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面对这一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我国上下迅速动员起来，化疫情初期的被动为行动上与话语上的主动。2020年1月24日，我国成功分离病毒毒株，3月后从五条技术路线开展新冠疫苗的紧急研制和临床试验，2021年1月1日，我国首批新冠疫苗启动接种。然而，随着我国新冠疫苗的上市，在推进接种、出口海外时却遭到了外界各方的质疑。一方面，虽然中国疫苗均已获得世卫组织认证，然而美法德等欧美国家不愿意承认中国疫苗，对接种中国疫苗的公民不开放入境，在世卫组织呼吁后情况才得以好转。另一方面，在新冠疫苗接种期间，国内普遍存在着“疫苗犹豫”的现象，公众对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抱有疑虑，同时由于对官方政策和部分媒体报道的不信任，导致受众在面对是否接种的问题时，往往处在徘徊不定的中间态度之中 [1] 。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为应对这一突发卫生公共危机，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我国迅速调动中央层面的多个部委，联合组成了协调工作机制平台，即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该机制下设有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攻关、宣传、外事、后勤保障、前方工作等多个工作组，有效形成防控疫情的合力 [2] 。为回应外界质疑，联防联控机制已举行了24场有关中国新冠疫苗试验、接种情况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作为“组织–公众”之间对话的纽带，为有效推动疫苗接种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的文本为例，探究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下，政府在与公众进行有效对话时动员人们接种疫苗的话语策略，以期为促进疫苗接种和应对其他的危机公关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帮助。
2. 文献回顾
2.1. 新闻发言人制度与公共危机事件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我国官方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活动窗口，官方作为信息传播的主体，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经由新闻发言人的陈述向媒体与公众发布、传播相关重要政策与新闻 [3] ，以达到信息公开、回应关切、沟通民意的目的 [4] ，从而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
1983年，我国正式建立起了新闻发言人制度。2003年，“非典”的爆发促使该制度在这一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迅速发展。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新闻发布对新闻发言人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在这一阶段逐步趋于完善 [5] 。2020年，伴随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又一次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我国迅速作出应对，这也标志着中国特色新闻发布制度的初步成型 [6] 。
近期，较多学者基于新冠疫情这一背景拓展了突发公共危机中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一方面回顾了疫情背景下的官方新闻发布 [6] ；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分析新闻发布会的传播效果，有学者从议题设置、舆论回应、传播形式三个维度进行传播效力的探讨，并提出应创新新闻发布会的话语体系 [7] ；另一项问卷调查研究则发现，受访者对发布会效果认可度高达95.4% [8] 。此外，也有与舆论引导相关的探讨，有学者认为，提升舆论引导效果，要依靠官方组织机构、专家、媒体三者话语体系的同频共振 [9] ；有学者基于场域理论分析地方新闻办在发布会中的入场、转场与退场表现，发现官方官员和权威专家的在场效应显著，能够通过直接的回应引导舆论 [10] 。有研究从对话公关理论出发，在疫情“常态”与“突发”的并置情境下，探讨地方新闻发布会中官方、媒体、专家、公众四类主体的话语互动过程 [11] 和新闻发言人的话语策略 [12] 。还有学者指出，此次疫情所暴露的制度短板，如新闻发言人表现“失常”极易衍生负面舆情 [13] 。
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内容分析、话语分析、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和理论运用都比较多元。但是，研究集中在对突发公共危机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传播效果、舆论引导作用这两方面，一些文献中提到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所处的多元话语场域，但其实少有学者对新闻发言人的话语进行分析和探讨。并且，已有的话语研究其研究对象以地方新闻发布会为主，未找到中央层面的研究。因此，本文以中央层面的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为研究对象，对其话语策略展开论述。
2.2. 对话公关理论
对话是建立组织和公众关系的理想方式，依靠对话能够创造组织–公众之间沟通的有效渠道，从而进一步发展组织和公众之间的真实话语 [11] 。1998年，肯特和泰勒(Michael L. Kent & Mureen Taylor)提出对话公共关系理论，他们认为网络媒介能够弥合组织和公众之间对话的缝隙，为两者提供有效的对话渠道 [14] 。
2002年，两位学者对这一理论又进行了完善，提出了作为导向的对话的五大特征：共生性，即组织–公共关系的认可；接近性，与公众互动的临时性和自发性；共情性，对公共目标和利益的支持和确认；风险性，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与个人和公众互动；承诺性，一个组织在与公众的互动中对对话、解释和理解的投入程度 [15] 。
两位学者指出，对话不是一劳永逸的，也并非一系列的简单步骤，与之相反，对话是持续沟通和相互关系的产物 [15] 。我国在疫情期间调动32个部门组成了联防联控机制，至今已经举行了上百场新闻发布会，而在这一突发议题的新闻发布中，呈现了显著的“受众中心”的模式，完全立足于受众的利益需求 [16] ，为了回应受众关切的热点议题展开问答，回应网友提问也成为了其中十分新颖的一点。随着疫情逐步常态化，政民之间长期和谐的沟通关系也在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中渐入佳境。
在我国，有关对话公关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虽然时下的研究文献暂且较少，但各个领域已有学者关注到“对话”的重要性。传统的公共关系方法将公众置于次要地位，使其成为满足组织政策或市场需求的工具，而对话则将公众提升到与组织平等的沟通地位 [15] 。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闻发布会中，媒体作为宏观政策和社情民意的承上启下者，其实作为公众意见的代表人代替民众发声，新闻发布会实则也是政治议程与媒体议程的互动过程 [4] 。因此，本文以对话公关理论作为研究框架，通过剖析官方与媒体的沟通，来考察官方对待公众的话语策略。
2.3. 健康动员
社会动员是一种“促成个体组织起来参加集体行动的机制” [17] ，它能够促使在公共生活中的消极被动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进而为迎接重大风险可能带来的危害做好应对准备 [18] 。健康动员被认为是社会动员在健康领域的迁移，近期已有国内学者对新冠肺炎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健康动员进行分析，有学者发现“国家–社会”的共同在场形成了全民动员、系统协同的整体动员机制，促进了全社会经济、情感、专业、志愿力资源的快速聚集 [19] ；另一学者则从话语策略和权力结构方面对疫情中的“防疫”标语展开剖析，探讨了标语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中的健康动员潜力 [20] 。但总体来说，当前国内在健康动员方面的研究较少，处在亟待拓展的阶段。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基于对话公关理论，观察在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中，新闻发言人通过与代表民众声音的媒体进行了怎样的话语互动，构建了怎样的话语来开展健康动员以促进公众疫苗接种的意愿。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认为应从第一场与新冠疫苗相关的发布会开始考察，以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因此选取了2020年10月20日至2021年11月30日，共24场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中与“新冠疫苗”相关的文本语料作为研究样本，并采用Nvivo 12对新闻发布会的语料展开话语分析。1979年，诺曼·费尔克拉夫在《语言与控制》中首次提到了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本文针对话语分析中的“文本实践”部分，详细描述(Description)文本的语言形式特征，并借用对话公关理论的共生性、接近性、共情性、风险性、承诺性这五个维度，共同探讨新闻发言人健康动员的话语生成逻辑。
4. 研究结果
4.1. 承诺性
对话应是诚实和直率的，组织在与公众对话时努力把关系的利益置于自我的利益之上，真诚对待彼此的组织和公众更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解决方案 [15] 。并且，承诺性还认为，对于对话的双方来说，在“有意义的区域”进行沟通，并努力达成彼此之间的共同理解是对话关系的关键 [15] 。
联防联控机制将“安全”作为实现双方理解互通的关键词，“安全”是二者都关注、理解的“非盲区”，这个词汇对政民双方来说都是易懂且少产生歧义或理解障碍的。而且，坦诚疫苗的安全性也表现了官方在双方关系中展现的真诚。对公众来说，安全意味着能够给予官方与疫苗相应的信任；对我国官方来说，安全意味着自身公信力、权威性、执政透明度的高度，也是疫苗能否顺利推行的关键。世卫组织指出疫苗研发一般需要8~10年，而新冠疫苗作为一种在极短时间内研制上市的全新疫苗，如何给予公众安全性的保证以促进疫苗接种值得商榷。联防联控机制在最开始举行介绍新冠疫苗的发布会时，便将“安全性”置于发布会的宏观主题层面，2020年10月20日、2021年3月21日，即与疫苗有关的第一、二场发布会皆以讨论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作为会议主题。安全性作为官方推行新冠疫苗的重要前提，被提升至话语劝服的首要位置。
梵·迪克在研究新闻的劝服性时提出，为了让受众注意、理解、再现、记住，最后乃至和他原先的认知体系融为一体，其新闻内容本身就需要进一步的组织 [21] 。从新闻发言人在与公众对话中，作为提供回答、传播观点的一方来看，其中对于安全一词高密度的使用可以看作其重要的话语策略。通过词频分析，“安全”及“安全性”总计提到了224次。在同一段话语中，“安全”一词被两次提及，利用常见、易理解词汇的高频度表达，以显示在前期的研发阶段，医学试验为疫苗接种的安全性提供了有效保障。
例1：国内I/II期临床研究，各年龄段共计入组4064人，揭盲结果显示疫苗接种后，安全性好，不同年龄、不同程序、不同剂量疫苗接种后均产生高滴度免疫应答……在III期临床试验取得安全性和保护力数据以后，疫苗经审评获批就可以上市。 [22]
对于新闻发言人来说，为力求与公众对话的真实、可靠以及通俗易懂，利用数字呈现疫苗研发的专业性与安全性不失为一种合适的修辞话语 [21] 。在以往的政策发布叙事中，宏观语境常被认为是主要的叙事场所 [23] 。在新闻发布会中，医疗数据的类似宏观呈现就像是带着公众从上帝视角俯视现有的、直观的研制成果，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开阔的寰宇视野。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数字的精确性，而是通过数字所表现出来的宏观事实是令人信服的 [21] 。而且，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指出，新冠疫苗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研发，这只有通过全球合作才能实现 [24] 。新闻发言人在提及前期疫苗试验阶段时，详细地指出全球范围内所覆盖的试验国家，在词语选用上倾向于“认可”、“反映非常不错”等正面的修饰词，也为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增添了双重的理解保障。
如果话语是模棱两可的，它的意义是不清楚也不确定的，那么对话者就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话语达成双方的有效沟通 [15] 。数据以及其所体现的事实真实性、易理解性为官方与公众在有意义的区域进行长期的沟通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官方也努力地实现了对谈话及解释的双重承诺。
例2：目前已经接种5万余人，总共接种者将达到6万余人。目前反映还是非常不错的，接种人群样本量涵盖了125个国籍，各方面进展领跑全球，得到国际广泛的认可。 [22]
通过高密度词频、修辞的方式，新闻发言人在疫苗接种推行的前期，通过一定的话语策略通俗易懂地解释、强调了中国疫苗的安全性，以及中国疫苗供给的充分性。中国疫苗的研发被塑造为基于有力的医疗数据基础的、提升民众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承诺，官方与公众建立起了对于“安全性”的共同认知，这样的话语为促进公众疫苗接种意愿奠定了基础与前提。
4.2. 接近性
组织与公众双方正在共享空间(或地点)进行沟通是接近性的一大特征 [12] 。从人称代词的角度来看，新闻发言人在陈述时多次用到“你”这一人称代词，弥合了官方与公众的距离感，“你”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或超越了对媒体的指代，而进阶完成了公众的虚拟在场。在这一语段中，“你”是被想象出来的某一名公众，新闻发言人通过“你”的指代模拟了公众在面对接种时会产生的种种心理反应与担忧情绪，同时“我们”与“你”的对话也拉近了沟通双方的心理距离。
例3：接种疫苗最关心的就是过敏反应，所以我们的各个接种点，你去接种了，医务人员说你接种完了以后要观察30分钟……如果旅行前接种了疫苗，你还是要注意观察，在旅行途中要注意作息安排，防止疲劳，如果有一些症状还是要进行观察。如果你实在说我还是担心，你就等到节后再接种也是可以的。 [25]
而在第一人称使用方面，发言人倾向于使用“我们”发声，词频显示“我们”共出现了1259次，这样一种集体化的声音与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不谋而合。其中，“排他性的我们”往往一方面体现出官方推行疫苗接种的态度、决心与作为，另一方面则又是专家话语与权威的体现；而“包含性的我们”往往意味着“我们大家”、“我们国家”的概念，代表了共同且一致的努力态度，有时也可理解为官方给予公众的友善的健康提醒。此外，新闻发言人使用“我”的情况也相对较多，这里的我大多指“个体我”，能够鲜明地体现说话人的主体性与个性。而这一“个体我”的话语在2011年后多结合“你”或“他们”搭配使用，借以表达立场、同情、真诚、责任、态度等 [26] 。在下文例段中，第一个“我们”指研发疫苗的专家组，这一“排他性的我们”隐含着专家的权威性和专业性；第二个“我们”则指所有人，在展现疫苗接种的过程时通过“包含性的我们”模糊了对话双方的阵营，体现了官方与公众立场的一致性；而“我”则是发言人站在个体的角度，既是作为专家也是官方组织的代表人，用“我”的称呼展现一种个人的责任感与权威压迫感，将疫苗接种的重要信息通过带有个人鲜明特征的立场和话语方式向公众强调。
例4：通过目前我们的监测来看，在这个人群当中还是有个别人出现了心因性反应，为什么出现心因性反应，这可能跟我们在接种疫苗前、接种疫苗过程中、接种疫苗之后紧张或者心理焦虑有一定关系，这导致了心因性反应发生，所以我强调一点，大家在接种疫苗过程中就认为它是一次普通的注射，不需要过度焦虑，要以放松的心态去接种这个疫苗，这样会大大减少出现心因性反应。 [27]
新闻发言人的“我们/我”在经历社会转型期后，逐渐趋向于人际意义的发展模式 [26] 。由此，这类话语营造了一个服务型的友善官方权威组织机构形象，拉近了与公众对话的时空和心理距离，双方的对话也更趋向于平等交流的状态，官方在促进疫苗接种时更像是以朋友、家人、师长的身份在亲切地提醒、劝导公众。
4.3. 共情性
对话不是“辩论”的同义词，相反在对话中双方虽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但也为对方的利益着想。共情使得社会生活成为可能，乌尔夫·丁伯格认为共情产生于无意识之中，不由自主的移情在道德情感主义中具有重要作用 [28] 。联防联控机制一方面聚焦高危人群，反复强调“健康”话语，另一方面集中回应热点问题，具象化了对于公众真切而质朴的情感表达。
在发言人的话语策略中，官方将凡是符合高危特点的人群都纳入“优先接种”的考虑范围之内，官方因高危人群面临极大的感染风险，可能引起其自身、家人甚至社会的共同担忧，而将保证其生命健康与安全视为其工作的重点，因此解决高危人群的接种问题、聚焦该人群的健康状况是共情性的体现。
例5：比如抗疫一线的医疗防疫人员，比如边境、口岸的工作人员，还比如由于工作原因不得不去到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从事援助和工作的这么一些人员，还有要保持城市的基本运行的公共服务保障人员，他们都面临着巨大的新冠疫情感染的风险。因此在这类人群中，开展疫苗的紧急使用，是保护他们的生命健康安全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 [22]
另一方面，回应公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官方组织机构共情性的鲜明体现。官方就公众疫苗接种的相关疑惑都进行了解答，如过敏问题、疫苗预约问题、疫苗有效性、加强针接种与否、疫苗收费问题、疫苗接种间隔时间、社区接种安排等。
例6：我们国家有非常健全的不良反应监测系统，这个可以让百姓放心，一旦发现任何问题，我们会采取措施。 [29]
共情的本质是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认知与情感，以他人的心理投射自我。通过新闻发言人对于高危人群接种的换位思考、对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官方采用了共情性的话语策略。正是这样的话语，一方面激活了与公众之间对于疫情的集体记忆，唤起了公众潜意识的忧虑与恐惧，反复的健康话语也进一步促进了公众的疫苗接种，另一方面官方的回应实则呼应了其“急民众之所急”的心理，周到的服务起到了正面的影响效果。
4.4. 风险性
参与对话的双方往往彼此承担着关系风险。对话并非写好脚本的故事，其走向常是难以预判的，因此，风险也就自发产生于不同个体的价值观的互动之中 [15] 。在已有的24场新闻发布会中，关于疫苗接种的负面提问层出不穷，例如疫苗接种后的“不良反应”问题被反复提及。模糊法作为新闻发言人惯于使用的一种特殊语言表述手段，常常起到掩饰和回避的作用，以确保交流的顺利进行 [30] 。如下文例段中，新闻发布会多以“基本上”、“尚未收到报告”等词语代替数据回答，以减少引发公众担忧情绪的隐患。由此，公众会放松精神上的紧绷感，媒体也不会聚焦于负面信息传播。
例7：
彭博社记者：有科学家会有这样的疑问，在如此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中是不可能没有识别任何不良反应的，所以是否有不良反应方面数据的收集？
田保国：任何一种疫苗，不管是在临床试验阶段，还是上市后的大规模使用阶段，都有可能发生不良反应……就我国目前已经进入III期临床试验的疫苗来看，基本上为轻度不良反应，尚未收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谢谢。 [22]
此外，面对媒体提问中潜在的风险，数据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同样起到了鲜明的效果。新闻发言人在被问到负面问题时，常利用宏观数字表现积极的整体情况。积极的数字就如同正面情感的载体，作为国内接种良好形式的传声筒，进一步鼓动还未接种的人群参与行动，成为接种疫苗的一份子。
例8：截至11月29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9981.3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超过11亿，达到11亿1050.6万人。 [31]
新闻发言人通过模糊性语词的运用、正面宏观数据的使用，化解了公众的对抗情绪与误读政策的风险，以稳定维持、进一步促进公众接种疫苗的意愿。
4.5. 共生性
共生性承认了组织和公众密不可分的关系，更贴切地说，二者之间存在“包容或协作”的平等关系。放置在新闻发布会的语境下，官方与民众的相互关系意味着群体免疫屏障的建立有赖于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努力对于国家来说，是上文对疫苗安全性、供给方面的解释；对于公众来说，便是接种疫苗。分类系统可以很好地体现语言的概念功能，词汇选择是实现分类的最佳工具，不同的词汇能够反映某种态度和价值倾向 [32] 。那么为了使公民个体纳入到一同抗疫和接种疫苗的共识之下，官方话语中含有定向的词汇选择。
梵·迪克认为，从新闻话语词汇选择能够推断出隐含其中的意识形态。官方选用了“义务”和“责任”这样的词汇，意味着接种新冠疫苗不再仅仅与个体保护自身的意愿与需求关联，而被建构在社会群体的利他基础上。此外，从更为宏观的意义上来说，新闻发言人选用了“国家战略”的词汇推动疫苗接种共识的形成，公民的疫苗接种是我国群体免疫屏障建立这一战略上不可或缺的关键所在，而作为社会公民的这一集体身份为个体参与疫苗接种凝聚了价值共识与情感态度。
例9：从接种疫苗来讲，不但是对个人的一种保护，也是我们国家整个疫情防控的重要战略，是保护每一个人和共同保护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途径。 [33]
例10：借此机会，我们希望老年朋友们积极参与疫苗接种，刚才也介绍了，老年人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既有利于老年人自身的健康，同时这也是大家共同履行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份义务。 [31]
疫苗接种作为社会责任话语和作为国家战略话语给予了个体参与到集体运动中、与官方组织机构共同“合作”抗疫的切实感和成就感。在危急时刻，国家需要集体中的每一名公众勇于付出，而公众也在集体的召唤与鼓舞下、在话语所展现的合作共识下更加愿意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既是保护自我，也成就了整个社会与国家。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依托费尔克劳夫的批判话语分析法，探讨了我国官方在新闻发布会的对话实践中是如何通过话语促进公众接种疫苗的。从文本实践的分析来说，本文探讨了修辞模式、隐喻、人称、情态、分类系统、语词意义等因素，发现在对话理论承诺性、接近性、共情性、风险性、共生性的五维框架下，新闻发言人的话语中通过通俗易懂的数据呈现，强调了疫苗的安全有效，建构了与公众理解上的共识；运用友好的称呼拉近与公众的空间和心理距离，实现与公众隔空的即时对话；对高危群体采用了换位思考的方式，强调了健康话语，并积极回应热点问题，实现了与公众的情感连结；应用模糊语词和使用正面的宏观数据，来化解对话中的风险；并将公众接种疫苗的意义上升至国家社会层面，秉持着相互依赖的合作精神激励公众参与接种活动。官方通过以上所总结的话语模式，聚焦了我国新冠疫苗的正面效用，强调了宏观上良好的接种数据，塑造了自身平易近人的形象，淡化了可能存在的负面效果的回应，来达到促进公众疫苗接种意愿的目标。
总体而言，官方很好地呈现了与公众平等对话的姿态，“疫苗接种”话语对其所引领的健康动员带来了积极的效果和影响。不过，也应警惕意识形态之下被忽略的微小细节，勿让“对话”再成“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