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内部控制是企业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措施。从2008年中央五部委联合制定《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到2010年共同颁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不仅涉及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还涉及内部控制的评价和审计等。根据这些规范的要求，上市公司要对自身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并在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披露存在的缺陷，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系统初步建成。
从我国内部控制评价披露实践来看，仍有不少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对于财务信息的可靠性、企业经营的效率和效果都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实施的，因此，作为董事会成员的董事自然会影响到内部控制。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已有众多国内外实证研究从外部因素与正式制度等角度研究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但关于社会关系这一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却很少。而我国深受传统文化熏陶，长期以来，社会关系备受人们认同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活动。通常而言，老乡关系意味着老乡之间更可能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处事方式。这不仅可能増进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与认同，而且还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以及公司治理水平。
综上，本文从容易被忽视的“社会关系”视角入手，选取我国证券市场201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效应更加显著。希望在实务中，可以为我国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以及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提供新的思路。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2.1. 社会关系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理性经济人视角，企业管理者在进行行为决策时，总会选定最优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些方案很有可能会损害公司利益，这便要求设立相应的机制，从而限制与监管管理层行为。董事会在对管理层行为监督层面发挥了强有力的效用，其中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撤换不称职的公司CEO。独立董事是董事会中较为特殊的一类群体。2023年《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中明确了独立董事的定义以及任职要求：独立董事不得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利害关系。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并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忠实与勤勉义务，认真履行职责，在董事会中发挥参与决策、监督制衡等作用，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然而，现有研究表明，独立董事与CEO间也存在着诸多社会关系(刘诚等，2012) [1] 。
尹律等(2022) [2] 指出，通常情况下社会关系会根据人类的分类标识划分成中显性和隐性两类，其中，出生地性别、年龄、种族等先天性特征属于显性社会关系，学历、性格特征、工作经历等属于隐性社会关系(Gu等，2019) [3] 。生长在浓厚传统文化积淀的社会氛围，不论是老乡、校友，或是曾经共事过的同事，再次见面也会倍感亲切，彼此之间也会更加信任，这种特殊的情节为社会关系涉足并影响企业治理提供了可能。基基于人际关系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不管是企业管理层还是所有者，都不可能获取企业运营所需的所有完备信息，并且这些信息的获取需要一定的成本。当存在社会关系时，随着社会距离被拉进、信任的叠加，信息获取的成本与渠道均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价值观与规范也更加容易达成一致，从而降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协调和监督成本，独立董事与CEO间的社会关系也不例外。同时，内部控制也是一种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代理冲突的机制。因此，独立董事与CEO间的社会关系同样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可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将显著改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2.2. 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任何一个组织体都无法与周围环境相隔绝而单独存在，必须要和周围环境交换资源、友好共存，需要与周围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也不例外。任何一家公司“闭关锁国”都将走向衰亡，为了获取正常组织经营所需的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层会在市场上寻找有利于生产经营的价值的、稀缺的资源。
一般而言，国有公司所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更为复杂(韩少真等，2015) [4] ，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发挥作用的效应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内部经营机制的特殊性：其目标通常不是以获取利润为首要任务，更重要的是承担社会保障、扩大就业等多重责任。因此，在国有公司中，缓解委托代理冲突的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效应也被多元目标分散。另一方面，从外部的市场机制而言，由于国有公司有着和政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政府的资源和资金支持也更加向其倾斜(姚益龙等，2014) [5] 。因此，国有公司治理效应所面临的内部控制缺陷，相对于非国有公司，有更多样化、更便捷的解决途径可供选择，内部控制质量对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的敏感度较弱。而在非国有公司中，由于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导致的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能为其带来更加明显的市场效应，对其经营业绩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相对于国有公司，非民国有公司中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对内部控制质量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建立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7~2022年我国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
1) 剔除金融保险等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2) 剔除ST和ST*公司样本；3) 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4) 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Winsorize处理。经过上述筛选和处理，共得到4423个年度观测值。相关数据均取自CSMAR数据库。
3.2.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内部控制质量(IC)。选用迪博(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中“内部控制指数”的对数值进行衡量。内控指数是基于内部控制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完整、报告信息真实可靠、经营效率及战略实施五个目标实现程度设计的基本指数，可以反映上市公司实施内控的现状和效果。本文用变量符号IC表示内部控制质量。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Tie)，为虚拟变量。参照刘诚等(2012)研究，选择从老乡、校友和共同工作经历三个方面对社会关系进行综合性识别，当独立董事与CEO之间均没有老乡、校友和共同工作经历时，即为不存在社会关系，对解释变量Tie赋值为0，否则赋值为1。具体做法为：利用金融数据库搜集201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而筛选出2017~2022年任职到期的独立董事名单及其所在公司名称，并通过公司名称查找这些独立董事所对应的CEO，通过百度、新浪财经、公司年报等途径手工识别独立董事与CEO的个人简历信息，最后一一匹配独立董事与CEO间的社会关系。
3)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产权性质(SOE)，为虚拟变量，根据金融数据库查询到的企业信息对产权性质进行识别，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为0。
4) 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陆瑶和胡江燕(2016) [6] 、张十根(2019) [7] 的研究，选取产权性质、两职合一、数字经济化程度、公司规模、公司负债率、现金持有、是否四大、成长性、资产回报率、公司价值、公司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此外，还对年度和行业进行了控制。主要变量定义详见表1。
3.3. 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1与假设2，分别构建模型(1)、(2)、(3)并进行检验：
(1)
(2)
(3)
模型中的代表年份固定效应，代表行业固定效应，行业的划分标准为证监会2012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制造业取两位代码，其他行业取一位代码，
为随机扰动项。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2为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内部控制质量(IC)的最大值为8.932，最小值为0.000，平均值为6.077，标准差为1.676，说明公司之间内部控制质量差异较大；社会关系(Tie)的最大值为1.000，最小值为0.000，平均值为0.495，标准差为0.500，说明独立董事与CEO间存在社会关系的现象较为明显，为本文的研究开展提供了一定的事实基础；产权性质(SOE)的最大值为1.000，最小值为0.000，平均值为0.387，标准差为0.487，说明样本公司中，非国有公司占比更多。从控制变量来看，样本公司数据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4.2. 相关性分析
表3为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由此可知，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Tie)与内部控制质量(IC)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032，且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当独立董事与CEO间存在社会关系时，能够显著改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另外，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5，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变量的选取较为合理。
Table 3.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 3. Pearson相关系数
注：***、**、*分别表示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
4.3. 回归分析
为验证假设1，对模型(1)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1)列表明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Tie)与内部控制质量(IC)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108，且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变为0.096，依然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可以显著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假设1得到验证。公司规模(Size)与内部控制质量(IC)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70，且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张不利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现金持有(Cash)与内部控制质量(IC)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129，且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随着货币资金与总资产比值的增长，将显著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是否四大(Big)与内部控制质量(IC)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416，且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接受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也可以使得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Table 4.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表4. 多元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
4.4.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为验证假设2，对模型(2)和(3)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由(1)列实证结果可知，当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时，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Tie)与内部控制质量(IC)之间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由(2)列实证结果可知，当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Tie)与内部控制质量(IC)之间的回归系数显著正相关。假设2得到验证。
Table 5.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表5. 多元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
4.5. 稳健性检验
在本研究中，为进一步提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参照程博等(2016) [8] 、杨小舟和孙希荣(2022) [9] 的研究对解释变量社会关系(Tie)的度量方法进行更改，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的值来衡量社会关系(Tie)，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表6前两列为主回归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见，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社会关系(Tie)内部控制质量(IC)之间的回归系数都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前文假设1结果一致。表6后两列为产权性质(SOE)调节作用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由表格中数据可知，当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时，社会关系(Tie)与内部控制质量(IC)之间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当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社会关系(Tie)与内部控制质量(IC)之间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2的结果同样较为稳健。
注：***、**、*分别表示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就独立董事与CEO间社会关系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在分析中加入了产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为使研究结果更准确，本文还通过改变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 独立董事与CEO间存在社会关系会显著改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当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间存在校友、老乡或者共同工作经历时，会显著改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2) 产权性质在独立董事与CEO间存在社会关系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相较于国有公司，在非国有公司中，独立董事与CEO间存在社会关系时，对公司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5.2. 建议
1) 完善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董事会成员信息披露机制，酌情聘用与CEO存在社会关系且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作为独立董事。当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间存在校友、老乡或者共同工作经历时，能够降低生产经营过程中相关信息获取成本，独立董事拥有的专业背景也有利于管理层作出更加契合企业健康发展的经营管理决策，从而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2) 要注重不同产权性质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区别治理。非国有公司中，适当加大与与CEO存在社会关系的独立董事比例，用于改善内部控制质量；针对国有公司，可以鼓励其基于实际情况开展自我审视，寻求合理的途径来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增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