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面孔吸引力(facial attractiveness)是面孔知觉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它是指目标人物的面孔所诱发的一种积极愉悦的情绪体验并驱使他人产生接近意愿的程度(Rhodes, 2006)，它常常与第一印象联系，在求职、求学、择偶以及其他社会交往中影响着群体的生活(Johnston, 2006; Desrumaux, Bosscher, & Leoni, 2009; 王雨晴，姚鹏飞，2015；徐华伟，牛盾，2016)。面部平均化(averageness)、对称性(symmetry)和性别二态性(sexual dimorphism)是影响面孔吸引力的主要因素(Langlois et al., 1990; Russell, 2003；马华维，俞琴燕，陈浩，2007)；面部特征值、皮肤健康状况和皮肤颜色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个体对面孔吸引力的评价(Cunningham et al., 1995; Fink, Grammer, & Thornhill, 2001; 李鸥，陈红，2010)。
而道德判断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活动，通常我们认为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对他人行为的适当性进行对或错的价值评估(Moll, Zahn, de Oliveira-Souza, Krueger, & Grafman, 2005)。在研究道德判断的影响因素时，不仅发现厌恶、推理的社会背景、道德判断任务的指向、情境卷入度，意图信息的强弱变化等在影响着道德判断，面孔吸引力也参与其中，对其产生影响(Dention & Krebs, 1990; Rybash, Roddin, & Lonky, 1981; Valdesolo & Desteno, 2006; 吴宝沛，张雷，2012；郑睦凡，赵俊华，2013；李小晶，李红，2014; 王云强，郭本禹，吴慧红，2007)。
对他人道德活动的评判是判断个体内在品质优劣的重要部分，但以往研究多集中于个体的性格特点、人格魅力与面孔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忽略了道德判断中面孔吸引力问题(Dion et al., 1972)。此外，大多数研究以中小学生为主要的讨论对象，而探讨大学生及成年人的研究数量不多。但中小学生处于道德认知和人格发展阶段，各认知能力并未完全成熟，很难全面、客观地了解其道德判断水平，因此需要拓展研究对象至大学生及成年人的范围。在不同性质的道德场景下，个体是否依然会表现出面孔偏好？这种偏好是内隐的还是外显的？性别又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大学生作为更加成熟的群体，在研究中会得出怎样的结论？这些都值得探索。故本研究拟结合国内外相关成果，立足于大学生群体，重点考察大学生道德判断中的面孔刻板效应，以期为道德判断及面孔吸引力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完善和补充，为跨地区研究提供可以参考的比较结果。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包含预实验和正式实验两部分，预实验中，选取30名本科生，男女各半，参与筛选图片和中性行为；正式实验中，153名本科生，男性79名，女性74名；少数民族55名，汉族98名；年龄(20.13 ± 1.25)岁，参与内隐和外显的道德判断任务。所有被试身体状态良好，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实验完成后均可获得一定奖励。
2.2. 实验设计与材料
2.2.1. 内隐道德判断任务
内隐道德判断任务中的实验材料包括面孔图片和中性行为。面孔图片为事先在网络上收集的标准证件照。预实验对75张备选图片进行5点评定，评分越高，吸引力越高。照片均为正面免冠照，没有佩戴眼镜和饰品，除用修图软件保持照片的颜色调节参数一致以外，每张照片的规格统一为311 × 411像素。最终选出20张图片作为实验材料，其中男性高吸引力组、男性低吸引力组、女性高吸引力组和女性低吸引力组各5张图片。中性行为的选取采用文献整理和搜集资料的方法，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个角度出发整理出《有关中性行为的调查问卷》。调查中请被试标出认为是中性的行为，通过SPSS19.0对每个行为进行频次分析，最终挑选出频次最高的16个无性别之分的中性行为作为内隐道德判断任务中的行为材料。
2.2.2. 外显道德判断任务
外显道德判断任务中采用的问卷参考了华春(2012)编写的问卷，并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完成了《道德判断态度调查问卷》。共10题，采用4点计分，1表示不一致，4表示完全一致，按测量角度的不同将问卷分为品质组和外貌组两部分。其中1、4、5、8、9题是外貌组，2、3、6、7、10题是品质组，若外貌组的分数和大于品质组，则属于外貌组，反之则属于品质组。在实验过程中，实际发放问卷153份，收回问卷153份，有效率100%，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1。
2.2.3.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 (主人公即照片中人物性别) × 2 (被试性别) × 2 (面孔吸引力：高、低) × 2 (行为类型：积极、消极)的混合实验设计。组间变量为被试性别，因变量为被试判断照片中主人公发生积极或消极行为的概率以及做出这种判断的反应时。
2.3. 实验程序
被试到达指定机房后，休息片刻，然后由主试对整个实验过程进行简单介绍。告知被试这是一个有关大学生道德行为的发展性研究。在实验过程中会依次呈现一张人物照片和一个描述积极或消极行为的短句，然后要求被试对照片中主人公形象与短句所描述的行为的吻合程度进行7点评分，1代表非常不可能，7代表非常有可能。
本实验程序使用E-prime软件进行，整个实验被试需完成2类照片 × 16幅场景 × 2种行为性质，共64个试次，时长约20分钟。被试需要在材料呈现过程中利用键盘上的数字键做出反应，后台会对反应时进行记录。当被试完成计算机上的实验后，填写《道德判断态度调查问卷》。
3. 结果与分析
3.1. 被试判断主人公发生积极/消极行为的反应时
首先对反应时的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行为类型主效应显著，F (1,151) = 8.05，p < 0.01，η2 = 0.05。被试判断主人公发生消极行为的反应时比判断主人公发生积极行为的反应时要长。这表明被试在对一个人贴上“消极”标签时更为慎重，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衡量，见表1。
主人公性别和行为类型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1,151) = 10.68，p < 0.01，η2 = 0.07。简单效应检验发现，被试判断男性发生消极行为的反应时比判断男性发生积极行为的反应时更长，表明被试对男性贴上消极标签时更为谨慎；面孔吸引力和行为类型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1,151) = 5.25，p < 0.05，η2 = 0.03。简单效应检验发现，被试判断低吸引力主人公发生消极行为的反应时比判断低吸引力主人公发生积极行为所用时间要长，这与之前的“丑即恶”观念不同，被试将低吸引力与消极两个特质相连接所需时间更长。
3.2. 被试预测主人公发生积极/消极行为的概率
对被试预测行为发生的概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面孔吸引力主效应显著，F (1,151) = 17.93，p < 0.001，η2 = 0.11。道德行为类型主效应显著，F (1,151) = 18.62，p < 0.001，η2 = 0.11。主人公性别主效应显著，F (1,151) = 17.00，p < 0.001，η2 = 0.10，见表2。
主人公性别与面孔吸引力交互作用显著，F(1,151) = 11.88，p < 0.01，η2 = 0.07。简单效应检验发现被试对男性高吸引力主人公的评分比对男性低吸引力主人公的评分高；主人公性别与行为类型之间交互作用显著，F(1,151) = 49.47，p < 0.001，η2 = 0.25。简单效应检验发现，被试认为女性发生积极行为的概率比发生消极行为的概率要高，存在着女性更为善良的性别偏好；面孔吸引力与行为类型之间交互作用显著，F(1,151) = 47.31，p < 0.001，η2 = 0.24。简单效应检验发现，被试认为高吸引力的主人公发生积极行为的概率比高吸引力的主人公发生消极行为的概率要高，出现了“美即善”的面孔偏好。
主人公性别、行为类型和被试性别之间交互作用显著，F(1,150) = 5.41，p < 0.05，η2 = 0.04。进一步检验发现，男性认为异性发生积极行为的可能性(M男女积极 = 4.65，SD = 0.72)显著高于女性认为同性发生积极行为的可能性(M女女积极 = 4.65，SD = 0.75)；主人公性别、面孔吸引力和行为类型之间交互作用显著，F(1,150) = 39.14，p < 0.001，η2 = 0.21。进一步检验发现，被试认为高吸引力的女性做出积极行为的可能性(M女高积极 = 4.65，SD = 0.79)比低吸引力的女性做出积极行为的可能性(M女低积极 = 4.08，SD = 0.82)要大。
3.3. 外显道德判断任务数据分析
对问卷数据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无论从被试总体、还是分别从男生、女生来看，品质组的人数都显著高于外貌组。这说明在完成外显的道德判断任务时，个体并不认为面孔吸引力与道德品质之间有直接的联系，相反在对他人进行道德判断时，更加重视道德品质的重要性，见表3。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table of reaction time (M ± SD)
表1. 反应时的描述性统计表(M ± SD)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table of probability (M ± SD)
表2. 概率的描述性统计表(M ± SD)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ppearance group and the quality group
表3. 外貌组和品质组的差异分析
注：***p < 0.001。
4. 讨论
4.1. 大学生道德判断中存在内隐面孔刻板效应，但外显行为表现并不明显
研究发现，大学生道德判断中存在内隐的面孔刻板效应，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Dion, Berscheid, & Walster, 1972；汝涛涛等，2015)。但外显行为表现并不明显，个体认为自己是根据他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格特点做出判断的，是表里如一的。这一研究结果表明道德判断中的面孔刻板效应是内隐的。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我们往往会根据一个人的外表来推断他的内在品质、脾性等，更多的以第一印象为主。当有了更深层次的交往之后，认知他人时就会拥有更多的加工材料，转而用更高级的思维过程来进行道德判断。
研究者认为这种内隐和外显的不一致可以用道德的双加工过程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有两个加工系统，一个是情绪加工，另一个是认知加工。一般情况下，二者会协同完成道德判断。但当面对诸如道德两难的问题时，二者就会产生矛盾，而情绪加工由于加工速度快的原因，会主导道德判断，从而导致个体在进行内隐和外显道德判断任务时出现刻板效应不一致的现象(Rhodes, 2006；谢熹瑶，罗跃嘉，2009)。
4.2. 美即善，但丑不一定恶
研究发现了美即善，即面孔吸引力较高的个体更容易被认为发生积极行为的可能性更高，但关于“丑即恶”本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反应时的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判断低吸引力主人公发生消极行为比判断低吸引力主人公发生积极行为所用时间要长，换句话说在内隐道德判断任务中，被试并不像预想中那样将低吸引力与消极行为连接较快，反而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不同(汝涛涛等，2015；华春，2012)。
吸引力判断的进化论解释认为人类的容貌和体貌特征是物种适应环境的结果。在不同的自然场景和社会状态下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这种标准是动态变化的(陈欣，2008)。现今人类的生活环境与原始社会的生存环境有很大区别，相应的就具有与当代社会现状相匹配的判断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的传播和有关部门的宣传，在全社会中形成了较为正向的社会环境。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更有活力，更具包容性的群体，在对道德行为进行判断时，更容易克服刻板印象，从而做出更理性的判断。
4.3. 大学生道德判断中面孔刻板效应存在性别差异
此外，本研究也发现被试认为女性发生积极行为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发生消极行为的可能性，出现了女性更为善良的性别偏好，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汝涛涛等，2015)。这与东方传统文化有关，女性更容易被认为温柔，善良等，她们更容易做出亲社会行为，从而出现了这样的性别偏好。反应时的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对他人贴上消极标签时较为谨慎，需要更长的时间考量，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汝涛涛等，2015)。同时发现被试对男性贴上消极标签所需时间较长，这一点在以后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探讨。在对概率进行数据分析时发现，男性认为异性发生积极行为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女性认为同性发生积极行为的可能性。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看，“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是自然法则，显然与同性相比，异性之间更容易产生积极的评价。同时也证明大学生道德判断中面孔刻板效应存在性别差异。
5. 小结与展望
善恶、美丑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点，也是人们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在众多研究者的努力之下，该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同时，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也使研究者有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但是有关道德判断和面孔刻板效应的研究仍然较少，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范式，缺乏统一性。本研究受实验技术和材料的影响，只分析了静态面孔，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将实验材料延伸至动态面孔。同时还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如从学历，职业，婚姻状况等方面探讨道德判断中的面孔刻板效应，对社会群体各个阶层的分析有助于完整、系统的了解该方向的发展趋势，更加贴合我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