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地》是赛珍珠最负盛名的中国题材创作，她以东西双重文化背景视角，对中国社会、中国问题和中国国民性格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由于《大地》天然的亲切感、熟悉感和诺奖光环，不同时期，被中国译者多次译介，呈现出了风格迥异的译文风貌。学界从形象学、文化、比较文学、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个角度对《大地》的研究都是基于对其译本的解读，不同的译本会衍生出不同的评论和争议，因此，《大地》的译介研究逐步成为热点。但是，现有的研究多聚焦于译本梳理、个别译者、语言层面以及《大地》译介的宏观研究，缺乏原文本与译本、历时译本的比较研究。本文以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时代环境，通过对原作与译作的比对、各译作的历时比较，以实例的方式，窥探译文风貌与时代背景的密切关系。
2. 文献综述
20世纪30年代，《大地》译本众多，胡仲持的节译本、伍蠡甫的单行译本、张万里、张铁笙的合译本、马仲殊编译本、由稚吾的单译本相继出版。新中国成立至七十年代末期，中美政治敌对，《大地》既无旧译本再版，更无新译本面世。80年代以来，《大地》译介焕发生机，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王逢振、马传禧合译的《大地》译本并于1998年和2003年再版。2013年，林德娜编译的三部曲第一部《大地》作为“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可见，《大地》的中译经历两次高潮和一次停滞，即30年代的繁荣期(六种译本面世)，50到80年代的空白期，80年代末期以来的回归期(三种译本面世)。
《大地》用英文撰写、预设读者是西方人，中国学者只能通过对《大地》不同译本的解读才能衍生出评论和争议，因此，《大地》的译介研究逐步升温。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大地》的译介研究主要分为四类：史料收集研究、个别译者研究、纯语言层面研究、意识形态对《大地》译介的影响研究。第一类如谢天振、查明建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卷)以及王建开、李宪瑜的《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和《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涉及到赛珍珠《大地》在民国时期的翻译，统计了这一时期赛珍珠《大地》的译者、译本数量、出版时间，后多次为中国学者引用。第二类研究如邹振环教授的《赛珍珠作品最早的译评者伍蠡甫》提到伍蠡甫认为《大地》可以视为是一部“问题剧”，提示了“中国路向上的问题”[1]，梁志芳的《赛珍珠与斯诺的中国知音——翻译家胡仲持研究》中写道“胡仲持统一赛珍珠关于中国农民是中国人的代表这一主张，但是也指出《大地》中有不少地方因为偏于想象的缘故，似乎有些离奇，而不近人情”[2]。第三类研究如潘玥的《关联理论观照下(大地)译文的效度与信度浅析》分析了《大地》在中文译本中如何展现“明示–推理模式”[3]。第四类研究运用翻译文化学派理论，探讨文本外因素“意识形态”对《大地》译文形成的影响，如黄群丹的《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The Good Earth的汉译为例》中提到了“受到了自认意识形态和背景的影响，导致在语言选择、人物刻画、主题和价值观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翻译偏向”[4]，左芳的《意识形态与翻译禁忌——以赛珍珠作品(大地)译介为例》探讨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地》译介中产生的翻译禁忌[5]。
本文结合时代背景，以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实证，对原作与译作进行比照、分别对王逢振译本与胡仲持译本、王逢振译本与张铁笙译本进行历时比较，揭示时代背景变迁对译者翻译策略以及译文风貌的影响。
3. 理论基础
安德烈•勒菲弗尔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提出的翻译操纵论影响巨大。他认为：“文学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子系统，文学系统和其它子系统互相影响，都会受到社会这个大环境的制约与作用。”[6]他认为翻译即是改写，任何翻译活动都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都相应地受到历史、文化、社会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好地被目标语文化所接受，译者不得不采取各种操纵手段，对译文进行有目的的改写。
不同时期，《大地》的不同翻译文本是一定历史空间内的文化产物，译者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翻译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大背景来解读原作，因而译作在某种程度上便带有改写的意味。《大地》的译者们采用节译、改译、省译和全译等手段，使得译文风貌迥异。语言学翻译理论局限于文本内语言的相互转换过程，无从回答不同时期《大地》各种译本的差异性。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认为翻译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转化，也不是一个机械的解码和编码过程，它将翻译置于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唯有结合翻译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才能更加清晰地揭示《大地》译本的差异性。
4. “辫子”的“去”与“留”——《大地》胡译本与王译本比较
4.1. 《大地》——“辫子”的争议
“pigtail”和“braid”本意“辫子”，无褒贬含义。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形象往往被定格在这根“辫子”上，成为一枚“辱华”证章。《大地》译者胡仲持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从国际环境来说，“辫子”是“野蛮落后”的象征；从国内环境来说“辫子”是“民族耻辱”的象征。王逢振身处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力加强，这些种族与文化之间不理解乃至相互敌视的姿态逐渐得到淡化，“辫子”已成为一个历史话题。作品《大地》多次描写主人公王龙的“辫子”，对于译者而言，一根无辜的“辫子”的翻译，注定要承载不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当然是一种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是什么，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从而操控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6]译者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的不同使译者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从而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通过省译、节译和编译，不同程度的对原文本进行改写，造成原文本信息的失落和变形。本章节对《大地》源文本与胡仲持、张铁笙译本与王逢振译本的比对以及三种译本之间的比较，揭示时代背景与译文风貌的紧密关系。
4.2. 译随境变——《大地》译本中“辫子”的“去”与“留”
本章节，通过实证，笔者对原作与胡仲持、王逢振译本的跨语言对照以及胡仲持与王逢振中译本对比，通过源文本与译本对“辫子”描写的对照，揭示时代背景的巨大制约作用。
例1：He commented upon Wang Lung as he shaved his upper forehead, “This would not be a bad-looking farmer if he would cut off his hair. The new fashion is to take off the braid.” [7]
胡译：省译
王译：他边给王龙刮前额边说“现在时兴剪辫子”。[8]
例2：“Now there is a country lout for you, pigtail and all!” he called out to the bystanders. [7]
胡译：“你们看，好一个乡下土老儿!”他向旁边闲立着的人们嚷。[9]
王译：真是个乡下人，还留着辫子！[8]
例3：Now how ignorant you are, you who still wear your hair in a long tail! No one can make it rain when it will not. [7]
胡译：你这个人真是不懂事！天不下雨，谁也不能使天下雨的，但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9]
王译：唉，你多么愚昧呀！现在还留着长辫子！天不下雨，谁也不能叫天下雨。[8]
通过原本与译本和各译本对照可见，胡译本对对辫子“回避不译”，张译本和王译本则“毫不隐晦地译出”。译者为什么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呢？
胡仲持在《大地》译序中写道：“也许因为力求迎合美国的大众趣味的缘故罢，作者对于中国旧礼教却未免刻画的太过分了……。”[9]赛珍珠的美国人身份，使得译者胡仲持对于她写作“辫子”的动机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西方人总是偏爱用“辫子”这一“辱华词汇”表征中国形象，是其潜意识里自大狂妄心态的投射。触及了知识分子的敏感民族自尊心，无法容忍的，因而对一些“负面”的东西避开不译。
王逢振《大地》译本于五十多年后面世，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国力逐渐强盛。由“辫子”引发的中西文化之间的不理解的相互敌视的姿态逐渐淡化，《大地》中描写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历史。在这种背景下，王逢振以一种更平和更客观的心态，重温了中西方文化碰撞这一旧话题，毫无隐讳的翻译了这条“辫子”。
通过原作与译作、译作与译作之间的对照可见：第一、作者和译者主体的差异性会导致翻译中原作信息的失落和变形，译作始终是基于原作者阐释之上的阐释。第二，王译本和胡译本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除了译者的主体性因素外，更多地归结为时代背景这一制约因素的变化。
5. 乡村的“失落”与“回归”——《大地》张译本与王译本比较
5.1. 《大地》——乡土中国的展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描写乡村农民的作品多以启蒙为主题，渴望唤醒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觉醒和反抗，属于社会性文本，可分为三类：第一，以鲁迅为代表，从思想层面出发，发掘了乡村生活的愚昧和保守，创作主旨在于思想启蒙；第二，以茅盾为代表，从革命层面出发，表现了乡村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创作主旨在于推进革命；第三，以沈从文为代表，从人性层面出发，挖掘乡村农民原始质朴的人性美，创作主旨在于旨在对抗变异的、腐朽的城市文明。与这三类作品相比较，赛珍珠作品《大地》，从写实的层面出发，勾画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中国的美丽画卷，旨在向西方世界展示传统乡土中国原生态，属于文学文本。两者相比较，赛珍珠迎合了西方人对中国这个“古老而又遥远的黄色国度”的主观构想和集体想象，向西方世界展示传统乡土中国原生态的创作主旨更加明显；而中国作家眼光更加犀利，揭发国民性、引发自省的创作主旨更加明显。赛珍珠把目光投向中国悠久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时,中国作家却顽强地从当下的现实
5.2. 译随境变——《大地》译本中乡村的“失落”与“回归”
本章节，通过实证，笔者对原作与张铁笙、王逢振译本进行跨语言对照以及张铁笙与王逢振中译本对比，通过源文本与译本对“中国乡村”描写的对照，揭示时代背景的巨大制约作用。
例1：The sun beat down upon them, for it was early summer, and her face was soon dripping with her sweat. Wang Lung had his coat off and his back bare, but she worked with her thin garment covering her shoulders and it grew wet and clung to her like skin. Moving together in a perfect rhythm, without a word, hour after hour, he fell into a union with her which took the pain from his labor. He had no articulate thought of anything; there was only this perfect sympathy of movement, of turning this earth of theirs over and over to the sun, this earth which formed their home and fed their bodies and made their gods. [7]
例2：And if he grew too weary in the day he laid himself into a furrow and there with the good warmth of his own land against his flesh, he slept. [7]
例1中，赛珍珠对阿兰和王龙在土地上共同辛劳的描写极为动人，充满了田园耕作的诗意。例2中，赛珍珠描绘了王龙的勤俭坚韧和对土地的眷恋，洋溢着诗意。
张译分别如下：
例1：初夏的太阳设在他们的身上，她脸上就不住地出汗。王隆把布衫脱了去，他裸露着背；但是她仍然穿着薄布衫工作，那布衫湿的像皮肤一般地贴在她的身上。他们俩在一块儿按着节奏一言不发地劳动着；这样的劳动着，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融洽，减轻了他劳动的苦楚。他没有清晰地想过任何事情，只有同心地去劳动，在太阳之下他们的田地里不住地5-作。这田地形成了他们的家，养了他们的身体，造成他们的神。[10]
例2：若是白天他太烦累了，便躺在畦子里，让地里的暖气靠着自己的皮肤，便睡去了。[10]
例1中，张铁笙将“He had no articulate thought of anything”译作了“他没有清晰地想过任何事情”，使得原文中表现王龙在田里劳动时精神的空灵这一状态变成了王龙混沌愚昧的思维习惯，大大削弱了原文的诗意色彩。例2中，原文中“his own land”表现了王龙对拥有土地的喜悦之情，“his flesh”则体现出他与土地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的感情，译文中并没有得以体现。译语失落、变形、叛逆了源语，其原因何在？
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写道：“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中(指语言)……”[11]谢天振在其独著《译介学》中这样评论埃斯卡皮的这句话：“我觉得埃斯卡皮把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仅仅解释为语言的变化过于简单了些，这里的参照体系不仅应该指语言，还应该包含文化语境”[10]。从中可以看出，在文学翻译中，文本外的诸多因素，当然包括时代背景，会赋予原作以不同的面貌。
张铁笙在《大地》的《译后自记(算作序)》中写道；“当我着手接译这本书的时候，几个朋友都劝过我，说本书作者在有好些地方侮蔑我们的国家，藐视我们的民族，应当把它略过或是删除，……我是从农家来的一个孩子，可以为著作证明，她没有侮蔑我们，乃是我们的社会便是这么一个社会。”[1]张铁笙所处的30年代，中国急于改变传统的农业社会面貌，求变革以图强。译者张铁笙翻译《大地》的目的是向国人展示中国农村实况：农民贫穷愚昧，农村灾荒丛生。因此，在追求现代化的焦虑和变革社会的急切愿望下，译者看不到原文中中国乡村的诗意色彩，在翻译中，或多或少的失落弱化了中国乡村的诗意色彩。
王译分别如下：
例1：时值初夏，烈日直晒到他们身上，她脸上很快就挂满了汗珠。王龙脱去上衣，光着脊背；但她却穿着遮住双肩的单衣干活，单衣湿透了，贴在身上像是又一层皮肤。他和她两人一起干活，配合默契，一句话也不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他觉得和她凑合在一起，甚至不觉得累了。他好像把什么事都忘了，有的只是这样在一起干活时内心的愉快他们把自己这块地对着太阳翻了又翻——正是这块地，建成了他们的家，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塑成了他们的神像。[8]
例2：若是白天他太烦累了，便躺在畦子里，让地里的暖气靠着自己的皮肤，便睡去了。[8]
例1中，较之于张译中农民王龙的混沌愚昧和农村诗意色彩的弱化，王译中“挂满汗珠、光着脊背、对着太阳翻了又翻”等文字较好地保留了原文中对土地、对耕作等乡农生活的诗意，再现了原文的诗意色彩，生动的传递了原作中中国农民田间劳动这一美丽画卷，将农民与土地生死相依的关系饱含深情地变现了出来。例2中，张译割裂了农民与土地的生命相连和生死依附，农民对土地的无比眷恋和无限向往。王译通过将“the good warmth”译作“感到暖洋洋”的，再现了王龙对于身体贴着土地因而感到温暖的“恋土”情结，完美地保留了原文中对土地、对耕作等乡农生活的诗意，再现了原文的诗意色彩。
正如前文中提到，王逢振翻译《大地》时，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国力逐渐强盛。此时，时空距离的拉长和时代背景的变迁，使得译者用一种较为平和的心态面对《大地》，译者已经能够用一种较为平和的心态来译介《大地》，《大地》也由30年代的社会性译本回归到了文学译本。
6. 结论
《大地》经历两次翻译高潮，有多个译本。回顾20世纪30年代不同时代背景下赛珍珠作品《大地》的翻译，通过对源文本与译本、不同时代译本的对照对比，可以发现：《大地》在我国的翻译经历了明显的变化，《大地》的翻译受时代背景的强烈影响，时代背景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目的，继而影响着《大地》翻译文本的阐释。但是由于篇幅和时间限制，本文只关注了20世纪3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大地》的三个译本，50年代至70年代结束再到88年《大地》新译本出版，《大地》经历了长达30年的译介空白，更能让人们异常清晰地看清《大地》翻译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本文并未全面深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