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1.1. 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
千百年来，君子人格既是中华民族效行相宜的正面人格，亦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思想)中理想的人格特质(葛枭语，侯玉波，2021)。“君子”是我们中国人评价一个人最常用的评语。它是中国古代学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人格的写照。历经漫长的历史，这一称谓已深深积淀于中国文化及人们的脑海中，成为中华民族人格修养的重要目标，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而其对立面——“不耻不仁，不畏不义”的小人人格，则自古遭到全社会的鄙夷、批判与抵制。“小人”的内涵随时代变迁发生更改。概括而言，小人概念的解释与界定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演变为普通老百姓(社会地位低者)——学识素养低者(缺乏广博的知识与技能)——对受他人敬仰者的谦词——道德行为败坏的人(李建伟，胡茜，胡凌燕，2009)。虽然对小人的解释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变化，但关于其该概念的界定却从未背离孔子提出的以“仁义”为标准的君子–小人观。在定义小人的时候，人们经常把它与君子相比。
作为在中国泱泱历史长河具有枢纽性意义的高频概念，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的内在结构从古至今一直是学者们广泛探讨与辩论的焦点(鲁石，2008；孟燕等，2008；李建伟等，2009；许思安，张积家，2010；王彦胜，2011)。鲁石(2008)对君子人格和小人人格进行了系统化的归纳与总结，提出君子人格的根源特质为仁、义、礼、智，而小人人格的根源特质为不仁、不义、无礼、奸诈。李建伟等(2009)不再局限于对文化典籍中关于“小人”的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和概括，而是根据研究得出大学生心目中小人的人格结构依次为卖国求荣、不仁不义、祸国殃民、阴险狡诈、言行可憎、不讲信义。王彦胜(2011)从民间文化心理学视角出发加以研究，提出小人不只是一种人格类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将小人人格囊括为道德修养、交际手段、作风追求和小人优点等四个维度的特征。
1.2. 常人人格
君子与小人，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经典的人格类型划分(鲁石，2008)，是研究儒学人格心理思想的关键切入点。然而，介于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之间的常人人格，却缺乏实证性研究。
如果个体通过获取现代科学基础知识和行为规范，自觉遵守道德规范，顺利完成社会化，转变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清楚了解言行厉害与得失。却在漫长一生经历中，均业绩平平，不突出也不落后。那么这一个体即为常人，抑或可称其为普通人。常人的日常言行既有君子的一面，亦可能有小人的一面。
拥有常人人格的个体已经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且他的言行均可分为善与恶两类(Wang et al., 2019)。当他不断为自己、他人与社会创造价值，获得仁爱、平等、尊重、宽恕等人格特质时，他便发展成为君子，具备了和谐独立的君子人格(汪凤炎，郑红，2008)。反之，他便堕落为小人，体现出不仁不义的小人人格。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基于中国本土文化背景，将小人定义为：如果个体在做人时不遵守行为规范，无法获得多数人的认可，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化，那么他就在做小人。小人与君子相对，是道德品质低劣之人。小人不具备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仁、义、礼、智和信等优良品质，不会自觉遵守社会认可并提倡的是非对错、善恶标准和孝悌信义等，擅长于日常生活中隔岸观火、落井下石，擅长于人际沟通中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将常人定义为：如果个体通过获取现代科学基础知识和行为规范，自觉遵守道德规范，顺利完成社会化，转变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清楚了解言行厉害与得失。却在漫长一生经历中，均业绩平平，不突出也不落后。那么这一个体即为常人，抑或可称其为普通人。常人的日常言行既有君子的一面，亦可能有小人的一面。将君子定义为：如果个体自觉履行社会认可并提倡行为规范，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赞许，那么这一个体即为君子。通过实验，探究得失情境下小人、常人和君子三种角色启动对自我—冒犯者利益权衡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影响存在的条件。
1.3. 宽恕
长久以来，宽恕(forgiveness)一直是中西方文史哲领域探讨的重要课题(彭凯平，2015；Coyle & Enright, 1997; Denton & Martin, 1998; Enright, 1991; Hargrave & Sells, 1997; Rye et al., 2001; Tooby et al., 2008)。在西方，宽恕有着极为深厚的宗教背景(McCullough et al., 1997)，可溯源自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和观点，意为上帝赦免、消除对罪人的惩罚，人类也应同上帝一般宽恕他人的罪过(岑国桢，1998)。在中国，宽恕也自古便是传统伦理学的重要范畴，是君子之风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文化中，将“忠恕”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忠”意为尽心为人，对待他人尽心尽力；“恕”则被解释为推己及人，如何对待自己，则如何对待他人(罗春明，黄希庭，2004)。
宽恕作为涉及到受害者和冒犯者的双边复杂过程(Girard & Mullet, 1997; Girard et al., 2002)，其产生和发展主要受到冒犯者、冒犯事件和受害者三重因素的影响。
其一，冒犯者的事后道歉，及其与受害者的人际关系是影响受害者宽恕水平的关键因素。道歉源于希腊语“Apologia”，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社交行为，更是缓和关系、解决冲突和处理危机的有效途径(Fehr et al., 2010; Schumann, 2012)。冒犯者的道歉行为有效提升受害者宽恕意愿的原因包含三个方面：1) 道歉行为传递出冒犯者内疚和羞愧的情绪，以及其承认对他人造成既定伤害事实的信息(Ohbuchi et al., 1989)；2) 道歉行为传递出冒犯者尝试修复人际关系的意愿，以及其承诺不再做出类似冒犯行为的信息；3) 道歉行为改善了受害者心目中冒犯者的形象(Ohbuchi et al., 1989; Schmitt et al., 2004)，进而增强了受害者对冒犯者的共情(McCullough et al., 1997)。此外，相较于陌生人，受害者往往倾向于宽恕与自己关系较为亲密的个体。诸多研究表明，受害者与冒犯者双方关系的亲密程度越高，受害者越愿意宽恕冒犯者(McCullough et al., 1998; Paleari et al., 2009; 张登浩等，2015)。这可能是因为亲密关系将受害者和冒犯者相融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进而促使受害者愿意不再计较所受伤害以维持双方关系的长期稳定(Finkel et al., 2002)。
其二，冒犯事件的严重程度及冒犯意图的性质是受害者决定宽恕与否的重要依据(Rusbult et al., 1991; Pingleton, 1997)。当冒犯事件使受害者经受巨大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时，宽恕意愿发生的可能性极低。研究表明，当受害者面对刻意为之且后果无法弥补的冒犯时，将不会产生宽恕中的仁慈动机，甚至会产生敌意和复仇的动机(Finkel et al., 2002; McCullough et al., 2003)。反之，当冒犯者较少对受害者造成实质伤害，或冒犯者及时弥补自身错误以最大化消除冒犯后果时，受害者更愿意选择宽恕(Barclay & Kiyonari, 2014)。此外，不同性质的冒犯意图也会直接影响受害者的宽恕意愿。研究表明，当受害者判定自己是被有意冒犯时，会激起更高的愤怒情绪，进而增加其攻击行为产生的可能性(Reijntjes et al., 2011)。
其三，受害者的个体特征将直接影响宽恕心理的产生和发展(Gorsuch & Hao, 1993)。诸多研究表明，受害者的宽恕意愿与其人格特质中的宜人性呈显著正相关，即宜人性越高的个体越容易激发起对冒犯者的仁慈动机，进而选择信任和宽恕(McCullough & Hoyt, 2002)。而神经质的个体相较于宜人性的个体，更容易激发起对冒犯者的回避或报复动机，进而产生不满、愤怒和怨恨等负面情绪，最终导致较低水平的宽恕意愿。此外，共情作为一种高频发生于人际交互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刘聪慧等，2009)，也在受害者个体特征影响宽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表明，道歉、人际关系亲密度等因素均通过共情影响宽恕，具有高度共情的受害者，更愿意对冒犯者的行为采取正向归因，与冒犯者进行情绪共享，进而产生较高水平的宽恕意愿(McCullough et al., 1997; Zechmeister & Romero, 2002; McCullough et al., 2003)。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回顾文化历史，宽恕自古便是君子之风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年来，大量心理学实验亦表明宽恕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发展具有诸多正向影响(Baskin & Enright, 2004; Karremans & van Lange, 2009; Wade et al., 2014)。然而，宽恕心理的对立面——报复思想也是普遍存在的，即生活中的“睚眦必报”。
那么面对冒犯者时，小人、常人和君子会采取不同的决策行为吗？是宽恕，还是报复？是两全其美，还是两败俱伤？本研究通过3个实验，初步验证了小人、常人和君子三种角色启动对个体利他倾向的影响，为目前进一步开展君子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1.4. 得失情境下的自我–他人利益权衡
现实生活中，个体每天的决策都绕不开计算得和失，必须理性衡量，才能确保所做决策的科学性性和可行性，人际间的利益权衡(我的得失和他的得失)更是如此。心理学家们研究个体权衡自我得失时的心理活动较多(如跨期选择、前景理论和风险偏好等)，而关于个体权衡人际间利益(我的得失和他的得失)时的心理活动的研究数量较少，是相对薄弱的。但实际生活中个体不仅是要频繁地为自身做出决策，预期他人决策(如涉及博弈、谈判、竞争性质，并需获胜的社会活动)或为他人做出决策(如涉及医疗、金融、咨询、管理等性质的社会活动)的情况也时常出现。且自我决策往往仅关乎到个体的“私事”，而预期他人决策或为他人决策却关系到人际间的“公事”，后者明显更具有社会化色彩和意义，更应该引起重视和探讨(何贵兵等，2017)。
因此，自我–他人利益权衡是社会决策领域中新兴的研究重点(Rilling & Sanfey, 2011; 苏彦捷，张慧，张康，2012)。21世纪初的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大脑已经发展出计算自我–他人利益权衡的机能，并提出且不断完善“福利权衡率”(welfare trade-off ratio，后文均缩写为WTR)这一概念。近年来，研究者们越来越多运用WTR来衡量个体的利他程度，进而探讨社会决策中人际间的利益权衡课题(Delton & Robertson, 2016; Kirkpatrick et al., 2015; Smith et al., 2017)。
目前人际间的利益权衡研究仍多关注获益情境下，即我得还是他得、我得的多还是他得的多(Delton & Robertson, 2016; Kirkpatrick et al., 2015; McCullough et al., 2010)，而较少探讨损失情境下人际间利益权衡，即我失还是他失、我失的多还是他失的多。因此，得失情境下的自我–他人利益权衡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故本研究综合“两利取其重”的获益情境和“两害取其轻”的损失情境，采用Delton (2010)及Kirkpatrick等(2015)的利益权衡实验范式，并基于被试大学生的阶段特点，切合实际情况，让被试权衡自己和小组成员的分数增减问题，而非金钱问题。
2. 实验1：角色启动对自我–冒犯者利益权衡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基于Cohen (1977)中的计算方式和相关研究(Leenaars et al., 2016; 苗晓燕等，2021)的中等效应量(effect size f = 0.25)及期望功效值(power = 0.80)，采用G*Power 3.1软件，计算计划样本量为26人以上。因此，实验1以5元报酬招募了43名被试完成实验。最终，有效数据共42份(N = 42，年龄20~55岁，M = 26.30，SD = 7.86，女性25人)。
2.1.2. 设计
采用3 (角色启动类型：小人角色启动、常人角色启动和君子角色启动) × 2 (得失情境：获益情境、损失情境)的混合设计，因变量被试的“福利权衡率”(welfare trade-off ratio, WTR)。
2.1.3. 材料
采用Delton (2010)及Kirkpatrick等(2015)的福利权衡任务范式。为符合被试的年龄阶段特征，选择用选修课最终成绩权衡代替金钱多少权衡。被试须在一连串自我增分/减分或他人增分/减分的问答中进行迫选。
第一步，进行角色启动。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君子、小人与常人角色启动组。屏幕上的指导语为：“请您依据对上述定义的理解，在接下来的问卷填写过程中，扮演一个“君子”/“小人”/“常人”。请您尽可能让自己沉浸在角色中，并做出符合“君子”/“小人”/“常人”角色特征的行为选择。”
第二步，所有被试都需要通过屏幕出声阅读故事，故事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讲述了一件心理健康选修课程的结课论文抄袭事件。屏幕上的书面指导语为：“现在，请您代入第一人称视角，阅读以下这则事件：本学期我选修了一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课程结课需要提交一篇论文，作为评价课程成绩的重要依据。同为小组成员的M私下联系我，希望我将已完成的课程论文，发给他/她参考一下格式，并保证不会借鉴甚至抄袭。出于对同学的信任，我发给了他/她。但未曾想到，M竟然真的敢将我完成的课程论文略加修改后就提交系统了。导致老师批改时，发现两篇极为相似的文章，并认定是我不诚实，偷偷抄袭了M的作业。最后，我详细向老师阐述了选题缘由、实验流程及数据分析结果，老师才相信论文是M抄袭了我写的。”
第三步，被试须继续完成获益(加分)和损失(减分)情境。指导语设置为：“如果下一学期你和M还将作为小组同学完成一门必修课程。课程结束需要打分时，你作为小组组长，老师联系你，需要你来决定你自己以及小组同学M的课程成绩。请根据内心真实感受，完成下面每一道题的选择。”
加分情境下，A选项为利己选项，即被试的课程成绩增加幅度依次递减，分别为15分、12分、10分、8分、6分、4分、2分、1分、−1分、−3分，小组成员M的课程成绩增加幅度一直固定不变，为0分；B选项为利他选项，即被试的课程成绩增加幅度一直固定不变，为0分，小组成员M的课程成绩增加幅度一直固定不变，为10分。
减分情境下，A选项为利他选项，即被试的课程成绩减少幅度依次递减，分别为15分、12分、10分、8分、6分、4分、2分、1分、−1分、−3分，小组成员M的课程成绩减少幅度一直固定不变，为0分；B选项为利己选项，被试的课程成绩减少幅度一直固定不变，为0分，同学的课程成绩减少幅度一直固定不变，为10分。
2.1.4. 实验材料的设置及WTR的计算
参见表1。
Table 1. The setting and WTR of each question in the gain and loss situations
表1. 得失情境下每道题目的设置及其WTR
2.2. 结果与分析
实验1的结果示于表2。以加分/减分情境和角色启动类型为自变量，对WTR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计算。结果显示，角色启动类型主效应显著，F(2, 33) = 103.380，p = 0.000，偏η2 = 0.862。获益情境和损失情境中，小人、常人和君子三种角色启动下被试的WTR均差异显著。
Table 2. WTR of different role initiation types in the gain and loss situations (M ± SD)
表2. 得失情境下不同角色启动类型的WTR (M ± SD)
3. 实验2：特质宽恕对自我–冒犯者利益权衡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基于Cohen (1977)中的计算方式和相关研究(Leenaars et al., 2016; 苗晓燕等，2021)的中等效应量(effect size f = 0.25)及期望功效值(power = 0.80)，采用G*Power 3.1软件，计算计划样本量为26人以上。
在问卷星发放Hearland宽恕量表(Hearland7S forgiveness scale, HFS)与Marlowe-Crowne社会期望量表(MCSD) 153份，删除未认真作答及社会赞许性得分较高的被试数据21份，最终选取量表得分前27% (n = 26)与后27% (n = 27)分别为高特质与低宽恕特质被试。因此，实验2以5元报酬招募了67名被试完成实验。最后总体样本容量为(N = 67，年龄19~54岁，M = 25.03，SD = 5.73，女性38名)。
3.1.2. 设计
采用2 (特质宽恕：高特质宽恕、低特质宽恕) × 2 (得失情境：获益情境、损失情境)的混合设计，因变量被试的“福利权衡率” (welfare trade-off ratio, WTR)。
3.1.3. 材料及程序
Hearland宽恕量表分为宽恕他人和宽恕自己两个维度。量表由24个项目组成，每个维度各包括12道题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宽恕他人和宽恕自己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和0.71。
福利权衡任务同实验1。
3.2. 结果与分析
实验2的结果示于表3。以加分/减分情境和宽恕特质为自变量，对WTR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计算。结果显示，特质宽恕主效应显著，F(1, 32) = 21.686，p = 0.000，偏η2 = 0.404。加分情境和减分情境中，高特质宽恕与低特质宽恕被试的WTR均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3. WTR of high-low trait forgiveness subjects in the gain and loss situations (M ± SD)
表3. 得失情境下高低特质宽恕被试的WTR (M ± SD)
4. 实验3：君子人格及行为意图对自我–冒犯者利益权衡的影响：宽恕的中介作用
4.1. 方法
4.1.1. 被试
基于Cohen (1977)中的计算方式和相关研究(Leenaars et al., 2016; 苗晓燕等，2021)的中等效应量(effect size f = 0.25)及期望功效值(power = 0.80)，采用G*Power 3.1软件，计算计划样本量为26人以上。
因此，实验3以5元报酬招募了50名被试完成实验。最终，有效数据共45份(N = 45，年龄20~55岁，M = 26.30，SD = 7.86，女性25人)。
4.1.2. 设计
采用3 (角色启动类型：小人角色启动、常人角色启动和君子角色启动) × 2 (冒犯者的行为意图：有意、无意) × 2 (得失情境：获益情境、损失情境)的混合设计，因变量被试的“福利权衡率” (welfare trade-off ratio, WTR)，中介变量为被试的状态宽恕。
4.1.3. 材料及程序
第一步，角色启动。同实验1。
第二步，填写人际侵犯动机问卷(Tansgression-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Inventory)，测量被试的状态宽恕。
第三步，冒犯情境代入。故事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描述了一件“课程作业抄袭”事件。有意条件下被试将得知“M是故意将我借给他/她用以参考的论文，略加修改后上交了。无意条件下被试将得知“M是由于一时大意，误将我借给他/她用以参考的论文上交了。”
第四步，福利权衡任务同实验1、2。
4.2. 结果与分析
实验3的结果示于表4、表5。
Table 4. State forgiveness scores for different role initiation types (M ± SD)
表4. 不同角色启动类型的状态宽恕得分(M ± SD)
Table 5. WTR of different role priming types and different behavioral intent levels in the gain and loss situations (M ± SD)
表5. 得失情境下不同角色启动类型和不同行为意图水平的WTR (M ± SD)
5. 讨论
本研究通过3个实验，以福利权衡率(welfare trade-off ratio, WTR)为衡量个体利他程度的指标，采用Delton (2010)及Kirkpatrick等(2015)的利益权衡实验范式，综合“两利取其重”的加分情境和“两害取其轻”的减分情境，探讨小人、常人和君子三种角色启动对被试自我–冒犯者利益权衡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宽恕这一心理特质在影响路径中发挥的作用。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初步验证了小人、常人和君子三种角色启动对个体利他倾向的影响，为目前进一步开展君子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实验结果表明，角色启动对个体的自我–冒犯者利益权衡产生显著影响。君子角色启动条件下，被试迫选后所计算得出的WTR最高，即在加分情境中，被试宁愿放弃自己加2分而给对方加10分；在减分情境中，被试宁愿自己减2分而换取对方不减10分。而宽恕自古就是君子之风的重要标志，其往往涉及到两个心理过程：一是释放被冒犯所引起的消极情绪；二是促进个体对冒犯者的同情意向和慷慨行为。基于3个实验我们发现，经过君子角色启动的被试，会更加具备君子“仁义”人格中的宽恕特质。因而被M抄袭论文后，相较于常人和小人启动条件下的被试，君子角色启动条件下的被试仍然更愿意释放内心地负面情绪，并在后续的实验任务中，主动作出了有利于冒犯者M的加分(减分)决策。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千百年来，君子人格既是中华民族效行相宜的正面人格，亦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思想)中理想的人格特质(葛枭语，侯玉波，2021)。“君子”一词凝结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理想、尊贵、高尚的人格形象，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和推崇的人格范式，是中华民族人格修养的重要目标。因此，“君子文化”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动力引擎，在全社会开展君子养成教育，多方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势在必行。
6. 结论
综上，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小人、常人和君子三种角色启动会对被试的自我–冒犯者利益权衡产生影响。
2) 特质宽恕会对被试的自我–冒犯者利益权衡产生影响。
3) 状态宽恕在不同角色启动对自我–冒犯者利益权衡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