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虽然消费空间在地理学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它们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了社会语言学家的注意。人们与消费空间在互动过程中，双方产生的认知和体验会互相影响。这种互动包括了物质性或非物质性的消费活动，意味着消费不再单纯地存在于物理空间之中。由此，个体与消费空间的关系和决策影响等研究不断被讨论，具体表现为消费行为与消费空间的社会逻辑关系，空间的语言景观、符号意味、感官属性等方面对于空间影响的议题被不断提出。
以逛超市这一日常消费实践为切入口，运用地理符号学框架作为启发性指导，本文研究了成都市武侯区两家连锁超市的多语言、多模态和多感官资源。在简要讨论了与此分析相关的理论问题之后，本文描述了每个超市的地理符号集合，并研究了每位参与者的行动和实践，特别是关于语言和其他象征手段的使用。希望本文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景观如何与符号模态和物质资源一起构建每个超市内的社会空间，从而导致了个体间对逛超市的不同选择，进而揭示个体在不同场域内又会与上述消费空间产生怎样的联结。
2. 文献综述
2.1. 语言景观研究
近十几年来，语言景观成为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和语言政策等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受到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一研究着重考察公共空间中各类语言标牌的象征意义，即这些语言符号的分布、功能、意义和影响，以及它们如何与社会、文化、政治和认同等因素互动。自1997年语言景观概念提出以来，国外学者从跨学科的视角不断丰富语言景观的理论建构，使其日臻完善。在国外学者提出的地理符号学、三维空间模型、SPEAKING模型等语言景观专有理论的基础上，国内相关研究也试图从其他不同理论视角来推进我国的语言景观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现有研究基本涵盖了语言景观主流研究热点，包括多语现象、英语全球化、民族语言活力、官方语言政策等，但在理论深度等层面与国际前沿的语言景观研究仍存在较大差距。另外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扩展，研究者们的视线开始转向，其研究领域的公共空间范围日趋多样化，已经从语言标牌集中的城市街道、旅游景点、外国移民聚居区或其他多语并存地区拓展到咖啡厅、图书馆、教堂等其他场所，研究重点从公共标志转向符号学集合，即多模态的物质、符号学资源。近年来，研究者们对超市、商店、市场等消费空间进行了详细的语言景观研究，开始探索不同符号系统的意义构建[1]-[3]。但整体而言，研究数量较为匮乏，尚未形成系统、连贯的研究积累。
2.2. 地理符号学视角下的语言景观研究
随着语言景观内涵的不断扩展，语言景观学者们将研究视角逐步从语言本体扩展到包括图像、声音、气味、温度等在内的多种符号资源。而地理符号学理论的提出启发研究者们开始深入探究标牌、话语或行为与空间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为语言景观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Milani在研究具有性别特征的标牌时指出身体(bodies)的双重符号学含义：身体所处的位置可以限制人们目之所及的符号世界、身体作为标牌上的一种符号资源可以向受众传递性别和性向等身份信息[4]；Pennycook和Otsuji发现，人们可以通过气味联想到公共空间中存在的人、物、语言、活动以及其他感觉官能[5]；也有研究关注图像和声音等多模态资源如何构建语言景观中的空间感[6]。
在国内，地理符号学视角下的语言景观研究甚少。盛榕结合地理符号学理论，从语码取向、字刻、置放等维度探讨大通各类楹联匾额的地域语言特征与语用功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面彰显铜陵大通古镇的社会语言生态[7]。崔亚茹结合地理符号学的理论，从语码取向、字刻、置放、时空中的话语四要素折射出中央大街权势关系、意识形态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揭示中央大街的社会语言生态[8]。杜禹依据SPEAKING分析模型与场所符号学对德国风情街的130个语言景观标志进行了拍照和相关特征记录，描绘了此街区不同语言的使用状况与功能，从而发现意识形态对语言景观的影响，及其背后蕴含的权势关系与文化认同[9]。
上述研究启发了我们对语言景观的复杂性、流动性、多元性和符号性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但多数研究只是冠以“地理符号学”理论之名，采用地理符号学属下的子系统之一“场所符号学”对特色街区、旅游景点等现实环境中的语言符号系统进行研究，未能全面地调动三个符号系统对语言实践、空间与场所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探究。基于此，综合地理符号学的三个主要符号系统，本次研究着重于对近年来广受关注的消费空间里的语言景观——日常生活里的购物实践来进行探究。
3. 理论视角
消费空间对语言实践有着重要影响，它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语言景观所处空间环境、以及与语言景观中的个人或群体的互动关系等因素对符号含义的影响[10]。基于此，本研究运用的理论框架是语言景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地理符号学。
Scollon和Scollon (2003)借鉴Goffman的互动规则、Kress与Leeuwen的视觉符号框架，在其代表性著作《Discourse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中提出了“地理符号学”理论(Geo-semiotics)，重点研究符号和话语如何在具体场所中表达意义。这一理论包括了三个主要的符号系统：一是互动秩序，指的是人们在一起时所产生的社会互动形式的粗略分类，也就是要确认在语言交流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交流规则，比如人际关系的亲疏、个人方面如外表、行为等，因为人们会从自己的过往经历、所处空间以及社会关系中借鉴多样的符号资源来完成当下的对话交流，其中就包括构成空间环境的语言景观；二是视觉符号，也就是在我们的视觉性视野中建构意义的所有方式，包括标志、图像、文本、绘画、颜色、形状等形式；三是场所符号，指的是所有直接或间接表征语言的非语言符号，例如语码取向、置放、感官感受、放置位置，前台或后台、私人或公共等。这三个主要符号学系统组成的集合体也就是地理符号学，这个框架从语言使用者当下所处的空间出发，在复杂的物理空间和交际互动中对视觉性显示的语言进行了语境化，因此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来理解新型语言实践和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以及考察消费空间和场所体验及其关系。
本文基于地理符号学的视角，从互动秩序、视觉符号和场所符号三个方面考察永辉超市和盒马鲜生的语言景观情况，试图回答：上述两家连锁超市如何通过语言景观、物质资源和其他符号集合来建构和表达意义？基于上述两类消费空间里的语言和符号景观，消费主体对特定场所形成了什么体验?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
在日常生活的购物实践中，笔者观察到其妈妈需要逛超市购置物品时，绝大多数时间会选择永辉超市，而嫂子基本上会选择盒马鲜生。另外，在与周边小区居民的交往中，笔者发现这并不是个别情况，年龄稍长的中老年群体较之年轻人会更偏向永辉超市，而非盒马鲜生。依笔者之见，个中缘由不能简单归结为永辉超市更平价或是年轻人偏爱高品质消费等价格原因。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或许是上述消费空间里的符号、语言景观设置各有特色，从而导致了个体间的不同选择。
考虑到上述两家超市均属于连锁超市，即经营同一类别的商品、实行统一管理等，结合笔者在上海市松江区对永辉超市和盒马鲜生做的先行调查，发现不同地段间的同一品牌超市并无太大差异。为方便对参与者进行访谈，由此，笔者选取了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77号吾悦广场(武侯店)B1层的永辉超市与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来凤五路56号星悦荟负一层的盒马鲜生作为研究对象。
4.2. 数据收集与分析
通过参与观察、访谈、实地记录、照片、音频等方式收集两家连锁超市内的语言符号、对话互动等数据。整个实证研究过程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在2024年1月10日至31日期间，共计6人参与了这项研究，其中包括居住于武侯区保利花园四期的向女士(52岁)与樊女士(31岁)，武侯区保利花园三期的罗女士(60岁)与李女士(38岁)，以及武侯璞誉的张女士(57岁)与王先生(35岁)。研究者首先自行前往两家超市进行田野调查形成初步印象，徒步在永辉超市和盒马鲜生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拍照收集语料，剔除不清晰、有遮挡、重复或意义不大的图片34张，保留237张有效图片，并对图片进行整理、归类和统计；而后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参与者进行访谈，考察参与者去该超市的频次、超市语言景观对其影响，以及参与者对超市内一些显著语言景观的认识、整体感受。
接下来，笔者将转而分析两家超市的地理符号学集合。
5. 研究发现
5.1. 永辉超市
我们要分析的第一家连锁超市是永辉超市，我的参与者向女士几乎隔两三天会在那里购买鲜肉、水果和蔬菜。向女士50岁出头，是一名家庭主妇，已经当上了奶奶。向女士来自四川西充的农村地区，在工厂里做零工，这是她的主要收入来源。因为其儿子在成都上班，在三年前有了宝宝，向女士只得来到成都帮忙带孩子，每月家里的开销靠儿子转账。平日里，向女士负责送孙子去家附近的幼儿园，那里离家大约10分钟车程。然后，她会在菜市场买些东西，但需要大规模购置物品时，她通常会选择永辉超市。下午五点左右，她又去和小区里的“奶奶”们结伴去幼儿园接小孩。白天，除了各种家务杂事，她就只是和邻近的“奶奶”们在小区空地闲聊，或是约着去超市购物顺道打发时间。目前，她还喜欢在住房的顶楼种一些蔬菜，如小葱、蒜苗等，因为这让她想起了她在西充老家的生活方式。由此，同平日里交往的“奶奶”们一般，她日常行程中的重要节点只是幼儿园、菜市场或超市、“家”。即使已经来到成都，一年中总有几次，她这个“异乡人”逮着机会就会坐上回西充的火车，短暂“逃离”成都，回到那个让她熟悉又安心的老家，这也反映了她对成都的一种抽离感与距离感。除了永辉超市，她很少去其他大型商超，因为她在采访中说，老家最大的超市就是永辉了，然而成都的商家太多了，铺天盖地的外国品牌让她觉得陌生、不舒服。
经我妈妈介绍，之前在小区闲聊时便认识向女士，她也同意我一同去永辉超市采购。永辉超市位于小区附近吾悦广场的B1层，有专门经营不同类型产品的区域，包括生鲜类的果蔬区、水产区、肉类区、干货区、熟食烘焙区，食品类，用品类，收银区及两个出入口等。刚从扶梯下来看见永辉超市的标牌，我就被门口处的标识及门上的海报吸引了。
Figure 1. Slogans and signs at the entrance of Yonghui superstore
图1. 永辉超市门口的宣传语及标识
入口处设有LED屏循环节奏感强的超市宣传片，地上投射有“热爱生活，快乐购物”这一标识，另外门上的海报“逛超市的快乐真的是我解压最好的方式”(见图1)，都将“逛超市、购物”这一理念与“快乐、热爱生活”联系在一起。而“把快乐一件件放进您的购物车”这句标语更是一种消费主义话语(见图1)。把快乐放进购物车，就是把快乐等同于购买的商品和消费行为本身，用以贩卖快乐。同时当“快乐”这一关键词反复出现时，简单暴露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开始作用。由于消费者来到超市时对其内部的语言景观信息往往是浅加工，因此关键字眼“快乐”暴露次数的增加能够提升消费者评价并激发其购买行为。
在向女士的描述中，逛永辉超市确实带给她快乐消费的体验。首先，超市里有色彩鲜艳的水果、碧绿新鲜的蔬菜、五彩缤纷的食物包装……而永辉超市主打的绿色能使她放松下来，暖色调更容易唤醒好心情；其次，从柴米油盐到日化家具，在永辉超市里面，向女士很容易发现自己想要什么，“家里的冰箱又空了吗”“孙子的奶粉还剩多少”“粽子和月饼打不打折”，这里有简单平淡的烟火气，不同于成都这个大都市里的钢筋水泥；而且在超市这个公共空间里，向女士认为感到很舒适，因为商场太昂贵、压马路太冷清……逛超市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里既能和周围保持令人舒适的安全距离，放心地安放自我，又能和环境有一定的互动。据观察，顾客们在蔬果区需要称菜时，偶尔会和计量员聊上几句。
Table 1. Interactional segment between a customer and a gauger in Yonghui superstore
表1. 永辉超市内一名顾客与计量员的互动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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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 |
翻译 |
非口头记录 |
1 |
顾客 |
今天又是冷兮兮的哈 |
今天天气也很冷，是吧？ |
把用塑料袋装好的大蒜递给
计量员 |
2 |
计量员 |
嗯就是，说是过完年还要冷
哒嘛 |
是的，听说过完年还得冷一阵 |
把大蒜放在电子称上，另一
只手在输大蒜的编码 |
3 |
顾客 |
你们还要上好久？还不成回
切过年哇 |
你们还要上多久班？打算什么时候回家过年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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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计量员 |
不成哦 |
还没到放假的时间 |
把机器打印的标签纸贴在塑
料袋上，紧接着用铝钉扎口
机给塑料袋封口 |
5 |
顾客 |
哈哈回屋过年吃现成的还不
安逸哦 |
等到过年的时候，回家直接吃
现成的饭菜 |
接过封好口的塑料袋 |
6 |
计量员 |
是哦等到吃现成的 |
我也盼着回家还能吃上现成的
饭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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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唠家常”式的方言互动在永辉超市很常见(见表1)。由于工作人员多在四十岁左右，而超市里的顾客以中年人、老年人居多，因此在不打断称重打标的情况下完成交易的技巧外，工作人员和顾客间的对话交流在超市蔬果区、水产区、肉摊等很常见。而在超市内部的干货区，买零食、大米、鸡蛋等购物的节奏就大大放慢了。这里出售的不同种类的产品改变了这个场景的气味，没有了肉类、内脏不可避免的血腥，而空间布局、灯光等基本保持不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片区域还多了一些色彩，即下图所示的霓虹灯饰(见图2)，一种作为与城市文本的联结存在于记忆与文化内核之中的视觉文化符号。霓虹标志曾经作为城市繁华的标志与未来世界的复古想象，主要存在于时代记忆之中。1912年法国巴黎开始出现霓虹灯，实际运用于商业招牌，以富丽堂皇的虚幻对抗着那时埋藏在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危机暗涌。在1960年代，在极具东方主义的汉字中，这种西方舶来技术让东方的“神秘符号”增加了一种独特的材质与浓烈的幻觉。每一个充斥着霓虹气体的汉字似乎都在把悠远的历史意义和商业欲望逐渐拉近，也能让某些汉字的本源在霓虹发光的气质下得以飞升与进化。因此在向女士一辈人的印象中，各种文字夹杂、琳琅满目的霓虹招牌让整个氛围进入了不一样的世界，贴近时代记忆与情怀。而在樊女士、李女士等年轻一代的评价里，这样的霓虹色彩反而给他们一种混乱和感官超载的感觉，眩晕、混沌的感受贯穿着他们这些观者的视觉神经。
Figure 2. Neon lights in Yonghui superstore
图2. 永辉超市内部的霓虹灯饰
简而言之，永辉超市内部空间的特点是亲切的面对面服务接触，主要展示的有商品及详细的相关溯源信息，以及不同区域的互动节奏有所变化。另外，霓虹灯饰给永辉超市增添了别样的色彩，成为了显眼的存在。下表总结了其地理符号学集合(见表2)。
Table 2. The geo-semiotic aggregate of Yonghui superstore
表2. 永辉超市的地理符号学集合
互动秩序 |
视觉符号 |
场所符号 |
1) 服务接触的过程使用日常的方言表达； 2) 节奏多变，从快节奏的计量处到安静的干货区 |
1) 主要展示的有商品及其相关文本信息； 2) 霓虹灯的特色装饰； 3) 商品专柜顶部的“谐音梗”与治愈文案 |
1) 视觉、听觉和嗅觉的结合； 2) 购物活动在空间上与收银处分离 |
5.2. 盒马鲜生
我现在要讨论的第二个连锁超市是位于武侯区星悦荟负一层的盒马鲜生。2016年，盒马鲜生这个新零售的“带头人”横空出世。不同于很多传统大型商超，盒马的主力消费群体画像包含了年轻尝鲜群体，奋斗中产夫妻，宽裕精英白领一族，注重生活品质的精致家庭主妇一族，潮流中年一族等。基本上这类群体，包含了社会发展中最具消费活力和生活气息的人群，他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都很强，也是这个社会消费的主力。由此，盒马鲜生在这一层面上对用户画像做出了区隔。另外，其内外部的语言景观也体现了这一意蕴，可见一斑。
由于三位年轻参与者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出身陪同逛超市，所以在采访前后笔者两次前往盒马鲜生，考察其内外部的语言景观。首先，笔者注意到在通往一楼商店的自动扶梯、直升梯的楼层按钮、商场的重要出入口处，皆出现了“盒马鲜生”的重要标识与字样(见图3)。同上文所提到的简单暴露效应，其随处可见的logo一定程度上会吸引到消费者的目光，造势以实现客流量的聚拢。
Figure 3. Promotional logos outside Freshhema
图3. 盒马鲜生外部的宣传标识
进入超市内部，笔者了解到盒马鲜生重点经营的这些品类包括鲜花品类、鲜切水果、大海鲜水产、有机蔬果、预制菜、自有品牌、进口商品、新兴酒饮等。其中的自有品牌标签会注明“盒马”、“所售商品”等字样，价格用的字体略大。首先吸引笔者目光的是入口处映入眼帘的“盒马花园”(见图4)。这一片区域在天花板处有鲜花拼成的“FLOWER”字样，旁边张贴有两张立牌，写有“鲜花是偶然遇见，但浪漫是蓄谋已久”、“花怎么会浪漫呢，浪漫的是买花的人”。另外，在“盒马花园”里摆放有琳琅满目的新鲜花朵，淡淡的花香阵阵袭来，鲜花区前面的一小块区域还放置有付费包装花册，供顾客查看花束包装的样式和对应花语。而盒马鲜生在超市传统品类中增加鲜花赛道，便是在目标用户上主动进行了分流。旧时，上海、苏杭一带的街头，总有老奶奶挎着篮子，卖着号称“苏州三白”中的白兰花和栀子花。她们用针线将翠绿的叶子与花骨朵串在一起，卖给爱美的女人。绿衬着白，别在胸口，香气袭人，成为江南一带的时髦时令单品。如今，“卖花”这桩温柔的旧生意，同样将目标用户瞄准了“悦己”消费需求提升的年轻人群体。
大众所认为的鲜花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礼品鲜花，主要用于送礼，客单价会比较高，100至300块钱不等；另一种是日常家庭消费鲜花。后者的价格低廉，消费者只需花费“白菜价”，就可以每天享受有鲜花陪伴的生活。由此，“盒马花园”既出售便宜便捷、随手能买的鲜花，也兼顾精心设计和搭配、有仪式感的花束。从只在节日和纪念日买花庆祝，到鲜花消费日常化趋势愈发明显。近几年，鲜花消费从节令化逐渐走向日常化，从小众化走向大众化，在超市买菜的同时，买上一束花，成为了不少人的消费新习惯。花一点毫无压力的钱，买两束自带美好属性的鲜花，买回家后，从修剪到养水，从选花瓶到插置摆放，这一系列的动作，在樊女士、李女士等年轻人看来，都是对忙碌工作的减压，因此买花更多是一种“情绪消费”。对于内卷焦虑的年轻人来说，鲜花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治愈良药，他们可以通过鲜花消费来缓冲低落情绪。数据显示，我国有14亿人口，其中4亿以上中等收入人群，形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国内大市场。这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解决了吃穿用住行等基本需求之后，发现自己已身陷职场“皮质醇文化”。既想减压，又囿于条件与时间。在这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之时，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寄托必然交织渗透，鲜花，正好就“长”在物质与精神的交叉点上。消费者可以选择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守候一束插在水中的鲜花生命的全过程，来寻求高压现代生活中的慰藉。而这样的情绪消费在罗女士、张女士两人看来不过是铺张浪费，“有这闲钱还不如多买几头大蒜，几个橘子嘞”“买花带回家有什么用，反正迟早要枯萎的，还是买菜吃到肚子里划算”。由以上可知，在超市买花这一消费场景变化的背后，一定程度上便在盒马鲜生的消费群体中做出了区隔。
Figure 4. “Hema Garden”—flower sale area
图4. “盒马花园”——鲜花售卖区
另外，笔者注意到，盒马鲜生的灯光会随着商品功能区特点、用途、层高、周围环境的不同而变化。首先，肉制品区以高显色性的暖色调灯光为主，以红色为主基调。使用肉类专用的“鲜肉色”灯光，“偏红”光的色温更接近肉类本身的颜色。这类灯不是全红的LED灯光，而是采用“红光”再配一部分“白光”组合成。通过这样用“光”，不会过度渲染“纯红色”，反而让肉类呈现出“红白分明”的层次红润多汁，肉制品看上去更加新鲜。然而，在水产区则用显色性高的LED“生鲜灯”，光线则无温度，采用“蓝白光”的光源照明后，色彩明亮，透射性高，延伸了水产区的通透感和空间感。饮品区的光则采用大面积白光管，冷色调。颜色清透鲜明，使每一款饮料看上去都该是透清凉的感觉。瓶身通体透亮，晶莹有光泽，“高颜值的美感”——动感却不沉闷。明亮温暖的灯光，颜色丰富的搭配，带给消费者逛超市时“美的鲜活体验”。
店里很安静，只有少数顾客在工作日的下午悠闲地逛着超市。他们推着购物车在货架间穿行，如果有带小孩子的家庭，小孩子的手里也会推着与之体型相匹配的小型购物车，给了家里每一位成员沉浸式购物的体验。货架上的商品分类清晰，置于货架顶端的立牌上也写有“芝士就是力量”、“兜不住馅料，装不下甜蜜”、“为什么盒马北纬39度生蚝那么肥美？因为我们的生蚝没有恋爱脑”等网络流行语。进入海鲜区，地板上开始变得湿漉漉的，空气中也多了一丝腥味。冰架上陈列着四大洋的海味，如澳大利亚的龙虾、南美的帝王蟹、挪威的三文鱼……不同于永辉超市所陈列的“亲民”商品，盒马鲜生让人享受到一种凝固在货柜上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王先生便透露自己每周都会在盒马下单，购买海鲜、智利车厘子、安格斯眼肉牛排等产品，花销在几百到一千不等。超市里即使有对话，也往往是一家人一起购物的顾客之间的小声对话。在结账之前，顾客和店员之间几乎没有互动，在结账时，包括扫描产品、报出价格和把商品装进袋子在内的标准服务互动以一种程序化的、可预见的方式发生。如果顾客没有自带购物袋，收银员便会跑至跟前，询问是否需要购物袋，具体是需要小的还是大的，在连锁超市的自助结账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互动。
总体而言，盒马鲜生的地理符号集合在所有三个维度上与永辉超市形成对比(见表3)，在超市布局里增加鲜花市场，在不同的空间使用不同的色温，并在整个超市里保持有规律的节奏。与此同时，产品的种类和氛围都表明了一个更加高端、精品的方向，给人一种中产幻象般的存在。
Table 3. The geo-semiotic aggregate of freshhema
表3. 盒马鲜生的地理符号学集合
互动秩序 |
视觉符号 |
场所符号 |
1) 服务接触的过程使用常规式的程序表达； 2) 超市内部各区域节奏相同 |
1) 主要展示的有商品及其相关文本信息； 2) “盒马花园”里的浪漫标语及精心设置； 3) 关于高端巧克力的玻璃柜展示； 4) 商品专柜顶部的多模态知识科普类信息 |
1) 视觉占主导地位，在不同的空间使用不同的色温； 2) 隐蔽的仓库与员工食堂 |
6. 结语
本文考察了永辉超市、盒马鲜生等日常环境下的超市购物，并在分析中运用地理符号学框架，试图理解语言景观是如何以各种形态和物质形式构建消费空间的，以及它与其他符号资源的关系，如视觉呈现和空间布局。一方面，亲切的面对面方言互动、霓虹灯的特色装饰、分离的功能空间将永辉超市描绘成一个“贩卖快乐”的传统大型商超。另一方面，在精致中产的消费空间盒马鲜生中观察到常规式的程序化互动节奏、注重情绪消费的鲜花品类、中高端包装趋向的商品以及隐蔽的后台空间。由此可见，超市中的场所体验是从个体与语言景观和物质资源的互动中产生的。上述消费空间里差异化的语言景观、符号资源导致了个体间的不同选择，而个体在不同场域又会与上述消费空间产生别样的联结，如向女士等奶奶辈在永辉超市会有亲切感，能收获快乐，而李女士等年轻一代在盒马鲜生能收获情绪价值，与其审美喜好适配度高。在某种程度上，这两家连锁超市的地理符号学集合与消费者的语言和文化储备也是一致的。作为这些个体生活中的关键活动空间，他们在这些消费空间内与语言景观、符号和物质资源的互动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与场所的关系。通过观察日常消费空间中的语言景观与互动，希望本文能对语言和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所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