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1世纪，我国处于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交织发展的巨变时代，网络逐渐融入当前社会体系并产生巨大影响。社会变革带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叠加加速冲击着意识形态。多种风险交织下，传统意识形态构建范式已然难以符合当下时代要求，承担着主流价值认同的网络共识理念随之“出场”[1]。作为社会价值认同的互联网表达，网络共识的形成受到网络主体多元化、舆论场域情绪化、舆论信息碎片化、互联网群体脱域等诸多因素影响，主流媒体在互联网场域中矫正社会问题、培养主流价值认同、凝聚主流的任务愈发艰巨。新闻生产是新闻组织机构与社会互动的产物，作为新闻生产的主力军，媒体应明晰立场和任务，审视自身性质与现实环境，着眼于当前网络导致的碎片化、情绪化、圈层化的特征，通过调整新闻生产活动传播社会核心价值，引导主流舆论，培养社会公众一致的价值认同、利益认同及制度认同，实现网络舆论场中的网络共识建构的使命与任务。
2. 理论基础
2.1. 新闻生产社会学
学界关于新闻生产概念的讨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认为，新闻生产指新闻从业者对具体信息的采集、筛选、加工和发布等具体实践活动；而广义概念关注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组织规范与工作协调，乃至新闻业的新闻生产模式或新闻生态[2]。新闻生产不是新闻机构独立的行为，而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同样，从传播学研究脉络来看，新闻生产社会学是媒介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传播学者赖利夫妇较早地提出了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模式，强调把传播系统置于社会系统框架之中，宏观分析考虑[3]。美国媒介社会学学者迈克尔舒德森提出媒介社会学中三种研究新闻的视角：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新闻生产社会学。每一种研究视角的价值因各自就“新闻”的不同方面进行解释而不同[4]。
政治经济学取向相对宏观，将媒体机构生产的中观过程同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相联。舒德森认为，在新闻建构过程中，最重要的过滤装置就是我们所呼吸的“社会空气”[5]，此处主要指的是社会制度，发挥着最重要的影响作用；新闻生产社会学取向较为中观，聚焦新闻生产场域，主要试图理解新闻从业者的工作努力如何受到行业和职业要求的牵制以及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4]。文化取向：文化取向较为微观，关注的是事实与符号的关系，以及文化传统和表征系统，即文化符号的选用影响报道方向[4]；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新闻机构以及专业从业者的角度深度阐释了新闻实践受到的不同场域影响与制约，也表明新闻生产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其生产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社会性。这些影响因素也形塑着大大小小的新闻实践活动，而新闻实践也要符合社会要求。
2.2. 社会共识
社会共识是跨学科概念，对其概念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学者广泛地认为“共识”是指共同的认识和看法，这是对“共识”最普遍意义上的理解[6]。综合相关研究，本文认为所谓社会共识，即不同人群针对事件形成的相同或一致的观点、看法和情感。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加速虚拟和现实世界的相互渗透，以及各种形式的网络媒体平台涌现为人们提供信息共享、情感交流、意见表达的广阔平台，如今的社会共识更加偏向向网络共识进化，形成阶段、引导难度相比以往更加繁杂和困难。根据格伯纳等人提出的培养理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认识世界的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人们观念的形成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和制约[7]。由此可见，大众传媒承担了凝聚社会共识这一重要角色。
站在媒介社会学的视角，新闻生产社会学的中心议题始终围绕着新闻生产环节与各种内外部控制的互动关系，这种层面的考察不仅有助于认识新闻实践的特点，更是对媒体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坚守的价值取向以及适度的社会互动提出了新要求。但结合当下的媒体新闻实践来看，媒体信任危机蔓延、需求满足能力不足、话语姿态高等种种问题导致舆论引导失效的现象已屡见不鲜。因此，思考媒体如何通过媒体实践引导社会共识的形成，维护社会秩序，在当前复杂多变的舆论格局之下显得尤为重要。
3. 专业媒体凝聚社会共识困境分析
3.1. 客体偏向：情绪为先催生“偏见共同体”
谈及社会共识，后真相时代是必须纳入考虑的时代背景。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模糊了空间界限，帮助人们实现了“脱域”，将社会重新部落化，包含趣缘在内的身份认同取代地缘、血缘成为社群凝结前提，致使“情感共同体”成为人们交往准则。情绪和观点将人们分成不同圈层，人们在所属圈层内部交流。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交往具有引导理性对话、群众思考的功能，但在算法当道、资本入侵的当下，网络空间中社群的交往往往在情绪的碰撞中走向极端，无序发展更成为常态。同时，用户个性的崛起以及圈层交往的变革使网络用户实现了对官方、权威、专家等主体的“祛魅”，当观点碎片化、极端化时，专业媒体用于引导共识的产品作用杯水车薪。
后真相时代，舆论的本体从事实向情绪转变。相较于通过事实判断真相，人们更相信自身情绪的判断，在舆论场中肆意发泄情绪，导致其中众声喧哗，情绪泛滥，这给专业媒体引导舆论、凝聚共识带来很多阻碍。例如，在巴黎奥运会期间，陈梦和孙颖莎的女乒对决本来是一场备受瞩目的强强对决，但部分粉丝出于对偶像孙颖莎的热爱，在情绪裹挟下涌入陈梦甚至是教练的社交平台上，留言指责，使得讨论的方向偏离正常轨道，舆论场中纷争不断，观点不一，威胁着社会秩序。
3.2. 主体困境：产品单薄与生硬导致“共识缺失”
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凝聚共识是媒体的责任和使命。互联网中各方力量积聚，任何话题都有可能通过互联网传播成为热点。传播主体泛化导致网络空间成为万花筒，在利益驱使下，舆论空间鱼龙混杂、真假同构，缺乏权威信息和社会共识很容易使利益炒作的信息甚嚣尘上，挑起社会对立情绪，进而影响社会秩序。但由于公众存在知识基础与参与动机等个体差异，在新闻生产中也存在个体与群体的差异。因此，“社会化”的新闻实践仍存在专业壁垒，这要求主流媒体承担凝聚共识责任，迅速捕捉热点进行舆论引导，及时提供公众所需的“共识”。
具体到实践中，互联网中事件从萌芽到爆发再到后期热度回落，这一过程不仅时间短而且参与主体众多，对媒体引导内容提出多层面的高标准和高要求。但相较来说，媒体用于引导的新闻产品内容相对单一，往往是对事件的信息披露，多以点线为主，社会情绪安抚和疏导的社会功能并未发挥，难以在本就割裂的传播圈层中起到黏合作用。除此之外，共识塑造效果以公众是否接受其成为价值认同为参考标准，数字革命带来的“以人为媒”要求专业媒体在传播思想及方式上有所转变，但部分媒体仍坚持“以我为主”姿态，传播语态呆板生硬，或在语态变革中过于俗化、萌化导致传播翻车，加之在长久媒介乱象下积累的信任危机，无一不在强化公众对新闻媒体的负面认知，削弱着媒体提供共识的可信性。
3.3. 圈层壁垒：信息孤岛阻碍价值共鸣产生
后真相时代下，除舆论本身碎片化、情绪化之外，舆论圈层化传播特征使用户倾向从圈层内部获得信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信息孤岛”，孤岛中的群体往往将关系作为确定立场的标准，对于信息“外来者”处于防御和戒备状态。相较来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内容传播途径较为单一，很难穿透圈层的“铜墙铁壁”实现大范围的共通传播，“渠道失灵”问题制约着舆论引导效果的实现。
文化抵抗也是阻碍共识凝聚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用户圈层往往会形成相应的文化圈层，产生该圈层特有的文化特征。以二次元、网络文化为代表的小众文化圈层凭借兴趣连接内部更加紧密团结，呈现出逆反性、边缘性、多样性的鲜明特征。这种亚文化圈层的价值体系天然对主流媒体传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具有反叛性，小众群体对于主流价值的抵抗也是塑造社会共识的难点。文化冲突现象有很多，例如，在“孔乙己”文学盛行下，“央视网”发表《年轻人为何与孔乙己共情？央视网：正视孔乙己文学背后的焦虑》一文，指出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意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虽然媒体意图以接地气的话题与青年沟通，但文章实质与表达并未恰当融合，很多年轻人指责文章“教条味”十足，导致媒体与公众之间产生文化割裂和价值疏离。
4. 专业媒体构建共识的行动路线
4.1. 价值共塑：设置情感议题，实现价值认同
麦库姆斯和肖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议程设置理论最核心的出发点就是主动设置议题，从而达到影响民众思想的目的[8]。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视角同样提到，注重新闻作为叙述形式所包含的价值观念，考虑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后真相时代舆论“情绪至上”的特征虽为媒体舆论引导增添了困难，但同时也提供了当前舆论引导的突破点。上文提到，注重情绪和关系、形成价值认同是眼下传播环境中公众接受观点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媒体议程设置的关键点。对准公民情绪关键所在，共识引导才能事半功倍。
主流媒体可以设置社会大众对公共事件的关注议程，媒介传播同样可以影响社会大众的信息情感，通过深入挖掘事件中的情感和社会价值，为受众设置情感议程，媒体才能更好地与公众产生共鸣，激发受众的价值认同，引导受众以特定的情感参与到公共事件的新闻传播环节，将社会共识投射至用户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例如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媒体除了设置赛事直播、运动员竞技以及部分争议事件等议题之外，也重点报道了倪夏莲无私陪练孙颖莎等暖心事件，通过赋予意义的文字、图片等文化符号进行议题展示，找准公民情感契合点，实现破圈传播，将舆论方向朝着中国运动员互帮互助的情感方向引导，收获良好效果。
4.2. 模式搭建：智媒技术应用助力媒体与公众对话
新闻生产社会学认为，新闻生产场域是多方力量博弈的场域，市场规则、媒体定位、从业人员素养、技术发展、新闻惯习等内外部的制约和影响都会在此呈现。结合当下技术革命与媒介融合的深度发展趋势，新闻界从媒体融合时代迈向了智能媒体时代，技术逐渐超越其他因素成为影响新闻生产的关键，进而成为凝聚共识必不可缺的助力。
社会共识的形成不等于限制个人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凭借多方主体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达成一致性，技术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出现，革新了传统社会的信任思想，也为社会团结和整合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专业媒体应将技术要求贯穿媒体活动前后，尤其在新闻生产环节彰显技术优势。通过大数据分析、算法等技术捕捉舆情热点，把握热点发展方向，让新闻实践先于社会讨论，在舆论形成之前提供人们可参考的共识。同时，媒体从业人员技术能力关乎产品质量。针对共识引导产品内容单薄问题，媒体从业者应强化技术应用能力，通过人机协同突破人工认知的局限，更为全面获取用户的信息需求，在媒体与公众之间搭建双向沟通渠道，形成多方交流模式，让意见和分歧在动态沟通中走向缓和，在构建彼此的信任中寻找到同理心，进而发挥凝聚社会共识作用。
4.3. 隔膜消除：打破渠道与文化障碍实现共识落地
新闻生产社会学认为，新闻机构的生产活动受其他新闻机构或其他主体的影响，新闻机构往往在其中寻找平衡[4]。游牧状、高能动性的用户信息接触特点要求媒体构建媒体矩阵，甚至自建平台构建流量池，以此打破渠道失灵的隔膜，提高用户对主流价值内容的接触率。当前，抖音、b站、微博等社交媒体成为最接近用户的渠道，主流媒体向社交媒体靠近成为塑造主流价值氛围的重要环节。例如，央视新闻不仅开设B站等社交媒体账号，还打造了央视频平台，强化其社交属性，提高与用户之间的黏性，通过主流价值的矩阵式呈现塑造整体的社会氛围。同时，主流媒体还可借助自媒体这一新闻生产主体，通过选取意见领袖等方式扩大主流内容宣传范围，实现主流价值凝聚。
渠道落地并不必然带来用户接受度的提升，信息到达后能否转化为多元主体共识，关键在内容是否有说服力与感召力。主流媒体想要拓展新媒体时代的内容传播空间，则需要改变固有的话语表达并找到“年轻化”的沟通方式。通过对亚文化的收编，在主流价值与小众文化中寻找共性，通过亲民化、趣味化的传播姿态，借助亚文化的符号特征，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协商与融合中推动主流价值向具有抵抗性的个性群体输出，推动不同文化圈层主体向主流文化靠拢，进而实现社会共识的凝聚。例如，人民日报曾推出的H5报道《复兴大道70号》，不仅在设计上充分考虑到用户交互性，还在画面呈现上融合动漫“二次元”元素，无论处于哪一年龄段，都能在其中体会到“熟悉感”，寻找到价值认同，成功以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爱国情感，在社会中成功营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广泛共识。
5. 结语
新闻生产社会学从影响新闻生产的不同场域出发，强调内外多种因素对新闻生产制约和塑造，表明新闻生产正是处在这一复杂、变动的空间之内。而专业新闻媒体也因顺应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变迁，着眼于后真相时代特征、自身能力局限等问题，通过设置情绪议题、实现传播姿态转变以及依托技术实现产品升级等方面，更新共识凝聚范式，实现社会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