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斋藤幸平，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的不相容的精彩论证，深入论述了资本主义为转嫁自然与生态之间的矛盾，通过技术性转嫁、空间性转嫁和时间性转嫁以维持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因此，斋藤幸平提出了一条去增长的共产主义的道路，实现自然和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共同财富的增加，而不是私人财富的增加，是走出生态危机的一把钥匙。
Abstract: As an ecological Marxist, Kohei Saito’s brilliant demonstration of the incompatibility of capitalism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depth, discussion of capitalism in order to transfe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ecology, through technical transfer, spatial transfer and temporal transfer to maintain the imperialist way of life. Therefore, Saito proposes a communist path to growth, to achieve great wealth of nature and society, and the increase of common wealth, not private wealth, is a key out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1. 引言
斋藤幸平先从西方面对生态危机所做出的一系列举措进行深入剖析，认为西方的生态自救计划从根本上是无法解决已经遍布人类活动范围内的世界性生态危机，以“物质变换”为核心概念，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变换裂缝以及向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和批判，提出“去增长的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复归，是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
2. 西方生态自救计划从根本上无法解决“人类世”的生态危机
可持续发展概念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提出来，各个国家和企业组织通过开发新能源、不断更新技术、使用清洁能源、并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以完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是斋藤幸平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态可持续之间是无法相容的，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增长是无法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变，西方所采取的自救计划也是无济于事。
2.1. 绿色新政与生态可持之间不相容
发达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更加绿色的增长，所做的努力则是将污染转嫁到边缘的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加剧对边缘地区的剥削与压迫，以维持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斋藤幸平分析绿色新政，所谓绿色新政是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进行公共领域的投资，推广电动车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拉动就业，增加有效需求，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绿色新政的支持者认为通过清洁能源和技术将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不会对环境造成压力，有可能实现“脱钩”，不对环境造成负担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斋藤幸平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确实是在下降，但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将生态危机进行转移，并没有真正的再解决生态问题，而是制造新的需求来实现“再挂钩”，经济所谓的绿色增长并没有对环境减少负担，而是再加重负担，因此所谓的绿色新政是在维持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
2.2. 逃避现实的加速主义与生态现代主义
加速主义是在欧美得到广泛支持，通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来实现共产主义，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加速主义寻求进一步增长来摆脱贫困，但加剧了对地球的掠夺。生态现代主义强调对自然的管理，对技术继续保持信心，通过更多的技术的创新，来加速度过生态危机，解决生态问题，在没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来引起生产和消费上的变革，但技术也分为开放性技术和封闭性技术，高兹指出区分二者的区别，封闭性技术是资本的专制，垄断奴役人们的技术；而开放性技术促进与他人的沟通、协作和互动[2]。斋藤幸平指出，封闭性技术夺走了人们面对危机的想象力，危机是我们反思自身行为，构建未来的一个契机，但由于技术的垄断，掩盖了深层次的矛盾，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3]。
2.3.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去增长无济于事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遵从资本增殖逻辑，自然和社会受其宰制，人们的劳动过程也是服从于资本价值增殖的逻辑所展开。去增长的资本主义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下实现去增长，但斋藤幸平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是造成生态危机和生态问题的根源，追去经济的无限增长是对资本主义的真实表达，在去增长的资本主义下解决生态危机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去增长的资本主义主张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修正，通过制度和法律来驯服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会冲破界限，因为追求利润、扩大市场、外部化、转嫁危机、以及对自然和工人的掠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因此，斋藤幸平呼吁的是平等和可持续的“去增长”，转向新的经济模式，去减少经济不平等、扩大社会保障和增加休闲时间的“去增长”经济，“去增长”的共产主义则是真正的出路所在。
3. 斋藤幸平基于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进行双重批判的维度
斋藤幸平指出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具有双重的批判维度，分别从“断裂”和“转移”展开，马克思关注到了掠夺式农业造成物质变换存在不可弥补的裂缝，城乡对立和生态不平等的交换，自然循环速度无法和资本积累时间相匹配，资本主义将自身的矛盾转嫁到了别处，但通过转嫁又将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克服自身的矛盾和生态危机，只能通过转嫁的方式来减缓，对生态问题的解决一再拖延，并加深了对自然的掠夺。
3.1. 技术性转嫁搅乱生态体系
技术性转嫁以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环境危机，资本主义通过发展新型技术来和进行全球化的贸易来回应生态问题，同时通过技术性转嫁的手段来实现为新的资本增值开道路，将生态问题扩展到全球范围内。斋藤幸平论述在李比希考察了“掠夺式农业”，即牺牲可持续性来追求短期利润的非理性农业经营[4]。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哈伯·博施法制氮，并没有弥补裂缝，而只是进行了转嫁，化学化肥的大规模的应用搅乱了土壤的生态系统。因此，技术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进行转嫁，并且技术的滥用加深了自然与资本之间的矛盾。
3.2. 空间性转嫁以牺牲外部化社会
掠夺式农业让土壤肥力下降，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研制出化学废料，但海鸟鸟粪可以解决土壤肥力下降，因此大量的海鸟粪从南美出口到欧美，空间上的转移最终带来的是对原住民的压迫，还造成海鸟数量的锐减，造成资源的迅速枯竭。空间性转移是在“空间裂缝”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转移危机的暂时性的方法，这种裂缝表现为城乡对立，资本主义对城乡内部空间进行认为的分割，造成乡村的土壤迅速贫瘠，无法进行再生，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加剧，在长途贸易表现的更为深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分工方式，大城市依托农村不断输送各种自然资源和化石燃料，通过资本积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农村的环境不断恶化，资源稀缺，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是发达国家将发展经济的成本和环境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生态上的不平等交换。
3.3. 时间性转嫁不顾未来社会发展
自然的循环和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对生态造成的问题不会立马显现出来，而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才逐渐显现出来成为生态问题。自然的滞后给资本带来了发展和进一步破坏的空间，这种时间偏差对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对土壤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过度消耗导致了土地退化、水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问题。此外，化石燃料的过度燃烧不仅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积累，还加剧了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尽管资本的技术革新可以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益，但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资本时间和自然时间的偏差不可忽视。
4. 斋藤幸平关于“去增长的共产主义”的逻辑思考
斋藤幸平指出根据《资本论》，指出只有彻底改造劳动，使劳动为中介的生产方式彻底变革，生产可以配合自然循环来进行，才能弥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通过改变劳动形态来克服环境危机和生态问题。让经济减速以遏制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生产不可能和自然循环的速度相匹配，因此，提出了“去增长的共产主义”，其基本内容为追求价值经济转向使用价值经济、缩短劳动时间和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统一分工以及强调基本工作与生产过程的民主化，对去增长的共产主义的构建[5]。
4.1. 对资本主义将共同财富变为私人财富的否定
斋藤幸平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是依靠人为的制造稀缺性，私人财富的增加，而使人们的共同财富被剥夺和减少。指出将使用价值作为生产的目的，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转向使用价值经济，以改变生产的动力，将大大减少只为赚钱的无意义的工作，而将劳动力的分配和扩展为社会再生产真正需要的领域，因此可以停止创造不需要的东西以减少劳动时间，真正维持社会的繁荣，对自然环境可以有正向的积极影响[6]。马克思指出将劳动内容转化为充实又有吸引力的实践活动，斋藤幸平提出废除统一分工，恢复劳动创造性的设想，因为即使劳动时间缩短，劳动内容无聊且让人痛苦但还是会落到消费主义的陷阱之中以缓解压力，通过废除在资本主义的分工体系下的统一分工，恢复自然和社会财富的丰盈，而不是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消费主义上的丰富，物品的丰富。
4.2. 实现私人财富向共同财富的复归
马克思指出，弥补资本主义所制造出来的裂缝，恢复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在有意识的限制人与自然会见的交换，斋藤幸平指出转向重视使用价值的经济，把重点放到使用价值之上来摆脱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7]。马克思通过价值和使用价值来对商品的属性进行区分，因为资本主义的目标是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追求的是商品的价值属性，价值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实现价值的不断地增殖，只要商品能够买的出去，卖什么都不重要了，因此商品的质量和环境负担都是不需要注重考虑的事情。共产主义将使用价值作为生产的目的，从根本上改变，并将生产纳入社会性计划之下，从生产的角度进行变革，不以增长经济为目标，而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这是“去增长”的基本立场。在晚年的马克思也在竭力批评消费主义所带了的消极负面影响，将消费降格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被商品世界所包围，而现在就要尽力摆脱消费所带来的影响，克制自己的欲望来生产对人们的繁荣更为必要的东西。
5. 关于斋藤幸平论述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不相容的启示
斋藤幸平从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去思考生态问题的根源所在，精彩论证了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是无法相容的。同时，在论述“去增长的共产主义”，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做了梳理，去反思历史唯物主义，既要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要追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朝着稳态的经济方向去发展。但是，在具体分析的时候，没有坚持用整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在使用“物质变换”概念时，是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造成的城乡对立和贸易的不平等，而不是运用到去解决生态环境的具体分析当中。其次，“去增长的共产主义”没有看到经济持续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相关联性，而只是停留在静态的去增长来延缓“增长的生态极限”，没有正确看待人与自然之间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辩证关系，二者本是可以在相互促进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则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8]同时，高质量发展则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资源的合理且有效利用、对环境的保护力度加大，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既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使人民共同富裕并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方面，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不平等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建设富有生态效益和资源节约型的社会，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统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将生态可持续发展纳入经济发展的整体考虑，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得到保护和恢复。只有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也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特点和优势。