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与之带来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副作用相伴相生，中国乃至全球都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的今天，全世界人民仍深受疫情反弹、本土病例增加的迫害。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洪涝灾害、粮食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的发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之问。
面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人与自然矛盾爆发的现实状况，国内外学者们纷纷将研究视角重新聚焦于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以期寻求解决当前生态问题的对策。实事求是地说，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现代工业还没有大规模的建立，生态环境问题并不像今天这样严峻，因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不可能就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不重要。贯穿于他作品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明白清晰，自成体系，它们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这些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对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因此，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入手，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分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具体内容，从而能够更深入地考察和理解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生态观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既把好“脉”又凸显“进”。
2.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哲学之维
马克思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尤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为突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为基础，蕴含着以哲学、经济和社会为主题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形成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这其中，马克思突破性地揭示了自然进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人化自然的观点。 [1] 所谓“人化自然”就是人通过劳动实践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使得“非人世界”转化为“属人世界”的过程，“人化自然”说明人的本质在于生产劳动这一根本性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他反对将人看作简单纯粹的“自然人”，把人的自然属性说成是人的唯一的或根本的属性，而忽略社会属性在人的本质问题中的决定地位。然而，马克思并不否认人具有自然属性以及人的自然因素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既是一种受动的存在物，又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自然存在物。
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同属于自然中的一部分，人对自然有依赖性，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自然界提供的物质资料得以进行。他指出“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 [1] 其次，马克思强调人对自然具有能动性作用，即人类通过“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实践对自然加以改造，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表现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从而作为有用的资源为人类所利用。但是在发挥人类对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时，应做到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而满足人类自身利益，这也与马克思“人类必须善待自然，才能实现有序发展”的生态思想不谋而合。
3. 以资本批判为逻辑内核揭示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发生机理
19世纪40年代，青年马克思开始将研究视角关注到社会现实层面，他意识到之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矛盾，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制的产生。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由此引发的工业文明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同时，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生态危机日益严重。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的高度出发，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放置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社会大系统的运作过程中加以审视，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逻辑内核，阐释了资本主义语境下所产生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从而指出共产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途径和价值归宿。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继承了黑格尔的异化哲学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即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逐步提高，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下人的活动的终极目的在于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由此则会导致人类的劳动本身、人作用自然的工具、自然本身乃至人本身皆发生异化，从而迫使人与自然之间原本的和谐关系走向破裂，发生了疏离和异化。
3.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下的人与自然关系
17、18世纪，在推翻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进程中，欧美各国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2]。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资本利用的最优化，不断增强对自然资源的攫取能力和攫取力度，因此加快了自然资源的枯竭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马克思认为，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人和自然的关系从人对自然的全盘崇拜和自然对人类的征服转向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自然界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成为为人类所征服、改造和利用的客体。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也损害了人自身的自然力。如前文所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本身属于自然界。然而在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生产对人自身自然力的占有主要是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表现的，即资本家通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无限度的剥削和压迫工人，迫使他们在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中以超过自身承载能力的强度进行劳动。
3.2. 马克思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私有制是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根源，使得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并造成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在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层次上，人的本质表现为劳动。劳动是人类作用自然界的最初方式，是促进人进化、使人的身心得到发展的方式。 [3]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劳动用机器替代了手工劳动，工人被固定在机器流水线上重复着简单的劳动，这就使得劳动发生了异化，进而使得工人同劳动产品、劳动同生产关系、人同人以及人自身产生异化。在此背景下，工人的劳动变成外在的东西，不再属于人自我满足和自我需要的范畴，而是属于资本家。工人没有购买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的能力，且他生产的越多，则自己的消费能力就越少。因而这就使得工人与其劳动、与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产生异化；同时，异化劳动还造成人与人的本质的异化，“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一种手段”。 [1]
人类为了获得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通过实践与自然界进行着物质交换，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利润刺激之下，资本家毫无止境的盘剥工人的剩余价值以取得更大限度的价值利益，所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攫取的利益与工人的异化程度成反比。资本家为了维护资本所有权，保证资本的积累和增殖，必定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最大限度地占有感性自然界，使整个自然界被“祛魅”变成破碎的物质资料的汇集。所以在异化劳动条件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破裂。
3.3. 共产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途径和价值归宿
马克思通过深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两个必然”的重要论断，即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将胜利。资本的不断积累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否定资本主义自身，加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由生产力的解放者变成阻碍者，资本主义在造就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也产生了推动和运用这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必将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使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价值旨归，他指出共产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最终途径。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生态破坏性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发展必须与自然环境的发展相统一、相协调，人类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时，应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以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达到有序发展的目的。资本家的交换和支配权在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是人人享有的，每个人都拥有自然资源的平等分配权和使用权。因而只有在人可以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解”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4.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新时代中国化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时代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并进一步强调，人类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这是无法违逆的重要规律。 [3] 这一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生命共同体，这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在当代社会的最新诠释，一方面，生命共同体理念从生命维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不仅依赖于自然界，还受制于自然界，因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资料。另一方面，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价值维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利益互补关系。生命共同体理念也是利益共同体，人类生命与所有非人类生命之间存在紧密的物质交换和循环关系，其生存和发展利益相互依存，从而构成一个整体。
4.1.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思想依据
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对自然环境的滥用和破坏，提倡合理利用节约利用以达到发展的可持续性，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重要理念。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物质变换关系，人类可以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对自然征服，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恶化，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有所发生。生命共同体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回应世界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正义的强烈期盼，积极投身全球生态治理的大潮当中。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全面发展，这些主张都承接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永续性发展的理念之脉。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继承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同时，也与时俱进的实现了自身的创新性发展。从马克思“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依靠自然”到新时代习近平提出的“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习近平从生命的动态角度对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人和自然共存共荣，二者不是孤立存在的客体，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自然界之于人类而言，是生命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就是人的生命本身，因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人类自身的发展。坚持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在目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局势下，不仅要创造更多的物质、精神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要提供更优质的生态环境资源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重要论断，这些都是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关系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智慧的基础之上，赋予了人与自然关系以新的时代内容。
4.2.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在意蕴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牢牢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之上，树立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观。步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关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着力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 [3]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人类永续发展的前提。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关系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以天地自然为生存之源、发展之本，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创造和发展了人类文明。在这个历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依附自然到利用自然、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正日益形成这样的普遍共识：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会伤及人类自身，这个客观规律谁也无法抗拒。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我们在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生命共同体。
第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5年3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进中央文件，成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关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打破了简单把发展和保护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为我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两山理论”进行全面阐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其中，“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体现了经济与生态的辩证统一关系，旨在强调协同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绝不能厚此薄彼；“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一论断将环境保护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位置，辨析了一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产生矛盾和冲突，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发展生产力，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实现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彰显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理念。努力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变为生态农业、生态产业、生态旅游等领域的经济优势，从而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该理论深刻阐述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生产力的属性，确立了绿色生产力新理念，揭示出财富绿色生产和绿色财富生产关系，提出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6]
4.3.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在这场危机中应运而生，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路径，彰显出鲜明的时代价值。
第一，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 [7] 作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为了人类自身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我们必须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2019年末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究其根本就是人类过度利用自然资源、肆意破坏生态平衡的后果。在灾疫面前，人类应该彻底清醒并认真反思，如果人类继续漠视灾疫和危机的警告，一味只顾自己的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则会招致大自然的惩罚。马克思认为人因自然而生，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其中包含着不计其数的生命要素构成一个统一的生态系统。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实践活动必须以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为前提，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规律，才能最大限度的将自然资源转换为生产力，将自然界的能力转换为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互惠双赢。因而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生态治理方案，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共同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第二，为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治理思路。“生命共同体”理念无疑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在新时代中国化的表述和成果，同时也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与自然关系范围内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问题需要每一个国家都要为此而贡献力量，只有所有国家携手共治，最终美丽和谐的优美生态环境才能由所有国家携手共享。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向深层次推进，二十一世纪的时代潮流催生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需求，恰好契合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近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主动承担环境治理的责任，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多个项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从生命维度进一步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