因此更多的土地得到了开垦。
4.2. 不少游民进入川鄂边界贩运“私盐”使神农架商道经济繁荣发展
明清以来，不少游民进入川鄂边界贩运“私盐”，在神农架形成了一条沟通川东、鄂西的川鄂古盐道。这条古盐道曾给神农架的经济带来繁荣，因古盐道而空前繁华的当数三道街，现今的神农架仍有其遗址。三道街在川鄂古盐道时期被称为“川广之要道，蜀楚之通衢”，当时的街上各种店铺林立，如盐行、染坊、客栈、面馆、酒肆、驿站等，可谓鳞次栉比。在此以阳日湾小镇为例，通过阳日湾的发展状况来窥探川鄂古盐道对神农架地区的影响。阳日湾是神农架东部地区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小镇，历史时期这里曾一度是寺庙林立、香客众多、香火不断的佛教胜地，直到今天，这里依然还保存净莲寺、万寿官、武昌庙等重要的古寺庙。作为佛教圣地的同时，这里还是古代客商云集之地。据《阳日湾万寿官碑志》记载：“房之南(阳日湾位于房县南部——笔者注)，山水颇奇，林木亦茂，而阳日湾距治百八十里，虽僻处乡隅，然南走施宜，西通巴蜀，东下襄樊，亦四处之要道也。故海内客商多至此焉，吾乡之来此者，前后踵相接……”([2] , p. 133)。从这块碑文中可以看出，阳日湾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四通八达，自古便是商客往来之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朝至民国初年，阳日湾已有四十余只木船，上百匹骡马，往来运输山货，镇居民约600户，地摊商50余个，有商号的货店数家。神农架的川鄂古盐道作为历史的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先民们的不易生活，并在日渐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盐文化”景象。通过这些历史遗存，我们不难发现，在遥远的过去，神农架并非我们以为的蛮荒之地。如今对我们而言，神农架的川鄂古盐道重要的不再是作为一条经济纽带，而是所展示的神农架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轨迹。
4.3. 频繁的战争导致经济衰退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神农架地区山大林密，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明天顺八年(1464年)刘通、石龙等率流民四万余人，在房县举行起义；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爆发二次荆襄流民起义；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扎寨小九湖，号称“八王寨”；清代顺治九年(1652年)李自成所建大顺朝余部右果毅将军刘体纯驻军长峰(含巴东县堆子、神农架下谷坪、九湖坪一带)，与夔东十三家农军一道联明抗清。同年，李自成余部小闯王李来亨驻军兴山县联明抗清，辖地为当阳河、九冲河、木鱼河、龙口河一带；清嘉庆年间(1795~1802)，白莲教义军在此转战近八年，白莲教领袖樊人杰曾在马鬃岭杀死清军总兵官王懋尝等14名将官。这里很多地名如闪开寨、人洞子、骷髅洞、杀人湾、溃莲坪(即马鹿坪)，皆因白莲教之胜败而得名。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明清统治者曾在此遍设塘和修筑碉堡，在林区设塘的有麻湾、薄磨坪、弯腰树、猫儿观、大寨、举人坪、九龙寨、天南门寨，沿用至今。频繁的战争导致人烟稀少，田里荒芜，经济衰退，森林在战火中不断焚毁，日趋减少，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5. 历史时期人类开发对神农架林区的影响
综上研究表明，神农架林区早在原始社会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由于此时原始森林的资源极其丰富，有足够的承载力来容纳数量不多的古人类生活，因此古人类对神农架林区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秦汉到宋元时期，由于多次规模较大的流放活动，王侯将相相继被贬至此，带来了较多的人口，与之相随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使得流放之地的社会经济获得缓慢但较为持续的发展。可以说，在流放活动影响下，神农架地区获得了其历史上第一次有规模的开发与发展。在此阶段，虽然人口数量有所增多，但对广袤的神农架地区来说还属于地广人稀，如唐代房州“邑舍稀疏殆若三家市”，人口数量远未达到该区的环境承载量。尽管人类活动中不科学不合理的部分会给自然界带来破坏，但由于破坏速度低于生态恢复速度，自然界通过自我修复能力可以维持自身的生态平衡，所以在明清之前，该区生态环境良好，如宋代的均、房二州之地仍被誉称“均房七百里，山蓄岭崎” [24] ，开发程度整体偏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力较小。由于明清时期大规模流民涌入，该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发，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大量流民对神农架林区的开发给神农架林区带了深远影响。
首先，流民涌入利于开发该区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大批流民涌入神农架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流民主要来自南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四川、江西等社会经济相对比较先进的地区，这些流民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还带来了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种植经验，这些都为神农架山区的农业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大批移民进入郧阳地区，鄂西北的土地资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垦。仅郧阳府下的郧西一地，到明宪宗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就已经新增耕地14,300多顷。在政府的鼓励支持和移民对土地占有欲原动力的双重驱动之下，移民不仅开垦了原有的荒地，而且还将山边块地、河滩溪畔附近的各种零星地也辟为可种植粮食的土地，从而使耕地面积迅速扩大。据记载，郧县“近郊多平原水田，产稻颇佳”；郧西县“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而山岭之下多成平坝，居民开成水田，连阡踰陌，故其产谷较胜洵阳、山阳诸邑” [20] 。到了明末，这里已是“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 [25] , p. 38)。可以说，在明清时期，神农架山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移民开垦土地的基础之上。
其次，带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流民不仅利于开垦土地，还推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使生产结构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流民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为开发林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奠定了基础。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其它产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除了矿业，还有多种手工业，如木厂、炭厂、铁厂、造纸厂、盐厂、香蕈、木耳及药厂、淘金厂等，“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 [26]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从事生漆、茶叶、桐油、药材等农副产品的再加工和贩运的人逐渐增多，尤其是外来流民更是热衷商贾，如郧县“其人往往不事商贾，其为工者率来自远方” [27] 。由此可见，其他区域亦在流民的开发下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城市规模扩大，手工业、商业日益发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然而，开发带来的消极影响却不容忽视。首先，毁坏了原始森林，破坏山区的生态环境。
明清时期先后数百万流民涌入荆襄山区，为了生存，不断垦植山区，实施粗放的经营模式，主要表现为放火烧山，伐树焚草，耕而不养，纯粹以不断扩大垦植面积来获取更多的农作物。史载：“房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开垦过多，山渐为童 [7] ，“旧传郧、襄上游大山长林，近日老林在郧阳者无多。” [28] 森林及地表植被的破坏，导致鄂西北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每逢下雨，泥沙淤积。郧阳山区的竹山一带，因明清以来人口骤增，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每收获必荷锄负笼修治梯田堤岸，可是如逢“夏日淫雨，溪漳涨溢，则千日之劳，一时尽废。是为农家苦况。” [29] 房县“山地之凝结者，以草树蒙密，宿根蟠绕则土坚石固。比年来开垦过多，山渐为童，一经霖雨，浮石冲动，划然下流，沙石交淤涧溪填溢，水无所归，旁啮平田。土人竭力堤防，工未竣而水又至。熟田半没于河洲，而膏腴之壤竟为石田” [7] 。过度开发还引起地区小气候的变化，汉水流域的自然环境曾经是十分优越，自明代中期以后，旱涝灾害不断发生” [15] 。除了流民滥砍滥发对森林造成破坏外，风起云涌、规模宏大的荆襄流民起义、白莲教起义等农民战争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明清政府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如纵火烧毁整片山林，毁坏了鄂西北地区的许多原始森林。
其次，破坏了鄂西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宋元时期，由于中央王朝将该地划为禁区，实行封山，“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这种强制性的政策使神农架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北宋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时，曾写到“县栖朝见虎，官舍夜闻鸽。”但随着明清时期流民的涌入和不间断的战争，森林植被开始大面积消失，以森林为活动平台的动植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动植物数量急剧减少。“以前林木盛而禽兽多，农隙之时居民猎取鲜肥，今则山尽开垦，物无所藏，猎者亦罕见。” [29] “在昔，荒山丛杂，兽类颇多。今山木伐尽，亦不多见。” [17] 郧属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昔年林丛箐密，家畜而外种类甚繁，今则人逼禽兽，凡锦鸡、白雕、虎、豹、狐狸、豺狼、皆失所藏。” [30] 通过这些史料记载，可以看到各种动物、植物在失去家园后，均处于危机之中，甚至陷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6. 小结
通过对神农架林区的历史阶段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唐宋以前的神农架林区以人类被动的生存活动为主，能动性的开发活动成分较低；而到了元明清时期，主动改造和利用神农架林区的主观性活动大大增加，并对林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反观任何林区的开发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并因不同的开发方式产生不同的开发结果，这对研判当今的各个林区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甚至是边疆偏远地区的历史文化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对于神农架林区的研究有待业内继续深化和拓展，除了本文涉猎的历史时期开发活动和影响，神农架林区的近现代开发亟待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