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认知性社会资本与生育意愿
Bain等(1998)将社会资本分为认知性社会资本与结构性社会资本两大类，认知性社会资本包含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结构性社会资本包含社会参与和社会网络 [1]。目前，学界在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的研究中，普遍关注结构性社会资本，如姚丹(2017)通过调研发现，80、90后已婚群体的生育意愿受到社会网络中以业缘等为基础的弱关系以亲缘等为基础的强关系和的影响 [2]。Balbo等(2011)发现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并且与情感等特定资源的提供者的数量成正比 [3]。由于学界普遍缺乏对认知性社会资本与生育意愿的研究，而认知性社会资本对个体生育意愿又具有一定影响，因此本研究将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感知作为分析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影响的自变量。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1.2. 主观社会阶层与生育意愿
主观社会阶层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这种感知会影响个体的社会态度和行为。Ar-sene Dumont认为每个个体在社会中都有向上攀爬的天性，但生育并不利于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在理性情况下，人们更愿意降低生育以换取自身社会阶层的提升。Ar-sene Dumont还指出，人们在进行阶层流动和生育选择考虑的时候，既希望提升自身的社会阶层，也期望后代能超越或维持自己当前的社会地位。社会毛细管理论认为，人们可能会通控制生育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对目前所在的社会阶层不满意或者主观认为处于向下流动状态，则可能控制生育。张丽娜(2018)通过研究发现，拥有向上流动的自信能够提升个体生育意愿 [4]。
本研究将当下主观社会阶层、社会流动预期和青少年时期家庭所处阶层作为分析主观社会阶层对生育意愿影响的自变量。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主观社会阶层对生育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2.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GSS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涉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共完成有效样本12,582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将育龄年龄界定在15~49岁，但CGSS的调研对象是18岁以上的公民，因此本研究将18~49岁的中国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剔除无关与缺失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量4877个，样本特征分布如表1所示。
其中，男性样本2265个，占比46.44%，女性样本2612个，占比53.56%，已经拥有儿子的样本2607个，占比53.45%，已经拥有女儿的样本2144个，占比44.96%，样本相对平均。无生育意愿样本占比2.13%，有1个孩子的生育意愿的样本占比22.94%，有两个及以上的生育意愿的样本占比74.92%，汉族占比91.92%，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样本占比33.18%，已婚样本占比23.8%，样本总体分布较为合理。
Table 1.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basic sample information
表1. 样本基本信息统计描述
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2.2.1. 因变量选取
本研究将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采用问卷题项“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将没有生育意愿、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生育意愿为2个或以上孩子，分别赋值为0、1、2。
2.2.2. 核心解释变量选取
本研究将“认知性社会资本”和“主观社会阶层”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在“认知性社会资本”中，本研究采用问卷题项“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和“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两个问题，以“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度感知”来测量“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将“非常不同意”赋值为1，“比较不同意”赋值为2，“说不上同意不同意”赋值为3，“比较同意”赋值为4，“非常同意”赋值为5。
在“主观社会阶层”中，本研究采用问卷题项“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您认为您10年后将会在哪个等级上？”和“您认为在您14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三个问题，以“当下主观社会阶层”、“社会流动预期”和“青少年时期家庭所处阶层”来测量“主观社会阶层”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其中，“社会流动预期”是通过问题二与问题一相减，得到定义域为−9~9的离散变量，若数值大于0，则表示受访者认为未来会有向上的社会流动，若数值等于0，则表示受访者认为所处的社会阶层在未来不会发生变化，若数值小于0，则表示受访者认为未来会有向下的社会流动。本研究将阶层由低到高赋值为1~10。
2.2.3. 控制变量
在参考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可能影响生育意愿的个体、家庭、社会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是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民族、宗教信仰、是否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平方、婚姻状况、是否已经拥有儿子、是否已经拥有女儿等11个变量。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赋值与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
2.3. 模型选择
本研究将不同生育意愿分为三类，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以“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设置为参照组，将“没有生育意愿”和“生育意愿为2个或以上孩子”作为观察组。
Table 2.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2. 变量赋值与描述统计
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表3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不同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同，影响“生育意愿为2个或以上孩子”的因素明显多于“没有生育意愿”。
Table 3.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 reference group is “one child is willing to bear”)
表3. 多元Logistic回归结果(参照组为“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
3.2.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3.2.1. 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1) 社会信任。通过表3可以发现，在控制了其它因素之后，相对于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而言，社会信任对没有生育意愿无显著影响，但对生育意愿为2个或以上孩子有显著影响。
2) 社会公平度感知。通过表3可以发现，在控制了其它因素之后，相对于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而言，社会信任对没有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对生育意愿为2个或以上孩子无显著影响。
由此可见，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假设H1成立。社会信任会影响个体生育意愿从1到多的转变，当个体认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值得信任时，会愿意生育更多的孩子，这是因为值得信任的社会环境保障了个体的生育环境，同时也保障了后代的生活环境，因此较高的社会信任会使个体愿意生育多孩。社会公平度感知会影响个体生育意愿从0到1的转变，当个体认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公平时，会不愿意生育孩子，这是因为较低的社会公平感使得个体在社会中不仅会面临不公平的问题，也会使后代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较低的社会公平感会使得个体不愿意生育孩子。
3.2.2. 主观社会阶层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1) 当下主观社会阶层。通过表3可以发现，在控制了其它因素之后，相对于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而言，当下主观社会阶层对没有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对生育意愿为2个或以上孩子也具有显著影响。
2) 社会流动预期。通过表3可以发现，在控制了其它因素之后，相对于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而言，社会流动预期对没有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对生育意愿为2个或以上孩子也具有显著影响。
3) 青少年时期家庭所处阶层。通过表3可以发现，在控制了其它因素之后，相对于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而言，青少年时期家庭所处阶层对没有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对生育意愿为2个或以上孩子也具有显著影响。
由此可见，主观社会阶层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假设H2成立。当下主观社会阶层越高，会使个体对生育孩子更有信心，因此会加强个体的生育意愿。社会流动预期的提升，会使个体对未来的生活和生育孩子后的生活更有信心，因此会加强个体的生育意愿。本研究认为，青少年时期家庭所处阶层越高，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就越高，而生育孩子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活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生育意愿会降低。
3.2.3. 控制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控制变量中，相对于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而言，性别、年龄平方、民族、已婚等对没有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平方对没有生育意愿呈正向影响，性别、民族、已婚等对没有生育意愿呈负向影响。另外，相对于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而言，年龄平方、宗教信仰、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平方、已婚、已经拥有儿子、已经拥有女儿等对生育意愿为2个或以上孩子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平方、宗教信仰、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平方、已经拥有儿子、已经拥有女儿对生育意愿为2个或以上孩子呈正向影响，已婚对生育意愿为2个或以上孩子呈负向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CGSS，研究了认知性社会资本与主观社会阶层对18~49岁的中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并且个体对社会的信任程度越高，生育多孩的意愿越强烈，而个体所感受到的社会公平度的降低，会导致其不愿意生育。主观社会阶层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在自我感知中，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越高，生育意愿越强烈；认为在十年后可以向上流动的层级越高，生育意愿越强烈。而青少年时期家庭所处的阶层越高，越容易降低生育意愿。
4.2. 对策建议
一是，提升社会的公平度。在本研究中可以发现，社会公平度感知会影响个体生育意愿从0到1的转变。因此，要提升社会的公平度，使不愿意生育的群体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性，转变生育态度。二是，要提升民众对社会的信任度。在本研究中可以发现，社会信任会影响个体生育意愿从1到多的转变。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提升民众对社会的信任度，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为政策实行打下良好的基础。三是，要完善生育权益保障的社会支撑体系。在本研究中可以发现，当个体认为生育行为会使社会流动预期向下流动时，就会降低生育意愿。因此，要加强对生育权益的保障，尤其是加强对女性的保障，以帮助育龄群体在工作与家庭中实现平衡，提高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