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年是五四精神的创造者、承担者和传播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也意味着中国青年也进入了新时代 [1]。因此，在2019年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的时代背景，对中国青年提出了新要求。芦津华和岳金辉(2019)指出，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对青年的六点希望，为当代青年指明了成长成才的正确方向 [2]。
目前，关于青年形象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媒领域。如严亚和董小玉(2015)的研究比较新颖，他们对青年“符号游戏者”媒介形象的自我建构进行研究 [3]。宋永林和胡乐凯(2017)对早期《新青年》对“新青年”形象的建构，发现《新青年》(五四运动以前)以资产阶级社会进化论和西方价值观念为指导，号召中国青年争当“新青年”，努力塑造民主、平等、自由、爱国等的“青年”形象 [4]。林琳(2018)对1980年代银幕青年形象建构进行研究，发现这些作品中青年人身上带有特殊的时代特征。随着研究内容的多样化，研究范围也不断拓展至国际媒体 [5]。如杨博(2015)通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美国媒体对青年华人形象的建构，发现他们从“冷静勤勉的准公民”到“无知落后的奴隶”、“瘾君子”、“劣等种族”，再到“信奉民主、自由的伟大盟友”的形象变迁 [6]。王宇航、宋成方(2017)通过研究，发现它们把当代中国青年在国际媒体视域中刻画为竞争能力强、社会问题较多、发展不均衡的社会群体，他们建议国内媒体要担负起对青年形象建构的重要责任，发现中国青年的正面典型，加强对外宣传，构建中国当代青年积极向上、勇于创新的新形象 [7]。本文认为，实际上，不仅是媒体，国家政府有责任且也在进行青年形象的建构，且其影响力会更广，效益会更好。因此，研究国家政府对青年形象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青年形象话语建构”的研究还比较少，如朱桂生和黄建滨(2018)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肾失踪”事件，发现新闻媒体通过标题、分类、文本架构、互文性等手段将青年医生群体塑造成一种缺乏经验、冷漠傲慢、不负责任的施暴者形象 [8]。
通过分析发现，以往对于青年形象建构的研究领域不仅单调，主要集中在传媒领域，而且虽然这一领域对青年形象建构的研究内容呈多样化发展，范围不断拓展，但他们的研究还局限在青年形象的自我建构(严亚、董小玉)，或是年代久远的青年形象建构(宋永林、胡乐凯，林琳)，或是国际层面上青年消极形象的建构上(杨博，王宇航、宋成方)。总之，当前的青年形象建构的研究还缺乏国家政府话语对新时代青年的积极形象建构的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旨在揭示语言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从CDA的视角对国家政治话语进行解读，有利于解读国家、政府的话语，促进相关政策、观点的理解，提高实施效果。然而目前，在话语分析领域虽有研究，但却少得可怜，也难免研究青年的消极形象。
综上，本文将从CDA的视角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本进行研究，以期回答如下问题：
1. 该讲话建构了什么样的新时代中国青年形象？
2. 该形象是如何被建构的？
3. 该形象建构的社会语境及社会作用是什么？
4. 该形象建构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有什么启示？
2. 研究方法
CDA的跨学科性决定其分析框架具有多样性 [9]。语篇–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便是其中的一种。DHA是Wodak和她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对奥地利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语篇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 [10]。Reisigl & Wodak (2014)认为，在对特定的话语和文本进行分析时，应尤其关注一些话语策略(discursive strategies) [11]。话语策略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社会、政治、心理或语言修辞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话语行为 [12]，包括所指或提名策略、谓语指示策略、辩论策略及论辩题目、视角化策略、强化策略与弱化策略 [10]。
此外，在DHA对文本的分析还可以从宏观层面上研究文本之间的关系，即互文性，以窥视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 [10]。因此，本文主要对习总书记在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本的所使用的话语策略进行分析，探究该讲话中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形象建构的内容，并分析影响该形象建构的社会语境和可能带来的社会效益，最终从这些形象中获得一定的启发。
3. 话语策略分析
通过观察，发现习总书记的讲话中主要通过提名策略、述谓策略，以及互文性建构新时代青年形象。
3.1. 提名策略
提名策略指运用话语对社会行为主体/客体/现象/事件和过程/等进行建构，对成员进行归类 [11]。
3.1.1. 社会行为主体
讲话中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爱国青年”、“革命青年”、“青年英雄”等社会行为主体，是对青年有多样的指称，从多方面把青年归类为先进的爱国英雄。而“人民群众”、“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等在讲话中跟青年一起作为社会行为主体，把青年归类为普通群众。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这建构了青年不仅属于中华民族普通的一员，更是先进爱国英雄的形象。所以，新时代中国青年作为该讲话的对象也应该具备同样的品质。此外，讲话中对青年提出六个要求后，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行为主体。如：
(1)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青年英雄辈出，中华民族青年英雄辈出。《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是30岁，恩格斯是28岁……中共一大召开时毛泽东是28岁，周恩来参加中国共产党时是23岁，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时是18岁……雷锋牺牲时是22岁……这样的青年英杰数不胜数！
此处提到的一个个具体主体，都是古今中外曾为世界、国家、民族作奉献而奋斗，甚至牺牲的青年英雄人物。讲话中这些伟人与新时代青年并存作为社会行为主体，把新时代青年与这些青年英雄归为一类，体现了习总书记对青年的积极建构，也表明了讲话中新时代青年的形象是依据这些形象进行建构的，是以前人实践为基础的，不是虚构不可实现的。
3.1.2. 社会行为客体
由于社会行为客体在讲话中比较广泛，为使本研究具有针对性，此处主要考察习总书记对青年提出的6个要求里出现的客体，即“远大理想”、“爱国主义”、“时代责任”、“奋斗精神”、“过硬本领”、“品德修为”。
“远大理想”(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祖国需要、人民利益)、“爱国主义”(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爱国主义情怀)、“时代责任”(民族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从国家、世界层面上提出来的。这表明当前青年不仅要有理想，还要必须结合“爱国主义”和“时代责任”使其变得“远大”。
“过硬本领”(科学知识，人文素养等)，“品德修为”(明辨是非，恪守正道等)，奋斗精神(永久奋斗等)是对青年个人层面上的要求。“科学知识”等具体要求以及“内在素质、人文素养”等精神上的抽象要求，说明了习总书记认为优秀的新时代青年，应当在精神和物质方面能力都过硬。“品德修为”被单独提出，更是强调了精神上的要求，建构了新时代青年以内修为主，外修为辅，内外兼修的形象，同时加之以个人的“奋斗精神”才能使这些方面落到实处。
习总书记的讲话中集中存在的社会行为客体如“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新时代中国青年”和 “爱国主义”。实际上，它们同时也是社会行为主体，这种主体与客体融合的现象与新时代青年的形象建构有密切的联系。在讲话开始，“青年”和“爱国主义”作为主体，“五四运动”作为客体，之后它们的角色却反过来了，并长篇作为主体出现，体现了“爱国主义”驱使“青年”掀起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一经触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形成“五四精神”熏陶世世代代的青年，包括新时代青年，赋予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历史性的一面。另外，“中国共产党”先是作为客体，“青年”和“五四运动”为主体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基本都是作为主体出现，与“青年”一起出现时，“青年”则变成了客体。如：
(2)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用极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3) (中国共产党)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
这里，“青年”与“中国共产党”形成一个依靠与被依靠的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需要“依靠”“青年”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青年”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构了青年集独立性与依赖性为一体的形象。
3.2. 述谓策略
述谓策略指运用话语对社会行为主体和客体等进行正面或负面的界定 [11]。赵芃(2017)指出Halliday提出的及物性系统，可以对述谓语与行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解释 [13]。依据提名策略，发现本文集中存在的“新时代青年”和“我们”两个社会行为主体，且当“我们”作为主体时，“新时代青年”转变为“客体”，并在讲话中大篇幅出现，说明“我们”这一主体对新时代青年的形象建构具有重大影响。所以，以下将基于Halliday (1994)提出的及物性系统 [14]，对讲话中以“新时代青年”和“我们”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动词进行及物性分析。
3.2.1.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行为过程分析
“新时代中国青年”作为社会行为主体所涉及的社会行为过程主要集中在物质和心理过程。见表1。
由表1，在习总书记的讲话中，既有物质过程又有心理过程，但是物质过程比心理过程多，说明习总书记希望当代青年要把历史、时代对青年的一切要求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同时，其中物质性过程又分为过程类和结果类。例如：
Table 1. Processes of transitivity of “Chinese youth in the new era” as social actors
表1. “新时代中国青年”作行为主体的及物性过程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到……让……升华……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跟……奉献……让……高高飘扬！
这些是讲话中对青年提出要求的具体实践方面，“树立”、“奉献”、“担负”等过程类动词，都以“升华”、“让……高高飘扬”、“成为”结果类动词结尾，说明了新时代青年不仅要有行动，还要有切实的成果，建构了新时代青年务实，不断进步的积极形象。
3.2.2. “我们”的行为过程分析
“我们”(主要指“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全社会”)作为社会主体，所涉及的社会行为过程多为物质、心理、言语及行为过程。见表2。
Table 2. Processes of transitivity of “We” as social actors
表2. “我们”作社会行为主体的及物性过程
这里的物质性过程依旧远多于心理过程，说明习总书记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全社会对青年的帮助要落实到具体的实际行动上。言语过程入“交流”和行为过程如“倾听”的增加，证明了“我们”给青年的帮助，是以与青年沟通交流为前提的，所以我们给与的是他们需要的。因此，心理过程“信任”、“关心”等和物质过程“教育”、“引导”、“培育”等，都说明新时代青年在物质和精神上还不能完全独立，还需要国家、社会的帮助，他们“思想认识会陷入困惑彷徨”，会处于“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会“犯错”，“思想会一时冲动或偏激……建构了新时代青年精神和物质上的消极依赖性，具体化了新时代青年的依赖形象。
3.3. 互文性
文本的互文性指在两个文本之间，后产生的文本中发现前一个文本中的内容或主题的词或两个文本间的主题密切联系 [11]。在习总书记对青年提出的六个要求中，都有引用近代或古代先贤的话语，形成了互文，也证明了讲话中对新时代青年的形象建构借鉴了前人的经验总结，具有客观性和正确性。例如，在讲到理想的重要性时，他引用了名代思想家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中的“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在强调爱国的重要性时，引用了孙中山先生的“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等。
此外，习总书记的讲话与历届领导人在五四运动周年庆的讲话，与其在十九大的讲话也形成了互文关系。如：习总书记的讲话中的“青年要注重道德修养，要有奋斗精神”等话题，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五四运动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相呼应，从而形成互文关系；习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新时代的大背景与他在十九大的讲话也形成互文关系。
互文性策略证明了其对新时代青年的要求，对青年建构的形象，提供的榜样，是在综合多方面实际情况的背景下提出的，并不是国家机构或领导人主观臆想的，他们希望通过这次重要的纪念大会，并凭借国家赋予的机构权威性向新时代青年展示、宣传新时代青年应有的形象，供青年学习，为青年提供正确指引。
4. 社会语境与社会效益
CDA中“批评”的一个重要含义对语篇与社会辩证关系的探索，表现为社会现实制约语篇，语篇也制约社会变革 [15]。田海龙(2009)指出这里的社会指社会语境，包括机构语境(institutional context)和社团语境(societal context)，机构语境体现权力关系，和语言运用的目的相关，社团语境体现社会团体的价值取向，和语言运用的意识形态相关 [10]。因此，语篇体现着语言运用对社会语境(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 [10]。
首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新时代青年不能全面或正确地认识自我，甚至迷失自我，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急需指路人。党中央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青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权力关系，具有权威性。然而，这也意味着其有对迷茫的新时代青年指明方向的责任。在这样的机构语境下，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结合时代特点，总结历史经验，并通过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这个全国性、影响力巨大的会议，向青年提供指引。
其次，虽然这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但影响该次讲话中对青年的要求，即影响新时代青年形象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只五四精神，还有爱国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最后，话语实践与其所处的行为场域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它们之间是一种建构和被建构关系 [16]。因此，可以说，社会语境影响建构青年形象的话语，建构青年形象的话语产生后会反作用于社会，尤其是像本次讲话中的话语带有极高的机构权威性，对青年形象建构的话语会起更大的作用。
5. 结语
本文从CDA的视角，对习总书记在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尤其对习总书记向青年提出的6个要求，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该讲话通过运用多样的话语策略，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上，建构了新时代中国青年集历史性和时代性，独立性和依赖性为一体，内外兼修，不断促进个人发展，以为国为民为人类做贡献的爱国英雄等丰富而积极的多重形象。同时，本文对该形象建构的社会语境和社会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该形象建构与新时代的大背景，以及机构的权威性和五四精神等意识形态有关。这启示新时代中国青年面临当今国内外形势复杂的现状，他们的独立性要求他们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承担起自身责任，提升自我，而依赖性决定了他们需要党的领导，需要社会主义一系列思想的引导等。另外，青年的历史性要求青年要学习如五四精神、爱国主义等传统优秀思想，而其时代性又要求他们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等。这样，青年才能正确认识自身已有或该有的特征，才能在实践中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