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公平的社会环境是促进社会良性有序发展的基石。社会公平感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心理效应，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社会情绪和社会信任感等 [1]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在阐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时，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报告在谈到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时提出，“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
在文化参与方面，李成彦(2006)通过对企业的组织文化参与进行研究后指出，组织文化参与具有参与性、一致性、适应性和目的性的特点，对员工的满意感起到促进作用。那么文化参与频度的高低，是否对公民政治生活参与的积极性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其中，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 [3] ，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在现阶段，公众积极与否的政治参与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有着非凡的意义，这不仅是现阶段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运行机制，也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有效保障公民权利、进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序政治参与即制度化政治参与，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 [4] 。
当前，政治参与已成为多个学科的关注对象，诸多学者基于理性选择、民主参与、民主精英等理论对其进行探究，论述民主参与的重要性所在 [5] 。有研究将政治参与视为民主治理的一种方式，其目的是将公民聚集在一起 [6] ，强调公民社会全员的参与，进而推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促进民主原则逐步嵌入到社会生活之中。
对于“政治参与”一词的概念，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参与指，公民个人进行的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狭义的政治参与则是指公民进行的目的为影响政府人员选择、行为的合法活动，目前我国学者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大多与社会资本相关，将政治参与作为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体现 [7] ，对参与人群的特征进行微观分析仍是相对较少。本文对政治参与的概念是基于广义和狭义，强调进行政治参与的目的，即政治参与行为就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通过政治权力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主要环节。学界已有学者研究了政治态度、选举效能感、政治信任、主观绩效、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公正、参与意愿、政治绩效评价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 [8] 。范柏乃、徐巍基于CGSS2010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政治行为、政治心理三方面梳理了影响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因素，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各因素对公民内外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9] ，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政治关注程度、政治讨论行为和政治认知水平对于我国公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治面貌、政治参与行为、政治讨论行为和政治信任水平对于我国公民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正面影响显著。其中政治效能感是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几乎所有的实证研究都揭示了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强相关性 [10] 。
由于不同学者对政治参与的概念界定、类别划分、数据来源的选取上都有差别 [11] ，不同学者对影响因素的判定也并不一致，分析视角的差别也有所显现。也有学者将分析的对象局限在某一群体，这都是影响不同的分析结果得出的原因 [12] 。
国内虽然众多学者对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但对社会公平感和文化生活参与频度两因素对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仍探究甚少，且已有研究数据相对于CGSS2021数据较老。
因此，基于数据的更新，挖掘出新的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民众有序积极政治参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日益深入，公民政治参与的宏观政策环境不断改善，社会贫富差距逐渐缩小，文化生活逐渐丰富的现实环境下，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情况如何？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行为是否会受到社会公平感、政治面貌、文化生活参与频度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利用最新的2021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对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建立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上述三种因素，通过对结果的分析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 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
社群主义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之一，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不断发展而来。社群主义理论强调社区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相互协调，强调一切发挥公共价值观的作用，防止个人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社群主义认为人人有权参政，“公民应该关心国家事务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个人积极的政治参与是防止政府专制集权的根本途径” [13] 。建立在社群主义之上的公民，应积极建立社群共同体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政府政策。从社群主义理论出发，思考公民在政治参与时，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社会公平感、政治面貌、文化活动参与频度作重点考虑。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公平感感知程度不同，公民政治参与存在差异。
假设2：政治面貌不同，公民政治参与存在差异。
假设3：文化活动参与频度情况不同，公民政治参与存在差异。
3. 数据来源、变量界定、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21年的调查数据，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执行的一项大规模抽样调查项目。该项目每年选取全国各地区一万多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它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的方式进行抽样，调查点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CGSS (2021)项目调查的总样本量8148名。该数据不仅收集了本研究所需的政治参与行为的信息，同时也包含了被调查者详细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个人信息，以及受访者关于个人对社会政治发展的评价，因此对于本研究而言，CGSS (2021)数据库是一个合适的数据资料。本文在选取研究对象时，选择政治参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删除问卷所选取变量中的缺失值样本，为之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3.2. 变量界定
3.2.1. 因变量
政治参与：问卷中的A44题——居民是否参与民主选举，“上次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赋值居民的参与行为是 = 1，否 = 0。
3.2.2. 自变量
1) 社会公平感：问卷中的A35题，总的来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您认为公平吗？对问卷设置的答案重新赋值，完全不公平 = 1，比较不公平 = 2，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 = 3，比较公平 = 4，完全公平 = 5。社会公平感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心理效应，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社会情绪和社会信任感等 [14] 。一般来说，社会公平感正常的个体，更倾向、擅长通过政治参与捍卫自己的权益，具有更好的政治参与热情。
2) 政治面貌：问卷中的A10题，您目前的政治面貌是？将基层群众作为参照组，其他的政治面貌状态作为对比组。对问卷的答案进行重新赋值，群众 = 1，共青团员 = 2，民主党派 = 3，共产党员 = 4。并删除掉选项中“不知道”“拒绝回答”等无效样本。政治面貌代表的是居民的个人政治身份，可确定其加入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归属。
3) 文化活动参与频度：问卷中的A30_5问题，您参加文化活动(比如听音乐会、看演出和展览)的次数。将每天 = 1，一周数次 = 2，一月数次 = 3，一年数次或更少 = 4，从不 = 5。文化影响人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产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当下，文化活动的参与频度不高的话，会很难积极投入政治参与。
3.2.3. 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出现较大偏差，选取年龄、性别、最高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将性别中“男”赋值为1，“女”赋值为0。将出生年转换为年龄变量。在受教育程度上，本文采用“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这一题项来衡量公民的受教育程度。
3.3.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二分变量(定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元Logit回归来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Stata14.0统计软件作为分析工具进行统计分析，以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作为因变量，社会公平感、政治面貌、文化活动参与频度这三个作为自变量，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4. 讨论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4.2. 相关性分析
4.2.1. 模型1：社会公平感与公民政治参与行为
如表2所示，在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这三个变量后，社会公平感与政治参与行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见表2)。
4.2.2. 模型2：政治面貌与公民政治参与行为
如表2所示，在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这三个变量后，政治面貌与政治参与行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见表2)。
4.2.3. 模型3：文化活动参与频度与公民政治参与行为
如表2所示，在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这三个变量后，文化活动参与频度与政治参与行为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见表2)。
Table 2. Influence of sense of social equity, political status and frequency of cultur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表2. 社会公平感、政治面貌、文化活动参与频度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注：***表示p < 0.001，**表示p < 0.01，*表示p < 0.05。
4.3. 二元Logit回归分析
经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加入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后，观察表2可以发现，第一，“社会公平感”对“居民是否参与居委会选举”的显著性水平为0.002，显著性水平小于0.05，通过检验，且影响方向为正。社会公平感的感知不同，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差异，假设1得到验证。社会公平感感知程度较低的受访者不关心或是无感于居委会选举，他们对包括居委会投票选举在内的政治参与的行为大多是抗拒的，常常无法真正体验政治参与行为的有利之处。而社会公平感感知程度高的人往往更愿意参与政治生活，因为，他们了解参与政治生活可以表达自己的需求，从中获的更高的社会公平感。
“政治面貌”对“居民是否参与居委会选举”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显著性水平小于0.05，通过检验。在有效样本中群众占比80.73%；共青团员占比7.15%；民主党派占比0.07%；共产党员占比11.93%。这说明共青团员及中共党员身份并未增强居民参与居委会选举的积极性，特别是团员群体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较低。因此假设2成立。
文化活动参与频度对“居民是否参与居委会选举”的显著性水平为0.016，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这也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3，通过检验，因此假设3成立。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首先社会公平感感知程度的高低对于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的次数也会随之增加。公民社会公平感的降低，越不情愿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其政治参与行为就越不强烈。这可能是由于公民对于社会公平感的感知程度不高甚至是差评，导致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积极程度下滑，进而造成了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下降。大量研究都已发现公民较高的社会公平感感知程度对其政治参与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国家应不断地平衡且提高公民的社会公平感感知程度，进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兴趣，培养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民产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与行为，反向促进公民的社会公平感感知程度的平衡。
其次，政治面貌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公民中尽管有部分是党员，但一方面他们忙于工作，无暇参与居委会选举等社会活动，他们缺乏认同感，还未形成社区共同利益。因此要强化党员政治参与素养，不断提高其政治参与能力，带头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履行当家作主的权利。带动非党员人士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去，实施公民个人的政治参与权利，进而更加能够促进我国的政治民主建设。促使公民更好地进行政治参与，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建设。
最后，文化生活参与频度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随着公民对文化活动参与的频度越高，其政治参与行为也会越强烈。表明了越是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的居民越是也会积极去投入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基于此，国家应充分均衡公共服务的提供，培养公民形成一个积极的文化活动参与意识与行为，大力促进对社会公共服务建设的积极发展，造就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由于本文采用的CGSS (2021)数据库是一个截面数据，因此在对探讨选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公平感、政治面貌、文化活动参与频度这三个维度内的单个变量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尚未涉及更多维度内的变量对其因变量的影响，因而在探讨分析对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可以通过大样本人群跟踪研究以及扩展对于更多维度内的变量分析研究，进一步对本研究的结论进行验证，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