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1]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社会治理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法宝，创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利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稳定社会安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与满意度，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本文通过“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以整体性的视角分析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以及在实践中如何运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最终为党建如何更好地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并保持稳定性，形成长效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新思路。
2.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溯
2.1. 关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研究
黄晓春在《党建引领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一文中从历史溯源的视角进行阐述，以上海为例，揭示党建引领的整体制度内涵，发现其蕴含了跨组织协调、为流动社会搭建治理网络、推动治理共同体成长三个维度的制度要素。认为党建引领对于推动服务型政府改革、引领中国社会公共性有序发展、实现治理网络全覆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李友梅在《治理转型深层挑战与理论构建新方向》中指出当前治理转型前沿提出的新挑战包括：党建引领治理转型的实践机制、基层政府深度推动治理转型的持续动力问题、多元治理模式的有效实现机制等等 [3] 。李永芳在《中国共产党乡村社会治理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一文中阐述了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大体分为局部实践(1921~1949)、初步探索(1949~1978)、全面展开(1978~2002)、整体推进(2002~2012)、深化拓展(2012~至今)等五个阶段 [4] 。目前看来，关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研究较少，学者的研究分期较为一致。
2.2. 以治理逻辑的视角关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机制研究
有很多学者进行分析阐述。其中，李小艺在《“结构–能力”范式：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框架研究》中建构出“结构–能力”的包容性耦合框架，认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关键要处理好权威与自治的结构性关系，在政党、政府与社会三种力量的整合中结合中国的制度环境，提出需要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多元主体纵横结构的包容性耦合，并同步实现政党执政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的聚合提升 [5] 。吴新叶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中国叙事》一文中运用“国家–社会”范式分析中国社会治理的方向、格局、功能以及技术治理等方面，在实践上已经能部分超越“国家–社会”范式 [6] 。陈晓岚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整合逻辑》一文中回应重构社会联结的需要，提出社会治理新格局以“组织、治理资源、基层认同、引领动力”四种机制实现社会整合，由此得以明察党的社会整合趋势 [7] 。唐皇凤在文章《可控的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提到在我国不断演化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漫漫进程中，简约化与复杂化是两种治理传统。深刻反思并综合运用两种治理模式，在简约与复杂之间寻求均衡，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取向 [8] 。以治理逻辑为视角的分析主要体现在国家的主导作用发挥上，在这种方式下的治理容易把国家与社会割裂开来，导致党建发挥作用的形式较为生硬，容易造成与基层社会群众的脱节，不利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2.3. 以政党逻辑的视角关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研究
孔凡义在《动员、嵌入和整合：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三种机制》中指出，通过政治动员、结构嵌入、资源整合，这三种机制分别为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动力、组织和资源，是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通道 [9] 。许爱梅在《结构性嵌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中提出以嵌入性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要依据顶层设计，以主体、制度和目标嵌入等多重结构性嵌入机制，实现党建对社会治理的有效引领 [10] 。易卓在《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创新》中，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解决基层党建“悬浮化”困境和“内卷化”难题的方法，即“嵌入式”的组织路径不仅激活了基层党建，并且从治理责任、治理方式和治理属性三个方面重塑了乡村治理 [11] 。布成良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一文中，指出政党嵌入理论不适用于中国，提出“大党建 + 基层治理”思想，力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12] 。张勇杰在《多层次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探析》一文中以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例，运用多层次整合的分析框架概括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包括向内整合、向外整合与向下整合 [13] 。以政党逻辑的视角进行的分析主要观点集中在“嵌入式治理”，研究者们意识到要想提高执政合法性，提高群众满意度就要真正把党建融入到社会中，而不是停留在宏观层面的指导。但是实际上，国家与社会并不是二元对立关系，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没有“嵌入”一说，社会本身就是国家的一部分，党组织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通过对目前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遵循两个逻辑，一是治理逻辑，主要是基于效率的思考，工作的重点在于高效与职责；二是党建逻辑，主要是基于如何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以及凝聚力量，工作的逻辑主要在于方向引领、价值动员以及以身作则。另外，在理论研究框架上还未脱离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事实上，各级各类党组织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存在关系上的壁垒，二元对立关系本身就为党组织融入社会构建阻碍。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无论是治理逻辑还是党建逻辑都是不够全面的，本文将引入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制度–生活”分析框架强调制度与生活的互相影响、互相嵌入，有助于调节以往的基层党建制度化与社会化发展的张力，力求以融合的思维渗入到基层党建工作中。
3. “制度–生活”视阈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建构
3.1. “制度–生活”的理论来源与内涵
“制度–生活”分析框架继承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日常行动与社会结构相勾连，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下将制度与生活动态性地呈现在社区治理中，追求“创制秩序”与“日常生活”的相互平衡与协调。制度主义社会学一直都关注着制度与行动者的关系这一问题。孔德的社会整体论、迪尔凯姆的社会唯实论等旧制度主义社会学家认为制度和行动者是对立的关系，强调的是制度对于社会主体即行动者的制约作用，并说明了在制度的高压下，行动者这一社会主体只能选择服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惯习理论等新制度主义学者对旧制度主义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对制度与行动者这一对关系进行重新探讨，认为制度虽然对行动者发挥强制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行动者这一实现中介制度将无法落地生根，这就进一步阐明了制度的构建同样离不开行动者自身的行为即主观能动性，行动者决定了制度能否顺利执行。新制度主义学家提出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嵌入的。这样的观点对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也有很大的启发。著名社会学家李友梅首先引入“制度–生活”框架进行分析，发现制度并不能完全限定(改造)生活，二者之间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处于一种持续的互动与互构过程之中 [14] 。同时，李友梅对“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批判，他认为虽然“国家–社会”研究框架为人们研究社会运行逻辑提供思路，但其的理论假设中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及结构互动的理论基础不能满足对微观社会变迁的研究，无法对复杂开放的社会做出及时回应，因此，动态的、多维的、互动的“制度–生活”分析框架被应用到研究中。事实上，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中，国家与社会是两个封闭的个体，二者在互动中产生了各种现象，但是在国家与社会本身就是复杂的、变化多端的，所以这一框架无法体现其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不利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发挥。
由此，针对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作者认为“制度–生活”分析框架比其他分析框架更具解释力。“制度”指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撑国家的各个层级和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生活”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术，又指涉相对例行化的民情和习惯法 [15] 。运用“制度–生活”框架分析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旨在通过对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之间存在的复杂互动关系分析与对社会现实的考察下找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方式新理念。使制度主动顺应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寻求协作，使生活主体在协作中扩大张力空间，进而推动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制度与生活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制度塑造生活，赋予生活秩序与价值方向，同时制度也是生活的提炼。但是制度不能对社会主体进行完全意义上的限制与约束，生活有其自身的自主性，寻求自身的利益空间，有时还会推动制度的变迁。
3.2. “制度–生活”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在于正式制度对社会生活的重塑，面对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与社会性需求之间的张力，寻找正式制度引导社会生活有效重塑的合适机制是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下研究的根本目的。要想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保证良好的互动关系，首先要保证正式制度系统化体系化，并有高效性，其次是正式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契合性，在发展中引导社会治理现代化，同时，制度并不是一味的迎合社会生活，要在发展中辨别群众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进而引导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最终形成社会生活主体在对正式制度提出要求的同时提高自我反思与自我提升的能力。
将“制度–生活”分析框架运用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并将理论与生活相结合，以此破解单一化与碎片化的党建，进而实现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升。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双向推进的过程，而如何实现制度到生活的跨越，缓和两者之间的张力，需要党领导下的科学治理、依法治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只有在实践中得到好的应用才能实现善治。把党的建设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全过程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切入点，有利于坚持与完善基层社会中治理现代化制度，是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党建引领所规划的制度存在相互脱离甚至背离的困境，“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自动将政府与人民变成二元对立关系，这与我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不符。同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不一，全国优秀党建案例的评选看似优秀，但可能存在与日常的琐碎不一致的情况，也存在面临社会突发情况时难以应对的局面。
制度与生活是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关系，是共生共在的，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来看，首先，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要求要顺应社会日常生活的逻辑，主动寻找契合点。制度化要求为社会治理提供规范化秩序，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能更好的动员引导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其次，制度主体要顺应生活需求让渡权力和资源，追求平等，不断调整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规范权力关系，形成制度与生活的均衡。再次，社会治理中的生活主体要合理扩大张力空间，推动党建引领的制度化发展变迁。制度主体在社会治理中要充分结合地方实际，依靠生活中的精英，灵活变通的落实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生活主体亦要在平时有意识的加强自我反思与自身建设，互相推进，共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至今，中国社会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再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开启了中国社会治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16] 。这一时期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丰富发展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是我国开启多元共治的新阶段。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借助于社会管理的总体框架，实现社会管理，动员群众，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并不高，并没有实现制度与生活两者的有机结合。但是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话语表达发生变化，这也是执政理念的优化过程，体现出我们合作共治思想的形成，也代表着我们放弃了政党包办的思路，在制度设计上逐渐开始关注生活，力图打造富有活力的制度，形成制度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17]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由此社会治理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新时代以来，社会治理与党建引领这一对“制度-生活”的关系始终保持互动联系，生活不断被制度重塑与约束，制度也对生活进行整合与建构。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这样的转变下体现了我们在制度设计层面对社会生活主体的关注，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治理理念、体制、机制、方式的转型。
4. “制度–生活”视阈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路径
制度与生活之间是动态渗透的，相互建构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更好的实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本部分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现实实践来考察，以期明晰其工作路径，及其背后的党建逻辑，从而实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优化，推动党建更好更合理的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4.1. 制度创设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保障
党建引领作为一项社会治理机制，目的是有效克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可能负面效果，从而保障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首先，从制度创设角度分析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重点引领什么，以及引领的现状如何，实现现实生活与理论制度的交相呼应，不仅思考制度指导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工作路径，也有助于更好的窥视现实发展的多重维度，契合“制度–生活”分析框架。目前以“下沉–服务式”为主的党建工作路径，体现出以党组织为依托，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同时以党建的精细化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制度创设保障党建引领从纵向、横向、立体化角度，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顺利开展。
首先，是纵向的下沉到底，跑完党建引领社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党组织已经基本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全覆盖，不断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沉、资源下沉。但如何更好的实现问题对接，进而解决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不精准的问题，就需要自下而上的从群众中寻找问题，形成自下而上的问题意识制度体系，这样就形成了双向动态的互动。让村居党组织有更多的资源提供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有感知度的服务，让村居党组织有直接的抓手引领自治共治，在服务群众过程中，凝聚群众、引领群众，夯实我们党的基层基础。
其次，是横向的服务到边，形成党建引领社会基层治理的全方位模式。通过党建引领带动更大范围的联结，打通不同主体之间的结构壁垒，强化协作功能的发挥。在社会治理中形成区域化党建平台实现精准治理降低治理成本，网格化党建平台细化职责落实、保障问题解决，枢纽型党建平台组团式提供相应资源与服务。但是，在制度创设过程中要注意，整合策略并不是事事整合，在处理不复杂的事物时进行分类治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服务方式上实现动态的服务，常态化的服务与前瞻式的服务，这样有利于节约成本，盘活资源。
最后，是立体的融合多元，扩大党建引领社会基层治理的联合区域化。在村居层面建设一个资源整合、功能集成、机制有效、群众参与的平台，形成区域化党建。党建引领的重点首先是其政治意义，目的是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方向不明与动力不足的问题，党建引领体现出我们党的政治姿态与使命自觉，展现出党的政治担当。同时，党建引领体现出我们高度的政治自信，试图把社会塑造成政党希望的形态。建章立制，实现常态化长效管理，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广泛参与，“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改变政府以往单向派单的情况。同时，为了基层社会治理智能运行，建立信息化支撑，通过线上线下平台，为公民提供精准便利。
4.2. 回归生活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
制度创设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那么如何让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得到平衡，又如何使社会治理机制的发展推动党建引领制度的变迁，那就要让制度落到实处，也就是回归生活。在“制度-生活”框架下分析的核心逻辑就是如何规避党建引领过程中偏离社会治理，又如何重新调整到引领社会治理的正确轨道上，实现制度与生活的平衡。弄清党建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规律，从引领要素的系统因素即理念、结构、平台、功能与机制五个方面分析，提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在这五个方面回归生活，以社会主体的要求为指南进行引领机制的推进。
在党建引领理念上，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最大优势。实现以党建带群建、促社建、推创建，把中央要求和上级指示精神真正落实到基层，在这块阵地上，党的领导是核心，居民群众和社会力量都参与进来。强调党建引领，让群众感受到享受的服务来自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示范作用，使之更好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志愿者、引领者，动员更多群众参与到服务中，不断提升党建显示度。争取群众，也是时刻关注群众价值的差异性进而及时加以引导的必然要求。在争取群众的过程中增加政党执政的合理性，群众路线体现了我们“为了谁”的价值定位，有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引领社会发展。
在党建引领结构上，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首先要确定治理责任，进而创新治理方式，最后逐渐重塑治理属性。改变动员式参与结构，改变“党政强、社会弱”的局面。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在组织结构中很多组织被分离，对组织的政治约束力逐渐被削弱，新生的经济和组织具有先天性党建基础薄弱的特点，如何弥补党建的空缺是实现党建引领的重要方面。社会构成人员处于不停的变化中，受单位的约束影响也逐渐减弱，人与社会关系加强，那么如何整合社会阶层，妥善处理他们的关系非常重要。社会转型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变化，党务工作如果以原有的命令式、灌输式为主可能会适得其反，关注党建引领的重点在哪里，群众的关注点在哪里尤其重要。
在党建引领平台上，实现资源整合并不是为了全覆盖而覆盖，虽然各类线上线下的党建引领工作平台提高了党组织的覆盖率，但还缺乏一定的系统性，有叠床架屋的现象存在。在基本服务上，县区层面要建立框架、形成样板，增强显示度。结合本地区自己的特点，在突出服务主导的同时拓展个性服务功能，不断挖掘社区资源，形成自己的服务项目清单，建设成富有特色的“家门口”服务站，作为引领平台。
在党建引领功能上，要警惕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不能把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简单的理解为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要理直气壮的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党建引领的复合体系，从目标、内容、责任三方面分别从治理责任、治理方式、治理目标建设长效机制。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的同时提升政党合法性地位，增强政党执政水平，有效发挥社会自治。
在党建引领机制上，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的今天，要想协调好基层社会治理与党建的关系，就必须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在纵向动员与横向整合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要注意在下沉过程中，党组织必须与社会主体相适应，不能单纯的作为工作组而取代社会主体的工作，而是在具体的战略中给予指导，同时，努力活跃在基层社会中的每一个细胞，把各个力量纳入到党组织的工作体系中。
5. 总结与展望
面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化与社会性需求之间的张力，引入“制度–生活”分析框架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在“制度–生活”框架下强调了要注重党建引领作为制度与基层社会生活的互动嵌构关系，保持制度与生活二者的协同融合有利于缓解以往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化与社会化之间的张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党，在面对社会突发事件与社会民情不断变化时需要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适应民情的需要。“制度–生活”分析框架强调了在正式制度的实施过程中要注重社会中的主体所产生的变化与回应，进而分析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理念与新要求，有利于构建出可持续性的基层党建发展工作逻辑。将此框架引入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始终保持党在群众心中的主心骨地位。同时，为了避免分析框架的僵化，应该继续探索适合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框架，而对于“制度–生活”分析框架，需要进一步研讨其实践价值。要持续不断地发展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保持党领导的根本初衷，真正将党的理念价值、实际行动与群众的需要相结合，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