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价值理论和抽象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提取应该被看作是商品生产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也是有偿和无偿劳动关系的一部分，在这种关系中，剥削变得可见。随着马克思的论点发展到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更多维度，他在分析前引入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复杂，并获得了更多方面意义。因此，抽象劳动最初被简单地作为同质劳动引入，但后来变得更加复杂，并具有劳动的额外方面，作为总社会劳动的等分部分和交换。因此，抽象劳动，只要它通过交换价值出现，就不是本质，而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剥削性社会结构中被过度确定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在保留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同时，避免还原论或本质主义的假设是很有可能的。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工作非常有启发性。通过采用拉康的观点他能够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建立在构成性缺乏的概念中。这导致了一种商品链的概念，即商品链作为能指，这些能指在“反射能指”中作为一般等价物得到表达。这一论点放大了商品交换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构成性动态，但抽象劳动本身的维度仍然看不见。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以抽象劳动在质量上的等同为前提的，因为没有抽象劳动，就没有交换的基础，但这种等同性却没有得到解释。当齐泽克认为“等价商品的普遍交换是建立在一种商品—劳动力的出现之上的，这种商品否定了等价交换，从而促成了等价交换”([1]: p. 24)。尽管这一论点对于试图在话语基础上重新概念化价值理论非常有帮助，但它也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问题在于，这种论点停留在流通和交换的层面上，而没有深入到生产层面。因此，劳动本身可能表现为“前社会空间”。如果抽象劳动是这个前社会空间的一部分，那么它仍然能够提供作为劳动本质本身的质量等同。换言之，齐泽克关注的是流通领域中不同商品之间的数量等价问题：即一把椅子、一条面包、一台电脑，然后是劳动力。但更根本的问题是，木工、烘焙和计算机组装等在质量上不同的具体劳动如何等同于质量上同质的抽象劳动。也就是说，关键问题是抽象劳动是如何通过社会劳动关系的偶然性和过度确定的衔接而出现的。
关于抽象劳动本身也存在着更具体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辩论的起点是鲁宾的著名主张，即“抽象劳动不能是人类能量的生理消耗，而必须是一种与确定的社会生产形式相联系的社会现象：即资本主义”([2]: p. 135)。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在这种社会形式中，抽象劳动成为价值的实质。因此，他们将某种超历史的有效性归因于抽象劳动，而其他人则对此提出质疑。De Angelis认为，“抽象劳动直接与资本主义中劳动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将抽象劳动强加给工人的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3]: p. 107)。这些叙述试图把握抽象劳动的特定社会形式，避免跨历史的假设。尽管如此，关于抽象劳动在质量上的等同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果不是作为一种超历史的本质，那么不同的劳动是如何等同的？
2. 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
在上一节中已经很清楚了，关于抽象劳动的讨论与质疑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为了发展关于抽象劳动作为一种霸权形态的论点，将借鉴莫伊舍·普殊同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以一种非正统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部分来说，阶级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显起点。例如，路易·阿尔都塞认为“阶级结构和阶级剥削是这种特定社会形态的特征”([4]: p. 17)。普殊同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这种对阶级动态的关注中移开，因为这相当于从劳动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根据普殊同的说法，这种批判采用了一种超历史的人类劳动概念来批评资本主义社会剥削这种劳动的方式。在这种叙述中，劳动主要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关于市场和私有财产产生的财富分配的对立冲突角度来分析。正如普殊同所说，这里的风险在于，对分配冲突的关注隐含地将生产视为纯粹的技术过程。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这种方法中，劳动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中心范畴，并不是批评的对象。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容易受到指责，即它基于超历史思维，特别是关于抽象劳动这一核心类别，这可能被误认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类“本质”。因此，为了避免对超历史和本质主义思想的批评，普殊同的目标是发展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
普殊同使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如此核心的地位，他由此产生的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中，对抽象劳动给予了相当大的重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形式中，劳动构成了一种社会中介，一种劳动关系的社会框架”([5]: p. 158)。在资本主义中，劳动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有用商品的有目的的活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种历史上特定的劳动形式，称为抽象劳动，它承担了一般社会框架的功能。因此，在这种解释中，对抽象劳动的理解超越了所有商品的共同点，即使它们有可能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换。事实上，正如上一节所表明的，这种解释的风险在于，抽象劳动似乎是劳动的本质。与这种对抽象劳动的本质主义理解相反，普殊同认为，“抽象劳动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相互依存，在这种形式中，劳动关系和价值生产构建了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5]: p. 150)。因此，关于抽象劳动的问题与资本主义中社会关系如何构成的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正如稍后将要解释清楚的那样，这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更接近于拉克劳的霸权理论。
因此，对于普殊同来说，理解资本主义首先不是阶级和剥削的问题，而是抽象劳动的社会框架。这也是他如何处理将马克思的分析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的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中的劳动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比较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在封建社会中，固定的社会等级制度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关系起源于上帝的权威，并从那里延伸到君主，直到领主、附庸、农奴等。这些社会关系也决定了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人在封建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也迫使他们承担某些劳动任务”([6]: p. 263)。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用形式上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取代了固定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关系。随着封建关系的金字塔结构的瓦解，问题是如何建立起社会关系和连贯性。这就是劳动力的用武之地。在资本主义中，自由的个人在他们的劳动基础上相互联系，正是通过劳动本身，社会关系才出现。与封建主义的公开社会关系不同，自由个体的相互依存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框架，他们为与他人交换而创造价值。这里抽象劳动关系的等价性出现了。
普殊同观点的优势不仅在于它避免了关于劳动的本质主义主张，还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关系的历史特定构成的关注，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接近于关于社会偶然制度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反过来，后结构主义理论可以帮助强化普殊同的论点。
从普殊同借鉴马克思的观点，指出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社会框架，这个框架不是从外部的形而上学基础中产生的。他说，“劳动在资本主义中具有普遍性的原因不仅仅是它具有所有各种特定劳动的共同点，正是劳动的社会功能使它具有普遍性”([7]: p. 166)。因此，从社会关系中产生了抽象劳动的等价关系，这种等价关系允许普遍的商品交换。这种非本质主义的方法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证非常一致，他强调“抽象劳动的等价性是通过实际人民的物质实践出现的”([7]: p. 139)。因此，抽象劳动，只要它表达了质的不同事物的共同等价性，就是一种政治上表达的普遍性。将普殊同的工作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相结合，这一叙述因此提出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即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抽象劳动关系的社会框架的偶然表达而出现的。
这里出现的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将主要焦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抽象劳动的社会框架上，这种劳动通过商品生产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普殊同的说法，“作为社会中介的抽象劳动的一个关键区别特征是随之而来的抽象统治的特定形式，这也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5]: p. 160)。抽象劳动关系的意义在于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理解抽象劳动关系与剥削和抽象的、异化的价值生产结构对劳动的统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至关重要。抽象的劳动关系是由价值化过程产生的不断提高的生产力的“非显现”统治所支配的。因此，在资本主义中，抽象劳动的特点在于，劳动调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展开了一种抽象的、异化的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通过价值化过程来支配自己。正是这种劳动作为社会中介和抽象统治形式的结合，将资本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区分开来。
3. 空洞的能指和金钱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头就引入了抽象劳动的概念，但要充分理解其非本质主义性质，就需要考虑到全书的文本分析。本文的其余部分将延伸对抽象劳动的理解，将其视为一种霸权形态。避免本质主义，将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视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构成，通过从拉克劳的观点接近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使用拉克劳以后结构主义的方式解读价值理论，可以回答普殊同没有回答的问题：即抽象劳动的社会中介是如何在社会上构成的。与此同时，采用这样的后结构主义框架需要纳入《资本论》中的更多概念，特别是货币和所谓的原始积累。
在这方面，霸权概念是核心。拉克劳和墨菲试图摆脱他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部分的本质主义，因此将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著作置于中心位置。对于葛兰西来说，“霸权是指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与社会的‘统治群体’联系在一起的联盟和意识形态建构，只要这个占统治地位的集团设法将自己的利益和目标作为整个社会的利益和目标提出来，它的霸权就包含着政治代表的时刻”([8]: p. 12)。拉克劳认为，“成功的工人阶级战略也取决于霸权普遍化的时刻，该时刻构建了更广泛的政治结构”([9]: p. 12)。
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理论的核心分析构建块是差异和等价的逻辑以及空洞的能指。也许有些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典型的后结构主义概念已经在《资本论》的第一章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马克思将抽象劳动等价的构成视为商品之间关系同一性的问题,“商品作为具体的劳动,使用价值不同，但作为抽象的劳动,交换价值是等价的”([10]: p. 16)。因此，“抽象劳动价值的纯粹社会性质是一个差异和等价关系的问题”([7]: p. 139)。重要的是，这种价值的差异性表现在商品只能在其他商品中表达其价值。换言之，商品A的相对价值需要与商品B的关系以等价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商品只是在与其他商品的关系中将其“同一性”表现为等同价值，因此可以说，它们的同一性只有通过差异关系的衔接才能显现出来。
马克思在讨论价值的关系中说：“一种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达。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同义的，因为用价值来表达价值并说五个劳动小时的值是五个劳动小时是没有意义的。”([7]: p. 143)但是，在这里，拉克劳和墨菲将这一论点与马克思对立起来，并声称，只要它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正差别之上，马克思关于商品等价的解释就达不到完全等价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关于商品作为价值的等价性如何在货币中表现出来的讨论，同时也是关于资本主义中人们的等价社会关系如何表现出来的讨论。当然，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描述。“在资本主义中，自由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正是因为他们是自由的，而不是像封建主义那样被锁定在固定的等级制度中，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形成的，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奇妙形式”([7]: p. 165)。因此，货币作为在商品迷恋领域中表达等价关系的东西，也反映了生产这些商品的人们之间抽象的劳动关系的结构。因此，可以说，抽象劳动是剩余价值生产者的一种社会形态，其等价关系表现为货币这个空洞的能指。金钱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联系与马克思的论点相当吻合，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个人“将他的社会权力以及他与社会的联系放在口袋里”([11]: p. 106)。
商品之间的抽象劳动等价可以被理解为一连串的等价关系，这表明拉克劳的思想并没有偏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太远。然而，与此同时，就其正式的论证结构而言，拉克劳的著作在关键方面超越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对于拉克劳来说，“将元素以等价链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空洞能指只能通过对它不是的事物的对抗性排斥而出现。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正向差异，并建立元素之间的完全等同性”([12]: p. 12)。这意味着货币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不能将抽象劳动称为“积极的东西”，因为这将再次冒着将其假定为劳动的风险。因此，从拉克劳的观点来看，抽象劳动关系的等价性只能通过对立的排斥来确立，因为它不是某种东西。因此，为了充分理解抽象劳动作为一种霸权形态，有必要在价值理论的背景下看待对抗的关键维度。通过这种方式，拉克劳方法补充了拉康将货币作为主要能指的概念化，因为前者可以通过对抗将空洞的能指连接回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
4. 价值，劳动和对立性
众所周知，对于拉克劳来说，关于对抗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建立社会意义体系界限的问题。如果所有的身份认同都是通过差异的游戏而出现的，那么这种游戏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停止，以便建立一种系统性和秩序的形式。换言之，只有在这些界限的确立下，各个元素才能获得有意义的能指体系，而这些界限不能被表示为另一种差异，因为那样的话，它们就只是又一个差异。出于这个原因，拉克劳说，“限制本身不能被表示，而必须表现为所指过程的中断或崩溃。这种能指的分解以排除为前提，这种排除确保了界限两边之间的根本不连续性。这就是对抗问题的来源”([12]: p. 16)。这就是说，一个系统的局限性和等价关系是在否定性的基础上出现的，它们与被排除在外的事物共同对立。
什么会威胁到抽象劳动关系的社会形态的存在呢？抽象劳动作为一种社会框架，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组织社会劳动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社会劳动关系是以价值生产为导向的。价值作为一种以社会劳动时间支出来衡量的抽象财富形式，与商品的物质财富不同，后者围绕着商品的使用价值旋转。在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组织中，人们生活所需的使用价值也起着价值的“物质承载者”的作用，因此，人们的物质需求以及他们的具体工作过程都受制于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动态。与此同时，人们的劳动仍然是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所必需的。从出卖劳动力和生产商品的人们的角度来看，劳动是获取他们需要的商品的手段。但是，一旦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的劳动就成为抽象劳动的社会框架的一部分，因此，它就受到价值生产的压力和时间的抽象统治的影响。
一方面，价值生产是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劳动人民为满足日常需求而从事价值生产的经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首先它们受制于时间的支配，这设定必须满足生产力标准，其次，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不断减少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份额。因此，资本主义中劳动的双重性质，即介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逻辑之间的结构，意味着人们劳动的有用维度，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维度上，从属于抽象劳动价值生产的要求。关键的一点是，任何形式的社会劳动，如果以生产直接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商品为导向，都会对价值生产的社会形态的存在构成威胁。一种直接产生物质财富(有用的东西)的社会劳动形式，将消除人们参与价值生产以获得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性。这就是说，抽象劳动价值取决于对直接有用的劳动形式的对立排斥。简单来说，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从事直接有用的工作，并生产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价值，那么价值霸权就会动摇。乍一看，也许很难理解，抽象劳动本身与直接有用的劳动对立起来意味着什么，抽象劳动价值的表达已经变得如此“沉淀”，以至于它“模糊了自身偶然性的痕迹”([12]: p. 12)，“但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起源在于所谓的原始积累过程。原始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农业人口的剥夺，破坏了社会工作组织的土地制度，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但它提供了直接获得有用商品的机会。通过原始积累排除了这种直接有用的社会工作形式，为价值生产制度和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铺平了道路”([7]: p. 878)。
如果抽象的劳动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社会框架，那么，这只是因为这些关系是建立在对直接有用的工作的彻底排斥之上的。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中心地位并非源于劳动本身的积极本质，而是通过一种对立的时刻而出现的，这种对立时刻将劳动关系建立在一种不可比性的基础上。在更现代的环境中，创造价值的劳动和直接有用的工作之间的对立关系也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抽象劳动价值的社会关系依赖于一系列直接有用的工作活动，这些工作活动不是价值生产的一部分，但对价值生产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此外，价值和直接有用的工作之间的这种对立表现在对立的竞争中，即哪些类型的劳动算作价值，哪些工作仍然在商品等价链之外。如果大规模实现，直接有用的工作将威胁到价值生产的社会存在。这就是说，抽象劳动关系的霸权地位要想持续下去，就必须继续对他们进行对抗性排斥。因此，抽象的劳动霸权并不能完全黯然失色或直接吸收有用的工作，而是通过霸权争夺的行为而出现。
因此，抽象劳动作为一种霸权的普遍性，是一种偶然。表达抽象劳动关系等价性的空洞能指是货币。通过货币，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人之间的等价关系。因此，在形式上，抽象劳动的偶然普遍性与对货币所表现的缺失的渴望一起显现出来。事实上，“永远没有足够的钱”([7]: p. 213)。
因此，金钱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引起无尽的欲望，它与抽象劳动关系的偶然框架的缺失相对应。与此同时，抽象的劳动关系是通过货币来表达的，这一事实再次表明，货币与剥削和阶级维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只要它们与货币有关，就是资本逻辑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