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
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我国于1980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老龄化的加剧，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二胎政策全面放开，我国持续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结束了。生育政策的调整，对于我国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然而政策所带来的女性的就业问题和生育成本上升问题也随之凸显。
Figure 1. 2011-2018 population growth rate (%), population mortality rate (%),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
图1. 2011~2018人口增长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
然而，政府过大预估了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2015年政策实施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6年全年出生1786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131万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只有1723万人，减少了63万人，同比下降3.5%；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生育率再次下滑(图1)。
1.2. 女性就业处于劣势地位
中国自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以来，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就业方面处于劣势，这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具体表现有二，一是就业岗位覆盖面存在性别差距，二是就业容易程度以及升迁容易程度存在性别差距，近年来尤其体现在女性的生育对就业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公司在招聘时会明文规定女性在工作期间内不能进行生育，在经济发展降速转型的今天，这是用人单位更为坚定的效益中心的找用工宗旨，这使得就业与生育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那么，女性生育究竟在多大水平上影响了女性的就业？这种效果对如今女大学生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政策的长期效应是否会导致这种不平衡的加深？新旧政策的过渡是否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女性整体就业水平以及生育成本产生影响？
因此，这样的社会背景促使本课题的研究开展。
2. 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影响业女性生育的因素，本次调查经反复论证编制调研问卷，选取除港、澳、台、新疆、西藏地区之外的在职女性(主要为非农女性)，采用随机调查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共回收问卷223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有效问卷21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达96.86%。结合本次调研的主题，调研问卷的内容主要包含受访者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月收入以及伴侣的月收入、所在城市级别、所在企业类型、职业、岗位等，本文从调研的样本中选择了部分变量进行统计与分析。
2.1. 生育意愿低
虽然“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全面放开，但是生育一孩的家庭数量远远多于二孩家庭，生育一孩的比例为63.9%，未生育和生育二孩的家庭分别占比21.8%和14.3%，生育意愿仍然不高(图2)。
2.2. 女性生育原因多样化
1) 在不愿生育孩子的原因调查中，花费时间及精力占比最高(76.6%)，然后是花费大量金钱，人力资本投资过高(70.2%)；生育风险过高以及社保制度的完善(34.0%)，生育孩子不再是唯一的解决养老问题办法(34.0%)并列第三大原因；不喜欢小孩、对教育孩子没有信心(25.5%)和害怕生育孩子后，会落后于是当代潮流，从而被企业淘汰(25.5%)，工作质量下滑并列第四大原因，最后是想要领养小孩而不生育(8.5%)。
通过以上的调查可以表明，工作成为女性展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也成为了女性独立的前提条件，所以女性关于工作的关注度上升。同时，在改革开放后新思潮观念的涌入以及现在人力资本投资的上升，女性愿意花费在后代的精力以及金钱也逐步倾向于自身，从将繁衍后代视为一种责任到现在视为一种体验，这成为了女性不愿生育的重要原因。
2) 在生育一孩调研样本中，喜欢小孩成为愿意生育孩子的首要原因(占比68.8%)，次要原因是是自己老年以后有所依靠(占比55.8%)，这与中国传统思想“养儿防老”“老有所依”等观念契合，最后是传宗接代(占比43.5%)，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新思想的流入以及妇女的解放，女性已经不把生育孩子作为自己的唯一价值所在。
3) 在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调查中，减少老年以后独生子的赡养压力成为首要原因(77.5%)，与现在的中国的国情相符合，目前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日益严重，一个孩子4个老人成为新型模式，独生子的赡养压力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2.3. Logistic回归实证分析
1)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性远小于0.05，回归关系显著，都对是否选择生育产生明显的影响(表1)。但是两者系数一正一负，年龄的系数为正，说明年龄对于生育倾向产生积极影响，而受教育程度系数为负，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倾向反而越低。
Table 1. Empirical analysis of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表1.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实证分析
2) 在公司类型对于是否生育的影响分析中，只有合资企业的系数为正，其余系数都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相对于事业单位，只有合资企业的女性员工选择生育，显著较高于48.1个百分点，而对其他三种公司类型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倾向于选择不生育。
3) 在行业类型对于是否生育的影响分析中，以教育行业为参照变量，都市行业和新兴行业的系数为正，且新兴行业的影响较为显著，支柱、服务、装备三大行业系数为负，说明即使二胎政策的开放，仍然没有对这三大行业产生积极影响，生育率仍在持续降低。
4) 结合以上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其中个人月收入、伴侣月收入以及岗位级别对于是否生育都不是明显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关系，而是类似于一种正态曲线的图形，与logistic模型的不显著正好吻合。
3. 女性生育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3.1. 生育数量平均值减少的经济学解析
贝克尔曾经提出“孩子需求理论” [1]，理论认为，随着收入增加孩子的数量也会增加，但是实际上收入越高的家庭规模一般越小，这是由于孩子的数量与质量呈现替代关系，当质量的增加大于数量的影子价格时，人们会选择提高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这与我们的调查结果相吻合，随着人力资本以及女性机会成本的上升导致的孩子的质量增加大于影子价格，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
3.2. 生育数量未减至零的经济学解析 [2]
“边际替代率”递减。首先拥有孩子可以满足父母对于孩子的需求，一定程度的养老需求、传统观念需求以及孩子可以给自己带来的满足，但是随着边际替代率的递减，当父母拥有一个孩子以后，随着人力资本的投入、时间价值的上升和生育风险的上升，父母越来越不愿意用更多的其他商品去换取孩子，并且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养老的需求逐渐淡化，这种责任几乎不需要孩子来进行完成，所以大多数女性在生育一个孩子以后不再生育二孩，这不仅是社会背景的需求，也是社会观念的转变以及效用的最大满足。
4. 完善“全面二孩”政策的措施与建议
4.1. 加大企业对女性就业扶持的力度 [3]
虽然由于生育为女性提供的各项保障都是合理且必需的，但是企业的终极目标都是赢利，在肩负着税负等社会责任的背后，企业的生存也有很大压力，因此，由于生育而造成的损失不应该由企业买单，政府应该出台鼓励用人单位雇佣女性的一些制度，比如女性在达到某个比例之上可减免一些税负，同时在女性生育过程中，减免企业压力，是从根本上解决女性就业困扰的途径。
4.2. 鼓励出台“父育假”及相关措施
很多企业拒绝女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生育过程中以及生育后女性因为孩子而耽误的企业效益要远大于男性，这不仅是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还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措施规定父亲也应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在国外“父育假”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可，这种制度的实行将会减少女性对生育的恐惧，也是减少企业不雇佣女性的根本措施之一。
4.3. 大力支持家政服务产业发展
儿童在生育之后到幼儿园之前的公共服务设施市场应该积极开发，政府也应在市场自由发展的同时给予大力支持，同时监督好市场的安全与合法性。大力发展家政服务产业，如幼托机构、家政机构、保姆市场、产后修护等的正规化和市场化发展，使得女性在生育后可以将孩子交由社会进行“抚养”而快速进入工作中，减少因生育而造成的时间成本的提高。
基金项目
研究由北京市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以及中华女子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FYW1090503)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