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缙云剪纸是浙江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千年古县——缙云县风土人情、民间艺术和文化个性的交织产物，也是缙云鲜活的文化印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和设计转化潜力。本研究以缙云剪纸为对象，通过田野考察、文献分析、归纳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其生成背景、艺术形态进行分析与研究，得出缙云剪纸的产生背景复杂且具有独特的技艺流程和艺术特征，同时，其在新时代的发展中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有所变迁，但缙云剪纸的独特艺术魅力能为其保护与传承提供新的发展方向。新时代以来，缙云剪纸也面临着传承窘境，希望通过本研究能为其跨领域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设计创意来源，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缙云剪纸的活态化传承。
Abstract:
Jinyun paper-cutting is the second batch of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Zhejiang Province. It is the intertwined product of the customs, folk art and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Jinyun County, a thousand-year-old county. It is also a vivid cultural mark of Jinyun and ha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artistic value and design transformation potential. This study takes Jinyun paper-cutting as the object, and analyzes and studies its production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form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literature analysis, inductive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roduction background of Jinyun paper-cutting is complex and has unique technical processes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functions it car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have changed, but the unique artistic charm of Jinyun pa-per-cutting can provide a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it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ince the new era, Jinyun paper-cutting has also faced inheritance dilemma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creative sources for its crossfield practice, so as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alize the live transmission of Jinyun paper-cutting.
1. 引言
缙云剪纸从清朝康熙年间流传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1] ，主要在新建镇、五云镇、壶镇镇等地流传，其中以新建镇河阳村的河阳剪纸最具代表性。缙云剪纸多以戏曲故事为题材，整体造型设计以窗框形最为经典，因此又被称为“戏曲窗花剪纸”。在其悠久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工艺技法、设计特征与艺术风格，这些风貌是缙云风土人情、历史文脉、宗教信仰等多重影响下所传达出的具象呈现。缙云剪纸于2007年成功入选浙江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笔者于2023年对丽水市缙云县的缙云剪纸进行了三次田野考察，考察地点包含丽水市图书馆、缙云县博物馆、河阳古民居、缙云县非遗剪纸展示馆等，共收集到300余张图像资料、100余篇相关报纸、论文与10余册地方志、古文献资料。前期通过知网收录的报纸、论文与线上平台公开的图像资料进行初步的文献分析与样本归纳，再根据缙云剪纸的研究现状制定后续田野考察的方向与内容。田野考察期间查阅并收集了当地馆藏的地方志与古文献资料，拍摄了大量缙云剪纸和实地照片并且对附近居民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最后对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和分析，研究得出缙云剪纸的产生背景、艺术形态及其当代现状。因此基于田野考察、文献分析、归纳分析等研究方法，才得以一览缙云剪纸的面貌，为之后的缙云剪纸设计转译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与设计依据。
2. 缙云剪纸的产生背景
根据田野考察与前期理论梳理所得的文献和图像资料，结合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分析，从历史地理、民俗文化的角度切入，得出缙云剪纸是审美性、实用性与民俗性相结合的民间艺术，是缙云人艺术审美和设计思维的体现，并且其受缙云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悠久的剪纸传统与浓郁的戏曲文化的三重影响下逐渐形成，后经历代手工艺人不断创新设计样式和丰富文化内涵并延续传承至今。
2.1. 缙云剪纸的自然地理背景
倚山伴水、灵气氤氲的自然地理环境为缙云剪纸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生存环境。缙云县坐落于浙江省中南部，东临仙居县，南连青田县，西邻莲都区，北接永康县，全境地形呈东南西三面环山之势，地貌以丘陵为主，整体地势起伏较大，形成了独特的“一山四季，山前分明山后不同天”的垂直立体气候。同时境内流淌着浙江省八大水系中的第一大江钱塘江水系的支流新建溪、第二大江瓯江水系的支流好溪和第三大江灵江水系的支流永安溪(县内最大河流)。缙云人民自古勤劳质朴，耕读传家，重视家庭教育，人文氛围浓厚，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适应，因此依山傍水、如诗如画的自然风貌为缙云剪纸创作提供了直接的设计灵感与强劲的创作动力。
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同时也依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林木产业，例如与剪纸息息相关的造纸产业。缙云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气候，为丘陵、低山地貌，同时境内水源丰富，日照充足，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及平均海拔400到800米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毛竹生长，而毛竹是缙云传统手工土纸的重要原材料，由此造纸在缙云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制造产业。稳定且强大的造纸产业为剪纸所必需的纸材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也使缙云剪纸得到更加广泛、更加稳定的流传和发展。
2.2. 缙云剪纸的历史背景
缙云历来就有剪纸的传统，每逢节令时节之际家家户户都会自己设计图样或利用熏谱制作剪纸，并粘贴在窗户上，当地人称之为“挂喜”。东汉时期，缙云民间剪纸与道教文化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该时期有批潜心修道炼丹、旨在传播道教文化的道教宗师、文人在缙云活动，使得缙云成为教众修行的福地洞天之一，并且形成了以“缙云堂”(唐天宝七年改建名曰“黄帝祠宇”)为核心的道教活动中心。每逢清明、重阳两节，祠宇都会举行道教礼俗活动“轩辕黄帝祭典”，缙云剪纸常作为旌旗载体或装饰物用于布置道场，营造庄严、肃穆的氛围，有时也会作为祭祀黄帝的供品。五代时期，浙江省为吴越国之地，缙云县为处州属县，据《武林梵志》记载：“吴越钱王于行吉之日……城外百户，不张悬锦缎，皆用彩纸剪人马以代。” [2] 可见唐末五代时期的浙江地区已有剪纸风潮的兴盛，缙云位于浙江中腹部也受到这股剪纸之风的影响，并且在发展中融入地域文化逐渐形成以构图精巧、工艺精细、戏曲题材的艺术特征和具有温婉江南气质的设计风格。近代以后，随着封建旧制的瓦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不再作为男性的依附，随之以缙云剪纸为代表的女红的生存空间愈加狭窄，发展举步维艰。直至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缙云剪纸得以喘息并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接续发展。
2.3. 缙云剪纸的文化背景
浙江省是戏曲大省，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摇篮”，戏曲种类繁多，有越剧、婺剧、绍剧、瓯剧等。缙云亦有形成自己的戏曲文化，其代表性戏曲“缙云婺剧”“独角台场(见图1)”和“缙云杂剧”分别入选浙江省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戏曲与剪纸都具有民间性的特点，不过具体表现形式和呈现载体有所差异，但在各自的发展进程中又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戏曲艺术扎根民间，来自民间，对民众具有天然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戏曲表演是老百姓日常最为普及的娱乐消遣方式，这对民间剪纸有着强势且直接的影响，缙云剪纸又称“戏曲剪纸”，可见戏曲文化对剪纸题材取向的深刻影响力。魅力无穷、动人心弦的戏曲表演极具动态感、韵律感，而这种生动热烈、极富感染力却转瞬即逝的动态艺术，难以用当时技术手段记录下来，因此身为忠实观众的妇女巧匠们将戏曲中自己所喜爱的人物形象和情景故事作为设计原型进行剪纸创作，并且形成了对人物整体形态表达和场景氛围感塑造的设计技巧，制作出一张张戏曲题材的剪纸作品，如《牡丹对课》《三请梨花》《天官赐福》《豹蝉拜月》等。这些剪纸作品是戏曲文化对人们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也是对戏曲人物与故事的设计化、视觉化转译，更是人们借缙云剪纸这一物象寄托美好愿望，表达对戏中遇难呈祥、幸福美满、繁荣昌盛等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Figure 1. Live performance of the one-actor perform platform
图1. 独角台场的表演现场
3. 缙云剪纸艺术形态的设计分析
艺术形态是艺术的整体面貌，它所指涉的不仅仅是艺术作品的形式,也不仅仅是艺术的门类，它的完整内涵是艺术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样态 [3] 。缙云剪纸是缙云人的生活艺术，通过田野考察与文献分析所得到的研究资料可以全面地观析其艺术生成和存在形式，考析其与人之间的动态关系，更重要的是，能够针对其艺术形态进行设计分析，对其流程设计、技艺手法、造型设计、图案设计等工艺与设计要素进行探究，从而可以一窥缙云人的艺术审美取向和设计造物原则，挖掘缙云剪纸的艺术价值与再设计潜力。
3.1. 重复高效的流程设计
历史悠久的缙云剪纸传承了丰富的设计经验与独特的制作技艺，利用剪纸母版——“熏谱”能达到高效且可控地进行复制性工艺流程。缙云的传统剪纸一般以剪为主，现代剪纸则剪刻兼具，但其工艺流程基本相同，主要分为四步：熏样、订样、剪纸、拆钉 [4] 。熏样：首先要用打湿底纸并黏贴熏谱(剪纸样稿)，将贴有熏谱的底稿面朝下，然后用油灯均匀地烟熏，最后揭下熏谱，熏出的黑白相间的纸张便是熏谱的样稿，同现代的复印机一样，一张熏谱可连续多次的烟熏出多张复印品。需要注意的是，熏谱可分为代代相传的和艺人创作设计的，其熏样过程基本一致，只不过艺人创作设计的熏谱多了一步设计熏谱的流程。订样：首先将熏谱样稿叠于若干着色纸张之上，并用针在没有细密花纹的地方扎眼，再用“棉纸钉”(绵纸捻成线)或线穿孔固定，最后压平，熏谱样稿就与纸张固定在一起了。剪纸：用镂花剪或刻刀将熏谱样稿的黑色部分由内向外、由细到粗逐渐剪出。拆钉：将遗留的棉纸钉和线从作品中从抽离即可。在没有复印技术的年代，这种工艺流程的设计考虑到了工序的可重复性与资源的重复利用性等方面，极大地缩短了剪纸的制作周期，并有效地提高了剪纸的工作效率和成品率，淋漓尽致地体现出缙云古人有远见的设计流程与造物智慧。
3.2. 阳阴结合的技艺手法
剪纸的剪刻制作方式直接影响着剪纸画面的整体视觉效果。在单色剪纸中，阳阴结合的剪刻技法本质上关系着剪纸画面的黑白对比关系(见图2)，镂空较少而产生大面积“留白”的阴剪与镂空较多而产生视觉效果明快的阳剪形成强烈的体积、疏密对比，演凑着画面的节奏感与韵律感。在平面剪纸空间中，点线面被视为最基本的画面构成的设计要素。手艺人在创作剪纸作品中根据画面需要常运用阴阳结合的技法来设计剪纸作品中点线面三要素的排布，主体对象以面为主、客体对象以点和线为主，营造出虚实相宜、层次分明、均衡细致的视觉效果，并且长久以往形成了基本的剪刻程式：主体对象采用阴剪的方式，仅保留主体对象的外轮廓，尤其在刻画人物时注重以形寓神、不剪五官、只剪七分，且注重动势，轮廓内部用细腻婉转的阴剪线条强调人体结构和服装细节；其他辅助图案用阳剪的方式，确保主体内容的可视性与画面内容的差异性。这种技艺手法通过设计布局点线面三者的关系把控画面的黑白变化以达到协调层次关系、强化主客体差异化特征果和均衡互补画面视觉效果的目的，同时也将手艺人的细腻情感与精神价值生动且强烈地传达出来。
3.3. 窗框形态的造型设计
花边窗框的造型设计赋予了缙云剪纸强烈的装饰性，同时该经典构图形制亦成为缙云剪纸的典型代表。就传统的缙云剪纸而言，整体形制的造型总共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自由形制，不受任何束缚与限制；另一类则为窗框形制，具备花边装饰元素。窗框形制的设计形式多为几何形，具体有圆形、矩形、屏风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十分讲究整体形态的造型美和设计感。圆形，是剪纸中最为常见的形制，象征着圆满、循环，寓意家庭圆满、天衣无缝，体现缙云人追求圆融、开拓、进取的文化精神和心理需求。方形、矩形、屏风形多为框架造型或其变形，形似窗户、大门、屏风等具有分隔内外空间的功能性建筑构件，并且剪纸画面的设计都比较复杂精细，呈现效果与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中花窗的“一窗一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缙云剪纸又被称为“戏曲窗花”。总而言之，以窗框形制为构图形式的剪纸造型与现代摄影中的取景框神似，功能与漫画中的分镜相当，将所剪人物及故事皆放置于生活场景中，每个情节一个分镜，路过的行人看窗上贴的窗花剪纸犹如看连环画或漫画一般，情节生动，引人入胜。缙云剪纸流传至今，现代创作的剪纸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造型图式，出现了更多更自由、更现代的造型设计。
3.4. 吉祥寓意的图案设计
缙云剪纸装饰图案的设计承载着缙云民间尽善尽美的设计巧思和趋吉避凶的思想观念。吉祥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生成源于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以及社会心理需求的反映。民间剪纸利用谐音、象征、借喻和比拟等手法，将吉祥图案通过设计转译为日常羞于直白表达的祝福语义，并形成了一系列设计符号与吉祥语义的配对定式，如“鱼”代表“余”、“蝠”代表“福”、“鸡”代表“吉”、“石榴”代表“多子”、“核桃”代表“和美”、“红枣、花生、桂圆、栗子”代表“早生贵子”等。缙云剪纸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吉祥文化内涵，其作品中常出现石榴、鲤鱼、荷莲、蝙蝠、蝴蝶、老虎、麒麟、芙蓉花、牡丹、月季、荷花等设计图案，这些吉祥图案象征着多子多福、年年有余、和和美美、夫荣妻贵等吉祥寓意。除了具象、拟物的图案设计外，缙云剪纸也有寓意丰富的抽象几何图案设计，如人字纹、龟背纹、回形纹、万字纹、方胜纹、冰裂纹等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纹样。难得的是，这些图案装饰都与剪纸主题相适应，不同的图案题材搭配不同的造型形制，并搭配息息相关或相得益彰的花卉鱼虫、珍禽异兽和吉祥纹样，装饰图案与主题内容相互衬托、交相呼应。
4. 新时代语境下的缙云剪纸
4.1. 功利性目的的流失
缙云剪纸是用于装饰美化的民艺品，其起源具有一定的功利性目的，随着历史的演变，其原始的功能有所减弱，审美意义加强 [5] 。缙云剪纸的兴盛与流传就与缙云的婚娶习俗息息相关。同其他地区剪纸的社会惯习类似，剪纸是旧时待字闺中的女子必需掌握的女红之一。如缙云县河阳村剪纸风俗流传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村中流传着“剪的越漂亮，出嫁的时候就越风光，在婆家的地位也就越高”的俗话，于是剪纸成为许多缙云待嫁姑娘必学且要精通的一门手艺，她们依照代代相传的“熏谱”来进行制作，技高者能自己设计“熏谱”并流传下来，这不仅仅是为了传承和创新，更是为了找一户好人家，由此剪纸镂金蔚然成风，剪纸技艺也代代流传。缙云剪纸作为缙云婚嫁习俗中“选新娘”的重要标准和陪嫁品，花楼刺绣皆要求未出阁女性掌握精巧手艺的同时也侧面反映出新娘家族的繁荣富足。然而随着旧社会的瓦解、新时代的来临与外来文化思潮冲击、民间信仰改变、民俗活动亦不再兴盛，同时随着女性思想解放和社会地位提高，缙云剪纸已不再是女性必备女红和婚嫁必需品，其功利性目的逐渐丧失，仅剩审美意趣，这门传统民间技艺也难以恢复昔日盛景。以缙云剪纸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民间优秀文化正经历着时代挑战，但无论如何其精湛的手工技艺、独特的江南风格、蕴含着的生活期盼仍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独特的一页篇章。
4.2. 教化育人功能的承继
在信息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剪纸由于其原料易得、制作便利、题材广泛、用途多样是经济且高效的信息传播媒介，所以剪纸在宗教传教与社会规劝中承担着教化育人的社会功能。缙云县是全国唯一以轩辕黄帝为名号命名的县，可见道教文化对缙云地方文化的渗透与重构，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的风土人情、审美意识、道德价值、行为规范。道教的教规、戒律是其伦理道德思想的集中反映，具有严格的教义戒律和道德要求，这使得缙云剪纸的整体设计形式与内容兼具强烈的吉祥寓意表达和鲜明的教化育人目的。缙云剪纸常贴于窗户上、门楣上，这种鲜明的视觉标志物类似于现代的公益宣传画，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向善，规避不良事件的发生，旨在营造积极向上、安贫乐道的社会环境。缙云民间偏好匡扶正义、祈愿求福的神话传说的这种民俗审美取向，使得缙云剪纸逐渐出现麒麟、钟馗、八仙等道教神灵或故事的题材，如《钟馗驱邪》(见图3)生动地描绘了钟馗在百姓家中驱魔除邪的场景，这是道教驱鬼除邪、救济渡人的教义的视觉体现。钟馗被奉为赐福镇宅圣君，专司打鬼驱邪、辟邪除灾，也是道教中唯一的“万应之神”，虽面相凶恶却受世人尊崇。民间百姓希望能借此物象寄托驱邪祛病、祈祥纳福的美好愿望，亦希望借钟馗凶恶的形象起到德业相劝的警醒作用，规范人的行为，扶正人的思想，遏制不正之风。现代缙云剪纸创作的题材已不局限于神话故事、戏曲故事、英雄楷模等题材，出现了红色主题、校园生活、都市生活等现代题材，但其本质上仍实现了教化育人功能的承继与伦理道德观念的传播。
4.3. 文创设计资源库的构建
Figure 4. Surplus year after year—Jinyun paper-cutting pattern innovative design
图4. 连年有鱼——缙云剪纸纹样创新设计
文创即“文化”和“创意”，文化为创意提供创作来源和文化根基，创意为文化提供经济价值和传承驱动力，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文化”为核心基底的文明形态，其活态化传承需借文创这一方式拓宽传播渠道和增加经济附加值。缙云剪纸作为缙云地区代表性文化遗存要主动地进行跨领域实践，积极融入现代商业环境，而要实现缙云剪纸到文创的转变，需基于其物质形态进行视觉化、创意化转译，提取其核心设计语汇，如造型、图案、阴阳表现等设计元素，后整合并构建成文创设计资源库，以便进行线下文创产品的再设计、再创造与线上新媒介的新传播、新宣传。近些年，当地也意识到文创设计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宣传的重要性，举办各类设计竞赛，号召高校设计相关专业师生、社会设计师、设计爱好者等人员参与，旨在以传统文化为核心，设计创意产品，激活非遗活力。而笔者团队为“遇见丽水·邂逅山风”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创作的《连年有鱼——缙云剪纸纹样创新设计》(见图4)在605件设计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优秀奖，更说明了以缙云剪纸为设计来源的文创设计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和当地官方的认可。该作品是笔者团队对缙云剪纸设计转译的初步尝试，通过提取缙云剪纸核心设计语汇与“年年有鱼”“花开富贵”的祝福寓意相结合，实现了吉祥文化与现代装饰相融合的创新设计，适应了消费者求新求变、推陈出新的心理，创造出更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
5. 结语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是文化自信自强的立足点。缙云剪纸是缙云地区的标志性文化资源，具备成为缙云代表性文化品牌的设计潜力。设计学与非遗学的跨领域合作使设计为非遗赋能，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增强传播效应，这是实现非遗活态传承的有利途径。通过探究缙云剪纸的生成背景可以挖掘其深层次的民俗文化影响因子；通过对缙云剪纸的艺术形态分析，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其工艺流程、独特技艺和设计特征；通过洞察新时代背景下的缙云剪纸，可以窥见其传统功能的流变与当代转化契机。以缙云剪纸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更是激发设计创意与文化表达的重要纽带，要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为后续设计设计提供必要理论支持与设计创意来源，而如何实现缙云剪纸更系统、更成熟的设计转化也是之后的研究方向之一。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大学第22批大学生科研课题——“缙云剪纸的艺术形态分析与创新设计研究”(编号：22C536)课题成果。
注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摄和自绘。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