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党的二十大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特别强调了“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的重要性。这一点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社会工作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实务的指导作用，能够显著提升实务操作水平，确保服务对象接受到“最具理论合理性与多样性的治疗”(高鉴国，2019)。然而，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领域的发展尚显滞后。当前，该领域的服务模式和理论视角相对单一，服务场域之间缺乏有效整合(陈玲，刘泽伟，2021)。同时，实务领域中还存在着对理论的误读、误解、误用和滥用等问题(刘继同，左芙蓉，胡清榆，2024)。
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具备流畅对话、文本生成以及理解推理等能力，这为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Kimi作为该领域的代表，能够支持高达20万汉字的输入，并且已经启动了200万字无损上下文内测，为快速文本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为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本文旨在分析理论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应用情况，评估理论与实务的联结，并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分析中的应用场景与局限。
2. 文献回顾
2.1. 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领域的理论发展
社会工作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涵盖了价值理念、抽象知识、干预模式和技巧等多个层次知识体系(卫小将，2020)。近年来，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在精神健康领域的应用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强调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以更好地服务于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现有研究主要围绕适合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理论，以及如何更好地将理论应用于实务操作等方面展开。
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阿道夫·梅耶的“心理生物学”理论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王春霞，2021)。在国外，20世纪70年代，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心理社会问题，临床工作者整理出如心理社会评估、行为矫正、认知行为治疗、动机访谈、危机干预、系统理论和各种家庭治疗模式等多种治疗技术(Goldstein, 1980)；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者又吸纳了疾病的社会生产和生态社会这两个理论(Barbour, 1984)。在我国，进入21世纪后，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逐步形成了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主动式社区治疗模式、精神康复会所模式和照顾者资源中心模式等多样化的实务发展模式(王志中，杨晓东，2019)。
近年来学者们也尝试将不同的社会工作理论应用于精神健康领域，并探讨其适用性。例如，Saleebey探讨了优势视角在其中的应用，认为优势视角有助于增强服务对象的自我效能感和恢复力，从而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Saleebey, 2008)；曹震和姚蕊的重点放在生态系统理论上，他们认为应该将患者置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理解(曹震，2021)，并提倡从微观、中观、宏观系统进行多层次介入(姚蕊，2020)；王媛媛关注到了服务对象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提出可以通过改变服务对象的非理性认知和行为模式来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王媛媛，2016)；丁冰玥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强调人在情境中，通过自我支持、家庭支持、社区支持三方面帮助服务对象(丁冰玥，2018)；刘雅倩从复元视角出发，探讨了提升轻度精神障碍患者自我接纳的途径，认为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患者能够逐步建立自信、增强自我认同感，进而提高生活质量(刘雅倩，2021)；范佳芮的研究则表明，基于复元模式的社会工作介入强调患者的主体性和自我恢复能力，能够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技能训练等多方面的帮助，促进患者的康复进程(范佳芮，2021)。
2.2. 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在文本分析中的应用
2.2.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概念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通过应用复杂的算法、模型和规则，从大量数据中学习并创造原创内容，展现出超越传统数据处理的先进能力。这项技术能够创造文本、图片、声音、视频和代码等多种类型的内容，全面超越了传统软件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
2.2.2.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分析中的应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在文本分析中的应用日益广泛。GAI通过模拟人类的语言生成能力，能够在文本纠错、文本处理、数据分析、文本挖掘和辅助编码(贾积有，王光迪，2023)等方面发挥作用。王冲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B站ChatGPT话题弹幕文本进行了情感分析；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成功提取了弹幕文本中的情感倾向，为社交媒体舆情监测提供了有力支持(王冲，张雅君，王娟，2024)。这表明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情感分析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朱禹等则基于AIGC事故报道文本的内容分析，构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行动框架(朱禹等，2023)。在该研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从大量文本数据中提取关键主题，为政策制定和危机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分析中展现出巨大潜力，但也存在逻辑错误(陈升等，2024)、数据泄露和滥用(徐伟，何野，2024)、限制思维等问题。
3. 研究方法
3.1. 案例抓取与筛选
笔者利用ChatahGPT-4编写Python程序，从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官网，抓取了“案例研究”栏目的所有近800个案例，并从中筛选出24个服务对象涉及精神病人的的案例，研究资料真实可靠。各案例撰写格式较为统一，内容主要包括“案例背景”、“理论基础”、“服务计划”、“服务实施过程”等，能够较好地契合本研究的要求与设计。
3.2. 文本分析和工具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即通过编码、分类等方式，将文字或非定量的文献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定量的数据，使质的内容变得可测量和可计算。本文使用ATLAS.ti软件23.4版本，对24个案例文本进行编码和分析，该方法能够直接获取关于理论出现频次、理论运用场景、理论的广度等信息。针对理论应用的成效评估，由于难以从文献中直接获取定量化的数据，研究者采取了一种深入的文本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涉及对文本资料进行细致的解读和反复的阐释，以便于从文本中归纳和提炼出关键信息。同时，笔者与专业老师对案例文本进行的人工编码结果进行了比较，并就差异之处进行了深入讨论。
4. 研究发现
4.1. 理论在案例中的运用情况
Table 1. The number of theories applied in each case
表1. 各案例所运用的理论数量
案例 |
理论数量 |
D1 |
3 (理性情绪疗法、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朋辈支持理论) |
D2 |
1 (积极心理治疗) |
D3 |
3 (ABC理性情绪疗法、社会支持理论、危机介入) |
D4 |
2 (三师联动模式、社会支持理论) |
D5 |
1 (家庭抗逆力) |
D6 |
2 (危机介入、社会支持理论) |
D7 |
2 (复元理论、朋辈支持理论) |
D8 |
1 (个案服务模式) |
D9 |
3 (理性情绪疗法、ABC理性情绪疗法、增能理论) |
D10 |
4 (个案管理模式、认知行为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增能理论) |
D11 |
4 (认知行为理论、妇女赋能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危机介入) |
D12 |
3 (认知行为理论、家庭系统理论、优势视角理论) |
D13 |
0 |
D14 |
4 (个案管理模式、理性情绪疗法、正常化理论、ABC理性情绪疗法) |
D15 |
2 (个案管理模式、理性情绪疗法) |
D16 |
1 (复元理论) |
D17 |
1 (“EPS社工介入”模式) |
D18 |
1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 |
D19 |
1 (生态系统理论、“CARES关怀”模式) |
D20 |
2 (个案管理模式、社会支持理论) |
D21 |
2 (社会支持理论和增能理论) |
D22 |
1 (危机介入) |
D23 |
1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 |
D24 |
1 (理性情绪疗法) |
注：D1~D24代指24个案例。
根据表1，24个案例中有23个案例运用了理论。其中，13个案例运用到多个案例。例如，案例1“多理论介入精神服务对象家庭服务”运用了理性情绪疗法、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和朋辈支持理论；案例3“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的相互照亮——多方联动机制下的危机介入个案”运用了ABC理性情绪疗法、社会支持理论和危机介入；案例21“如花一样的灿烂人生——手工兴趣小组”运用了社会支持理论和增能理论等(详见表1)。
根据理论与实务联结程度，笔者将上述理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比较通用的理论，例如生态系统理论、社会支持理论、认知行为理论等；第二类是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有比较直接的联结，例如复元理论；第三类是直接指导实务的服务模式，例如CARES关怀模式、三师联动模式等。
根据表2，以理论在案例中运用的频次来看，社会支持理论最多，运用在7个案例中；理性情绪疗法和危机介入次之，分别运用在5个和4个案例中；正常化理论、家庭抗逆力、生态系统理论、个案服务模式、互动性小组模式等出现的频次最少，只出现在单个案例中。不同理论的运用频次不同，以及部分案例运用多个理论，反映了理论的多样性和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中对不同理论的需求和偏好，以及不同理论在特定情境下的适用性。
Table 2.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frequency
表2. 理论运用频次
|
出现案例 |
运用频次 |
复原理论 |
2 (D7、D14) |
11 |
理性情绪疗法 |
5 (D1、D9、D14、D15、D24) |
18 |
认知行为理论 |
3 (D10、D11、D12) |
14 |
正常化理论 |
1 (D14) |
1 |
ABC理性情绪疗法 |
3 (D3、D9、D14) |
4 |
妇女赋能理论 |
1 (D11) |
5 |
积极心理治疗 |
1 (D2) |
7 |
家庭抗逆力 |
1 (D5) |
1 |
家庭系统理论 |
1 (D12) |
4 |
结构式家庭理论 |
1 (D1) |
6 |
朋辈支持理论 |
2 (D1、D7) |
11 |
社会支持理论 |
7 (D3、D4、D6、D10、D11、D20、D21) |
29 |
生态系统理论 |
1 (D19) |
1 |
危机介入 |
4 (D3、D6、D11、D22) |
18 |
优势视角 |
1 (D12) |
2 |
增能理论 |
3 (D9、D10、D21) |
12 |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 |
2 (D18、D23) |
11 |
CARES关怀模式 |
1 (D19) |
4 |
EPS社工介入模式 |
1 (D17) |
5 |
个案服务模式 |
1 (D8) |
1 |
个案管理模式 |
4 (D10、D14、D15、D20) |
6 |
互动小组模式 |
1 (D7) |
1 |
三师联动模式 |
1 (D4) |
2 |
社会支持理论被广泛运用，可能是因为它适用于多种精神健康问题和情境，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干预策略。服务对象往往因自身精神障碍而遭受家庭、社会的歧视，或因长期的药物副作用和久居家中的状态，使其社交圈子窄化、缺乏社会交往。而社会支持理论以及朋辈支持理论能够帮助服务对象重构社会支持。理性情绪疗法和危机介入理论的频次较高，可能表明这些理论在处理特定的精神健康问题时特别有效，比如情绪调节和紧急情况的处理。服务对象患有精神障碍，容易出现非理性情绪以及产生危机。理性情绪疗法可以帮助服务对象改变非理性信念，危机介入可以及时地干预服务对象。
4.2. 理论在案例中的运用场景
综合24个案例来看，案例作者通常以“标题”“背景”“理论基础”“问题分析”等结构进行撰写，根据这些结构进行编码，可以看到理论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案例文本中呈现出特定的分布模式(见表3)。
Table 3.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表3. 理论运用场景
|
标题 |
背景 |
理论
基础 |
问题
分析 |
需求
分析 |
服务
计划 |
目标 |
实施
过程 |
评估 |
总结 |
反思 |
督导 |
社会支持理论 |
|
|
4 |
2 |
3 |
4 |
3 |
7 |
5 |
|
1 |
|
理性情绪疗法 |
1 |
|
4 |
1 |
|
3 |
2 |
6 |
|
|
1 |
|
危机介入 |
3 |
|
2 |
3 |
|
2 |
2 |
4 |
2 |
|
|
|
认知行为理论 |
|
|
3 |
1 |
1 |
|
3 |
3 |
3 |
|
|
|
增能理论 |
1 |
|
3 |
1 |
|
1 |
1 |
3 |
2 |
|
|
|
复元理论 |
1 |
|
1 |
1 |
1 |
1 |
2 |
2 |
1 |
|
1 |
|
朋辈支持理论 |
2 |
|
2 |
|
1 |
1 |
2 |
2 |
1 |
|
|
|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 |
1 |
|
1 |
1 |
|
1 |
2 |
2 |
1 |
|
2 |
1 |
积极心理治疗 |
|
|
1 |
1 |
|
|
1 |
1 |
1 |
2 |
|
|
结构式家庭理论 |
1 |
|
1 |
|
|
1 |
1 |
1 |
1 |
|
|
|
个案管理模式 |
3 |
|
|
|
|
|
|
|
1 |
|
|
|
妇女增能理论 |
|
|
1 |
1 |
|
|
1 |
1 |
1 |
|
|
|
EPS社工介入模式 |
1 |
|
|
|
|
1 |
|
1 |
|
|
1 |
|
ABC理性情绪疗法 |
|
|
2 |
|
|
2 |
|
|
|
|
|
|
家庭系统理论 |
|
|
1 |
|
|
|
1 |
1 |
1 |
|
|
|
CARES关怀模式 |
1 |
|
1 |
|
|
|
|
1 |
|
1 |
1 |
|
优势视角 |
|
|
1 |
|
|
|
|
|
1 |
|
|
|
三师联动模式 |
|
|
|
|
|
|
|
1 |
|
|
|
|
正常化理论 |
|
|
1 |
|
|
|
|
|
|
|
|
|
家庭抗逆力 |
|
|
1 |
|
|
|
|
|
|
|
|
|
生态系统理论 |
|
|
1 |
|
|
|
|
|
|
|
|
|
个案服务模式 |
|
|
|
|
|
|
|
|
1 |
|
|
|
互动小组模式 |
|
|
|
|
|
1 |
|
|
|
|
|
|
总计 |
15 |
0 |
31 |
12 |
6 |
18 |
21 |
36 |
22 |
3 |
7 |
1 |
整体来看，在“标题”和“理论基础”部分，理论的运用较为集中，这表明社会工作者在定义服务的方向和构建理论框架时，倾向于明确指出理论的指导作用。然而，在“背景”、“总结”和“反思”部分，理论的运用显得较为薄弱，这可能说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者在实务操作中对理论整合的程度较低。
在“问题分析”和“需求分析”环节，理论的运用频次相对较高，这反映了案例写作者在评估服务对象的具体需求时，依靠理论来识别问题和确定干预的焦点。例如，案例9的问题分析，以增能理论识别服务对象“缺乏独立能力”“自信心不足”的问题。
在“服务计划”和“实施过程”环节，理论的运用同样显得重要。一个精心设计的理论基础可以指导社会工作者制定具体的干预策略，并在实施过程中提供持续的指导。例如，在案例14中，理性情绪疗法在干预策略和服务计划中被用来设定改变非理性信念的目标，而在实施过程中则通过具体引导来实现目标。
在“评估”和“反思”环节理论的运用不如其他环节频繁，但这两部分对于确保服务质量和持续改进至关重要。理论可以提供一个框架，帮助社会工作者评估干预的效果，并在服务结束后进行深入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关注服务的结果，也关注理论应用的过程和可能的局限性。
4.3. 理论与实务的联结
经过分析，笔者发现理论与实务的联结，主要体现在：“说明必要性”、“说明服务对象情况”、“说明运用场景”、“说明主要观点”和“指导实务”。从表4可以看出，案例作者倾向于强调理论的主要观点，而较少深入探讨理论选择的必要性，以及理论在具体实务场景中的应用。这种倾向可能会限制理论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中的深度整合和应用效果，具体情况如下。
Table 4.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表4. 理论与实务的联结
|
说明必要性 |
说明服务对象状况 |
说明运用场景 |
说明主要观点 |
指导实务 |
理论 |
6 |
11 |
4 |
27 |
11 |
其一，说明理论指向服务的必要性。案例3中，案例作者在介绍完危机介入理论后，写道：“本案中，案主患有精神疾病需要照顾，案主前夫的拒绝与其有联系使得案主发生了情境危机，案主还缺少了照顾者和监护人，处于失措、无助、绝望的状态中，且很容易幻想，发生自我伤害的事件，需要及时介入处理危机。”案例作者用危机介入理论作为框架，描述了服务对象的情况，并论证了危机介入的必要性。
其二，“说明服务对象状况”和“说明运用场景”。案例14中提到“在该案例中，案主的行为和情绪受到案主部分不合理信念和认知的影响，因此需要改善案主的情绪和行为，需要首先改变其不合理的认识和信念。”上述引文的前半部分运用理性情绪疗法的框架，说明服务对象的状况；后半部分则说明运用场景是改变不合理的认识和信念，也就是干预的主要策略。
其三，“指导实务”。以案例3为例，“在本案中，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支持理论的指导下，为案主提供社会支持，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资源。正式支持来自政府、派出所、医院、社会工作者等，非正式的支持主要指案主家庭、亲戚的支持。”案例作者运用社会支持理论，确定服务涉及到的两类社会资源及其具体要素。
5. 讨论
5.1. 处理好通用理论与特定理论、本土理论的关系
根据表1不难看出，案例作者倾向于使用社会支持理论、理性情绪疗法、危机介入模式、个案管理模式等通用理论，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较低的应用门槛。然而，这种偏好也可能导致对特定情境下更为有效的理论的忽视。
情境适用性要求社会工作者在选择理论时，不仅要考虑理论的普遍性，还要考虑其在特定情境下的适用性。例如，复元模式作为一种针对性较强的理论，虽然使用较少，但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更为有效。而“三师联动”模式则反映了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可能更贴近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背景或服务场景。
5.2. 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中整合运用多种理论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逐步取代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并被广泛接受，传统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在治疗精神障碍时，仅关注患者个体而忽略其社会环境的方法，其局限性逐渐显现。这种单一的视角未能全面考虑影响精神健康的多方面因素，导致治疗方法可能不够全面和有效。心理学、社会工作一些相关实务理论也逐渐在精神健康领域得以应用。
以案例1“多理论介入精神服务对象家庭服务”为例，案例写作者在理论基础部分表明三个理论，分别说明理论主要观点；在目标部分与理论一一对应：
“目标1：帮助服务对象认识非理性情绪……；2：通过运用朋辈支持理论促使服务对象在朋辈支持员的陪伴……；3：帮助服务对象及妻子掌握家庭照顾的知识和技巧，提升家庭照顾能力……”。
在服务计划部分，第一步、第三步体现理性情绪疗法，第二步体现朋辈支持理论，第四步体现结构式家庭治疗；在服务实施过程中，大篇幅涉及理性情绪疗法，较少描绘结构式家庭治疗的具体运用以及以“朋辈支持员”一笔带过朋辈支持理论，再评估部分涉及理性情绪疗法和结构式家庭治疗。
正如Sheldon和Macdonald所强调的，社会工作者应掌握多种理论和方法，以灵活应对不同服务对象的需求和问题(Sheldon & Macdonald, 2008)。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理论，社会工作者能够制定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干预措施，提高服务对象的心理健康水平。
5.3. 评估理论运用的效果
正如前文所述，理论较多出现在案例的标题、理论基础、服务计划及策略、分析预估(包括问题分析和需求分析)以及评估，较少出现在背景、总结和反思部分。进一步分析发现，理论在服务实施过程环节，往往只是在“介入阶段”中以一种小标题的形式出现，且对理论的运用不能贯彻整个服务过程；在评估部分出现的理论，大部分也只是照搬目标设定，对服务的评估简单认同为目标是否达成，而非按照理论框架去仔细评估整个服务；在反思部分，只有极少数案例提及理论在服务中的运用，多为反思社工自身心境，而很少体现服务对象本身。社会工作者应依据理论框架对服务进行细致的评估，而不仅仅是对照目标是否达成。这意味着要评估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和原则是否得到了有效实施，以及这些实施是否对服务对象产生了预期的影响。
因此，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践者和教育者应该：加强对理论多样性的认识和训练，提高选择和应用理论的能力；促进跨学科合作，共同发展和实施多理论整合的干预方案。
6.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用场景和局限
笔者在研究中广泛运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Kimi。现就以本研究为例，简要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分析中的应用场景和局限。
6.1. 应用场景
6.1.1. 文本搜集和分析
Kimi能够帮助笔者在众多文献库中快速查找到需要的文献并快速整理其核心。能够处理长达20万字的文本，无论是单次输入还是多轮对话的累积，能够快速消化24个案例文本，为笔者提供了一个高效的文本分析工具。
6.1.2. 自动化分类与总结
Kimi的应用使得跨案例的比较和总结变得更加自动化和系统化，极大地提高了研究效率和准确性。如案例7和案例16均运用了复元理论，笔者要求Kimi对二者进行对比，Kimi快速得出“……综上所述，两个案例虽然都基于复元理论，但在服务介入的侧重点、实施阶段、对象角色定位、服务目标的具体性以及服务方法的应用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了复元理论在不同服务场景下的应用多样性和灵活性。”
6.1.3. 模式识别
笔者询问Kimi“怎么判断案例中理论应用的广度与深度？”时，Kimi通过识别文本中的模式和趋势，提供了“理论覆盖的范围、理论的多维度应用、理论的深度解析、理论的个性化、理论的调整综合应用、理论的创新性使用、理论的实证基础、理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理论的长期影响、理论的跨文化和普遍性、专业实践者的反馈、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和参与度理论的可持续性”13个角度，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洞见。
6.2. 局限
6.2.1. 语义理解的限制
尽管Kimi在文本分析方面具有优势，但其对语义的深层次理解仍然有限。一方面，不同的提示词可能出现不同的分析结果。例如，询问Kimi“帮我根据表格写一段每个理论出现频次以及应用场景(即表格中的案例结构)，并写出运用最多的理论和出现最多的应用场景。”和“帮我根据表格写一段每个理论出现频次以及应用场景(即表格中的案例结构)，并写出运用最多的理论和出现最多的应用场景。(表格内的数字表示出现几次)”所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后者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这要求研究者在使用时需要具备一定的指导和调整能力，以及对输出结果进行人工校正。另一方面，Kimi的回答有时候也不够完整。例如，询问kimi24个案例中所运用到的理论时，Kimi遗漏了认知行为理论、优势视角正常化理论、家庭抗逆力等。
6.2.2. 文本质量的依赖性
Kimi的分析结果高度依赖于输入文本的质量和相关性。如果输入的数据存在偏差或不全面，可能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此外，用户个人询问时带有的情感色彩也会影响结果质量。例如，询问Kimi“分析一下该案例理论运用的效果”和“分析一下该案例理论运用的不足之处”时，后者带有更强烈的负面情感色彩，而Kimi对前者的回答只涉及理论运用效果好的一面，后者则强调理论运用的不足之处。
7. 总结
基于前文的研究发现与讨论，笔者认为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者对理论的应用还处于比较初步的阶段。例如，较少运用复元等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领域的特定理论，很少在案例的反思部分讨论理论的运用效果、适用性等比较深入的问题。因此，精神健康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应该努力根据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况，选择和灵活运用多样化的理论框架，并在服务的全过程中保持理论指导的一致性。基于在本研究中使用Kimi的经验，笔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分析方面有比较广泛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文本搜集与分析、自动化分类与总结以及模式识别。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案例文本来源于行业协会网站，其代表性并没有经过严格的验证。另外，本研究也缺乏对单个案例的深度分析。
致 谢
在本研究工作即将完成之际，特别感谢孙凌寒老师对本研究及论文写作给予的宝贵支持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