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俄罗斯汉学家柏烈伟(1886~1971, Sergey Polevoy)于1913年出版以俄语写成Periodicheskaya Pechat v Kitaye (《中文报刊目录》)并出版发行。他在总结中国报业史与中文报刊特征的基础上，以目录的形式统计1911年至1912年间国内外发行的中文报刊。当时正值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报刊和政治活动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宣传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主张。革命派与保皇派经过激烈论战，国人自主办报活动再掀高潮，“武昌起义，全国景从，报纸鼓吹之功，不可没也” [1] (戈公振，1927：第五章一页)，国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旋即载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各大城市成为近代中国的报业中心，“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 [1] (戈公振，1927：第五章一页)。柏烈伟关注报刊对于革命的态度和作用，重点论述近代中国七大报业中心报刊数据并剖析其政治导向，译介主流报刊有关“蒙古问题”、中国新闻界对俄罗斯态度及反映辛亥革命时期重大政治话题的文章等。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成为专门统计和分析辛亥革命政论报刊的近现代中国报刊目录之典范。
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新闻史参考意义，美国汉学家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 1897~1951)在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 (《中国报纸：1800~1912》)第十章“革命派报刊(The Revolutionary Press)” [2] 中论述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Britton, 1966: 111-120)，在论述中国报刊发展时引用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的数据，而现当代有关辛亥革命报刊的著作及其中国报刊目录或索引著述却忽略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在俄文著作中，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主要用作20世纪初有关中国社会及其报业的信息来源，俄语学界并未进行过专门研究，俄语汉学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比较详细地研究中文报刊 [3] [4] [5] (Faktorovich, 1954; Slobodyanyuk, 1958; Sergeev, 1989)。
本文以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为案例，结合史实，剖析辛亥革命时期中文报刊的政治导向分类统计信息及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的报刊史学价值，探讨以报刊政治属性进行分类计量的科学依据，为辛亥革命报刊活动及中国报刊目录或索引研究提供借鉴。
2. 柏烈伟在华活动与编纂《中文报刊目录》始末
俄罗斯汉学家柏烈伟(1886~1971, Sergey Polevoy)于1886年9月2日出生于现乌克兰的皮里亚京，13岁丧失双亲，由波兰的亲戚抚养。他先后就读于男子体育馆、东方语言学院和圣彼得堡大学，随后在乌克兰、波兰、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游览并进行相关研究和考察，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柏烈伟精通俄语、波兰语、世界语和中文等多种语言。辛亥革命时期(1911~1912年)，柏烈伟在俄国驻北京公使I. S. Brunnert和俄国驻天津领事馆秘书K. V. Uspensky支持下到中国考察，他调查了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七大报业中心发行的报纸，从主要报刊中挑选社论、函电、电报、故事、小品文和政治漫画等进行编译，并总结各地报纸的发展规律并评论，以此为基础，撰写完成Periodicheskaya Pechat v Kitaye (《中文报刊目录》)，于1913年出版发行。
《中文报刊目录》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华北日报》、德国学者凯伦、俄罗斯学者图芝林的著作、上海“记者联合会”的信息资料和《中国年鉴》。同时，柏烈伟还引用了其他俄罗斯汉学家和史学家的著述，特别是将乔治热夫斯基(Georgievsky)、图芝林(Tuzhilin)和索福克洛夫(Sophoklov)的相关专著，包括：Imbault-Huart M. Le journal et journalisme en Chine, 1898；Maybon, A. La politique chinoise, 1898；Prof. Reinscli, P. S. Intellectual au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1912；Rodes, J. La Chine nouvelle, 1910；Jerome Tobar, S. K'iuen-Hio P'ien. Shanghai, 1909；Holzhauer, F. D. Iustizwesen in China. Tsintau, 1912。柏烈伟还援引《中国革命纪事》(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旅行指南》《世界年鉴》等著述作为历史素材作证其观观点和结论。
《中文报刊目录》内容丰富，不同章节各有侧重。第一章概述中国报刊的历史沿革，统计1911年和1912年间中文报刊，共计487种，与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提供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数据一致，“当时统计全国达五百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可谓盛矣” [1] (戈公振，1927：第五章四页)；柏烈伟在第二章第三章分别论述中国报纸的编辑与版面特征，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福州、广州和香港等报业中心的报刊出版情况。第四章基本是社论、信件、电报、小品文、短篇小说等报刊文章的译文，这些文章大多译自当时中文报刊的文章，深刻真实地揭示了当时中文报刊的发展情况和政治思想倾向。柏烈伟旨在通过1911年至1912年间主流报刊发表的有关“蒙古问题”、中国新闻界对俄国态度的文章及反映辛亥革命重大问题的译文，生动而形象地传达辛亥革命时期中文报刊所反映的国人情绪，如表1“《中文报刊目录》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主题报道所示”。
Table 1. Topics of News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of Periodicheskaya Pechat v Kitaye
表1. 《中文报刊目录》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主题报道
第五章讨论中国报业的建立。他充分认可辛亥革命是国人自办报刊的高潮，“报馆林立这个表述是真实的” [6] (Sergey, 1913: 98)，并论述了几个重要问题，包括：报纸编辑部的资金来源、股东参与报纸生产的程度、编辑的职能、中国报纸记者的工作、记者的薪水等。第六章作出重要总结，认定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共有487种中文报刊，并论证所有报刊的政治导向。
《中文报刊目录》的附录刊载20世纪初清廷颁布的系列报刊管制律法：内政部制定的《期刊暂行条例》(摘自《北洋官报》，1907-09-07)；《宪政研究委员会的就期刊法规报告》(摘自《政治官报》，1908-03-04)；由宪政研究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期刊法规报告》，(摘自《政治官报》，1908-03-04，1908-03-05)；高度认可的《新期刊章程》(《政治官报》，1911-02-04)；《<内阁官报>官方条例》。同时，柏烈伟附上了在中国大陆，满洲和国外最著名的城市中发行的487份报纸和杂志的目录和描绘人们对革命的反应及对待与邻国关系的漫画 [6] (Sergey, 1913: 118-138)。
柏烈伟对19世纪70年代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报业史进行阶段性划分。他认为，中国近代报业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批中国报纸” [6] (Sergey, 1913: 3)在外国殖民地问世，且主要报纸由欧洲人掌握；柏烈伟称1895年为“报纸的发行和民族意识活跃之年” [6] (Sergey, 1913: 4)；1898年，清廷颁布《大清报律》，光绪帝一方面认可报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引入新闻审查制度。1898年秋，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之下，清廷先后关闭京城的官方报纸与地方报纸。中文报纸的多数编辑出版机构再次求助于外国人的庇护，将报馆迁往外国租界或转到外国人的名下。在这段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最困难的时期，“全国各地共有35种报刊” [6] (Sergey, 1913: 6)。
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尽力提供详细的报纸信息，包括报纸的特点、发行量、版式、主编姓名、编辑内容、标题、广告。报刊目录中标明报纸的出版语言：普通话、文言、官话和白话等。大型报纸的标题下使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即使定位于政治报道的严肃报纸的标题也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报刊因此变得更加流行。
3. 《中文报刊目录》报刊的政治导向分类计量
清末民初，中国报人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运动中，从幕后走向前台，通过报刊参与并记录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之社会改革，同时实现自身从服务于在华外报馆的“秉笔华士”到“无冕之王”现代报人的蜕变。在中国近代史三次大论战中，保守派、洋务派、维新派与革命派各方政治势力建立自己的报刊喉舌，以报刊为战场，陈述己方立场与观点，攻击对方，旨在赢得政治洪流中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报人亦籍此彰显“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
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以出版地为计量参数描述辛亥革命时期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福州、广州和香港七大报刊中心的报刊数据信息，根据报纸所属党派及其政治倾向作为分类标准来统计并论述报刊发展规律。该报刊目录开创以报刊政治导向分类计量辛亥革命时期报刊数据并译介其主题报道政治倾向的先例，成为专门统计和分析辛亥革命报刊数据信息和政论报刊报道规律的报刊目录典范。
(一) 七大报业中心的报刊计量
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首先以出版地为计量参数描述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福州、广州和香港七大报刊中心的报刊数量与发展情况，如图1“《中文报刊目录》以出版地参数计量的报刊数量”所示。柏烈伟按照俄文字母顺序列出报纸目录，即以中文报纸名称的俄文音译为基础排列报刊。柏烈伟有时不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列报刊；罗列七大报业中心外的其他城市的报纸时，报刊排列次序的标准有所不同。在专门介绍各大报纸中心的章节中，柏烈伟优先列出著名大报。
《中文报刊目录》整理并收录1911年至1912年在国内外城市和地区发行的中文报刊，如图1所示。柏烈伟比较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京津两大报纸中心的报纸数量，反映中国报纸数量的增长。1911年，北京的报纸数量只有“20种日报，到1912年，已经超过40多种。1911年，天津有16家报纸，到1912年8月，已经有25家报纸” [6] (Sergey, 1913: 18)。中文报纸上的广告显示，中国不同省份每天都有三四家新报纸创刊。
Figure 1. Statistics of periodicals with publishing sites as parameters in Periodicheskaya Pechat v Kitaye
图1. 《中文报刊目录》以出版地参数计量的报刊数量
(二) 政治导向性报刊分类计量
辛亥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派与保皇派激烈论战，政论报刊风起云涌，“文人论证”进一步发挥其特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报刊大多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因此，柏烈伟根据报纸所属党派或其政治倾向进行分类，将所有报刊分为政府报纸、半官方报纸、保守派报纸、自由派报纸。以报刊的政治导向作为分类标准来统计报刊数据，与官报为主线的中国报刊史的书写脉络十分契合。当柏烈伟编纂北京出版的报纸时，其科学性尤其得以彰显。考虑中国报刊及其管理机构的特点，北京的管理机构最接近中国社会的政治潮流和舆情。
《中文报刊目录》收录的北京中文报刊的政治导向如下：
1)《政府公报》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机构。初为武昌军政府发行的《中华民国公报》，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南京政府，再次发行《临时政府公报》，至正式政府成立，由印铸局仿照《内阁官报》，拟定《政府公报》调理及发行章程，“经国务会议决施行” [7] (戈公振，1955：49)，其内容包括共和国总统的政令、各种政府机构的报告和决议、政府电报等。
2)《国民公报》由美国政府出资，主要刊载国内政务。柏烈伟论述了该报的政治属性。
3)《北京日报》是官方报纸。该报避免批评政府的行为，很少有小品文。
4)《顺天时报》是北京老报纸，由日本政府以中文出版，根据日本政府的观点以及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政治色彩也在变化。柏烈伟称该报为“温和的进步的”报刊(柏烈伟，1913：31)。
5)《政报》基于君主立宪制的观点，其社论以思想的广度和有效性闻名。
6)《帝京新闻》关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外交政策上，该报建议政府坚持“中国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信条，属于自由派报纸。
7)《中国报》是进步报刊，经常在文章中大肆宣扬外国人。在国内政治中，报纸反对政府采取的措施。
8)《中国日报》提供各种问题的大量材料，特别关注中国内政，详细报道审议会议的大会。柏烈伟没有说明该报的政治归属。
9)《帝国日报》(《中央日报》)是自由派报纸，在外交政策上坚持反俄原则。
10)《正宗爱国报》居白话文报纸之首。白话，语言轻巧活泼；有趣的故事和政治话题是其发行量大的动因。
柏烈伟在《中文报刊目录》中摘译主流报刊有关辛亥革命的专题报道来说明报纸的政治导向。“蒙古问题”、新疆和满洲局势以及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是柏烈伟极为关注的几个话题，“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按照报纸的指示进行报道，有时不能否认他们的诙谐和讽刺。作者用这种武器来批评某个事物或者攻击公众人物、鞭挞社会陋习” [6] (Sergey, 1913: 103)。
(三)《中文报刊目录》统计计量方法的研究价值
总体而言，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采用多种统计计量方法，不仅梳理一定时期内中文报刊的具体数量，更揭露中文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内部特征和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主要包括：
新闻史学价值。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报业发展迅速，报刊数量急剧增加，报刊形式和思想意识逐渐成熟，对中国的政治、教育、科学、商业、外交和宗教产生深刻的影响。柏烈伟在调查基础上亲自编制辛亥革命时期七大报业中心的报刊清单，列出1911年至1912年间海内外出版的487种报刊，并列出清单写明大部分报刊的地址、价格和发行量等信息，弥补近现代中文报刊目录研究的空白，有利于厘清清末民初中国报业发展脉络。正如柏烈伟所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开辟前所未有的新领域。如果我们追溯到起源，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为谁？柏烈伟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他的作品可以与其他研究人员的作品一起称为中国新闻业史研究的‘拼图’” [6] (Sergey, 1913: 1)。
同时，柏烈伟详细介绍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报刊出版状况，记录海内外出版的487家中文报刊目录，翻译有关满洲、蒙古、新疆、中国人对革命的态度及中文批评文章，这有助于补充和完善现有中国报刊目录和在华外报目录，纠正现有中国报刊目录的数据偏差与编纂误区，为建立完整而系统的中国近代报刊目录数据库提供不可或缺的数据和史实，为中国近代史与报刊史研究及其相关专题研究提供史料参考和借鉴。
报刊语言与新闻翻译研究价值。柏烈伟将报刊新闻、社论和小品文译成俄文。在这一过程中，柏烈伟采用一定的翻译技巧让译文更具艺术性和表达性，突出译文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性，影响读者，成为新闻翻译重要的研究来源。并且，柏烈伟在《中文报刊目录》中揭示近代中国新闻话语的变迁。柏烈伟在第二章中提到中国通过日文材料认识欧洲文化的行为使大量日文新词汇进入中文。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新的术语；社会生活新事物和新概念的引入同样需要新的语言表达。新词汇中文字词的重新组合、外来词向中文的转译以及中文字词衍生的新含义。这些变化最生动地反映在报纸语言中。对语言的揭示有利于新闻话语的相关研究。
统计学研究价值。从统计学上看，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堪称应用统计学的范例，在报刊目录编纂与制作领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导性。柏烈伟以一定的指数作为标准和参照将报刊进行划分，论述并统计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中文报刊的总体数量，将统计学应用于新闻史研究之中。此外，《中文报刊目录》的统计指标呈现多元化特点，以报刊的政治导向作为主要参照，辅之以报刊的发行地点、报刊所使用的语言、发行时间并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整体数据不仅反映“量性”更突出“质性”，在数据计量的基础上突出报刊特征和属性的交融。
4. 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及其政治导向分类计量偏差与分析
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运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对辛亥革命时期海内外的中文报刊进行计量和论述，是继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nhy Farnham)《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Essay on Periodical Literature, and List of Periodical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后关于辛亥革命的中文报刊目录之典范。由于时代因素的限制，其局限性亦十分明显。
(一) 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计量偏差
《中文报刊目录》整理并收录1911年至1912年在国内外城市和地区发行的中文报刊，运用一定的计量方法和统计原理，根据报刊的政治属性和发行地点等要素和指标，对所有报刊进行分组，最终统计出辛亥革命时期海内外共发行487种中文报刊。但柏烈伟的计量方式存在明显问题，数据的真实性也存在巨大问题。柏烈伟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收集487种报纸，他没有列举发行量小和内容少的报纸，也没有详细描述中国南方的报纸和出版物。他解释这种遗漏是因为他没有机会亲赴华南调研。虽然他在报刊目录中为福建、广州和香港的报纸分配了单独的章节，但除了列出报纸的名称之外，几乎没有提供其他信息，遑论西南的贵州、云南等远离报刊中心的省份的报刊详情。
柏烈伟无法收集到所有报纸的完整信息，正如白瑞华所言，“世上不可能有既准确又完整的统计数字” [2] (Roswell, 1966: 127)。从上述论述和表1看，柏烈伟对如何将在华外报纳入中国报刊体系，其报刊目录收集最为详细的是外国政府及其组织赞助的报纸信息。柏烈伟还对中文报刊对中俄关系看法等话题感兴趣，因而关注在这些问题上表达立场的报纸。以上种种均说明柏烈伟的计量结果存在偏差。
(二) 分类计量视阈下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计量偏差分析
《中文报刊目录》所收录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文报刊与数据存在偏差。从统计学视野来看，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的编纂问题主要体现在参数、时间范围和统计数据三个方面。
1) 参数不统一
柏烈伟以报刊的政治导向作为主要参照，描述和揭示所统计报刊的基本特征，与统计学的分类特征和概念相背离。按照事物的品质加以分类统计，是对事物进行精确统计和计量的基础。对事物进行分类统计须遵循统计分组的品质标志与数量标志、不变标志与可变标志的要求以及穷尽原则和互斥原则的统计分组原则 [8] (刘定祥，2012：32-34)。但柏烈伟对报刊分类统计标准不统一，甚至前后矛盾，既不符合统计学中属性“分布数列的概念，即按品质分组形成的品质分布数列” [9] (路正南，2007：37)，又容易漏掉或者重复统计某些报刊，违背统计学“在使用定类尺度对事物进行分类时所要求的穷尽和互斥准则” [10] (袁卫，2002：8-9)。
2) 难以进行时间序列的分析
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只统计辛亥革命(1911~1912年)期间的中文报刊数据信息，时间跨度过短，历时性不明显，且时间序列上的数据可比较性不足，这有悖于统计学时间序列的编制原则——“时期长短相等原则、总体范围一致原则、计量方式一致原则和指标内容一致原则” [11] (卢冶飞，2012：249-250)。该报刊目录不可能根据两年的报刊统计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也不可能展开近现代中文报刊活动历时变化规律的探索。
3) 统计数据不全面
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存在明显的数据遗漏问题。近代中国报刊史的发展脉络错综复杂——官报–民报、京报–外报–本土新型报刊、传教士报刊–外商报刊–外国政府报刊、在华基督教报刊–天主教报刊等宗教报刊、西方各国在华报业，几条脉络有时交叉在一起。柏烈伟关注官报和世俗报，目录未收录重要的宗教出版物，只提及上海的《进步杂志》等个别在华传教士创立的报纸，数据不足以反应中国报刊在特定时期的总体特征，甚至很多被收录的报刊也没有详细的信息，读者无法评估其有关中国报刊发行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报刊的政治导向也无法完全、真实地得到展现。
该中文报刊目录收录辛亥革命时期海内外出版的487种中文报刊，并根据报刊的发行出版地点、报刊所用话语类型和报刊的政治导向进行分类，在计量中揭露报刊的政治属性，对于中国报业及其辛亥革命时期报刊活动研究、报刊目录的编纂与报刊统计具有重要的价值。柏烈伟在统计1911年到1912年间的报刊中存在分类标准不统一和报刊数据不全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报刊目录计量数据的科学性与可信度。
5. 小结
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以政治导向性的报刊分类标准统计辛亥革命(1911~1912年)时期国内外出版的487种中文报刊的基本信息，通过翻译和分析辛亥革命中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七大报业中心主流报纸的消息、社论、电报、故事、小品文等主题文章来揭示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中报刊的政治报道倾向，展现了近代中国，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国人对革命的态度，展现了中国报业的状态和国人的精神面貌。《中文报刊目录》深刻展现了中文报刊使用的报刊语言的发展过程，柏烈伟为探讨中俄关系而翻译的中文报道也成为新闻翻译的重要研究资料。为得出统计数据，柏烈伟利用多种参数作为分组依据，对这一时期内的所有中文报刊进行分类统计，得出487这一确切的数据，让《中文报刊目录》同时具有统计学研究价值。然而不可否认，柏烈伟对新闻学，特别是中国报业和统计学缺少科学和全面的认识，导致《中文报刊目录》在分类计量视阈下呈现参数不统一、时间序列混乱且缺少可比较性、统计数据片面的问题，导致其统计的数据出现偏差，可信度存疑。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