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已于2020年率先消除绝对贫困，这成为人类贫困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脱贫减贫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2020年后我国贫困呈现出新特征，这将会给中国减贫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要想有效缓解绝对贫困的难题，确有必要重新深刻剖析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目前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内涵、形成过程、实践路径和当代价值的探讨，而就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缺少系统的研究。回顾马恩经典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出发点，联系中国实际，探索相对贫困的治理路径尤有必要。
2.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内容
2.1. 贫困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从制度角度出发对贫困问题的产生进行研究，阐释了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起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在扬弃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他指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1] 马克思认为，工人凭借自身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或劳动成果其所有权并不归劳动者本人所有。工人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工人把自己打包成商品卖给资本家，资本家支付维持工人生存所必需的那部分工资之外，无偿占有劳动者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并且，资本家仅仅把一部分赚来的“利润”用于自身的消费，另一部分的“利润”用来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断积累本金，使生产在扩大规模上进行。通过加班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一步剥削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或相对剩余价值。其结果是小资本家凭借对工人的剥削一步步变成大资本家，积累更多的财富。相反地，由于大机器的生产减少了对工人的需求，工人失业情况加剧，工人越来越陷入贫困。至此，工人不仅与自己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劳动本身相异化。甚至工人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越来越贫乏，这就致使工人陷入无尽的异化劳动中去。
此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 [2] 显然，这揭示了资本运动的无限性。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会要求工人延长工作日的时间即加班，并支付一定的加班费。当然，工人所收到的加班费实际上是远远少于其为资本家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出来的绝对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的贫困累积和资产阶级的财富累积是相伴相生的，资本积累的源泉来自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强烈追逐，而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雇佣劳动制度是无产阶级陷入贫困的根源。由此可见，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低收入群体和劳动者之间不断产生并聚合贫困因子，衍生出工人的物质、精神、文化、知识等多种贫困。
2.2. 无产阶级反贫困的途径：大力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是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之后，又进一步指出了消灭贫困的现实路径。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共享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才能够减少贫困”。 [3]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大规模摆脱了曾经的赤贫，但是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制度不动摇，工人阶级就会一直陷入在贫困的泥潭之中。只有造成贫困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消失，也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寻得出路。当生产资料收归公有，资本家就无法继续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和劳动成果。只有剥夺剩余价值的剥夺者被剥夺，才能摆脱贫困。
不过，单单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造成贫困的根源还不足以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彼此之间的博弈归根结底要看谁“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4]。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虽然有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但生产关系与其不相适应，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资本主义旧的生产关系。想要根除这一问题就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下，强化了“物的依赖性”，实现了物这一客体对人这一主体的统治和压迫。因此，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准备充足的物质条件，才能为进入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提供物质保障。逐渐弱化和消除“物的依赖性”对人的剥削，才能扭转无产阶级不断陷入更大的贫困态势。
2.3.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 [5]。马克思在《手稿》中这样写道。马克思把工人除去了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这种状态称为绝对贫困。2020年12月3日，我国已经消除了这种生存性的绝对贫困。
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大环境下，劳动者只是就某一个环节进行生产劳动，其无法参与除自己以外别的类型的劳动。这便使得工人所有的潜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而是局限于某个固定的环节内的工作。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分工为相对贫困的产生提供了制度性的前提，与此同时，也加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从宏观层面上看，随着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工商业劳动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并聚集于城市。相反地，农业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不如工商业并集聚于农村地区。于是城市和农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由此城乡间的相对贫困产生了。从微观层面上看，相对贫困表现个体差距，也就是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的同时，工人的整体生活水平相比之前有所改善。但是相比于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资本规模、进一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言，资本家的资本扩大的趋势要远远高于工人的工资涨幅。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是彼此割裂的关系，他们作为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内容是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绝对贫困的难题必能逐渐得到解决，然而贫困标准线也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升。这样就会又会涌现处于相对贫困线标准以下的群体。这也就是说，如果社会制度得不到根本性的变革，相对贫困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3. 2020年后我国贫困的新特征
2020年以前，我国的扶贫工作从小规模救济扶贫、体制改革扶贫、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扶贫工作都是围绕消除绝对贫困难题而展开的。目前，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也意味着缓解相对贫困问题将会成为我党以后的工作重点。如果说绝对贫困主要是指生存性的贫困，那么相对贫困则表现为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水平虽然能够保障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和整个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由此可见，缓解相对贫困的难题比之前的工作人口基数更大、人口的空间分布更分散、致贫原因更复杂。
3.1. 相对贫困人口的基数更大
之所以说我国相对贫困人口的基础更大，是因为已经实现脱贫了的绝对贫困人口是相对贫困人口的一部分。事实上说，将绝对贫困人口转化为相对贫困人口的过程就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除了这部分人群以外，还包括绝对贫困的边缘户、进城打工的农民和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其中绝对贫困的边缘户即是指收入水平仅仅略微超过建档立卡户的这部分人。这部分群体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和刚刚实现脱贫的绝对贫困人口相差无几，只是刚刚卡线，甚至现在这部分人的生活更为艰难。除此以外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也是相对贫困人口的一员。究其原因而言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选择离开家乡在外务工的这部分人虽然看似较留在农村务农的群体工资更高，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承受着在大城市生活的更高的生活开销。北上广意味着更高的工资水平的同时，也加大了农民工群体吃、穿、住、行以及教育子女的生活压力。其二，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并且专业技能较为匮乏，在日益竞争激烈的现代化社会中，他们中的大部分群体只能被迫成为建筑工人、服务员、操作工等。这些工作往往工资水平不高，因此这部分人往往也是属于相对贫困人口的一部分。最后一部分是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国家统计局2020年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的情况是：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869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6443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6249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1172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0294元。由此可见，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组的10倍不止，与中间收入组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中间收入组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群体是生活在平均线以下的。
3.2. 相对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更分散
2020年以前，我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人口分布较为密集、区域集中度较高。首先，在消除绝对贫困阶段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群体已经通过扶持就业和发展本地特色型产业等形式让他们拥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相比较而言，老弱病残等社会群体依旧需要靠政府的低保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到了缓解相对贫困阶段，这部分群体依旧成为了高发人群。其次，如上文所说，进城打工的农民和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也是相对贫困人口的一部分。这部分群体数量的增加导致了贫困人口的分布由农村扩展到城市。因此，相对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也更为分散。
3.3. 相对贫困的致贫原因更复杂
2013年我国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以来，这一阶段的扶贫主要是落实在经济层面上的，它体现为通过提供社会性的帮扶政策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该阶段是从贫困人员的收入不足而导致的生存性问题角度出发进行贫困帮扶，这并不能从本质上彻底解决深层次的贫困问题。事实上，除了收入以外，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一系列因素所导致的贫困现象。在广大农村贫困地区，癌症、慢性病是导致人民走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根本之策。只有让贫困地区的小孩接受更好的教育，提高他们整体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源源不断地为贫困地区脱贫提供人才保障。总之，这些贫困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社会发展和分配不均导致的，因此，我国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到缓解相对贫困问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下一步的扶贫重点要从经济扶贫转向文化扶贫、从事后扶贫转向事前扶贫。
4.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下的相对贫困治理路径
目前，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解决，但相对贫困的缓解仍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相对贫困治理需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美丽中国、新发展理念等密切结合起来。面对接下来相对贫困这一历史性难题，以更高标准切实做好减贫工作确有必要。下文将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出发就相对贫困的治理提出以下几点措施。
4.1.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贫困问题。我国就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进行了继承、发扬和创新，建立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相对贫困的治理需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识别机制、长效保障机制和长效动力机制。
首先，之所以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识别机制，是因为想要缓解相对贫困问题，首先要厘清相对贫困是什么以及哪些人是相对贫困人口。由于相对贫困较绝对贫困而言难以衡量和辨别，所以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显得尤为重要。在识别相对人口过程中，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参照国际社会的相对贫困标准来划定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相对贫困标准。并对相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充分利用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巨大技术优势，广泛收集、科学管理、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
其次，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保障机制。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放松警惕，撂挑子不干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不仅在物质文化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精神、文化、安全、生态、住房等各个方面有了更高的期待。相对贫困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相对贫困表现为消费型贫困、生活型贫困和收入型贫困等等。因此，要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制度保障体系、政策保障体系和工作保障体系。切实做到上有政策，下有执行。
最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动力机制。要深刻剖析导致贫困的内在原因，从本质入手，解决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导致的精神贫困、因成功脱贫后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因物质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不高导致的物质贫困等等。
具体可以通过加强贫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养、梳理贫困人口主动摆脱贫困的观念、发挥互联网在特色产业扶贫中的优势、注重就业扶贫、生态扶贫和教育扶贫等等方式来形成长效的动力机制。
4.2. 多维角度发掘生产力，推动“造血”式扶贫
正如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所言，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除贫困的现实路径。大力发展生产力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缓解相对贫困危机的目标指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生产力是从多重维度进行考量的，相对贫困的治理要因地制宜，不同的致贫原因、不同的贫困对象要采取不同的扶贫对策。对于欠发达地区要深入挖掘该地区的特色地理优势、生态优势、特色产业优势。同时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脱贫致富中的重要作用，“互联网+”下的电商扶贫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利用互联网方便快捷的优势帮助贫困地区脱贫。最后，相对贫困的治理要和绿色发展结合起来。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昭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切实平衡好相对贫困治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良好稳定关系，我们要坚定好这一立场不动摇，从而为后脱贫时代的反贫困事业注入永续的绿色动能。
4.3. 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精神脱贫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强调人的主体性在消除贫困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创新性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强调内源扶贫，充分发挥人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决定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处处说贫。” [6] 要想彻底摆脱贫困，首先就要从思想上根除“我是贫困户”的潜意识。这种心理暗示将会成为始终无法脱贫的精神枷锁，限制和制约人劳动能力和脱贫潜能。要鼓励他们行动起来，增强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凭借自己的双手实现脱贫。这表现为一方面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力度，减小贫困地区同城市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可有效缓解和避免“贫二代”的滋生。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贫困人口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用技术水平主动摆脱贫困，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政府给予物质帮助。
5. 结语
随着绝对贫困在中国得以解决，我国的反贫困事业将进入到一个更加崭新的历史阶段，相对贫困的治理将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目前学术界在相对贫困的内涵、标准、治理路径等方面产生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学术界就城市相对贫困的理论研究、典型个案的实证性研究以及相关数据的支撑等方面略显不足。总之，相对贫困问题的动态性、复杂性和主观性使得相对贫困的有效缓解成为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历史性难题。相对贫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