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声调作为汉语重要的语音特征，其声学表现、起源和演变一直是语言学界关注的重点。以发生学的视角看，文白异读、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可以一同视为泛语言接触。从文白异读与语言接触来观察声调特征的稳定性，可以发现文白异读揭示汉语方言内部接触倾向于保留弱势方言土语层声调特色，而汉语方言与无声调少数民族语言接触则容易发生调类增减等显著变化。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honological feature of Chinese, the phonetic manifestation,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ones have always been a key focus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as well as th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minority languages, can both be regarded as forms of broad language contact. Examining the stability of tonal features through these two factors reveals that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indicate that internal contact within Chinese dialects tends to preserve the tonal characteristics of weaker dialects. In contrast,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dialects and tonal-less minority languages often leads to significant changes, such as the addition or reduction of tonal categories.
1. 引言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能够区分语义。在汉语共同语及方言的语音研究中，声调是一大重要部分，不仅包括单字调、连读变调等基础描写，还涉及文白异读、语言接触等课题中声调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声调作为汉语的重要类型学特征，能够在文白异读中作为土语的代表性特征被保留下来，但又因其特殊性在语言接触(尤指汉语与其他无声调语言之间的接触)过程中造成一定的沟通成本而被中和。
2. 文白异读的声调相似性
文白异读的发现与描写是汉语方言语音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声调特征的比较在文白异读专题研究中一般着墨较少，因为这类研究往往注重比较文白读之“异”，而声调在文白读中的差异并不显著。我们知道，文白异读在今天看来是共时层面上一字多音的现象，实质是历时语音层积的结果。在这个层积过程中，弱势方言向优势方言或共同语借入的读书音，一般接受过本地语音系统的调整，使得所谓的文读的声韵调都能符合本地人的发音习惯。杨秀芳(2007)检查了山西临猗、介休、平遥、霍县、清涧等方言，山东文登、荣成方言，苏州方言，及几种闽方言的文白异读材料并指出：“文白形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声母或韵母上，声调调值则相当一致”[1]。我们在此基础上再检查了甘肃兰州(张文轩2011) [2]、陕西神木(邢向东2020) [3]、江西南昌(熊正辉1985) [4]、四川都江堰(孙越川2009) [5]、湘西南和黔东南的酸汤话(刘宗艳2014) [6]、广东广州(詹伯慧、张日昇1987) [7]、中山(林柏松1987) [8]、信宜(叶国权、罗康宁1990) [9]等方言的文白异读材料。正如表1所示，以上方言点文白读音差异同样主要表现在声母或韵母的异读，进一步证实了杨秀芳(2007)的观点可靠。
Table 1. Comparison of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in some dialects
表1. 部分方言文白读音对照
|
文 |
白 |
文 |
白 |
文 |
白 |
| 兰州话 |
街ʨie53 |
kai53 |
猫miau51 |
mau51 |
肉vu13 |
ʐəu13 |
| 神木话 |
闲ɕiɛ44 |
xɛ44 |
解ʨiɛ213 |
kᴇ213 |
蹦pɤ˜53 |
piɛ53 |
| 南昌话 |
青ʨʰin51 |
ʨʰiaŋ51 |
和fo35 |
uo35 |
日lɨt55 |
ȵit55 |
| 都江堰 |
敲ʨʰiau35 |
kʰau35 |
解ʨie53 |
kai53 |
下ɕia213 |
xa213 |
| 酸汤话 |
旗tɕʰi312 |
ʨi312 |
狗kəu41 |
ʨiau41 |
日zɿ13 |
zu13 |
| 广州话 |
昭tsiu55 |
ʦhiu55 |
使si35 |
sɐi35 |
曰jyt22 |
(j)iœk22 |
| 中山话 |
净ʦeŋ33 |
ʦiaŋ33 |
名meŋ51 |
miaŋ51 |
肩kin55 |
kan55 |
| 信宜话 |
取tsʰy35 |
tsʰøi35 |
翻fan53 |
fɛn53 |
入jɐp22 |
ȵɐp22 |
总的来说，各地方言中的文白异读主要表现为韵母或声母的异读，存在部分因调类不同而调值不同的声调异读，但文白读声调调值大体上是一致的。这种声调表面的语音相似，实际上是方言语音系统自我调整以适应本地系统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在深层的声韵调配合系统中恰恰是声调最不容易被改变呢？
文白两种语音形式通常从一般词汇与基本词汇的使用区分或语用限制的差异来表现不同的风格色彩。方言母语者持有文读更正式、更文雅而白读非正式、更土气的心理认知，利用字音的交替来完成两种风格色彩的转换。这种心理认知与文白异读的实质有直接关系，即文白读是来源不同、进入时间不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韵层次在共识音系中的叠置，各音韵层次反映的是某一历史层面上土语音系与权威方言音系的接触与竞争。两者竞争的结局倾向于文读层在土语音系所能调整的范围内吸收某一权威方言的结构因素，逐渐排挤、替代白读音，使得已分裂为不同独立音系的姊妹方言向着其中更权威的一支语音系统靠拢。在语言使用的竞争现实里，文白两种风格色彩的转换实际上是依靠字音里文白音类的交替来完成的。为什么是字音里音类的交替而不完全是整个音节的交替呢？一方面，声调和声母、韵母的本质不同，声母和韵母是组成音节的线性语音单位，而声调是加在音节之上的超音段音位。文读层在吸收权威方言的结构因素时，韵母、声母作为音质音位在区分词或语素的语音形式上起着声学上的直观作用，是知识性、习惯性的差异，一旦被耳朵捕捉到后是较为容易模仿并纠正的，而汉语声调作为非音质音位的基本性质在于表现音节的音高模式，这类特征较为不易察觉或模仿；另一方面，刘勋宁(2004)曾指出中国语言社会“多元一极”模式的意义，强调：“每个方言区都有自己的中心。虽然这个中心也在向标准语靠拢，但它还要团结自己的同胞，有时不惜牺牲和标准语一致或近似的一面，努力保持自己方言的特色”[10]。声调特征对于汉语方言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标记性特征，是方言分区的标准之一，也是判断个体说的是地方普通话还是方言的重要感知要素。例如东北官话的语音系统与普通话相当接近，李荣(1989)将东北官话区分离出来的理由是：“考虑到东北官话区古入声的清音声母字今读上声的比北京多得多；四声调值和北京接近，但是阴平的调值比北京低；以及多数方言无[ʐ]声母等特点，现在把东北官话区独立成一区”[11]。可见，声调在诸多语音要素与姊妹方言相近时更容易被选择为自身语音系统区别特征里的“自留地”，因而在文白读不同语音层次的竞争中作为努力被保持下来的土语特色，表现为文白异读声调的语音相似性。需要注意的是，这份“自留地”的选择性保留除了上述所提及的不同声学要素的知觉特点不同，还可能与声调作为非音质音位的功能有关。对于汉语而言，信息的传递有时候可以主要依靠声调。吕叔湘(1993)曾举过一个例子：“从远处听人说话，首先分辨不清的是声母，其次是韵母，最后只剩下声调还能辨别。前两天，收音机里播送天气预报的时候，我在另一间屋子里，‘最高气温摄氏’之后只听到一个‘ˇ度’，可是我知道不是五度就是九度”[12]。声调不仅是音节音高模式的表现，还涉及音强、音长在词或语素中的语法、语义作用，又例如汉语方言中的轻声现象。地道的方言使用者为了满足借入的文读层所缺乏的语法、语义表达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保留了这份“自留地”。
3. 语言接触的声调不稳定性
中国各民族的人口分布呈现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特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是广泛发生的语言现象。我们考察多地语言接触的研究发现，不同于文白异读中声调保持相当的一致性，语言接触地区的声调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邢向东(2024)多次调查河湟方言后指出一个普遍规律：凡是语言接触较深、语法变化较大的方言，其声调都有严重的“词调化”倾向，可以表述为“词调发达，单字调式微”。具体表现为，语音上声母、韵母与其他西北方言相同，声调则仅保留2个单字调，4个词调，整体呈现出高低交替的调型组合[13]。汉蒙双语地区东北官话的声调基本保留普通话的四个调型，但在调值上发生了变异。以蒙语为母语兼用汉语的第一种语言使用者，和以汉语为母语兼用蒙语的第二种语言使用者之间有一种共同现象：单音节词易伴随着音强读降调，阴平字也容易读成去声字(51)；双音节字或多音节词语，前面的音节易读成上声(214)，最末音节仍然读去声(51)，形成了一种“蒙式腔调的汉语”的声调模式，即[(214) (51)] (张欢2018) [14]。这类现象揭示了西北和东北汉语明显受到阿尔泰语系重音特征的影响，使得汉语方言原有的单字调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连读调逐渐简化，形成数量有限的连调模式。对于转用汉语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对声调范畴的感知主要基于普遍生理和认知因素，陈默(2011)的实验研究表明学习者会混淆有共同特征的声调，比如阴平和去声都具有高调性质，阳平和上声都具有低调性质，尤其是零起点阶段的学习者会用降调代替比较难发音的升调，比如把阳平和上声发成去声[15]。由此，语言接触中无声调语言母语者容易受母语负迁移作用而习惯性以高低交替的重音特征说汉语是非常好理解的了；对于兼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来说，他们虽然拥有感知声调范畴的语言功能的能力，但在语言社会中不自觉选择了声调中和。邢向东(2004)指出：“调位中和指某一方言中不同的单字调，在语流中失去原调值的声调趋同现象”[16]。汉语方言与无声调民族语言长期深度接触后，声调趋同并简化为少数连调模式或许也存在汉语方言声调自身演变规律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调位中和后的声调格局能够降低语言接触双方的交流和学习的成本。
中国境内的语言接触中声调的变异不仅表现为汉语受到邻近的非声调语言影响，还反映于少数民族语言在汉语大环境中以音段特征的对立变化为由而引起的声调特征演变。尽管声调和声母、韵母的本质不同，声母、韵母是组成音节的线性语音单位，声调是加在音节之上的超音段音位，但两者在音系学之中的关系并非完全各自独立。王士元(2002)认为由于决定声调的根本因素是声带振动的速率，声调特征与那些主要由喉部控制的特征有着特别密切的既共时又历时的关系，例如：浊化、送气、喉化、音化、气声等等[17]。语言接触中的一方若是其声母、韵母受到另一方的干扰而发生上述变化，则声调特征也将随之产生相应变化。石林、吴永谊(2023)比较了贵州榕江县三宝侗寨的三种侗语(上宝话、中宝话、下宝话)与汉语榕江话语言接触的结果，发现受当地汉语方言影响最大的上宝话从固有的9个调值中减少了3个送气声调，在借入汉语新借词时完全照搬汉语榕江话声调，集中表现在没有塞音韵尾的舒声调词汇与汉语榕江话声调相一致[18]。占升平(2009)同样指出贵州镇宁布依族的第三土语区长期受汉语的影响造成送气音声母出现，塞音韵尾并合以及并合后消失，随之声调系统调类减少。除了声调调类减少之外，语言接触中还有声调产生、增加的情况[19]。例如海南三亚回辉语离开原属地(越南占城)近千年，发生了巨大的语言类型变化，从多音节无声调语言变为单音节为主的有声调语言。回辉语原本只有高低两类习惯音高，目前发展出了7个舒声调和两个促声调。江荻(2010)认为回辉话声调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汉语大环境中从官话系统及其周边方言受到汉语模式的感染和浸润，逐步获得单音节词增多、声韵母简洁化、浊音清化、韵尾变化或脱落等几方面的条件进而最终产生了声调[20]。无论是贵州侗语上宝话、镇宁布依族第三土语的声调向当地汉语靠拢而调类减少，还是海南三亚回辉话声调从无到有的演变，背后都反映了语言使用者为减少语音系统多结构类型的趋同心理，趋向于采用更统一的模式来减少记忆负担。
综合以上个案研究可知，语言接触中声调特征具有不稳定性且伴随着两方面的表现。一是汉语方言作为语言接触中更权威的一方自身声调特征简化、减少，以适应无声调语言母语者的重音式非音质音位特征习惯，缩减双方的交际成本；二是经过与汉语方言大环境的接触、感染，无声调语言的声母、韵母发生变化后，语音系统原有的对立音位减少而促生了声调音位的增加，维持语音系统自身的对立平衡。
4. 结语
语言接触可以分为自然接触和非自然接触，两者的区别在于不同语言是否在同一空间相互接触。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相同地区进行的接触属于语言的自然接触；隋唐时期日语和中国北方汉语的接触，六朝时期日语和中国南方汉语的接触是在不同空间通过文字传播或文献翻译展开的非自然接触(陈保亚，1996) [21]。而文白异读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借由直音、读若、声训、反切等方法代代相传下来的“读书音”；人口流动带来语言接触而形成了区别于土语的读音。我们不妨将文白异读视为兼具两种语言接触类型的结果。由此一来，我们可以总结声调特征在泛语言接触中的稳定性表现：汉语方言内部之间的接触倾向于保留弱势方言土语层声调特色；汉语方言与无声调少数民族语言接触则容易发生调类的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