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反贫困则是人类为消除贫困问题而进行的探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财富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加剧的背景下，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为其后继者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指明了解决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现实路径。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既为我国的反贫困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也对我国的反贫困实践提出新的要求。
2.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社会财富极大增加，而与之相对的是无产阶级贫困的加剧。在此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阐述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路径与反贫困目标，还分析了劳动者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问题。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从整体性上分析了贫困的内涵。
2.1. 解释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
伴随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一面是资本家财富的集聚，一面是广大无产阶级贫困的加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 [1]。只要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存在，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
马克思还指出，相对过剩人口也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重要原因。资本家将剥削的剩余价值投入生产、扩大生产规模，购买更多的原材料、设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使得资本“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 [2]。相对过剩人口不仅加重了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且导致大批劳动者失业，失去经济来源，进而陷入贫困。
此外，周期性经济危机对无产阶级贫困也有重大影响。资本家为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盲目扩大再生产，导致产品过剩，无限扩大的生产与人们有限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间的矛盾日趋激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就会周期性爆发。在危机的影响下，资本家只能削减开支、缩小生产规模，而无产阶级就会大规模失业，陷入贫困。
2.2. 指明解决贫困问题的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的贫困并非由于他们不努力、懒惰，而是制度的结果。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除制度性的根源，才能解决无产阶级贫困问题。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3]。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前提，生产力的发展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支撑。只有当“生产力提高，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4]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能够消除贫困，还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
2.3. 提出无产阶级反贫困目标
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础的物质层面，即物质生活的富足；二是更高的精神层面，实现精神生活的富足。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既是自由发展，也就是个人可以不受外在条件的制约，依靠自己的兴趣去从事多种活动、发展多种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全面发展，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5]。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实现人们物质层面的满足，而精神层面的满足则需要教育和训练。此时的劳动也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变成解放人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反贫困目标，在今天表现为共同富裕，通过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4. 分析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联
不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是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资本积累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逐渐发生变化，即不变资本的比例相对提高，可变资本的比例相对降低，这也就催生了相对过剩人口。当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时，处在相对贫困的雇佣劳动者的人数不断增多，而失业劳动者的数量，也就是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劳动者也会越多。“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 [6]。资本主义的积累一方面创造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又创造出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这就是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相适应的贫困积累的规律 [7]。
2.5. 贫困内涵的整体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的贫困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具有整体性的全面的贫困。就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而言，他们认为贫困是包括物质贫困、精神贫困与政治贫困在内的统一体。
首先是物质贫困。“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8]。这表明，人的物质需要是其他一切需要的基础。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者受到劳动资料垄断者的支配，使得工人在物质生活上极为贫困，这也成为无产阶级精神贫困、政治贫困与社会交往贫困的基础。物质贫困主要表现为：工资水平低、居住条件恶劣、健康状况堪忧。这些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都有体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描述了工人的悲惨境遇，他们生活在肮脏的闭塞格子屋，吃着变质的面包，身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批判雇佣童工、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强度的现象。
其次是精神贫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9]，并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精神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控制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的同时，还操控着他们的精神生活。一是资产阶级对资本的狂热追求，使得无产阶级日益沦为机器的奴隶，剥夺了无产阶级在精神发展上的可能。二是无产阶级教育的严重缺失。一方面，资本家大量雇佣童工，剥夺儿童的受教育权，导致未成年人的智力发展不完全；另一方面，工人的教育机会也被剥夺。由于资产阶级只想利用工人来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因而只会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不会给予他们好的教育。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的受教育程度低、知识贫乏。
再次是政治贫困。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工人阶级虽然消除了过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但却处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下。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本质依附。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尽管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会，争取到一定的权利，但这些权利无法保证无产阶级不受剥削，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这种本质依附关系。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的丧失。资本主义宪法规定的选举权，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其对象是资产阶级。尽管多次工人运动为部分工人和市民争取到选举权，但仍有大部分工人以及全部妇女没有选举权。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没有政治地位，其政治权益也得不到伸张。
3.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实践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反贫困实践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在今后的反贫困实践中，我们应当推动制度改革，改善生产关系；坚持党对反贫困工作的指导；坚持发展生产力，夯实反贫困的物质基础；坚持扶贫精准性，保障反贫困工作的针对性。
3.1. 制度变革是前提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贫困成因的分析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则是对这一判断的深刻论证，它表明，只有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而进行的探索说明了，其他道路都走不通，只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摆脱落后与贫穷。社会主义制度一经确立，改变了过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状况，为我国贫困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贫困问题，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需要，为开发式扶贫、脱贫攻坚提供了强大的制度动能。
3.2. 党的领导是根本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贫困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也是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从救济式扶贫、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践，都充分展现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方面，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初心使命的体现。在七十余年的反贫困实践中，我们党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同时，还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未来奋斗的新理想。另一方面，党将反贫困工作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从顶层设计上去思考如何治理贫困问题，并将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彰显了我们党的必胜信念与顽强意志。
3.3. 发展才是硬道理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历程表明，发展是反贫困的保障。反贫困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多个方面，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发展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离开发展，反贫困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贫困问题也不例外。不论是已经消除的绝对贫困，还是正在治理的相对贫困，都需要通过发展，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关注做大蛋糕的问题，还切实推进分好蛋糕的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奋力实现共同富裕。
3.4. 精准是关键
在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基础上，关于扶贫模式的探索也未曾止步。相比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关注内因，主张“造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大水漫灌式的扶贫不仅浪费资源，也出现应扶未扶现象。因此，需要摸索新的扶贫模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精准，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它还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表明，我们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回答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等重大问题，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新发展，还为世界反贫困理论与实践提供中国智慧。
4. 结论
进入后扶贫时代，面对更加复杂的相对贫困，我们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贫困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总结经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