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易变性是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因此文化变迁从来便是民族学学科十分重要的一个研究主题。文化变迁具体指“一个民族的内部发展或两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的接触所引起的，在一个民族生活方式上发生的任何改变” [1] 。从这一定义出发，从事文化变迁研究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有关文化进化的研究，二是文化传播与涵化的研究 [2] 。
服饰最早是人类基于防寒保暖、遮羞等实用性目的产生的发明。随着人类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无论是物质层面的服装形制、面料，还是精神层次上服饰所体现出的族群心理与性格、所发挥的功能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变迁。服饰变迁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时代背景与所处环境的改变，也是人们需求的改变，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人”之上。因此，有关服饰文化变迁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威宁县龙街镇大寨村当地的大花苗服饰，研究的具体内容即与他们服饰文化的变迁有关。过去，多数学者将苗族视为一个整体探讨其服饰的变迁，较少梳理某一支系服饰的演变历程并分析其内在原因。但苗族不同支系之间服饰文化有很大差异，不同支系的服饰在历史上发展和变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对苗族服饰进行概论会导致研究范围过于宽泛，同时会忽略不同支系服饰自身的特点。因此，本文将威宁县龙街镇大寨村当地苗族作为大花苗这一支系的代表进行个案研究，以通过参与观察、访谈等方法得到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参考相关文献，简要叙述当地苗族服饰文化的变迁历程与表现形式，并结合民族学学科不同流派的相关理论对当地服饰文化的变迁原因进行分析。
2. 当地苗族服饰文化的变迁
2.1. 人文地理情况
威宁全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威宁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龙街镇位于县城西北部61公里，境内平均海拔2100米，属夏秋湿润的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经济结构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主要种植玉米、马铃薯，部分种植荞麦、大豆、红豆等作物，也种植烤烟、花生等经济作物。畜牧业在当地经济中同样占有重要比例，以饲养猪、牛、羊为主。镇上居住着汉族、苗族、彝族、回族、布依族等民族。截至2010年底，全镇共12,261户、44,502人，其中苗族3466户、12,673人，占全镇总人口的28.5%，为当地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 [3] 。
龙街镇辖区内的苗族属大花苗一支，主要居住在大寨、新水、银泉等村。其中大寨村居住着500多户苗族居民，共有坪子、大寨、中寨、小寨、斗卡、黑石街、石湾子、苏丫卡8组，截至2017年5月5日统计数据显示，全村共有人口2737人，其中苗族2043人，约占总人口的74.6%。除去黑石街、石湾子两个组彝族人口占多数外，其余6组均以苗族为主。因此，此次调查的范围主要集中于大寨村的坪子、大寨、中寨、小寨等组。
2.2. 当地苗族简介
苗族内部支系众多，命名不同支系的方法多样，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按照不同支系服饰自身的特点进行命名，如黑苗、白苗、花苗等等。“大花苗”为花苗支系下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于滇黔边境，西南至云南省武定县，东达贵州省安顺、织金县，北抵金沙江沿岸，分布较广，以乌蒙山麓为中心。其迁入威宁时间较早，最迟当在宋以前，多沿乌江北源自东向西入乌蒙山麓一线 [4] 。其名称的来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汉人见其衣式古雅、颇具古风而称其大花苗，二是该支苗旧时曾为众苗之首故称为大花苗，三是因大花苗者衣饰之花纹粗大得名 [5] 。
2.3. 大花苗传统服饰面貌
就苗族服饰的具体形制而言，主要包括交襟装、贯首装和大襟装三类。现今的大花苗服饰当属由交襟装演化而来的对襟披肩背牌裙装式。此类形制主要分布于黔西北的毕节、威宁与滇东北的昭通、永善等地区 [6] 。
服装方面，当地大花苗的女性传统装束一般为上穿白色麻布无领对襟短衣，外披半开领披肩，下着白底蓝纹蜡染百褶裙。披肩大而厚，以白麻布为底，上有用羊毛线织成的红黑相间的几何形花纹，因而也被他们称为“花衣服”。花衣两肩处缝有花袖臂，袖端接白麻布，其上有蜡染、刺绣花纹。披肩后缝上一块绣有几何图案的方形背牌，背牌下方坠4根长带，其末端挂有线球、铜钱等装饰物，长至脚跟。
男性传统服装与女性类似。上穿对襟无扣麻布长衫，长衫前短后长，达小腿处，前后分离，便于行走。外束用白色麻布或麻绳制的腰带。长衫可与花披肩相连，披肩形制与女装相同，在两肩接上花袖臂，衣袖肥大，袖口有蜡染花纹。下着宽大的麻布短裤，长度多齐膝盖。
无论男女皆穿草鞋、麻布鞋，或直接打赤脚。冬天戴羊毛毡帽，披羊毛披毡。女性一年四季皆着百褶裙，裙内不穿裤子，只在天冷时加上绑腿。绑腿主要有两种，一种为黑底镶白布条，女性在寒冷时将其缠绕数层于小腿上保暖。另一种由羊毛制成，当地人称为“毡袜”，男女皆可穿戴。
发式及配饰方面，女性的发式根据人生阶段的不同有所差别。少女额前留刘海，用线拴于头上将刘海压住，头后绾发髻。妇女最早在头顶梳锥形发髻，后逐渐简化为在头顶随意盘发，不插发梳，年老女性会裹上头巾保暖。男性多留长辫并将其盘起，成年男性头裹白色头巾。男女皆戴耳环，耳环多为红铜或白铜所制，少见银饰。
2.4. 大花苗服饰的变迁历程
苗族服饰文化自其产生起便在不断改变，但不同时间阶段变化的程度不同，其中尤其以近代以来最为明显。当地苗族的服饰文化其变迁历程有几个显著的时间节点，分别是迁徙至当地以后、基督教的传入、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下文将简要叙述不同阶段当地苗族服饰文化的改变。
首先是大花苗这一支系在迁徙至当地以后其服饰产生的变化。上文提到，大花苗迁入威宁时间较早，最迟在宋以前便已迁入当地。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苗族先民“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 [7] 。此外，《淮南子》中记载“三苗髻首” [8] ，“髻首”即用麻束发。可知苗族先民制作服饰的主要原料为树皮、麻，并喜穿色彩斑斓的衣服，善于利用各种草本植物进行染色。然而，苗族不同支系历史上有多次迁徙历程，在迁徙的过程中，不同支系的苗族为适应生态环境的变化，势必对自身服饰做出一定改进。威宁县地处云贵高原，坐落于乌蒙山区之上，平均海拔两千米左右，可知当地气候温差较大，冬季寒冷。因此，为防寒保暖，当地苗族在麻的基础上，加入羊毛作为原料制作披肩，这种披肩也成为大花苗支系区别于其他支系苗族的特征之一。由此可知，大花苗迁徙至当地以后，受当地地理环境与气候影响，发展畜牧业并利用羊毛制作服饰，这是此阶段大花苗服饰的一个重要变化。
此后，当地苗族应一直保持着这一基本的服装形制，对服饰的改动较小。例如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曾赴中国西南各地对苗族进行考察，根据他其后出版的著作《苗族调查报告》一书的内容，在述及青、黑、花、白诸苗之女子服饰时，“均尚存古风”，与清代文献所记的“仍习旧俗”几乎没有区别。男子服装虽逐渐汉化，但“固有之风”仍可见到 [9] 。
又因当地苗族居住于与外界交流不便的偏远山区，故直到20世纪初期基督教传入以前，他们的传统服饰应该都得到了较好地传承与保护。威宁苗族于光绪二十九年在安顺接受内地会的传播，翌年又在昭通接受循道公会的传播 [10] 。自基督教在威宁地区广泛传播以后，为满足传教的需要，许多传教士便以基督教教义为准则对当地苗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进行改造 [11] 。基督教传入龙街地区的时间也较早，至少从20世纪初期起，当地就有了基督教堂和教会小学 [12] 。基督教的传入是导致当地大花苗服饰发生较大改变的重要原因，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变化是花袖臂的省去。花衣的制作工艺繁琐，且人们只在干农活之外的空闲时间制作，因此制作一件花衣通常需要至少半年左右的时间。其中花袖臂的制作方法尤为复杂，增添了制作花衣的难度与所要耗费的时间。基督教传入后，信教者为了缩短制作花衣所需的时间与流程，便省去了花袖臂，以简化制作工艺。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在必要的生产劳动时间之外抽出更多精力从事宗教活动。其后，不信教者受其影响也逐渐不再制作花袖臂，因此现在的花衣基本为无袖。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苗族的服饰开始呈献出一种崭新面貌，人们的日常着装逐渐改变。初期，无论男女仍多穿麻布衣。但女性开始在裙内套上裤子，以前无袖的麻布短衣、长衫开始加上长袖。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与审美对传统的花披肩进行改良，制作出没有背牌连接的宽大披肩。男性则一律剪短发，平时不再包裹白色头巾。
改革开放亦是当地苗族服饰变迁的重要转折点，随着大量的现代生活用品涌入当地社会，人们渐渐脱下了传统的麻布衣，穿戴上现代服饰。除去个别年老女性在平日还会穿裙子外，大部分女性已不再穿着传统的百褶裙。男性的日常着装则完全现代化。人们现今只在节庆、婚礼等重要场合穿花衣。但多数人家里保存的花衣均为新式的，传统的自纺自织的花衣与百褶裙大多已经以低至几块钱一斤的价格卖出。
可以看出，当地苗族的服饰文化已发生巨大改变，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制作工艺、样式与功能等方面。传统苗族服饰“自纺、自织、自染”的制作方式以及织花、蜡染、刺绣等制作手法已被直接购买化纤布制作服装代替。传统上衣以古朴、多花纹为特色，其衣袖长且宽大，颇具古风。花纹多为红黑色调为主的几何形挑花图案。女性百褶裙饰有蜡染花纹，多在裙边印有锯齿状图案，裙身绣有多列彩色布条。而新式苗装在款式、花纹、颜色搭配等方面相较传统服饰皆有不同。商店所售制衣原料的颜色、花纹多样，人们具有更多选择，不再仅限于过去的红黑色调或几何花纹。但由于这些布料均为机器制作，所以在新式服装上不再能看到蜡染等传统工艺。此外，传统服饰能够凸显当地人的民族身份，成为识别大花苗这一支系的鲜明标志。同时还担负着承担历史记忆、延续古老传说、交流情感等功能，但这些功能均因被人们忽视、淡忘而有所弱化。现今，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改良后的苗族服饰均开始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扮演不同于以往的角色，其审美功能、经济功能以及收藏价值逐渐为人们所重视，从而走向“工具化”的道路。
3. 大花苗服饰文化变迁的原因分析
通过简要介绍龙街镇大寨村大花苗服饰文化的变迁历程与表现形式，可以大致了解导致当地苗族服饰文化发生改变的原因：迁徙的历史、与外界其他文化的接触、国家政权的介入等等，这些因素均对服饰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上文指出，研究文化变迁现象的两条主要路径分别是文化进化和文化传播与涵化。因此，导致文化发生变迁的原因有很多，但它们最终都可以被纳入这两个大类之中。
3.1. 文化进化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理论以及由此衍发出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对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奠定了此后与文化进化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文化进化理论将文化视为整体，注重研究文化系统有组织的变迁 [2] 。最早有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人类学家关注历史上的文化变迁，试图建立能够解释世间一切文化发展的通则，认为所有文化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阶段。二十世纪中期兴起的新进化论学派则提出了新的有关文化变迁的见解。如怀特提出的文化发展的“能量理论”以及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理论”，前者主张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推进的对能量利用效率的提升决定了文化的进步，后者的核心论点在于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借助这两种论点均能对大花苗服饰文化变迁的原因进行分析。
首先是怀特关于技术进步推动文化发生变迁的论点，他将人类文化进化的历史分为了四个阶段：分别为依靠自身能源即自身体力的阶段、通过栽培谷物和驯养家畜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资源的阶段、通过动力革命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地下资源作为能源的阶段以及核能阶段 [13] 。已知苗族先民在处于原始社会时，由于只能从事狩猎、采集活动，因此只能利用树叶、草葛、兽皮等来源于动植物的材料遮挡躯体。但随着文明的出现，苗族先民逐渐掌握了种植与蓄养家畜的技术，这些动植物均可为他们制作服饰提供新的资源。同时，纺织技术的发明使得他们能对这些原料进行加工，制作出更加舒适或符合自身审美的服饰。因此，苗族先民从只能依靠自身体力的阶段向栽培谷物和驯养家畜的第二阶段转化，使其服饰文化发生了质的改变。大花苗作为苗族支系之一，他们在迁入威宁以前，应同样经历过这种阶段的过渡。
当他们于唐宋以前迁入威宁之后，其服饰文化的改变则可通过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学说进行解释。文化生态的概念强调生态环境对文化进化的决定作用，采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分析文化变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步骤：一是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分析以一项技术开发一个特定地区所涉及的行为模式；三是确定行为模式影响文化的其他层面至何种程度 [14] 。
在大花苗迁入威宁以后，当地的高海拔环境使得他们在种植农作物之外还可以发展一定规模的畜牧业。一种技术是否有价值，需要看社会文化层次及环境的潜力 [15] 。当地的地理环境允许发展畜牧业，因而与畜牧相关的生产技术自然会被采纳。根据调查，大寨村当地村民现在也基本圈养有牛、羊等牲畜。过去对动物的驯养一方面可以满足自身食肉的需求，另一方面则为服装的制作提供了新的原料。再加上当地海拔较高，平均气温低，温差较大，冬季严寒。因此，过去用麻制作的服饰已无法满足当地人保暖的需求。人们需要制作出保暖功效更好的衣服，以羊毛和麻为原料制作而成的花衣、羊毛毡帽与披肩等服饰便应运而生。
为了生产制衣原料，每家每户均要留出专门的田地种麻。此外，由于制作花衣的程序繁琐，且人们只能利用农闲时间做衣服，因此必须投入大量的精力，这也要求最好有专门的人员来为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制衣。基于生产劳动方面的基本性别分工，当地的苗族女性承担起了为家庭成员制衣的责任。因此，女性从小便要学习制衣技术，技艺的好坏甚至成为了男性择偶的一个重要标准。
当地独具本支系特色的服饰以及相关的制衣技术在开始是基于人们的生活需求而代代相传，但最终也在历代传承中成为识别大花苗这一支系的一个符号。无论是衣服上的花纹还是形制，都承载了当地人的历史记忆、传说故事与族群情感。因此，在适应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服饰成为了当地苗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当地男子在日常生活中除穿对襟短衣外，还普遍多穿长衫，因为长衫相较于短衣而言保暖功效更好。苗族不同支系女性均穿百褶裙，但因不同支系所处地理环境差异较大，其百褶裙的长短也不尽相同。就当地的大花苗而言，因地处高原地区，当地女性普遍穿着中长裙。通过以上叙述可知，一个族群的文化在生成和演变的过程中，其所处位置的生态环境对其的确有着重大影响。
3.2. 文化传播与涵化
文化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其中传播或借用是创新最普遍的形式 [16] 。因此，传播也是文化变迁最根本的原因之一。进化论学派之后的传播学派就将理论建立在大规模的借用之上，认为文化由一个或几个中心传播到世界各地。
涵化则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等人曾指出“当拥有不同文化的个人的群体间进行直接的接触、继而引起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叫做涵化” [17] 。例如有学者认为黔西北地区的苗族受彝族影响较大，因为他们与古代水西彝族杂居。他们的服饰都增加了披肩，这明显是受畜牧民族和当地气候的影响 [18] 。因此，在苗族迁徙至黔西北地区并受到当地民族彝族影响后，其文化发生了变迁，这就是一种涵化现象。
由文化传播或涵化引起的大花苗服饰文化变迁主要始于近代时期。过去出于交通不便、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与外界联系少等原因，苗族不同支系的服饰往往自成一格，不同支系的传统服饰面貌得以较好地保存下去。但随着王朝势力的逐渐渗入，当地大花苗的传统服饰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例如传统披肩背后的背牌都会垂吊有一定的装饰物，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铜钱。虽然不能确定垂吊铜钱的行为开始于何时，但它能很好地体现出当地苗族从最初的物物交换到后来货币交换的转变。而货币交换也能从侧面体现出当地苗族与外界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服饰的影响。
其后，随着近代西方宗教文化的传入，当地大花苗的服饰文化进一步改变。由于长期依附于彝族生存，当地苗族处于一个“失去平衡”的系统之中。他们是在现有财产分配格局中不能获得利益同时又遭受剥削的集团，而这样的集团都倾向于发起和支持变迁 [19] 。20世纪初期基督教的传入为当地苗族提供了一个变迁的机会，对基督教的接受是他们缓解自身苦难、寻求改变现实生活的一种尝试。根据文献记载，苗族过去受欺凌而无人过问，基于传教目的的传教士却为苗族说话办事，使苗族视之为神 [20] 。大量苗族群众的信教影响到苗族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苗族的传统服饰。就当地大花苗而言，信教者对他们的传统服饰进行了简化，其后不信教者也纷纷效仿，导致传统服饰的形制发生改变。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当地被正式纳入国家治理范围。此后国家下达的各种政令、发起的各项运动，均会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当地社区也会更深入地参与到国家结构之中。例如文革期间，受“破除四旧”的口号影响，当地苗族女性大多不再戴一些繁复的首饰，一些传统的苗族服饰也受到毁坏。
改革开放之后，当地传统文化更是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红利，一方面当地人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的经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消费需求也随之增长。另一方面，交通的便利使当地社区与外界的接触增多，由此产生的观念上的改变使当地的传统服饰文化产生不可逆的衰退。人们对于一个文化特质的接受一般会视其效用、意义等因素而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市集上能购买到款式丰富多样、价格便宜的服装，这满足人们省时省力的要求。同时，制衣技术的提高与机器的出现改变了苗族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制作传统服饰的模式，大量制作苗族服饰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取代了过去传统的手工制作。与汉族的频繁交往也使得当地人受到涵化，变得更易于接受现代服饰而抛弃本民族传统服饰。
虽然大寨村当地的苗族社会距离都市遥远，但每年均有大量人口离开乡村前往中国各大城市打工。当个体受到群体压力时，往往会慑于社会的排斥和惩罚而不得不遵守已有的民俗和规则，这被称为社会压力 [21] 。人们常将其视作阻碍文化变迁的原因，但对身处主流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这更是促使文化产生改变的动力。对于当地每年前往外地打工的大量青壮年人口来说，他们为了更好地融入外面的社会，更好地工作生活，普遍不愿让别人知晓自己的苗族身份。由于怕受到其他民族轻视，在村里还会盘头的妇女一旦外出打工便会改变发式，不再说苗语，更不会穿上本民族服饰。因此，外出打工的这些苗族青年在都市生活时所受到的涵化以及返乡后为当地引进的新观念，甚至是针对下一代教育的理念上的变化，均会让当地的传统服饰文化发生改变。
与外界接触的增加以及社会的进步均加速了当地人观念的转变，且随着当地教育的发展，这些观念在下一代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巩固。在过去，是否会做衣服，以及制作手艺的好坏均成为他人评价苗族女性是否贤良的重要标准。因此，到了适婚年龄的男性青年在以恋爱社交为目的的节日集会中以此为标识寻找自己的理想对象。现在，人们不用自己做衣服，因此不会再苛求女性必须会这门手艺，人们对女性的宽容度随之上升。根据调查，现今当地的年轻女性多数既不会做传统服饰，也不会做新式花衣。
此外，当一种新的文化特质被引进时，人们不会再认为旧的是好的，相反，他们往往认为只要是旧的就一定是坏的 [22] 。因此，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当地人对传统服饰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部分人认为传统服装穿起来并不好看，一些中老年人对传统服饰也持有一种否定态度，在他们的认知中，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过去落后的生活。
在不断遭受外界冲击的过程中，当地从一个传统的苗族社区向发生了变化的苗族社区转变，最终成为一个现代化了的苗族社区，与汉人社区的差异不断缩小。最终出现了仅从外观来看并不能判断当地社区究竟是一个汉族社区还是一个苗族社区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外来文化对当地的冲击也离不开当地人自身发展经济的意愿。且冲击当地传统文化的是与之相对的现代文化，而不能将其称为汉文化，因为传统的汉族文化也早已在现代化趋势中发生改变。
3.3. 二者间的联系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文化进化和文化传播与涵化分别是进行文化变迁研究的两条路径，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都倾向于站在各自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实际上文化进化与文化传播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对立的界限，至少在分析某种文化变迁的原因方面，二者的关系应该是相互联系与补充的，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不能全面地分析文化产生变迁的原因。
例如怀特的进化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自我产生、自我运行、自我发展的独立体系，也就是说文化的进化是独立完成的。同时他主张技术的发展是整个文化进化的基础，因而技术也应该是独立发明出来的。但并不是每一个群体都能独立地发明出某种技术，因为不同群体文化发展的进程或阶段是不同的。假设一个社会还没有能力独立发明某种技术，但它在这一情形下接触到了比自身更先进、并已发明更多技术的社会，那么前者往往很难不从后者引进新技术。技术的提高可以依靠群体内部的创新，但同时也有赖于与外界的接触。因此，怀特的进化理论的不足在于他把不同社会假想为了完全孤立的隔绝体。实际上，文化的变迁不会只依靠其自身的进化，文化传播与涵化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是在不同时间阶段二者的偏向不同，这也表明文化进化与文化传播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
总的来说，当地苗族自身的不断发展及其迁徙后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促成了其服饰文化的改变。除服饰文化以外，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艺术形式、族群意识、价值观念等均会发生一定变化。而后者的变化也会进一步体现在服饰之上，因为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服饰是承载着他们历史与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早期服饰文化的改变主要在其群体内部进行，且这种变化没有打破传统的框架。但随着近代以来与外界交流的增多，外来文化的影响与现代化的冲击则使当地苗族的传统服饰文化发生不可逆的衰退趋势，传统服饰过去在当地苗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现今也逐渐被现代服饰取代。
4. 结论
通过分析威宁龙街镇大寨村当地大花苗服饰文化的变迁历程，我们知道了早期服饰的变迁主要可以从文化进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中，当地苗族在唐宋时期迁徙至威宁以后，为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其服饰应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改变。后期当地苗族服饰的改变与现代化进程则可以从文化传播与涵化的角度进行分析，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国家政权的主导与政策的影响、以西方文化为主的现代化的冲击，均引导着当地苗族传统服饰命运的走向。
综上所述，文化进化和文化传播与涵化均为导致当地大花苗服饰文化发生变迁的内在原因。其中文化进化理论偏重于分析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产生的影响，文化传播与涵化理论则偏重于阐释社会文化环境在文化变迁中发挥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是社会文化环境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地服饰文化的变迁。而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族群在适应其周围自然与社会环境时产生的体系，且这个体系会根据所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进行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