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论述中，革命指社会政治的根本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更替，目的是要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其中，政治革命是革命最为重要形式之一。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不仅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形式视作其在各种斗争形式中的最重要甚至是最高形式，而且极为重视暴力革命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总而言之，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以一个阶级的政治活动和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当然，革命的含义也是极为丰富的，政治革命和暴力革命只是其中的形式和内容之一，都起到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作用。近年来，马克思革命观及其中国化探索相关议题已有相当成果发表，对偏重宏观描述和群体分析的研究移有足无，本文将马克思革命观中国化的探索划分为传播的中国化和运用的中国化两个阶段，就其探索过程及重要成果作一阐述，以此剖析和总结各阶段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及局限性，以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党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2. 马克思革命观传播的中国化阶段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早已传入中国，但早期传介者在引进过程中缺乏正确、深入的认识，无法将理论结合具体实践，自然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救亡图存的指导思想广泛传播。直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先进的中国人才在众多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潮中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人也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反复比较，逐步认同、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救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当时中国，在面对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相互渗透、更迭嬗递的主义和学说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1]。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的历史时期，风雨如晦中改造社会的呼声不断，意识形态领域因此交锋激烈，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对无剥削、无压迫、自由平等的无政府社会的群体向往引发了对由无政府主义派生出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热切追捧，其中，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较马克思主义更易被接受，一度占据传播优势，但终归无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经历了改造的失败，知识分子们纷纷开始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现实社会进程产生了相对清醒的认识，于是在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启发下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主动投身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初步建立起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历程中必要且基础的一步。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实现了现实的结合，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共同作用下，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要素之间的互动，真正的革命实践由此开始形成。 [2] 在国难与救国的迫切要求下，五四运动的告成，为早期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使早期的共产党人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观念的转型，同时快速投入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革命实践，以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中。在此期间，为使先进青年们联合起来组成统一整体，邓中夏、罗章龙、朱务善等李大钊的指派下着手筹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但由于早期党组织成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普遍不高，又受其它社会思潮影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有限，所以在建立怎样的共产党的问题上认识模糊、分歧众多。在刚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面对这一重大的原则性问题难以达成共识：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指出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革命，也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则主张建立“绝对自由”的联合团体。 [3] 经过激烈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的成员退出了小组，组织随即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发展正式党员以充实力量。
从开始接受和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到形成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马克思革命观传播的中国化时间较短，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时的理论准备并不充足。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早期共产党人凭借所掌握的丰富理论内涵，证实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性与必要性，初步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问题。但为适应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始终缺乏系统化的理论补充，难免为日后进一步的探索埋下了隐患。
3. 马克思革命观运用的中国化阶段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复杂性和探索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上存在诸多谬误，尤其是对革命的出发点、立足点等定位问题的解答差异较大。对此，只有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评判和有效修正种种偏差，并作为检验的尺度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成与完善。因此在马克思革命观运用的中国化阶段，大量共产党人积极投入群众运动中，并及时根据中国革命的特殊形势调整战略方法，不仅使党组织在建党初期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还实现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广泛联合群众建立统一战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策略，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团结其他参加革命的阶级、政党和社会力量，同时把握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并保持自身独立自主，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建党以来的群众运动始终没有达成理想的结果，尤其是“二七”惨案发生后罢工斗争实际陷入失败，这使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阶级联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于是在1923年党的“三大”上决定与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这次国共合作虽未完成历史使命，但推动了全国性群众运动的蓬勃兴起，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促使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把统一战线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国情与革命性质对中国革命前途及其依靠力量的全新定位，是超越了经典理论预设和俄国革命经验总结的独创性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实践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立足实际的探索中不断提高思想上的觉悟，为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积累经验。但由于对革命领导权、规律和特点的把握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后期缺乏独立自主的斗争力量，最终导致统一战线破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陷入曲折发展阶段。
此时，面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与方向问题，中国共产党同时选择了城市武装暴动和工农武装割据两条道路进行探寻。虽然历史证明，以农村革命阵地为中心开展斗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中，缪伯英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阵地的革命斗争依旧不容忽视。面对险恶复杂的地下情报工作，地下党人始终不惧危险、沉着勇敢，在他们的努力下，广大群众持续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各地党组织在这一时期仍然得到了较大发展，这对于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群众工作的相关内容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虽然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但中国共产党真正在思想上深化认识并在实践中自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大革命的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间关系的思考，经过革命斗争的评判与检验，选择并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和思想路线，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早期探索到正式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实际经验。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革命的发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在社会思潮与政治势力相互角逐的近代中国，对革命的含义并未统一共识，都是带有强烈主观性的革命话语阐释者的“革命”。作为代表性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为推翻旧制度的斗争活动，直接目的是实现政权的转移和制度的更替，在实践中形成、发展的革命观即是认识中国革命问题、投身革命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思想、看法和根本观点，具体包括对革命的方法、力量、策略、道路和方向、意义等问题的总体认识，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国化探索的哲学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结语
以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为指导，在人类社会一直存续的发展与进步过程中，历史没有终结，革命对于一切社会时代就都是必需的。每一个历史时代中的历史时期，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任务和所要达成的主要目的不尽相同，但其改变世界的积极意蕴是不变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命也不再是群众性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而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征程中保持并创新发展革命要义，这也是新时代格局中革命的全新意蕴。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掌握革命话语的当代性，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在革命实践历程中何以形成、如何形成有着清晰的认知，从而不断推进革命的现代化进程。但随着学界对于中共党史、革命史的研究成果愈加丰硕，随之产生的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也愈加增多。时代发展与党史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一部分人纠正意识淡薄，甚至鼓吹“革命过时说”、“告别革命”，引起争议不断。聚焦马克思革命观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实践轨迹反映社会时代变迁的进程实事，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任务中如何认识革命和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对于如何深入学习党史、树立正确革命观、正确看待革命史等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解决人类生存的世界性难题中提供了中国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依然以一以贯之的革命思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历代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的伟大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真正推动了人类解放这一伟大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