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改设学堂前归绥地区的书院
清朝时绥远属于漠南蒙古，为了加强对这一区域的控制，康熙时派绥远将军驻屯，并在归化城选定城址，1737年开始修建。“乾隆六年(1741年)，山西省在归化城设归绥道，管辖归化城、绥远城等上述各厅” [1] (p. 673)。由此，归化和绥远合并称归绥，设立归绥道由山西负责管辖。归绥地区书院创办较晚，其主要作用是“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场所，招收的生员多为童生，准备参加县试、府试，而考取秀才” [2] (p. 1593)。当时归绥地区书院共以下几所。
1.1. 长白书院(启秀书院)
1872年，绥远城将军定安为了储备人才，号召八旗子弟募捐集资修建书院，并定名为长白书院。据记载该书院位于绥远城东南方，教学内容以旗学为主，招生不限蒙汉，皆可入学并参加考试。经费主要来源于“发商生息”。长白书院建成后，当时在绥远办理宁夏代军务的张曜方撰文道：
静村将军……复汲汲焉筹资辟地，为国储才。一时官绅商庶，景然乐从。版筑既兴，宏工遂竣，命其名曰“长白书院”。其间束修之具，膏火之供，亦奠不筹之美备。从此八旗英俊，诵读怡怡。释甲胄而诗书，化干戈为礼乐。其所以维持风化，辅翼升平者，董复乎其莫尚矣。 [3] (p. 39)
可以看出，长白书院的建成对当时绥远地区教育进步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不仅为绥远开化风气、储备人才做出贡献，同时书院定制、规范亦对此后书院发展有所助益。1879年，绥远将军瑞联又与归绥道道员阿克达春收集商银、捐银四千两，充当办学公费，把长白书院更名为启秀书院。
1.2. 古丰书院
1885年，归绥道道员安详于归化城太平召东南初建古丰书院。
归化初有义学，而无书院。自光绪十一年，同知恩因奉部文，先设归化总学，并定七厅学额，禀请各宪，创设书院。借动闲款三千八百余两，发交乡耆承领，按月一分生息，藉充书院经费。借用官房，廷请山长，作为古丰书院。并拟定章程八条。 [4] (p. 521)
书院管理形式为教谕兼任监理，同时聘请崞县的举人申际昌为山长。教学内容以“汉学”为主，“每月集当地癝、增、附生及文童，课文四次。初一、十五为大课。初六、二十一两日为小课” [3] (p. 37)。考试命题主要是经史论议、时务条对。利息是古丰书院的主要经济来源。
古丰书院是当时绥远地区唯一以汉学为主的书院，是对以蒙学、旗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教育机构的补充，对促进汉学在归绥地区的传播及提高汉人文化水平有重要意义。
1.3. 启运书院
启运书院位于归化城南柴火市街，由土默特官学演变而来。该书院起初以“蒙学”教育为主，课程偏重于满、蒙文和骑射。同治、光绪之后，讲授逐步开化，学习汉文者日益增多，至清末，应试已可与汉籍文童相同。此外，启运书院经费也与其他书院有所区别，主要形式为是以月为单位在旗库领取，用于教习及学生的膳费。
启运书院除经费有官学性质外，学生及教习可入职当差也体现了其官学特点。“学生成绩较优者，则挑选其尤，拨入兵户两司署当差。练习公务，教习有劳绩者，按级提升” [3] (p. 38)。
1.4. 育才书院
归绥地区的书院除以上三所外，萨拉齐县育才书院在书院改设学堂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869年同知文山和绅商李联香筹措资金创设育才书院。“发商生息”是其经费主要来源，并由专人进行经费管理。育才书院对延请师长也有较高要求，“宜访择学问优良，而品行端方尤关紧要” [5] 。此后该地教化日兴、人文日起。
2. 书院改设学堂的具体情况
2.1. 书院改设学堂的原因
2.1.1. 晚清国内大变革
从1840年列强入侵清政府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国门，到1900年，清政府历经众多内忧与外患。义和团运动的不断发展、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所带来的政治与民族的双重危机更是使本就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更加动荡不安。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向西安，这场巨变再一次震动了国人，也震醒了清政府。在庚子事变的刺激下，慈禧太后开始有了改革之念。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提出改革诏令，并以光绪帝上谕为名义最终发布。“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 [6] (p. 6)。
以这道上谕为始，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正式开始了。1901年，清廷发布上谕，催促督抚大臣上奏并设立“督办政务处”，将其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以此推进新政的进行。
在庚子事变的激发和清廷上谕的催促下，清廷官员为维护清政府统治，奕劻、李鸿章、荣禄等人皆参与改革。其中，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三折之中的第一折便是有关教育的改革，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以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举、奖励游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拉开了序幕。根据设立学堂办法开始建立文武农工商矿各类各级学堂，并以此构成了近代学制体系。由此，各省再次掀起开设新式学堂的热潮。
2.1.2. 书院本身弊端及归绥教育发展的需要
晚清书院改设为学堂曾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洋务学堂、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总体规划的改制学堂办法、以及清末新政时期。但由于经费、改革时间有限等原因，皆未在归绥地区发展，开启于清末新政时期的改制除了是全国大势所趋外，与当时归绥地区书院本身弊端及地区发展也有重要关系。
书院本身是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是为进行学术研究而设立的，自元朝起，逐步为官方政府控制，进而转向官学化。归绥书院建设时期已然是书院官学化的鼎盛时期。
延聘院长，以课士子，每月集当地案、增、附生及文童，课文四次。初一、十五两日为大课。初一由归绥道、十五日由归化厅命题考试，率为经史论义、时务条对等。或限日缴卷送阅，或临时扃试，无定例也。初六、二十一两日为小课，由院长的题试之。 [3] (p. 38)
以上是对古丰书院当时教学内容的记载。大课又称为“官课”，即每三个月由官府出题考试。小课也称为“师课”或“斋课”，即每月由院长出题考试。
除古丰书院外，启秀书院“由八旗官员内选派协领等官，经理其事。并出归化城，不论蒙汉人等，愿来应课者，均准一体入考，以广文教” [4] (p. 523)。长白书院也由八旗官员内选派协领等经理其事。
由此可以看出归绥地区书院虽未完全官学化，但官学已然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书院实际就成为了科举考试的附庸。与此同时，经由八股文发展后的科举制早已僵化，成为时代发展的桎梏，书院自然就随之落后，亟待改革。
2.1.3. 地方官员的努力
绥远将军是清代设于归绥地区的最高官员，最早于1735年设立。设立的初衷是加强西北边疆防御，但绥远将军的任务很多，负责整个辖区所有的军政事务，权力极大。作为清末新政措施的一部分，绥远将军以归绥最高负责人的身份，开始了新式学堂的兴建过程。
归绥地区的书院建设多有绥远将军参与，1872年，绥远城将军定安创建长白书院，1879年，绥远城将军瑞联又令归绥道道员阿克达春收集捐银四千两，将长白书院更名为启秀书院，这些都对当时归绥地区开化风气有重要影响。因此，在书院改学堂的历史进程中，绥远将军等地方官员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绪二十九年，绥远将军贻谷到任后，对于城内学务，颇多设置，以谋旗学之振兴。三十年秋，先就启秀书院旧址，设立绥远中学堂。后又附设高等小学堂一所，次年并添设初等小学堂一所……各学堂筹款用人，由将军直接管辖。当时躬亲督责，课绩极严，颇著成效。 [3] (p. 42)
根据《绥远通志稿》记载，仅绥远将军贻谷到任的五年间，各类学堂建设就达到十所，十所学堂建制、教学内容都有所差异，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归绥地区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
书院改制学堂，虽有旧款，但学堂支出额度巨大。国内当时经费筹措本就艰难，地处偏远又欠发达的归绥地区更是如此。贻谷曾说：“绥远则旗库既艰窘异常，晋库亦无可挹注，空拳赤手，臂如平地楼台，挟奢愿以图成，即有无米为炊之患，若畏难而中止，又有因噎废食之嫌” [7] (p. 309)。为筹措款项，使八旗士人读书，贻谷多方奔走。
除此之外，历任归绥道亦有所参与。1903年，归绥道道员朴寿在古丰书院地址款目的基础上，改设归绥中学堂。1906年，新任归绥道胡孚宸“自兼督办，大加扩充，而归绥中学堂之始基以奠，本省学校，实权舆此” [3] (p. 60)胡孚宸在任五年里，对归绥教育贡献重大。他首先筹措众多经费，下发各县经商以商生息，作为学堂办学费用。此后，他还购买置办了学田三十余顷，以作学校扩充之用，添置修筑了不少堂舍。此外，他对待学堂学生亦十分重视，早晚监督其上课状况，督促勤奋读书。遇到期考时，更是亲自批阅。同时会将廉俸捐出，用来奖励高才生。这些地方官员们在众多困难的情况下，仍重视并努力发展新式教育，更难能可贵，对推动绥远地区近代教育走出困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2.2. 书院改设学堂情况
2.2.1. 归绥中学堂
作为归绥地区书院改学堂的先行者，归绥中学堂的成立曾经历了一个由简易到逐渐完善的过程。
二十九年九月，归绥道朴寿就古丰书院地址款目，改设归绥中学堂。事属草创，规模狭小，仅收学生三十名，即以旧有院长为堂长，由道署派员督办。三十二年，归绥道胡孚宸到任，自兼督办，大加扩充，而归绥中学堂之始基以奠，本省学校，实权舆此。 [3] (p. 60)
1903年，古丰书院改为归绥中学堂，从规模狭小发展至学堂基奠，归绥中学堂由表及里开始了新式教育质的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从1901年就已经萌芽。当时古丰书院已经开始更改了月考课程，取消了八股文及试帖诗。为了考察士人，除经义史论外，还增加了时务策。并遵照新定的学堂章程，扩充斋舍，招生肄业。但当时学堂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课程设置都只是初创。1906年，归绥中学堂渐入成熟，内附师范学堂、模范高等小学堂等，用于培养学堂师资、提供办学经验。
归绥中学堂作为绥远地区较早的学堂，当之无愧为绥远地区新式教育发展的先锋，对新式学堂教育及归绥地区教育发展有重要贡献。
2.2.2. 绥远中学堂
贻谷在1905年上奏，“奴才二十九年十月到任，即将书院立行停止，改建中学堂。另挑八旗聪颖子弟入堂。按照学堂章程，分班教肄，兼习清、蒙、洋文。现在该学生等肄业两年，虽风气初开，程度未能深造，而均笃志向学，恪守规条。奴才不时到堂，传集该教习、学生等，考其学业，与之讲解问难，加以督勉，将来可望日臻进步” [7] (p. 309)。
1903年，绥远将军贻谷到任后，大力整顿城内学务，并进行了众多设置。次年秋，在原启秀书院旧址基础上设立了绥远中学堂。绥远中学堂设“教习七员，设教务提调、监学、庶务提调各一员” [3] (p. 62)。教学形式为分班教学，学生一班四十名。主要学习经学，国文、算学、英文、历史、地舆、修身、图画、体操、博物等各科。
绥远中学堂后与归绥中学堂合并，在其存在的八年间，培养了一批有名之士，对绥远地区风气开化、文化传播都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2.2.3. 其他小学堂
据记载，当时归绥地区各类小学堂约20所左右，其中由书院改设为学堂的有四所。
根据《土默特右旗史料》附表记载，启运书院于1906年改设蒙小学堂，次年又改为高等小学堂。
Table 1. List of higher primary schools [8] (p. 363)
表1. 高等小学堂表 [8] (p. 363)
据表1信息可得：绥远城高等小学堂学生五十名，课程为经学、国文、算学、格致、图画、历史、修身、地舆、体操、科学、教习，管理以中学堂人员兼任。
蒙小两等合设学堂(萨拉齐厅小学堂)在萨拉齐城内东街，1903年，同知清治上奏准许建设，将育才书院发商生息之本制钱六千申及生息用于该学堂常年经费。管理学堂事务者称监督，由同知兼任。
同时聘地方士绅二人为副办，秉承监督办理学堂一切事务。另外还聘有教员，教授经学、文学、数学、历史等学科。
3. 书院改设学堂后的主要变化
3.1. 教育目的
3.1.1. 清代书院教育目的
书院自唐代起源，北宋时期开始有逐渐替代官学的趋势，元朝时得到推广，经历了明前期发展和后期禁毁后，在清朝又走向复兴和改革。研究归绥地区书院的教育目的，与当时的时代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科举制度发展至清代，几乎已经成为知识阶层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官学化的书院自然无法脱离科举制而立足。“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 [9] (p. 3149)。因此书院几乎成为科举育才的机构。虽然放眼整个国家，不乏有讲求实学和研习汉学等不以科举为教育目的的书院，但这些书院最终实际也未真正脱离科举。
因此清代书院教育目的首先是培养科举人才，在归绥地区也可得到印证。《归绥县志》曾记载古丰书院“月课文童六次，官课、堂课各三次。”同时书院每月十五命题考试的主要内容亦对科举考试有所作用，例如经史论议、时务条对等。“窃绥远城八旗，原有官学，教令子弟学习翻译，并准应试文闱。嗣因虽有奋志读书者，生计艰难，既无讲学会文之所，又乏因材善诱之师，前任将军安定，虑文教不兴，又无闲款筹办，当令八旗捐资，随于正蓝旗界内，捐造书院一所” [4] (p. 523)。该书院即启秀书院，其创设原因一定程度上受“应试文闱”的影响。此外，长白书院亦有“以为乡会试宾兴之需” [3] (p. 39)。
另外，清代归绥地区书院也有开化风气、兴起文教的目的。归绥地区本就处于边疆，加上清代对归绥实行的封禁政策，地区文化整体比较落后。历任绥远将军在初建或修缮书院时皆有过振兴文学的深切愿望。
3.1.2. 晚清学堂教育目的
书院改学堂经历过三个不同阶段，每一阶段学堂的教育目的都较前一阶段更加具体，归绥地区书院改设主要发生在清末新政阶段，该阶段的教育目的概括而言是为清政府培养人才。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由张百熙、张之洞等奏拟，并由清政府最终颁布，该章程中提到设立学堂的主要目的是造就通才，同时对不同类别的学堂做出了具体规定。1905年，清政府最终确定教育目的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10] (p. 94)可以看出该教育目的明显的反映出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治国理念。在此目的的倡导下，归绥地区学堂秉承中体西用的理念，制定教学内容，培养所需人才。最明显的变化是开始学习洋文。
对比而言，归绥地区书院和学堂教育目的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为培养朝廷所需人才。由于清廷面临状况的变化，对人才要求也有所不同。加上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教育目的自然从培养科举之士转变为塑造中西皆通之人。
3.2. 学制划分与教学内容
3.2.1. 学制划分
学制，即学校教育制度，主要是国家对各个学校的任务、学习年限、入学条件等所作的规定。晚清归绥地区书院学制记载较为有限，但不同书院学制亦有不同之处。
初设，止课童生，不课生员。每月六次，官课、堂课各三次……嗣后，又兼课生员……嗣后甄别案内有名，准其领卷应课；若无名欲课者，先赴书院报名，由监院验有无诈冒等弊，准其附课三次，如文理优长，然后升入正课。十八年九月，监院禀请更定课期，每月官课二次，初一、十五；堂课二次，初六、二十一。 [4] (p. 519)
由史料可知，古丰书院入学条件由“止课童生”逐渐转变为兼课生员。对童生的审核也较为严格，不仅重视其童生身份，同时对无名者品行亦有所探查。除入学条件外，课期也有过调整，由官课、堂课各三次转为两次，总体变化不大。
启秀书院院制与古丰书院大致相同。同样规定了月考之制，用来考察八旗子弟的学业。除了八旗士子，汉籍生童也准许参与课考，目的是互相学习对方学习效果，促使其进步。但两所书院课期有所不同。启秀书院“大课为每月初三、十六两日。小课为每月初八、二十三两日” [3] (p. 38)。
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发布。这个章程仿照了日本学制，统一全国学制，称为“癸卯学制”。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实际上对全国学堂学制做出了统一规定。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分为七级。除此之外，增加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清末归绥地区学堂学习年限、入学条件，未见详细记载，但由贻谷曾多次在《贻谷奏议》中提及“均照奏定新章办理”、“中学堂改照奏定章程”可推知，该时期归绥地区学堂以《奏定学堂章程》为办学准则，尽量照此施行。
由此，书院改设学堂后，学制由各自决定变为统一规定。这样的变化虽然可能导致无法因地制宜找到最适宜该地经济发展的学制设置，但总体而言，学制统一毕竟加速了封建教育的崩溃，促进了新式教育的产生，也更利于中国教育与世界的接轨。
3.2.2. 教学内容
教育目的不同，必然会引起教学内容的变化。清末新政前，归绥各书院教学内容侧重不同。古丰书院，汉学也；启运书院，蒙学也；启秀书院，旗学也。由此也可知，归绥地区书院数量虽少，但类型配备较为齐全，满、蒙、汉皆有所涉及。具体的教学内容则以四书五经、时务条对、满蒙骑射等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启运书院“课程专重满、蒙文及习射。其所定课程，除满蒙文籍外，圣谕广训十六条亦为必修之科。程度较高者，则授以权、满、蒙三合四书文等。惟同、光以后，蒙人风气大开，虽官学定制如旧，而外间斯多兼习汉文者” [3] (p. 38)。圣谕广训用于教导人们守法，培养人的德行。启运书院教学内容由重满蒙至习汉文，一定程度上也是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对汉人重视的结果。到清末，汉籍文童一体应试，慕汉化程度提高。
此外，启秀书院有“认真学习翻译以重根本”“操兵讲武”“课士修文”的记载。古丰书院考试内容“率为经史论议、时务条对”，都可看出其各自侧重的教学内容。
清末新政后，教学内容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古丰书院，“自光绪二十七年秋，改定月考课程，废止八股文、试帖诗。以经义史论及时务策出题课士，并遵照新定学堂章程，就书院扩充斋舍，招生肄业” [3] (p. 60)。古丰书院改设为归绥中学堂后，主要学习的学科为经学，国文、算学、英文、历史、地舆、修身、图画等。
几乎同一时期，由启秀书院改设的绥远中学堂也改革了教学内容，“按照学堂章程，分班教肄，兼习清、蒙、洋文。”贻谷曾上奏：“其所习洋文分数，较优于清、蒙文” [3] (p. 64)。
《归绥县志》中记载绥远城高等小学堂课程为经学、国文、算学、格致、图画、历史、修身、地舆、体操、科学。《萨拉齐县志》记载萨拉齐厅小学堂教授经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各科。
实际上，书院改设学堂后教学内容的变化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八股文被废止；其次英文等洋文被列入学科内容，且学生洋文学习成绩比较而言更加突出；最后学科类型较从前更加丰富，图画、博物、地舆、体操等，丰富了学堂教学体系。教学内容的变化一定程度也反映出新式教育在归绥地区的发展以及归绥地区文教的进步。
3.3. 教习人员及管理制度
3.3.1. 教习人员
归绥地区书院创办之时，国内书院官学化程度已经显著提高，故归绥书院也以官办为主。其创办主要有官办和官民合办两种类型。官办主要是由同知恩因奉命建设的古丰书院；由绥远将军和归绥道集资创设的启秀书院。官民合办的代表则是育才书院，是由同知和当地绅商共同筹资创办的。
各个书院在师长选择上也很重视，“书院宜慎择师也。嗣后书院延请师长，固宜访择学问优良，而品行端方尤关紧要” [5] 可知当时书院对教师才能及品行都有较高要求。
古丰书院以教谕兼任监理。聘请崞县举人申际昌为山长，此后由孟县举人张祖配继任；启秀书院：“由八旗官员内选派协领等官，经理其事。”
改设学堂后，管理者名称、师资来源都有所变化。
管理学堂事务者名为监督，由同知兼任。并聘地方士绅赵振九、王玉如二人，为副办，秉承监督办理学堂一切事务。并聘王浚文为正教员；赵运鼎、曾继孔为副教员……光绪三十四年取消副办名义，聘张贤为堂长(即校长)。 [5]
管理者名称由监督到堂长，取消副办，以及绥远中学堂始设教务提调、监学、庶务提调等职，都体现着新式教育的发展进步。与书院相比，师资来源的渠道更加丰富。首先，归绥中学堂内附设师范学堂，为小学堂提供师资力量。其次，开始从省外聘请教员。
“上年因由晋聘请科学毕业生二员，分充中小学堂教习” [3] (p. 65)。虽因筹款有限，聘请数量不多，但也是归绥地区教育开拓发展的重要一步。
3.3.2. 经费管理
书院改设学堂兴起的一个原因即是各地经费有限，由书院直接改设的学堂相比建立新的学堂而言，可以利用原书院的原址、经费、部分师资。地处偏远的归绥地区教育经费更是捉襟见肘。
以古丰书院为例，建修、山长修脯、监院薪水、生童膏火等支出已然巨大，且给山长的酬金、生童膏火银还是每岁的必备支出。此外还有额出款项：
一、每岁额出山长修脯银二百两。
一、每岁额出山长节敬银一十八两。
一、每岁额出监院薪水银四十八两。遇闰加四两。
一、每岁额出膏火奖赏银三百四十二两。遇闰加三十两二钱。
一、每岁额出门斗、书手二名工食银共三十六两。遇闰加三两。
一、每岁额出斋夫工食银九两六钱。遇闰加八钱。
一、每岁额出煤价银二十两。遇闰加二钱。
一、每岁额出添买器具、修葺房屋银十三四两不等。
一、每岁额出看门工人一名工食银二十四两。遇闰加二两。
一、每岁额出道厅礼房津贴银三十六两。
一、每岁额出蒙古地基银一十二两不等。
外，每三年出考棚费银二百五十两。
每三年出本厅童生考试卷价银八九十两不等。 [4] (pp. 511-512)
如此计算，仅非闰年额外支出已达近八百两银，加考棚费、试卷银，每年需近千两银应付额外支出。故古丰书院借动闲款三千八百余两，按月生息，来充实书院经费。其余书院也多采用筹款生息的方式维持书院运转。
到改设学堂时，国家能够给出的教育经费更加稀少。绥远将军贻谷曾多次上奏请款，以求学堂得以继续。当时绥远中学堂“常年经费三千六百两”。合所有学堂，统计至少亦岁需两万余金之谱。对此，贻谷利用书院旧有经费发商息、右卫马厂地租，个人捐廉等维持。此外还“认领牧厂地三百四十余顷，拟俟招佃得租，添补学费，但此地亩，因连岁歉收，颗粒之租，未经征入。设立官盐号，整饬土盐厘税归公” [3] (p. 66)。可以看出，无论是书院还是后期改设的学堂，在经费方面都比较困难。经费主要用途是教员津贴、学生奖赏及补贴。
4. 书院改设学堂的特点及评价
4.1. 改设学堂的特点
从1903年古丰书院改设为归绥中学堂至1906年启运书院于改设蒙小学堂，归绥地区共4所书院改设为学堂。改设历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4.1.1. 开始时间晚
近代书院改制的高潮是在戊戌变法时期。1895年，顺天府尹胡燏棻在《变法自强疏》认为西方各国人才辈出的根本在于广设学堂。因此提出：“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 [11] (p. 485)。次年，李端棻上《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认为兴建学堂，支出必大，而国家正贫，因此提出：“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书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 [12] (p. 1982)。由此，各省书院改设学堂步入第一个高潮。但显然，归绥地区并未加入此次改革，而是直至新政开始，再提书院改设学堂之时，才走上改制之路。
Table 2. List of national academy reform times [13] (p. 643)
表2. 全国书院改制时间一览表 [13] (p. 643)
从表2亦可知，1903年前，已有260所书院改为学堂，而归绥地区仅有的4所书院并不包括在内，综上所述，归绥地区书院改设学堂开始时间较晚，是在新的学堂章程颁布后才开始改制。但该地区跟上了时代改革的步伐，在改制的最后高潮，完成了改制目标。
4.1.2. 改设数量少，但改设占新式学堂比重较大
按照表中提供的数据，全国共1600余所书院改制为学堂，归绥地区书院改设学堂总数仅有4所，于全国其他省而言，这个数量是极低的。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归绥地区书院本身数量较少所导致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归绥地区新政实施后可考学堂数量为29所，其中4所是由书院转变而来，且29所学堂中，有不少蒙养学堂、小学堂是内附在由书院改制而成的中学堂内的。“三十年秋，先就启秀书院旧址，设立绥远中学堂。后又附设高等小学堂一所，次年并添设初等小学堂一所” [3] (p. 62)。这样设立的大部分原因是当时经费不足。在中学堂附设，教习职员则可由中学堂兼办，不必额外支付薪水。
虽然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归绥学堂数量整体较少，体现了出归绥地区整体教育的落后性，但仅有的几所学校已然呈现出相对稳定发展的特征，为此后学校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
4.1.3. 书院改制的学堂等级较低、类型单一
全国范围而言，书院改设学堂的种类是比较丰富的，几乎满足了当时国内所需的各种人才培养类型。据统计，大学堂、高等学堂有34所，中小学堂1283所，此外还有女子、师范、实业等不同类型学堂100余所。
归绥改设而成的有两所中学堂，三所小学堂。与全国对比来看，归绥地区书院种类比较单一，除没有各省初立的大学堂外，也没有专门的师范、实业等培养师资力量及实业人才的学堂由书院改制。仅存在一所附设在归绥中等学堂下的师范学堂，用来培养当地小学堂的教习人员。
归绥地区书院改学堂类型比较单一，新建新式学堂也多以小学堂为主，但这毕竟是归绥新式教育向前发展进步的体现，对推动归绥地区文教发展有重要作用。
4.2. 改设学堂的进步意义
晚清书院改设学堂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得以实现的，在《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归绥地区以绥远将军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开始实行书院改制。自1903年起至1906年，归绥地区书院改制全部完成。作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书院改设学堂有着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
书院改设学堂可以说是归绥地区新式学堂建设的起点，因此，书院改设学堂对于晚清教育近代化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书院改设学堂本身就标志着清政府教育体系的完善，它的成立是清政府对英美、日本等西方国家先进教育体系的借鉴，符合国际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潮流。书院改设的学堂是对晚清归绥其他新式学堂的重要弥补。有些书院还有留学归国的学生做教员，新式教学整体素养比较高，对于归绥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可以说书院改设学堂这一举措本身就是教育近代化的标志。
其次，书院改设学堂对归绥地区其他学堂的建立以及民国时期新式学校的成立具有表率作用。当时绥远城高等小学堂和师范学堂附设在绥远中学堂内，其他小学堂的开设又参照了绥远城高等小学堂，因此由书院改设的学堂明显成为了此后新建学堂的范例。同时当时仅有的归绥和绥远两所中学堂后来合并为归绥中学，开启了归绥新式教育的先河，使后来归绥各类学校得以延续，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为此后革命风气的传播提供了可能。
最后，书院改设学堂是传统教育与封建教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次交流与碰撞。书院作为传统教育的代表在中国延续千年，归绥地区的书院有着明显的官学书院特色，虽然相比其他地区书院不够发达，但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科举人才。改设学堂后，加入洋文、科学等西方文化，又为当时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和归绥地方培育了适应新时代的贤才。至此，西方文化进一步流传至归绥地区，为瓦解当地封建教育，促进近代教育制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4.3. 改设学堂的历史局限
归绥地区书院改设学堂受制于时代、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些不足，导致学堂的成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
书院改设学堂的目的本就是想利用原有书院的经费、师资等教学资源，但这一做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经费问题，因此晚清归绥地区书院改设学堂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即是经费。归绥地区书院的资金来源大多是筹集、捐资，书院本身经费就不甚充足，改设学堂后所需的修缮校址、聘请教员、各类补贴费用，都算得上一笔巨额支出。所以才会有绥远将军贻谷多次上奏申请办学费用，这个问题直接影响了书院改设学堂的全面性。由于资金不足，本应独立的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都附设于中学堂内，教员共用，对于各类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都有所影响。
其次，书院改设学堂的类型的单一性也是当时存在的一个问题，学堂类型单一，不利于学生的连续性教育。高等大学堂的设立对此后大学的成立是有所助益的，显然，归绥地区高等大学堂的缺失对此后教育发展也存在一定影响。
最后，书院改设学堂并不彻底。从此前的教育内容及教育目的也可明显看出“中体西用”思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因此从实际效果看，改设后的学堂并未培养出足够的新式人才。
以上三点导致书院改设学堂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更多来的根本来源在于所处时代和地区的局限，对当时归绥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而言，紧跟全国进行学制改革，已经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