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共同富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的实证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Wealth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摘要: 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为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镇化建设非常必要。笔者运用耦合协调分析模型，建立了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两个子系统，在对子系统进行测度的基础之上，分析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从空间角度刻画了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发现我国的共同富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增长幅度比较小，大多省份在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处于中度和良好的协调状态，但区域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因此，发挥东南地区的引领示范作用，加强西部区域的开发和加强区域间的协同作用十分重要。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t modernis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is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mbalance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sing a coupled coordination analysis model, the author establishes two subsystems, namely common prosperity and new urbanisation. On the basis of measuring the subsystems,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s analyse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is carved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It is found that both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level of new urbanisation in China have been improved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growth rate is relatively small. Most provinces are in a moderate and well coordinated state in the coupling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new urbanisation, 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re more obvious.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play a leading and exemplary role in the southeast,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o enhance interregional synergies.

1. 引言及文献综述

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彰显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特征。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推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但当前仍然存在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城乡和收入差距较大、分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对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了阻力，如何利用先决优势应对挑战来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热点。

诸多学者对于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做了一定研究，本文对已有研究做了梳理，主要集中在测度指标、面临的难点以及发展路径方面。

1) 在测度指标方面，主要包括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评价指标，在测度共同富裕方面，陈子曦 [1] 、孙豪等 [2] 从富裕程度、共享程度两个大的层面，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除此之外，孙学涛 [3] 增加了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维度，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衡量；谭燕芝等 [4] 在此基础上，丰富了共同度、可持续性层面的指标，对农民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测度；与此同时，张立等 [5] 在探究长三角各市共同整体协同能力时，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公共服务、社会综合发展层面衡量了其富裕度。在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方面，卢凤娇 [6] 、祝志川等 [7] 在人口、经济、社会、空间、文化层面评价了新型城镇化的水平；陈登等 [8] 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生态的测评维度；万长亮等 [9] 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城市建设、人口规模方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廖中举 [10] 从人口与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城乡一体化层面对城镇化的建设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

2) 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会面临多种难题，蒋永穆等 [11] 提出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农民共同富裕面临城乡发展不充分、区域不协调、物质精神不协调的难题；孙迪亮 [12] 提出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难点；董雪兵 [13] 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缓慢阻碍了共同富裕的进程；邢军 [14] 提出城乡和收入差距、人口老龄化、缺乏经济基础、分配不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重点。

3) 如何通过城镇化的建设来推进共同富裕，一些学者提出了发展路径，苏红键 [15] 提出可以通过信息化、数字化平台，加强城乡建设；段禄峰等 [16] 指出要分层次、分类型、多途径推进城镇化的建设；左停等 [17] 发现通过城镇化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完善城乡融合机制、增强县城的就业吸引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任远 [18] 指出加强对乡村投资、提升其内生动力有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袁方成 [19] 提出要发展高质量的城镇化，加强发展城镇化动能之间的协同；钱振明 [20] 指出，发展城镇化需要以人为中心，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进而推进共同富裕。

通过上述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对共同富裕的测度大多集中在富裕度和共享度方面，对城镇化的测度主要集中在人口、经济、社会层面，以上测度指标未本文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但其指标尚不完善，且评价时缺乏客观的标准，因此本文在结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从新的视角进行测度分析，并针对城镇化建设和共同富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以期加快城镇化建设和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2.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设有m个被评价省份，记为 $M_i=\left\{M_1,M_2,\cdots ,M_m\right\}$ ，有n个评价指标，记为 $N_i=\left\{N_{\text{1}},N_{\text{2}},\cdots ,N_n\right\}$ ，则省份 $M_i\left(i=1,2,\cdots ,31\right)$ 在评价指标 $N_j\left(j=1,2,\cdots ,22\right)$ 下取值为 $M_{ij}$ ，因而构造初始评价矩阵 $M$ ，

$M={\left(M_{ij}\right)}_{m\times n}=\left[\begin{array}{cccc}{M}_{11}& M_{12}& \cdots & M_{m1}\\ M_{21}& M_{22}& \cdots & M_{m2}\\ ⋮& ⋮& \ddots & ⋮\\ M_{m1}& M_{m2}& \cdots & M_{mn}\end{array}\right]$ (1)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本文采用极差法的处理方式，

对于正向指标：

$P_{ij}=\frac{M_i-{\min }_i}{{\max }_i-{\min }_i}$ (2)

对于负向指标：

$P_{ij}=\frac{{\max }_i-M_i}{{\max }_i-{\min }_i}$ (3)

然后，构造原始数据 ${\left(M_{ij}\right)}_{m\times n}$ 的标准化矩阵：

${\left(P_{ij}\right)}_{m\times n}=\left[\begin{array}{cccc}{P}_{11}& P_{12}& \cdots & P_{m1}\\ P_{21}& P_{22}& \cdots & P_{m2}\\ ⋮& ⋮& \ddots & ⋮\\ P_{m1}& P_{m2}& \cdots & P_{mn}\end{array}\right]$ ， (4)

再计算熵值 $e_j=-1/\ln m\times {\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m}{\sum }}{P}_{ij}}\times \ln P_{ij}$ ，进而求得各项指标的权重， $W_j=\left\{w_1,w_2,\dots ,w_n\right\}$ 。其次，假定有两个子系统分别为共同富裕 $f\left(x\right)$ 和新型城镇化 $g\left(y\right)$ ，再计算两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共同富裕的综合评价指数为 $f\left(x\right)={\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n}{\sum }}{W}_j{P}_{ij}}$ ，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级指数为 $g\left(y\right)={\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n}{\sum }}{W}_i{P}_{ij}}$ 。最后，求得两个系统的耦合度

$C=\sqrt{\frac{f\left(x\right)\cdot g\left(y\right)}{{\left(\frac{f\left(x\right)+g\left(y\right)}{2}\right)}^2}},C\in \left[0,1\right]$ ，(5)

C越接近于1，说明耦合协调度越高，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性越好，本文采用ArcGIS自然断点法，将耦合度划分为四个等级，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Ranking criteria for coupling coordination

表1. 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标准

2.2. 指标构建

1) 共同富裕水平指标构建：共同富裕是指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也就是以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为基础的共同富裕，然而共同富裕并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或地区通过辛勤劳动率先实现富裕，然后带动其他人或地区致富，进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同富裕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只有将蛋糕做大，才能够分好蛋糕，因此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着力解决区域、城乡、收入等之间的差距问题，而在共同富裕的评价量化指标体系构建中，目前尚未确立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在梳理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下实际，从共同度、富裕度、差异性三个维度构建了共同富裕的指标评价体系，其中，富裕度要注重居民收入的增加以及消费水平的提升，具体表现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共同富裕要求实现在缩小差距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实现发展成果共享，是判断共同富裕水平的一个重要维度，使得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在科教文卫方面达到资源的普惠和共享，具体表现为每万人专利授权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居民文娱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共同富裕的一个关键是缩小城乡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居民的收支消费方面，具体表现为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之比。综合上述理论与实际的考虑，本文最终选取9个指标构建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Table 2. Indicator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表2. 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 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是在城市化概念的基础上逐渐演化而来的，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节约资源、生态宜居、融合发展为特征的城镇化，虽然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具有不同的界定，但大多数学者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维度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一定的评价。而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实现服务的均等化和普惠性，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宜居性，因此，在结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从人口与就业、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服务、生态环境建设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指标评价体系。其中，人口与就业包括了城镇人口比重、城镇人口密度、城镇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主要表现为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反映了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因此固定资产投资额也能够较好的而反应经济发展的水平；居民生活的基础社会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基础设施服务表现为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互联网普及率；生态环境的建设不仅体现在污染源的治理方面，还表现为污染物的除以以及生活环境等的建设方面，具体表现为单位GDP能耗、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综上所述，本文最终选取13个指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Table 3. New town level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3. 新型城镇水平化评价指标体系

2.3. 数据来源

本文以科学性、客观性、真实性为原则，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以我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以2012~2021年为时间轴进行数据的统计，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各个省份的统计公报。本文首先对所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的处理，然后利用熵值法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共同富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进行两者的时空测度分析，再进一步探究新型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因素，进而提出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对策。

3. 实证分析

3.1. 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搜集和处理，结合极差法和熵值法得出31个省份2012~2021年的综合评分，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 4. Overall rating of the level of common wealth by province in China over the years

表4. 我国各省份历年共同富裕水平综合评分

根据表4可以发现，从时间上看，2012~2021年我国各个省份的共同富裕综合得分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由2012年的0.1003增长至2021年的0.1426，共增长了0.0423，2021年的共同富裕水平综合评分是2012年的1.42倍；从各个时间节点来看，2012年~2014年、2014年~2017年、2017年~2019年、2019年~2021年这四个阶段间，共同富裕水平增长值分别为0.0097、0.0374、0.0196、0.0268，从数字变化可以明显的看出，共同富裕水平的增长速度在稳步提升，也就是说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得到了稳步地提升。

在2012~2021年间，基本上各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得分都呈现增加的趋势，但是在这些省份中，北京的绝对增长值最高，达到了0.4365，2020年的综合得分是2012年的2.14倍。天津、广东、浙江、上海的绝对增长值也都在0.12以上，分别为0.177、0.171、0.148、0.145、0.121。福建、重庆、安徽的共同富裕水平综合得分绝对增长值在0.1~0.12之间，而新疆、山西、吉林、黑龙江、西藏、辽宁、海南、甘肃、内蒙古、青海的综合得分增长值分别为0.044、0.055、0.057、0.06、0.062、0.065、0.067、0.067、0.069、0.069，属于增加值较少的城市。其他13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的综合得分在0.07~0.09之间。从增长的倍数上看，整体的综合得分约为2012年的1.9倍，其中，西藏的增长倍数最大，增长了3.6倍，广东省位列第二，为2.3倍，贵州省和天津市增长了2.29倍和2.27倍，分别位列三四。安徽、江西、云南、重庆、北京、甘肃、广西、福建、青海、河南省份大多增长了2倍左右，其余各个省份大多增加了1倍左右。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各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方面的综合得分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表明我国在共同富裕方面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初显成效，但区域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任重道远。

3.2. 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测度分析

在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之后，本文将采用同样的方式对新型城镇化的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得出2012~2021年各个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得分，如表5所示。

Table 5. Overall rating of new urbanisation level by province in China over the years

表5. 我国各省份历年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分

根据表5可以发现，在时间维度上，2012~2021年我国各个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得分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由2012年的0.15增长至2021年的0.24，共增长了0.09，2021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是2011年的1.52倍；从各个时间节点来看，2012年~2014年、2014年~2017年、2017年~2019年、2019年~2021年这四个阶段间，新型城镇化水平增长值分别为0.9286、1.0777、0.3812、0.1563，通过这些数字的变化，可以发现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增长速度在稳步提升，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2012~2021年间，基本上各个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均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在这些省份当中，增长值最高的为湖南省，达到了0.1214，2021年的综合得分是2012年的1.9倍。湖北、安徽、河南、四川、山东、江苏的绝对增长值也都在0.1以上，分别为0.1155、0.1112、0.1096、0.1062、0.1045、0.1028。广西、福建、河北、青海、宁夏、广东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绝对增长值在0.0916~0.0964之间，相比之下，辽宁、海南、北京综合得分的增长值分别为0.0212、0.0287、0.0410，属于增加值较少的城市，表明加强共同富裕建设时，需要注重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其余15个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在0.0624~0.0864之间。从增长的倍数上看，整体的综合得分约为2012年的1.52倍，其中，湖南省的增长倍数最大，达到了1.9倍，宁夏位居第二，增长了1.85倍，其次是四川、湖北、安徽、青海、广西分别增长了1.8429、1.8423、1.8235、1.8158、1.8012倍，而河南、贵州、云南、河北、西藏、山西、甘肃、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福建、山东、江西的增长倍数在1.5~1.7之间，其余各个省份的增长倍数较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只有少数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得到了部分提升，大部分成分的城镇化建设处于中间状态，以及少数省份的城镇化建设亟待重视，由此可见，加强城镇化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3.3. 共同富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分析

基于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各项指标数据，通过计算得到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如表6所示。

Table 6. Result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new urbanisation by province over the years

表6. 历年各省份共同富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结果

通过表6可以发现，浙江省近10年在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协调度为0.499，其次是上海市，耦合协调度达到了0.4979，然后是北京市和江苏省，耦合度分别为0.4946和0.4935，分别位居第三和第四，主要是由于江苏、浙江、上海作为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水平较高，且具有良好的历史基础，从而相比其他省份具备了加强城镇化建设和发展共同富裕的良好条件，而北京作为中心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等于一体，具有良好的资源、人才、历史、地理位置等优势，因此，以上省份历年的耦合协调度较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协调性较好。与之不同的是，西藏和甘肃的耦合度仅有0.3462和0.4394，主要是由于该省份地处我国西南边远地区，不具备良好的地理位置优势，资源优势得不到开发和利用，且发展起步较晚，同时海南省的耦合度也仅有0.4409，由于海南省距离周边省份较远，省域之间的往来受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建设和发展，而河南省和河北省的耦合协调度也比较低，分别为0.4414和0.4474，虽然河南省地处中间内陆城市，具有良好的区域协同优势，但是区域之间的往来也有待加强，地处平原便于第一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产业转型的难度，河北省作为重工业发展代表的省份，工业化水平较高，但生态环境的建设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综合多种因素，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协调。通过上表可以发现，除了西藏，大部分省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都在0.4左右，但区域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4. 研究结论

经过对共同富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我国的共同富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增长幅度比较小，共同富裕和城镇化水平有很大提升的空间。同时，我国大多省份在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方面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明显，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先天优势，具有良好的基础，对外开放水平高，往来贸易频繁，耦合度较高，而西南和西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优势资源得不到开发，交通不便利等原因，致使耦合度较低，中部地区在区域间的交流比较少，耦合度也较低，由此可见发挥东南地区的引领示范作用，加强西部区域的开发和加强区域间的协同作用，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2BGL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